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研路徑能帶出諾獎級成果嗎？_風聞

撰文| 賈鶴鵬（康奈爾大學博士、科學文化評論人）

在十月的“諾獎季”，許多人會再次提起一個問題：中國距離諾獎有多遠？雖然從SCI論文發表數量、高被引作者的數量等數據看來，中國科學在整體上確實取得了很大進步，但依靠標準化的考評體系，是否可以判斷中國科學家能做出大量諾獎級的原始創新工作呢？中國科學家大規模獲得諾獎的時代是否即將到來呢？今天的這篇科學評論就將探討這些問題。

隨着一年一度的諾貝尓獎頒發完畢，一個問題再次成為了科學界的公共話題：中國人何時能經常獲得諾獎，或者至少是能獲得與科技產出相匹配的諾獎？諾獎當然關係到原始創新，但實際上也與整個科研體制和社會宏觀狀況密切相關。筆者日前於《返樸》上發表的《中國科學做對了什麼？》就是對此問題的初步探討。

該文發表後，收到很多讀者評論和同行點評，其中不乏質疑之聲。但很多質疑實際上誤解了筆者意見，以為我在推崇唯SCI馬首是瞻的論文數數的做法。但如果仔細看這篇文章，我的意思實際上是説，這種做法是中國科學在崛起過程中的合理路徑，符合特定歷史條件與體制原因。結合對這些問題的回覆和對爭議點的進一步思考，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中國的宏觀體制與學術創新的歷史糾葛和對此的未來期盼。

SCI 論文是被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學引文索引》）收錄的期刊所刊登的論文。

是誰唯SCI馬首是瞻？

探討中國科學的起步與騰飛，必須着眼於1980年代的歷史條件。瀏覽“科學的春天”   那年的科學大會，我們會看到，大會對中國科學重新賦予政治意義的作用要遠遠大於其對科學生產該怎麼做的探討。大會上，不論是鄧小平在十幾年來第一次代表中央對科學家的肯定，還是郭沫若充滿詩人熱情的“科學的春天到來了”的感慨，都沒有説科學的春天到底是啥樣。

是啥樣呢？那時的中國科學基本上處於困惑時期。在“文革”之前，基礎科學是以解決國防重大需求為標準來分配資源的，而技術研究基本上是各個領域具體技術的攻關。但“文革”結束後，國防等國家戰略需求大幅下降，引進技術來替代自主開發實際上從“文革”末期已經開始。其直接後果就是，科學界除了教學和一些不需要科研經費的領域，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事情好做。所以當時才有了一正一反兩件事情，正的是王大衍等科學家呼籲設立“863計劃”；反的是時任中央領導人開始探討撤銷中科院。像“863”這種其實規模一點也不大的科研資助計劃，其設立也能成為一個重要歷史事件，這充分説明了當時科學界的窘困。

這些情況，加上當時不正之風的瀰漫，讓SCI發表作為科學界的主業有了非常合理的選擇。當時SCI中還沒有中國期刊，而國際期刊所表現出的公平、程序嚴謹、結果客觀對中國科學界有強大的吸引力。而且最初中國科學家發表的論文很多都是投入很小的基礎科研領域的論文。所以可以説，SCI是中國科學和中國科學家的歷史選擇。

而這樣的歷史和歷史選擇，在中國支配性的行政體系下，迅速迎合了主管部門進行考評、機構之間進行競爭，以及資源進行分配的標準，其後便成為了壓倒性的考核標準。在這個過程中，**科學家們是唯SCI馬首是瞻嗎？**不是，是唯考核馬首是瞻。中國很多的工程科學領域，比如電力研究，很多迄今也沒有形成推崇國際發表的習慣，因為在這些領域，課題的主要提供方是電科院、國家電網等機構，他們不在乎SCI。同理，涉密的各種國防相關領域需要以國際發表來衡量嗎？也不是。

所以問題不在於是否唯SCI馬首是瞻，而在於考評體系如何確定優秀，在於資源分配需要依靠考評體系來決定。

在《中國科學做對了什麼？》中，我引述了自己在美國參與政府科研評估的經歷，來説明美國在評估課題時也要看論文數量，看期刊的點數。這個説法遭到了一位在美國擔任終身教授的讀者的指責，認為我混淆了宏觀評估和微觀激勵。前者是對機構的，其中需要的標準化不應該落到每一位個體科學家層面上。

這種判斷在美國可能不錯。但問題是在中國自上而下的行政體系主導下，對機構的基於數目字的宏觀評價幾乎必然會反映到對機構下屬的院系的考核上，院系又會把這些轉嫁到個體科學家身上。更加重要的，這種指標會內化為大量科學家的自覺行為。

