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鈞棒:火燒圓明園、紅軍長征和抗美援朝——兼評一些奇談怪論_風聞
熊猫儿-2019-10-26 12:31
2019年10月18日,是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159週年。
2019年10月19日,是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84週年。
2019年10月19日,是中國人民志願軍開始跨過鴨綠江,揭開抗美援朝戰爭序幕69週年。
之所把三個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放在一起説,原因在於,第一是三個事件發生的月日幾乎重合,第二是它們之間具有某種因果聯繫,第三是有必要通過對幾個歷史事件的回顧和評論,對社會上某種糊塗認識進行商榷,釐清是非,同時反駁某種奇談怪論。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組成聯軍發動侵華戰爭。咸豐十年(1860年)8月,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從第二天開始,軍官和士兵就瘋狂地進行搶劫和破壞。為了迫使清政府儘快接受議和條件,英國公使額爾金、英軍統帥格蘭特以清政府曾將英法被俘人員囚禁在圓明園為藉口,命令米啓爾中將於10月18日率領侵略軍三千五百餘人直趨圓明園。
火燒圓明園在狹義上指焚燒圓明園,廣義上焚燒範圍不僅只是圓明園一處,而是京西的皇家三山五園等,即萬壽山、玉泉山、香山三山,清漪園、圓明園、暢春園、靜明園、靜宜園五園,其焚燬的範圍及程度遠遠比圓明園大得多。
紅軍長征二萬五千餘里是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的總里程。各路紅軍長征路線:紅一方面軍從1934年10月17至1935年10月19日,歷時12個月零2天,途經江西、福建、廣東、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藏、甘肅、陝西11省,行程二萬五千裏。紅二方面軍從1934年10月17日至1935年10月22日,歷時12個月零5天,途經湖南、貴州、雲南、西藏、四川、青海、甘肅、陝西8省,行程一萬六千里。紅四方面軍從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9日,歷時18個月,途經四川、西藏、青海、甘肅4省,行程八千餘里。紅二十五軍從1934年11月16日至1935年9月15日,歷時10個月,途經河南、湖北、甘肅、陝西4省,行程萬餘里。
1950年10月19日這一天,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率領下,跨過鴨綠江,趕赴朝鮮戰場,25日,揭開抗美援朝戰爭序幕。
下面分幾方面展開論述:
一、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反面教員作用,以及某些公知大V在這個問題上的奇談怪論。
對於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來,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和瘋狂掠奪,國內的自由派公知為了配合國外敵對勢力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沒少發表奇談怪論。
公知賀某稱西方列強之所以欺負中國,是因為中國欺負西方國家。
**評論:**怪事,敢情這些老外吃飽了撐的,憑着船堅炮利遠涉重洋跑中國受“欺負”來了。
公知袁某稱列強強迫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在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作用。”**
**評論:**能夠把外敵對本國的侵略戰爭及其嚴重後果美化到如此程度的人,也算是漢奸中的極品了。經濟全球化只應該是各國之間平等的貿易往來,而被列強用武力打開國門的所謂“經濟全球化”只能是列強佔領中國的市場和掠奪中國的資源。
閔某等公知稱,圓明園是皇家園林,是私人財產,跟老百姓沒有關係,火燒圓明園實際上是給老百姓出氣。
**評論:**原來英法聯軍遠涉重洋是學雷鋒做好事來了,看起來我們也應該投桃報李,派人去把曾經作為封建帝王豪宅的白金漢宮和愛麗捨宮給燒了,也給英法兩國的老百姓出出氣吧。
更加露骨的是,眾多自由派人士稱:“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現代文明。
**評論:**這些人曾經毫不掩飾地説,假如美軍打過來,他們會給美軍帶路。當年給日本人當漢奸,其中一些人還當得羞答答的,而現在某些人當漢奸當得那麼理直氣壯的,估計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了。不錯,首先進入工業革命的英國客觀上會帶動一些殖民地國家的科技進步,但是核心技術還是掌握在人家手中,這決定了經濟的主導權在人家手裏。但是隨着歷史的發展,那些國家即使是沒有被殖民,或遲或早同樣會掌握。按照那些自由派人士的邏輯,是否可以這樣説,德意日法西斯挑起的二戰一聲炮響,給美國送去了國防現代化呢?因為德國的核武器研究和日本的細菌生化武器的研究是早於美國的,並且德國的核武器差一點早於美國研究成功並且用於實戰。
談到火燒圓明園的歷史事件,很多人都提到一種現象,就是有些中國民眾幫助甚至是資助侵略軍,對此,某些公知、大V也有自己的説法。

瞭解賀公知的人,覺得從他口中説出這些話毫不奇怪。他把一小撮漢奸的有奶便是娘説成是“人民想”,這與他一貫以來的政治立場是一脈相承的。而與賀某並不同屬於一個陣營的另外一位網絡大V也説出類似的話,就令人費解了——
他認為,當時的一些中國老百姓之所以出動出城迎接侵略者,是因為舊中國的統治階級對老百姓剝削得太狠了,把他們逼到了絕路思路上;同時,那些文人又天天稱讚西方,老百姓走投無路,只能把希望寄託在侵略者身上。火燒圓明園和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是殘酷剝削人民的舊中國統治階級。
