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歲男孩殺人：要求“降低刑責年齡”前，應該弄清楚哪些事？_風聞

本文轉自：Vista看天下

昨晚，大連公安對大連市一13歲男孩殺害10歲女孩的故意殺人案件進行了通報。

警方表示，由於加害人蔡某某未滿14週歲，未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並於10月24日依法對該男孩進行收容教養。

早前津雲報道稱，受害者女孩父親回憶在女兒失蹤到屍體發現的下午，加害者蔡某某曾經兩次主動和自己搭話，詢問女孩的去向。

當晚蔡某某還在班級羣裏假裝自己是旁觀者，稱自己不滿14歲，認為警方的懷疑是“草率”的。

聊天記錄來源 via 津雲

而根據新京報報道，至少有三名住在蔡某某家附近的女士反映，自己曾遭到蔡某某不同程度的尾隨和騷擾。

因此，這條對蔡某某進行收容教養的通報也將網友們的討論引向了高潮：

“為什麼《未成年人保護法》要去保護兇手，那受害的小女孩怎麼辦？”

“應該判死刑，收容教養太便宜他了。”

“現在的年輕人早就成熟了，未成年人只會依仗14歲的限度，越來越大膽。”

這些聲音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互聯網的輿論場上**。**只要類似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惡性事件出現，大家想問的都是這三個問題——

是不是隻要小於14歲的未成年人，不管主觀惡意有多大，都不用負責任？

如果把刑事責任年齡下調，讓已有犯罪意識的未成年人受到懲罰，未成年人犯罪的現象能夠得到更好的改善？

**怎樣才能防止這些未成年犯罪者再犯嗎？**那些收容教養所能起到作用嗎？

首先，對年齡進行劃定的並不是大家誤以為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是刑法。

之所以需要一個年齡界限，是基於對未成年人可能不具備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的考慮。

而根據目前的法律條例，的確不管後果嚴重程度，這些14週歲以下的未成年犯罪者都不需要承擔刑事處罰。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能逃脱法律責任，不接受任何處罰。

受害者父母可以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加害人和監護人進行民事賠償。也就是説，即使蔡某某不用坐牢，受害小女孩的父母仍然可以向他和他的父母提起訴訟，要求賠償。

根據最新報道，女孩親屬也已經請律師為他們提起訴訟。

但如今的輿論場對法律早已不滿，每次出現未成年犯罪（特別是性質惡劣的犯罪事件後）最大的聲音都是，14歲對於刑事責任年齡的最低標準來説過高了。

刑事責任年齡下調是不是一個適用於中國的解決方法呢？

不可否認的是，低齡化犯罪率正在逐漸提升。

北京一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2017發佈的《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白皮書(2009.6-2017.6)》曾經指出，“根據8年來未成年人犯罪的情況看，犯罪年齡低齡化是當前青少年犯罪比較突出的特點。”

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發佈的數據則顯示，我國未成年犯罪中，佔比68.08%的初中生是最高發羣體，小學生也達到了17.74%的比例。

甚至你能夠脱口而出幾件讓人難忘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除了弒母案，還有2016年廣州番禺姦殺小學女生案件，兇手此前還殺害兩名其他兒童。

2015年10月，湖南邵東縣三名未成年學生因為偷東西被女教師發現後，將老師捂死。同樣也是因為沒有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之後被送往工讀學校。

邵東，警方抓獲三名嫌疑人現場

或許國外的法律體系，可以為當下我國的情況做一個參考。

與我國同屬大陸法系的德國所施行的《少年法院法》，以防止再犯罪為根本目的。

其中第3條認為，如果根據未成年犯罪者的心智、道德發育程度，在施行犯罪行為時能夠認識到其行為的違法性，並能據此認識控制自己的行為，則具備刑事責任能力。

而在一些英美法系的國家，比如英國，司法部會認為10歲兒童完全有能力區分淘氣行為和犯罪，14歲就必須承擔刑事責任。

“惡意補足年齡規則”會被用於審判未成年人犯罪的過程裏，也就是説對於 10歲以上但不滿14歲的未成年人，需要檢方提供更多的證據來證明這些犯罪者有責任能力。

如果可以證明他們知道結果的惡性程度還實施了危害行為，則要對他們追究刑事責任。

我國《刑法》對於刑事責任年齡的劃定還是三十多年前了。彼時的十四歲孩子是非對錯觀念的形成過程，和現在的確有許多不同。

因此，民眾呼籲刑事責任年齡下調的提議，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在民法總則將無民事行為能力年齡從十歲下調至八歲的今天，是否需要對刑事責任年齡進行下調，如何從司法制度上防止未成年人犯罪，是值得法律工作者思考的問題。

《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草案也正在審議過程中。

但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的是，未成年人犯罪還是一個多維度的問題。

如果如網友所願，一味下調刑事責任年齡，並不是根本解決途徑。

實際上《刑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還規定，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和學校應當相互配合，嚴加管教，必要時由政府進行收容教養。

但現實生活中，在對這些未成年犯罪者的教育、矯正上，大多數時候並沒有做到位。

一方面，監護人的疏於管教本就是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潛在因素之一。

在2015至2016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留守家庭、離異家庭、流動式家庭、單親家庭、再婚家庭出現未成年人犯罪情況的比例位居前五。

普通學校往往也不會再次接受犯罪情節惡劣的學生。

就比如去年12月湖南沅江發生的未成年人弒母案。12歲男孩因不滿母親管教太嚴，被打後將母親用刀殺死。由於未到法定年齡，男孩被警方釋放。

儘管男孩還有想要返校讀書的想法，但學生家長都表示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再和兇手同校。

至於政府方面的收容教養，什麼程度犯罪才會讓政府採取收容教養的措施，刑法只是簡單説明“必要時候”，而沒有做出確切的規定。

有的地方採取的是送進收容所或是少年犯管教所，有的則是送進工讀學校進行教育。

但是否送往工讀學校，孩子的家長具有決定權，也就是説如果家長不同意將孩子送進工讀學校，政府也無法強制執行。

更何況，許多地方甚至沒有這樣的相關機構。根據新京報報道，2017年年底，國內工讀學校只有93所。

所以，除了考慮司法制度的改變，與之配套的社會教育制度也不應當形同虛設，否則只會繼續落入“無論刑責年齡是多少歲，這個數字以下犯罪的未成年人都不會得到教育與改過”的死循環。

只有法制社會的不斷健全能兼顧法律與社會現狀的匹配，也不忽視對未成年人進行良好的培養教育，我們才敢奢望這樣的悲劇是最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