從過去40年曆史和行政集權式管理的中國現狀出發，中國是否有廣泛依賴SCI等標準評估體系之外的其他選擇？歷史方面的論斷上面已經提過。如果當時不採取國際化的標準評估手段，中國科學會是什麼樣呢？

從現狀角度，中國需要進行自上而下的擇優資源分配。學科與學校的雙一流建設是這方面最典型的體現。只要有資源的非平均化分配，就要有排名，就要有指標。應該説，雙一流評估本身的指標儘量避免了SCI點數而更加偏重ESI高引學科所佔的權重，這實在是煞費苦心。但既然是行政評估，標準化指標體系就不可避免。

ESI 對研究人員、機構、國家、期刊、高被引論文等的刪選門檻。ESI 是指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即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是目前普遍使用於衡量學科研究績效、跟蹤科學發展趨勢的分析評價工具。通過 ESI 可以確定22個學科領域中最有影響力的國家、機構、論文和出版物，以及研究前沿。

量化考評就完全無法創新嗎？

所以説，不是科學家唯SCI馬首是瞻，而是科研考評和資源分配催生了SCI指揮棒。但這就完全是壞事嗎？或者這就只是壞事嗎？剛才我已經説過，SCI指揮棒是特定歷史時期的選擇，而且可以説是相對合理的選擇。在《中國科學做對了什麼？》一文中，我分析了SCI選擇對於中國科學集聚當時有限的資源、與當時的不良社會氛圍做切割起到了重大作用。實際上，基於SCI、ESI、Scopus等量化標準的考評給常規科研帶來的並不是災難性結果。

首先，考評與內容是分開的。所以科學家自身完全可以在內容選擇上去努力追求創新點。固然做跟蹤性科研是最容易開張的，追逐熱點較容易發表在高影響因子的期刊上，但制度本身並不禁止任何人做完全原創性的科研。從理論上講，基於小同行評議的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評估是可以支持這種原創性研究的。當然，如果一個完全原創性科研選題的本子在面上基金申報上沒有過，其實是因為同行覺得這個不可行。不論同行們正確與否，這不是行政考評體系的錯。

其次，抨擊SCI標準化考評的板子主要是打在它扼殺原始創新上。為了確保出成果，科學家們主要是追蹤熱點。但不論中外，大多數科研是追蹤既有研究開創出的領域。完全不看別人的研究的從零開始的原始性創新是不存在的。同樣，任何追蹤式科研的底線是不能簡單複製條件相同的被追蹤者的結果（除非是要驗證其方法是否可行），否則如果説成是自己的工作而拿來發表，那叫剽竊。

這也就意味着，追蹤熱點本身並不是不能創新。完全沒有創新點的工作，其實也發表不了。大量的第二落點、第三落點的跟蹤性工作，通過深化對特定科學規律的條件和變化的認識，同樣在豐富着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在這些工作中，也有可能湧現出原始創新點來。筆者在《中國科學做對了什麼？》曾舉了蛋白質結構解析這一重要的平台性工作來説明。解析了蛋白質立體結構相當於為我們敞開了一扇通向科學未知世界的大門，從中可以孕育很多高度原創性的工作。

第三，即便依賴SCI，學術界自身也是在進步的。這一點我在《中國科學做對了什麼？》已經提及。把期刊根據學科及影響因子來做分區評估，這比起早年的只看是否發表在SCI或者只比較影響因子，已經是很大的進步。20年多前，在評估者和科研領導人不太懂這些的情況下，即便是分區考評也做不到。對於同一個學科而言，影響因子高的期刊發表的論文，在總體上比影響因子低的質量更好。

第四，在標準化評估在大多數學校仍然處於壓倒地位的情況下，我們也看到了很多鼓勵原創性的努力。近年來新興的一些大學，如南方科技大學、西湖大學和上海科技大學等，對青年科學家的自由探索給予大量支持。我在最近1年陸續為Nature撰寫的一些報道表明，這些大學的很多青年科學家可以不用擔心在短期內出成果，也不用過分依賴於SCI指標。這確實是可喜的結果。在傳統的985大學，也有清華-北大生命科學聯合體這樣的體制內探索。它們取得的成績也會有助於逐漸改善單純的量化指標依賴。

那些認為扔掉了SCI等各種數“工分”的做法後，中國科學立刻就可以開始原創創新的想法無疑是幼稚的。我們實際要做的，不是扔掉SCI立刻另立爐灶（實際上也做不到），而是在承認行政化管理必然會導致現有標準化考評的基礎上，通過各種探索性措施來嘗試新的鼓勵創新的做法，同時逐漸限制數“工分”絕對化的負面影響。

