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李商隱的詩學革命_風聞
未知思-2019-10-26 08:44
李商隱自述“古來才命兩相妨”,與杜甫“文章憎命達”異曲同工。技術表述是一生不得志,發憤作詩,成就詩家之絕唱。
李商隱十歲喪父,少時傭書販舂[1]。令狐楚賞識,進士及第。自述“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為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大齡青年李商隱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決定,於令狐楚喪事後不久,娶王茂元女。時運不濟,一生飄零。《新唐書》:“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為詭薄無行,共排笮之。”李商隱三入幕府,窮愁潦倒,自述“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目曰:韓文杜詩,彭陽章檄,樊南窮凍。”
李商隱於時代格格不入,為令狐綯所惡,節操盡碎,必無出頭之日。温飛卿譏令狐綯“中書堂裏坐將軍”,即便為令狐綯所喜,李商隱也不過是將日子過得好點,於“才命兩相妨”無補。時代不容許無名小卒出人頭地,那就一定困厄一生。
李商隱學老杜,延承詩史。二十六歲寫下《行次西郊作一百韻》記錄甘露之變:“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存者皆面啼,無衣可迎賓。”並評論:“又聞理與亂,在人不在天。”二十七歲寫下《壽安公主出降》,記錄成節度使王元逵索娶壽安公主一事,譏為“分送王姬”。
真要論節操,甘露之變後,詩人皆一言不發;劉蕡反對宦官被貶,又是李商隱連寫四首詩。《賈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詠史詩佳作迭出,並有“成由勤儉敗由奢”的警示之論。
除了舞文弄墨,李商隱也沒啥能幹的事情了。敍事、評論乃至於詩文,只是一個技術活,《有感二首》精準評論了甘露之變的草率。節操當不了飯吃,技術也是誰都可以掌握的,唯有技術創新值得託付一生了。
最好的詩篇平白直敍,從兒童詩的“鵝鵝鵝”、到夾雜評論的“大風起兮雲飛揚”、“鋤禾日當午”;從“天雷陣陣夏雨雪”到“君生我未生”。“思無邪”花開兩枝,繁複路線的文人詩高度發展。
李商隱《板橋曉別》:“回望高城落曉河,長亭窗户壓微波。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芙蓉紅淚多。”遭遇“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的哥特,頓時失語。複製哥特也沒什麼難度,後世有“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再看李商隱《北齊二首》的“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諷刺固然到位了,也與白居易的“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比肩,又失之體面。詩意、題材的重複也令詩文之路越走越窄,李白有“早知如此絆人心,何如當初莫相識。”後世擴展為:“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
對於詩人而言,寫一首傳唱後世的詩歌不難。詩歌就和歷史一樣,若是將敍事與評論視作一個整體,按照確定的方法,選擇確定的價值梯度,文本的絕大部分已經確定。詩人只是訓練有素的狗,就和現代的科學家與工程師那樣。
更進一步的説,只有開創新的詩學方法,才是一名合格的詩人。“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傳世之作寫得再多,也只是依靠詩歌混口飯吃。將李商隱視作現代人更為合適,“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必不為當世所容。將此言論收錄進文集,意味着李商隱有可能已經做出回答,詩文必有超出孔子之處。
