古稀“釘子户”_風聞

    日益昌盛的國家沒有忘記要彌補當年下放到農場的老知青、老職工一筆歷史欠賬，出台優惠政策為他們建新住房。然而，地方政府制定和落實方案時未嚴格遵照規定而擅自將優惠打了折扣，導致廣大職工深感利益受損而持續上訪維權，跟農場及其上級主管的農業部門“槓”上了。這一“槓”就是八年。

    八年來，農場和上級領導如流水般遊走升遷。八年後，農場職工保障房小區“知青家園”在一片吵吵鬧鬧中落成。

    2019年上半年，“知青家園”的上千套保障房源開始分配，看不到維權勝算又擔心利益再受損的數百户住房困難職工家庭不得不妥協，接受了那憋屈的建築面積不超過70平方米的公租房。

    一小撮年屆古稀的老知青老職工拒絕低頭認慫，在受打壓、遭嘲諷的冷高壓下，他們默默堅守在破舊的平房裏，那些住房絕大多數已屬危房。而他們身不由己地成了安置工作組和部分職工眼中的“釘子户”。

    這些古稀“釘子户”的故事就發生在浙江省金華市石門農墾場（以下簡稱石門農場）。

“有道理的，可以堅持；沒道理的，絕不胡鬧”

    今年73歲的吳應龍和他74歲的老伴沈玉茹就是石門農場那一小撮“釘子户”中的一户。

    老吳是1963年從杭州城裏下放來到了金華農村，當時他才17歲，當時他中學畢業在杭州汽修廠工作了一年。

    那一年，街道幹部找到了他，通知他要接受下放改造。那一年，與老吳一同從杭州下到金華農村勞動改造的知青有百餘人。

    1972年，老吳被調到了石門農場，幸運地趕上了一段農場大發展的好時期。

（老吳和他房前的菜園子）

    老吳和老伴現住在農場原先下屬製藥廠住宅區的兩間舊瓦房裏，掐指算來，老倆口在這裏已經住了28年，但這房子的年齡至少有40年。房前的幾溜菜地，是老吳親手開墾的，老倆口閒來種種各色時令蔬菜，可以從年頭吃到年尾。

    説起自己當“釘子户”的過往，經歷太多風雨的老吳輕描淡寫地歸結為一句話：地方政府和農場把面積小於70平方米的公租房強硬塞給我們，然後要我們搬遷，這是不符合國家和省裏的政策規定，也不符合職工家庭居住的實際需要。

    老吳所説的國家和省裏的政策指的是，浙江省政府辦公廳下發的“浙政辦發【2010】145號”文件《關於做好國有農場危舊房改造工作的通知》，原農業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五部委聯合下發“農墾發【2011】2號”文件《關於做好農墾危房改造工作的意見》；浙江省原農業廳、省發改委、原省國土廳等五部門下發“浙農專發【2012】18號”文件《關於做好國有農場危舊房改造工作的實施意見》等。

    “浙政辦發【2010】145號”文件開宗明義地提到，“長期以來，廣大農場職工以場為家，奮戰在農業生產一線，墾荒造地，為保障糧油等主要農產品供給，發展現代農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由於歷史欠賬多，社會負擔重，職工收入普遍偏低，國有農場生產生活基礎設施依然比較薄弱，仍有不少職工居住在建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磚木結構為主的平房裏，其中不少住房屬於危房。”

    “農墾發【2011】2號”文件和“浙農專發【2012】18號”文件均強調，新建安置户型設計須尊重職工意願，可根據實際適度調整；合理採取改造方式，定向供應經濟適用住房；享受財政補助的面積原則上不超過70平方米，超出的部分不享受補助。

    “政策講得很清楚，地方為危舊房裏的農場職工建造新房，面積可突破70平方米，並依法落實房屋產權。但是，政府部門和農場罔顧廣大職工連續多年的請求，最後建成‘知青家園’安置小區，要把建築面積60多平方米，實際套內面積40多平方米的小户型公租房強行分配給我們。這是我們絕不能接受的。”老吳平靜地説道。