中國離諾獎有多遠？

標準化的考評體系並非像很多人想像的一樣讓中國創新陷入災難。但標準化的考評體系也不會讓中國科學家能像當前在數目字上來體現的那樣，在不久的將來諾獎井噴。

我在《中國科學做對了什麼？》曾提到，我不太同意科學界“大V”袁嵐峯博士的觀點，他認為中國現在ESI高被引作者的數量井噴，類似於開始大規模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的前夜：將來這些中國科學家也會像今天的日本科學家一樣來問鼎諾獎。

這種僅僅靠數目字進行的判斷，在衡量科學的整體進步上很有説服力，這也是我在上一節説的，標準化考評並不必然扼殺創新。但問題在於，僅僅靠數字是不能區分具有方向引領性的原始創新和其他同樣重要、只是在原始創新性上差一點的工作的。

多年來對諾獎的跟蹤，讓我總結出，諾獎級成果主要是那種成功引領了主要科學發展方向的極為重要的原始創新。當然是否原始永遠是一個相對概念，而在類似的原始創新中哪一個最重要，總是有爭議的。所以很多年份的諾獎頒佈後，都會有一些在這個工作方向上誰的工作更重要、更值得獲得諾獎的爭議。但無論如何，諾獎的獲獎成果一定要有引領性，所以才需要20年或更長時間來判斷。

但問題是，如果僅僅用數目字來看，並非當初作出最重要的引領性工作的作者就是在這個方向上唯一的最高引用作者。通過非常系統的工作把這個方向上的諸多條件進行檢測，甚至推熱了這個方向的研究，同樣也可能成為高被引者。

再用上面説過的蛋白質結構解析的工作來舉例。我們知道，冷凍電鏡的發明得了諾獎。冷凍電鏡是做蛋白結構解析的重要手段。一種蛋白的結構被解析出來後，會有大量針對這種蛋白的各種功能的研究。這些科研工作可能不需要引用發明冷凍電鏡的論文，但肯定繞不過最早公佈這種蛋白結構解析結果的文章。這也是 CNS（Cell、Nature、Science）願意發表這類文章的原因。這些首先解析出特定蛋白結構的工作當然非常非常重要，但按照一般的理解，它們距離諾獎所推崇的原創性還是差了那麼一點點。

Cell、Nature、Science 這三種期刊通常被合稱為 CNS。

在看待高引作者時，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中國龐大的科研人口和對權威表示格外尊重的文化傳統。這就導致了大家會廣泛引用國內一些科研大家的工作，即便有時候略有牽強。此外，中國科學家數量龐大，工作同質性高也創造了很多熱點領域。僅僅靠中國科學同行的跟蹤和引用，這些領域就孕育出了以引用數來衡量變成了熱門的很多科研課題。但應該説，絕大多數這樣的課題是不具備問鼎諾獎的水平的。必須承認，在最高科學水平上，我們相比於美英、日本還是有差距的。

合理看待中國科研現狀

雖然中國科學在總體上距離諾獎井噴（或者井噴前夜）還有很大距離，但也沒有必要因此沮喪。必須看到，中國基礎科研的大規模啓動其實是1990年代中期以後的事。短短20多年時間取得的成果，還是超過了歷史上絕大多數國家科學進步的速度，這其中，標準化的考評絕對説得上功不可沒。

雖然我們還看不到諾獎井噴，雖然我們用美國水平來衡量中國的原始創新還比較缺乏，但就科學本身來説，中國科學家為豐富我們對自然的認識同樣貢獻了巨量的知識，這不也是科研的本意麼？

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講，雖然中國科學還缺乏那種高度原創性的貢獻，但這與中國整體的經濟、技術發展的模式是一致的。如我在《中國創新做對了什麼？》一文中所説，中國的技術發展同樣是不去發展創新的第一落點，而是迅速跟進甚至壟斷第二落點。甚至説得更遠一點，這也與中國基礎教育階段養成的背誦標準答案的學習模式是一致的。不論在哪個方面，我們都能切實感受到國家的迅速進步。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沮喪，也沒有理由因為得不了諾獎而棒打SCI。

但必須承認，中國科學發展到現在這個體量和學術成績的地步，再靠以追蹤為主的創新就難以持續了。但追求新的科學發展模式並不是要一切推倒重來。我們要摸索的，是通過各種實驗性手段，讓鼓勵原創科研的措施與（行政化管理和資源分配必然導致的）標準化的考評措施彼此能相互接納。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還要拋棄情緒，來認真看看中國科學的對錯得失。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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