李商隱同時做出了繼承與反叛,保留了《關雎》不確定性的文藝旨趣,並以不確定性背離詩言志的文人詩傳統。以《無題》詩為代表的抒情詩走上了詩緣情的道路,可以據此建立起情感梯度[2]。愉快的狀態,時間總是飛快,反之漫長,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愉快眨眼過去,思念是基礎的、長久的。與之匹配,情感在總體上是悲觀的、內卷的。即便是文人詩的開山之作《關雎》,也會被我們讀出悲觀,懷疑君子沒有娶到天作之合的淑女。文藝的突圍必然導向情感的全面性,向着更為細膩的情感縱深發展。李氏情詩尋求不確定性中的確定,而不是《關雎》規範化的確定性中的不確定性,君子與淑女、王子與公主,一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風詩扛鼎之作《蒹葭》,毛詩認為未用周禮,刺襄公,即賢人不應居於野,襄公不用周禮導致的。後世出現對稱解釋,招賢説。兩者的區別無非是賢人的自我放逐與求賢,出現求賢而不得的可能。現代乾脆認為是情詩,又無規範性,全盤的不確定了。
陸機“詩緣情而綺靡”是文藝的自然進步,悲觀情緒的排遣落在唯美的形式之上,進入到審美領域,節制情緒。李商隱繼承了孔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人文傳統,於形式美學上做出適應性調整。
《利州江潭作》:“神劍飛來不易銷,碧潭珍重駐蘭橈。自攜明月移燈疾,欲就行雲散錦遙。河伯軒窗通貝闕,水宮帷箔卷冰綃。 他時燕脯無人寄,雨滿空城蕙葉雕。”自注“感孕金輪所”,説武則天。神劍用典,其後敍事,河伯引入神話,繞得雲裏霧裏。好詩!就是不知道好在哪兒,只好細細咀嚼。好在華美的文字、美好的想象、悽迷的傳説,好在天上人間。好就好在啥都説了,啥也沒説上。即,唯文藝。若是視作人文詩,則是純粹的巔峯。
確定性、直白、情感釋放的極簡主義是“君生我未生”,此詩好到了無人叫好的程度了,又一不可逾越的巔峯。情感釋放的非直白形式是哥特,哥特序列容易把控,李氏哥特內卷化:“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指向了情感序列,製造了情感哥特。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敍事構成的解釋形式依然內卷,自然序列中,審美感受可以是不同的。此詩又構成了突破,象徵主義的,《樂遊原》幾乎是一曲輓歌,既是李唐帝國的,也是詩唐的。站在接受美學的角度,我們才能感受到《樂遊原》擁有“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的闊大,一語雙關的黃昏,讓我們感覺到其中應該藴含着結構性。力量可以由對比而來的哥特所構成,也可以由結構藴含。
《蒹葭》擁有空間結構,如果我們順着詩歌敍述前進,最終會發現伊人位於河道的另一邊,求賢無果。李商隱創造了詩學的結構主義,情感依附於審美結構,完美解決了情感難以把握的美學難題。《夜雨寄北》:“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既可以解釋為圓潤的圓環形結構,也可以解釋為扭曲與變態的莫比烏斯環形扭轉結構。《和張秀才落花有感》“回腸九回後,猶有剩迴腸”,解釋了結構之後的贈人玫瑰,手有餘香。《錦瑟》只取首末聯:“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人生若只如初見,李商隱同時產生了不確定性的“惘然”與確定性的日後“追憶”。 《夜雨寄北》用了一首詩描述了結構,《錦瑟》只用一聯。
《錦瑟》,無愧於詩家之絕唱,高度綜合,高度成熟。李白的淺白,納蘭性德的婉約,遭遇李商隱的華美,黯然神傷了。複雜性本來就是文人詩特有的,我們可以完全不管《錦瑟》的用典,僅僅依靠形式主義的牽引,完全讀不懂的“理解”了《錦瑟》。只有結構才會具有這種確定性的效果,接受美學角度的,既可以是個人原本具有的審美,也可以通過共鳴交互而出。
《無題》:“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燻微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依然是迴旋結構,神來之筆的“來是空言去絕蹤”開篇,由虛向實、由遠及近。以推敲而出的“書被催成墨未濃”為樞紐,由近及遠、由實向虛,展現了對稱美學。
詩學的碎片化,由李商隱發展出整體性與完整性,產生了一次詩學革命。李氏情感序列由正向的、積極的迴旋對稱,與悲觀的莫比烏斯扭轉所構成。其間的人文複雜性,我們至今瞭解了了,盤踞在人文學術的最前沿。李商隱的詩學革命,是可以引發學術革命與人文突破的,可惜長期居於聊備一格的狀態。