**評論:**兩種説法,表面上立場不同,卻殊途同歸。前者把一小撮投降賣國的漢奸説成是“人民”,並且把他們的賣國行為給予合理化,跟公知茅某的“漢奸是英雄”論如出一轍。後者雖然有點道理,但是本末倒置並且有很大的片面性。
毛主席等老一代領導人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明確地定為“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一來重點突出,排在最前面的鬥爭對象是帝國主義,二來全面包括,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一起反對。而這位大V卻認為:“火燒圓明園的根源”不是帝國主義,而“是用蒙汗藥把中國人民麻翻,變成東亞病夫的漢奸五毛黨”。這就奇了怪了,按照現在網絡上的習慣説法,所謂的“五毛”就是所謂的擁護政府,並且專門為政府“歌功頌德”的人。這位大V的説法跟賀某的共同點在於,都否認了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而他的説法還自相矛盾,既然“火燒圓明園的根源”是給政府唱讚歌,“是用蒙汗藥把中國人民麻翻,變成東亞病夫的漢奸五毛黨”,那麼出現的情況應該是民眾與政府站在一起共御外敵才對呀,怎麼會變成幫助外敵對付當時的政府呢?
這種似是而非的説法在最近的香港動亂和暴亂髮生的時候在內地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亂,在明明看到美國和英國利用香港的一國兩制故意在香港製造混亂,大目標是遏制中國的發展,眼前目標是想以香港作為籌碼迫使中國在貿易戰中讓步的大敵當前的情況下,某些人無視特區政府多次努力解決香港民生問題受到資本家阻礙的實際情況,把造成香港民生問題的鍋一股腦地扣到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頭上,理論脱離實際,實際上產生的客觀效果是轉移了視線。
**二、**外敵入侵或者侵犯、損害中國的主權的情況下,什麼是主要矛盾,毛主席等共產黨人用行動作出了回答和正確選擇。
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是,基於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是以反帝反封作為鬥爭目標的,但是在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的蔣介石等人相繼發動反革命政變,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羣眾以後,正如那位大V所説的:“當時中國的官僚富豪把老百姓逼到了絕路死路上,當時中國的文人又在整體上變成了漢奸五毛黨”,共產黨人別無選擇,只能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這並不是一句空洞的理論,而是實實在在的情況,哪個紅軍戰士不是與國民黨反動派有血海深仇?毛主席的為革命事業犧牲的六位親人,有幾位就是死於國民黨的屠刀之下。
而就在國民黨對蘇區發動一次又一次的瘋狂圍剿的時候,1931年9月18日,發生了“9.18事變”,此後,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首先開展了艱苦卓絕的抗戰。在“9.18事變”之前,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已經進行了兩次圍剿。蔣介石集團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頑固奉行不抵抗政策,再連續發動了對蘇區的三次圍剿,由於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時任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博古採納軍事顧問李德的建議,放棄過去四次反“圍剿”鬥爭的積極防禦方針,將這場戰爭定性為國共之間的決戰,採用軍事冒險主義,提出了“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口號,要求紅軍在根據地之外抵抗國民革命軍,決定在國民黨之前搶先行動,發動所有紅軍展開全面進攻,並爭取蘇維埃在全中國的勝利。但中央蘇區只有10萬左右的正規軍和數萬游擊隊,在搶先進攻後不久即遭到巨大損失。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跳出國民黨的包圍圈,北上抗日。
1935年8月1日,紅軍在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在莫斯科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是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重要文件,是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開始。
請注意這個時間節點,在此之前的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城召開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遵義會議之後的四渡赤水戰役,是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處於國民黨幾十萬重兵圍追堵截的艱險條件下,進行的一次決定性運動戰戰役。中央紅軍採取高度機動的運動戰方針,縱橫馳騁於川黔滇邊境廣大地區,積極尋找戰機,有效地調動和殲滅敵人,徹底粉碎了蔣介石等反動派企圖圍殲紅軍於川黔滇邊境的狂妄計劃,紅軍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在聯合抗日的條件還沒有成熟的情況下,共產黨和紅軍對於蔣介石集團的圍追堵截進行了堅決反擊。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以後,蔣介石繼續用借刀殺人的老辦法,調張學良的東北軍去圍剿紅軍。結果東北軍一戰就讓紅軍殲滅了三個師。而蔣此時卻火上澆油,趁機取消了這三個師的番號,這讓張學良開始認識到蔣借刀殺人的目的;加上共產黨提出的抗日主張深得其心,所以張學良開始停止剿共,與共產黨合作。並且與楊虎城一起,於1936年12月12日,發動了逼蔣抗日的兵諫,即“西安事變”。