    老吳口中的“我們”現在已成為少數派，曾經一起維權多年的廣大職工早在2019年6月前放棄了堅守。

   其實，住進了新房的部分職工也有苦衷，“好歹那是新房，儘管它不符合政策規定，也不符合職工意願，但比起以前的危舊房還是要好很多。我們先住進去，再繼續爭取應得的權益。”

    安置工作組略施“先搬有獎勵，後搬不沾光”等催遷之術，數百職工乖乖上了樓。可是，等上了樓後，大多數職工又開始抱怨，只夠鋪一張牀的卧室狹小得像“鴿子籠”，兩三個人在屋裏走經常還會撞到一起……

    但是，老吳不低頭，不將就。“比起在密密麻麻高樓裏的安置房，當然是接地氣的老平房住得更加舒服透氣，更有益於老年人的身體健康。”老吳的這一看法也得到了廣泛的贊同。

     下半年開始，一部分已經搬進新住房的職工悄悄地回到老破房裏煮飯睡覺。有人因此還開玩笑説，住回老房子才知道什麼叫養生。

    “我們不是不知道，政府要我們從老房子搬出去，騰出大片土地可以搞開發建設，農場早已衰敗，沒有人比在這裏奉獻了一生美好時光的我們更愛農場，更希望它儘快注入新的發展動能，變得更美麗。可是，政府不該用所謂的發展大局逼迫職工，又草率地把我們趕上樓。政府理應依法依規先做好安置，羣眾的事要與羣眾商量着辦，再科學規劃新藍圖也不遲。”老吳接着説，

    “我們不是‘獅子開大口’漫天要價，我們的要求不高，一輩子都沒有享受過住房優惠政策，國家危舊房改造新政正是給我們這輩子最後可以享受房改政策的一次機會，政府只要執行好政策，給我們安置90平方米的房子就可以了。按規定，超出70平方米補助面積的部分，我們願意自己掏錢，絕不佔國家和社會的一分便宜。”

    前不久，老吳再次把“要求”當面提交給安置工作組，工作人員雖不否認老吳的訴求合情合理，但只能無奈地告訴他“沒有房源”。

    老吳聽後，沒有與工作人員爭辯什麼，他默默地回到家中，從此很少再出遠門。“有道理的，我們可以堅持；沒道理的，我們絕不能胡鬧。”老吳如是説。

（老吳站在廚房望着窗外）

“如果沒有安置，我們就把老房子修一修繼續住”

    “如果真的沒有房源，又不能合乎規定安置我們，我們就準備先把老房子修一修，繼續住下去。”與老吳一道堅守“釘子户”陣地的退休職工王亞飛眼看着冬天就要來了，她開始考慮翻修自家舊房子的事。

    與老吳的房子比起來，現住在石門農場四大隊的王亞飛老人的住房明顯“寒磣”了許多。

    王亞飛今年62歲，她和67歲的老伴葉關南一起住在四大隊一排瓦房的頭一間，整排瓦房殘破而凌亂，外牆已掛上“危房”的警示牌。

（王亞飛站在老房子前）

    王亞飛在農場工作和生活整整四十年。如今，她的鄰居們大多已搬離，而她是少數幾個留守在那裏的住户。

    因為只有一間瓦房，面積只有20平方米左右，除了卧室根本就沒有客廳。鄰居們相繼搬離後，王亞飛老人沿着自己房間的外牆搭出了一間鐵皮屋，這間鐵皮屋從此擔當着客廳的要角。“如果不這麼搭一點，逢年過節的，家裏來客人，都不知能往哪裏坐。”

    “前不久，安置工作人員通知我們，經過努力爭取，70平方米的公租房很快就可以辦產權了，催我們抓緊搬過去，否則安置工作時限一到，整個工作組要撤離。少數沒有安置的，今後也沒人會再來管。”葉關南接着説，