唐末李涪是李商隱的第一個評論者[3]:“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善,需要獎嗎?孔子正確的一面是不可以背叛的,後人都要站在孔子的肩膀上尋求突破,李商隱也是如此。李商隱的全面性必然可以產生壞的、乃至於惡的影響,全方位的推進詩學進步,必然產生一系列的負面影響。西昆體流於形式,向來為人不喜。用典繁複也被李商隱所厭惡:“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
詩人可以處理任何的複雜性,除非是蹩腳詩人。李商隱將詩歌高度專業化了,不再是想寫就可以寫了。元好問率先發現了問題,《論詩絕句》:“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幽默的是,元好問誤讀了,佳人錦瑟“怨”從何來?而且現今認為錦瑟只是樂器,代指佳人。將《錦瑟》解釋提高到鄭箋的高度,認識到人文解釋先行,其後才是文藝層面。“一弦一柱思華年”的思,於孔子人文擁有方向性,善的,樂觀的,正向的。李商隱不背離孔子,就不會是悲,悲是元好問的。《錦瑟》之思,是對悲的抑制,正如我們無法阻擋讀者讀出《關雎》之悲,也不能阻止《錦瑟》之悲。華年是一個時間尺度,從開始到結束都是美好,《錦瑟》結構性的賦予了結論,並打開了人文昇華通道。開始的時候就在“思華年”,結束依然“思華年”,“思”由人文定義。思無邪是美學的,美學的複雜性唯有人文,李氏詩歌與之匹配,學術卻跟不上李氏詩歌的腳步。“無端”與“惘然”都需要人文定義,我們至今手足無措。
以詩證詩可以揭示李氏詩歌情感上的全面性。《槿花二首其二》:“回頭問殘照,殘照更空虛。”以物託人,人物兩失。《席上作》:“料得也應憐宋玉,一生惟事楚襄王。”《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此《無題》詩描述了思之悲,卻意外的獲得了力量。並不意外,人文是善的,善是沉默的力量。文人詩天行健,李氏詩歌地勢坤。
人文詩的傳統道路上,即相對於李氏詩歌而言的人為規範後的“殘缺”道路上,蘇軾提供了比較。單向度悼亡“十年生死兩茫茫”,片刻之思的“搔首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雙向度的“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
蘇軾確實提供了殘缺之美,單向度的情感釋放,片刻情感的茫然無措,與悲劇的雙向度。蘇軾也已經突破傳統了,直抵悲劇。悲劇應被禁止的。
《暮秋獨遊曲江》:“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李商隱迴歸到《論語》,悼亡這樣私人的事情,唯有逝川。回憶與思戀,都是美好的。《和人題真娘墓》:“虎丘山下劍池邊,長遣遊人嘆逝川。罥樹斷絲悲舞席,出雲清梵想歌筵。柳眉空吐效顰葉,榆莢還飛買笑錢。一自香魂招不得,只應江上獨嬋娟。”
我們可以明顯發現李商隱與蘇軾的情感世界充滿了極大的差異性。景是那個景,物是那個物,情也是那個情,商隱豐滿,蘇軾悲劇了。“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遭遇“只應江上獨嬋娟”,豈非是“榆莢還飛買笑錢”。“一自香魂招不得”更是直指“彈指三生斷後緣”的真正獨裁,過往不是未來。人文恆久遠,文化不是。
四十七歲的蘇軾可以去《赤壁懷古》,也可以逝川。我們不知道誰更好,唯有知道當我們需要拯救出生活的時候,唯有逝川。先有地勢坤,再有天行健。孔子時代道德初建,不存在地勢坤的問題,詩唐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李商隱發現了問題,予以美學回應。
[1]黃世中,論李商隱(上、下)[J],温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2卷第1期、第2期。
李商隱爭議甚多。生平等以此文為框架寫作,以此文觀點為基礎視角闡述。整體性考察需要納入全部詩文,李商隱詩文太多,每首詩歌都予詳細考察的效率極低,運用已有視角有利於問題的聚焦。
[2]王蒙,李商隱的挑戰[J],文學遺產,1997年第2期。
王蒙提出了李商隱研究需要方法突破、理論突破等問題,述及文藝心理學層面。本文的討論建立於此文表述的基礎視角之上。
[3]劉學鍇,本世紀中國李商隱研究述略[J],文學遺產,1998年第1期。
李商隱的評論很多,分歧太多。選擇此文評論總結為基礎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