在全國上下一片對蔣介石的喊殺聲中,中共以民族大義為重,促使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並且把北上的紅軍和留在南方堅持鬥爭的紅軍游擊隊改編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編第四軍。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基礎上,1937年7月7日,全民抗戰打響。
在從1937年到1945年這段時間內,地主資產階級放鬆對廣大民眾的剝削壓迫了嗎?沒有,國民黨頑固派甚至還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尤其是發動皖南事變。在這情況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共既抵制了王明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路線,又以大局為重,儘量維持聯合抗戰的局面。
在這段時間內,公知賀某所謂的**“‘人民’就會想沒準換一個會好一點”**沒有停止,國民黨內成建制投降日軍當漢奸的就有200多萬人,比侵華日軍的人數還要多。**請注意,當漢奸的主體是錦衣玉食的另一部分國民黨高層人士及其軍隊,而不是什麼“權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下層民眾。**某網絡大V所説的“極端殘暴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也沒有停止,而且前方將士流血犧牲,大後方燈紅酒綠醉生夢死,“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就是當時社會上對這種狀況的非常不滿的説法。
但是毛主席和中共始終以民族大義為重,始終把外來侵略者作為主要敵人,對農村的地主,也只是減租減息,而還沒有進行土改。直到抗戰勝利,為了讓飽受戰火蹂躪的中華大地免再遭戰火,毛主席冒着危險親自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談判,根據蔣介石的日記,蔣介石還曾經有扣押毛主席的打算,只不過考慮到國際影響最後放棄了這一計劃。
後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三、**抗美援朝戰爭不得不打,正是由於抗美援朝戰爭以及後來的國防建設,才真正的奠定了新中國的大國地位,並且為新中國爭取了幾十年的和平。
朝鮮內戰爆發以後,美帝糾集所謂的“聯合國軍”干涉朝鮮內政,通過仁川登陸,一度把朝鮮人民軍逼到了絕境,狂妄的麥克阿瑟不顧中國政府的警告,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並且對中國境內進行了炮擊和轟炸。
美帝的真正目的是把社會主義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中,繼續扶持像蔣介石那樣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並且讓他們領導中國,在帝國主義的主導下,讓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繼續壓在中國人民頭上。
這是世界上的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在結成聯盟戰勝法西斯陣營以後,首次的兵戎相見。
這些年來,國內的自由派公知為了否定毛主席以及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捏造、歪曲和曲解朝鮮戰爭的歷史,發表了種種奇談怪論,比如——
“朝鮮戰爭得不償失”論,“搞僵了與美國的關係導致經濟受到封鎖,國民經濟停滯不前”論,“抗美援朝耽誤瞭解放台灣”論,“扶植起了一個專制獨裁政權”論,“應該聯合美國和韓國推翻朝鮮政權”論。
這些話如果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讓麥克阿瑟聽到,如果碰上他心情不好,説不定會挨槍子,最起碼挨耳光,因為麥氏根本沒有把中共的軍隊放在眼裏。麥克阿瑟跟之前的納粹德國要三個月內消滅蘇聯,日本要三個月內滅亡中國,蔣介石集團要三個月內消滅中共一樣,麥克阿瑟狂言短時間內打完仗讓美軍回美國過聖誕節,他的邏輯很簡單,中國的軍隊讓日本人像趕羊一樣追殺,而日軍又打不過美軍,以此類推,以美國和16國組成的“聯合國軍”以及那麼多先進武器,消滅志願軍不費吹灰之力,沒想到會被打得那麼狼狽。沃爾頓·沃克中將作為侵朝美軍主力第8集團軍司令,這位曾想着聖誕節前結束戰爭回家的將軍,倒真在聖誕節前“回老家”了。
抗美援朝戰爭教訓了美國的驕橫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歷史學博士在莫里斯·艾澤曼(Naurice Issermen)在《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America at War:Korean War)一書中説:
【“朝鮮戰爭留給美國政治和軍事領導人的教訓具有兩面性。一方面,這場戰爭似乎證明了,通過堅決地使用美國軍隊力量,可以阻止共產黨國家接管那些小的第三世界國家;另一方面,在1950年冬天遭受中國軍隊打擊的痛苦記憶成為了一個有力的論據,反對美國介入未來可能在亞洲發生的地面戰爭。在越南戰爭之後,美國總統們將抱怨他們在外交政策方面被‘越南戰爭綜合症’縛住了手腳,害怕美國的軍事介入造成災難性的後果。但是,早在越南戰爭綜合症出現之前就曾經有過朝鮮戰爭綜合症。”】
1953年7月27日,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的“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將軍後來在回憶錄中則有坦白交待,他説:
【“我獲得了一個不值得羨慕的名聲:我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