    “這叫我怎麼搬，雖然孩子長大了，到外地工作也在外地買房，但家裏還有四口人：我、我老婆、老岳母、老岳父。四個人在套內面積只有40多平方米的高樓小房裏怎麼擠得下？現在，八九十歲的老岳母和老岳父只能暫住在我鄰居家破舊的空房裏。”

    “省裏的政策實施細則一目瞭然，要求地方做好職工需求摸底登記。認真做登記的話，看不見有的職工家庭人數多，有的少；考慮經濟狀況，有的只要小户型，有的就要大户型。多出來面積的差價，誰不願意掏錢補？為什麼最後還是‘一刀切’建了六七十平方米？有些單位經濟適用房大到140多平方米，怎麼建的？有沒有把關乎困難職工最切身利益的保障房放在心上？”

    據浙江省原農業廳農場管理局2010年的調查統計，浙江全省119家省定國有農場職工當年的人均住房面積為17平方米，遠低於全省當年城鎮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積34.3平方米和農村人均住房58.5平方米的水平。同時，還存在大量的危舊房，安全性能差，廚、衞等基本功能不全，水、電、路、管網等基礎設施不配套，房屋質量和居住環境都明顯落後於周邊農村。

（王亞飛坐在她的“鐵皮客廳”裏）

    上世紀90年代末，石門農場的經營狀況逐漸惡化，負債累累。進而，農場連為職工繼續維修舊房的經濟能力都喪失了。

    在老吳的記憶中，農場最後一次為職工維修房子是在20年前，隨後若沒有搬離的，職工就只能靠自己維修房子。

    2007年退休不久，老吳趁着手腳還靈活，自己爬上屋頂將兩間房頂的瓦片全部更新。距離這次的房屋大翻修有十年的光景了，最近，老吳守在家中時常不由自主地抬起頭，查看房頂是否有破漏。

    同樣擔心天氣將變，住在農場茶廠片區的73歲“釘子户”楊汝花也忙於準備翻修房子。她的老房子逢雨必漏，天花板上顏色深淺不一、發黃發黑的水漬可説明滲漏的狀況。用老人自己的話説，外頭下大雨，屋裏就下小雨，外頭下小雨，裏頭就毛毛雨。

（楊汝花老人看着天花板上雨水滲漏的遺蹟）

    “2012年，我自己花錢請來木工師傅，再花錢買來了木頭和一車的瓦片，將屋頂翻修了一遍，然後有五六年沒有漏了。但是，這兩年又開始漏了。”

    楊汝花的老伴年逾八旬，1955年從杭州下放到石門農場，他是農場最初的墾荒創業者。如今，這位“聽不見、看不見、走不動”的創業者就如他所住的危舊房一樣渾身是病，輾轉反側地躺在牀上一天一天地熬着剩下的時日。

    “都説老了是個寶。老頭子是農場的首批創業元老，可是現在有誰會當他是塊寶？”楊汝花説着就要掉眼淚。

    楊汝花雖然上了年紀，幹勁卻一點都不輸於年輕人，她常常扛着家中自備的梯子，獨自上到屋頂查看和更換遮雨的篷布。

    以前，鄰居們撞見爬上屋頂的楊汝花，都替她捏把汗，在邊上為她扶一下梯子。如今，鄰居們也都搬去了新房。

（楊汝花老人登梯修屋頂）

“追求公平正義的路很長，也肯定要有所犧牲”

    石門農場老知青老職工的危舊房改造工作被拖延的進度不是一年兩年，單就在浙江省內，截至2015年底全省農墾完成危舊房改造面達72％，農場職工人均住房面積提高至39.4平方米。

    “根據國家的統計數據，2018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達39平方米。顯然，浙江省農墾系統職工2015年底的人均住房面積就提前超過了全國2018年的水平，這是了不起的成績。但是，石門農場是個例外。”老吳説。

    浙江省原農業廳農場管理局在總結全省解決國有農場職工住房經驗的一份報告中，有這樣一句話：“解決國有農場職工住房問題，關係農場事業的持續健康發展，關係社會安定有序和公平正義。”

    石門農場的這一例外不知讓多少盼望公平正義的農場老職工抱憾於九泉之下。

    老吳拿出一封寫於2015年11月落款為“金華市石門農墾場廣大職工住户”投向浙江省信訪局的申訴書，其中有這樣兩段話：

    “1955年建場初期的老職工到現在都已經是耄耋老人，60年代到農場紮根落户的杭州上海等大中城市知青也都步入古稀之年。石門農場現有職工住房極其簡陋，多數是上世紀60、70及80年代所建造，90年代至今20多年基本上沒有新建職工住房。現有房屋陳舊老化破損嚴重，大部分是危舊房，遇有颱風雨雪惡劣天氣，難以擋風遮雨，風雨飄搖之中，隨時可能危及生命財產安全。”

    “廣大職工們在滿懷期望中平靜等待，但每年都有10—20名老職工在失望中離開人世。農場職工在一次又一次的希望與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輪迴，已屆風燭殘年的老人們更是經不起拖延等候了！”

    石門農場廣大職工聲情並茂的申訴看得讓人直掉眼淚，申訴內容不僅客觀準確，而且飽含着廣大農場職工一貫的隱忍剋制！但是，石門農場的廣大職工最後等來的還是失望。苦了一輩子的農場老職工本可以趕在2015年或者更早一點享受到新住房，然而在過去的幾年間，他們中的很多人在破舊低矮的瓦房中一個一個地告別了人世，殘喘苟活至今的建場老職工屈指可數。

（石門農場茶廠片區老住宅區局部外景）

    在很多人眼中，老吳和他“釘子户”夥伴們真正是勇氣可嘉的，而這些為數寥寥的古稀老人卻認為，自己選擇當“釘子户”的底氣來源於黨和國家的有力保障。

    這份保障就是中央堅定不移地推進法治建設和連續十餘年不斷提高養老金水平。

    “我是2007年辦理的退休，當時退休養老金1100多元。國家每年大幅度提高退休人員養老金，到現在我的養老金已增加到4700多元。我老伴1997年退休時，養老金才380多元，現在也已經4000多元了。我們對國家的好政策滿懷感激，讓我們晚年生活有了很大的保障！”老吳激動地説道。

    “有人問，國家待我們這些退休老人不薄，那何苦要去做‘釘子户’。我要告訴他們，我們就不該被歸為‘釘子户’。”老吳接着説，

    “我還要告訴大家，我們的堅守是為了公平正義。過去，我們當中很多人受了委屈不敢聲張，生怕落得一個更壞的下場。現在，時代變了，我們有條件有底氣去追求。也許，年輕人還會有顧慮，而我們半截身子已經埋進了黃土裏還有什麼可顧慮的？”

    “追求公平正義的路可能還會很漫長，很曲折，也肯定要有所犧牲。倘若做出一些個人的犧牲，能夠換來整個社會依法維權的覺悟提升，促進國家更進一步健全法治，那麼一切的個人犧牲都將是值得的。”老吳和他的老夥伴們就是這麼認為的。

    這些老人們追求的公平正義，是普通公民的基本權力，更是地方政府深刻領會責任擔當、為民謀福的一個案例，推動法治建設的一股正能量。

    但是，一個社會在追求公平正義的路途上，其代價是要用個人的犧牲去換取，這樣的社會還正常嗎，這樣的公平正義是真的公正嗎？這些老人之所以會這樣説，完全是因為他們這輩子犧牲慣了。

    冬天要來了，這些古稀老人能否安然度過，迎來新的春天。

（以上圖中仿古徽派別墅羣是位於石門農場境內、新開發落成的頤養中心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