抗美援朝戰爭也挫傷了蘇聯的霸權。
中國不僅將美國抵禦到三八線以南,同時也使蘇聯看到中國軍事力量的不可戰勝,從而放棄了在雅爾塔秘密條約中獲得的併為蔣介石承認了的在中國東北的鐵路和港口利益。
在斯大林非常不情願的情況下,原本屬於蘇聯勢力範圍的中國東北地區的控制權,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已完全和平友好地轉入中國手中。換言之,1953年朝鮮戰爭使中國東北從蘇聯控制中脱離並轉入中國手中。1953年1月,就在朝鮮戰爭即將簽訂停戰條約的前夕,蘇聯同意將從滿洲里經哈爾濱最終至大連港的這條貫穿俄國遠東關鍵利益線的中東鐵路移交給中國。
1955年5月26日,駐旅順口地區蘇軍指揮部的高級將領和指揮部全體人員,從旅順啓程回國。從此,旅順地區結束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由外國人統治和管轄的歷史。
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的立國之戰,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抗美援朝戰爭以及後來的國防建設,才真正的奠定了新中國的大國地位,並且為新中國爭取了幾十年的和平。
綜上所述,上述幾個歷史事件不僅僅是發生的月日幾乎重合,而且在它們之間有一種內在聯繫。
**閉關鎖國的大清朝並沒有招惹西方列強,但是西方列強卻必然地要打上門來,這是工業革命後佔領科學技術制高點的西方列強通過掠奪資源和佔領市場發展自己的霸權的需要,不管大清朝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權利,是否實行“****極端殘暴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都是會發生的。**漢文帝劉桓是漢朝第三個皇帝,他崇尚無為而治,並且在他從政期間,他基本上沒有做出什麼大的決策,也沒有什麼強有力的制度,開啓了後來的文景之治的盛世的局面,但是匈奴並沒有因此就放棄對大漢的侵犯。漢文帝在位的23年,內部安定和諧,風調雨順,卻是匈奴南下犯境次數最多,規模也最為浩大的時期。這是叢林法則在社會領域的體現,與受到侵犯的國家內部情況沒有必然聯繫,差別只是在於受到反抗的程度和有效性的程度的大小。當然,武器還不至於很落後的清朝的腐敗沒落決定了其在外國侵略者面前的不堪一擊,就像後來的國民黨政府在日本人面前不堪一擊一樣,你不能因此就否認帝國主義的邪惡本質吧?
從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到後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到後來的八國聯軍入侵第二次火燒圓明園,銘刻着中華民族的屈辱史。這讓眾多仁人志士高舉起反帝反封的旗幟,於是才有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之後的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才有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反帝反封的北伐戰爭。
但是由於國民黨的階級侷限性,在孫中山去世以後,國民黨的主要頭面人物相繼背叛革命,為了維護官僚資本主義的利益,他們向共產黨人和廣大工農羣眾舉起了屠刀。在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儘管當時敵我力量懸殊,但是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是唯一正確的選擇。於是就有了紅軍長征。但是在東北、華北相繼淪陷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把階級鬥爭理論教條化,而是認為挽救民族危亡是第一位的,民族矛盾高於階級矛盾,於是積極斡旋,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同時人民武裝的力量不斷壯大,才在此後的解放戰爭中,推翻蔣介石政府,建立新中國。
二戰本質上是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結成暫時的同盟對付法西斯主義陣營。二戰結束以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而二戰後的美國發展到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從本質上説,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從麥卡錫主義肆虐美國開始已經蜕變為新的法西斯主義,只不過是經過粉飾和打扮的法西斯主義。抗美援朝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説是反法西斯戰爭的繼續,並且揭開了兩個陣營軍事鬥爭的序幕。回過頭來看,抗美援朝從當時看來是不得不打,從現在看來,是意義重大。至於自由派公知拼命貶低甚至是攻擊抗美援朝戰爭完全是由他們的政治立場決定的,毫不奇怪。
從某種意義上説,火燒圓明園等是點燃國人反帝反封怒火的導火索之一,蔣介石集團背叛革命迫使共產黨人進行武裝反抗,而紅軍長征一方面是不利情況下的戰略轉移。另一方面是北上抗日的需要。由於共產黨人以民族大義為重,才有第二次國共合作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面對已經逐步淪落為新的法西斯主義的美帝國主義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裏的圖謀,抗美援朝戰爭是一次新的“長征”,第一次長征達到的目的是建立起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第二次“長征”即抗美援朝戰爭起碼客觀上產生的效果是真正奠定了新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
這就是這三個歷史事件之間的邏輯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