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李商隱的詩學革命_風聞

李商隱自述“古來才命兩相妨”，與杜甫“文章憎命達”異曲同工。技術表述是一生不得志，發憤作詩，成就詩家之絕唱。

李商隱十歲喪父，少時傭書販舂[1]。令狐楚賞識，進士及第。自述“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為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大齡青年李商隱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決定，於令狐楚喪事後不久，娶王茂元女。時運不濟，一生飄零。《新唐書》：“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為詭薄無行，共排笮之。”李商隱三入幕府，窮愁潦倒，自述“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目曰：韓文杜詩，彭陽章檄，樊南窮凍。”

李商隱於時代格格不入，為令狐綯所惡，節操盡碎，必無出頭之日。温飛卿譏令狐綯“中書堂裏坐將軍”，即便為令狐綯所喜，李商隱也不過是將日子過得好點，於“才命兩相妨”無補。時代不容許無名小卒出人頭地，那就一定困厄一生。

李商隱學老杜，延承詩史。二十六歲寫下《行次西郊作一百韻》記錄甘露之變：“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存者皆面啼，無衣可迎賓。”並評論：“又聞理與亂，在人不在天。”二十七歲寫下《壽安公主出降》，記錄成節度使王元逵索娶壽安公主一事，譏為“分送王姬”。

真要論節操，甘露之變後，詩人皆一言不發；劉蕡反對宦官被貶，又是李商隱連寫四首詩。《賈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詠史詩佳作迭出，並有“成由勤儉敗由奢”的警示之論。

除了舞文弄墨，李商隱也沒啥能幹的事情了。敍事、評論乃至於詩文，只是一個技術活，《有感二首》精準評論了甘露之變的草率。節操當不了飯吃，技術也是誰都可以掌握的，唯有技術創新值得託付一生了。

最好的詩篇平白直敍，從兒童詩的“鵝鵝鵝”、到夾雜評論的“大風起兮雲飛揚”、“鋤禾日當午”；從“天雷陣陣夏雨雪”到“君生我未生”。“思無邪”花開兩枝，繁複路線的文人詩高度發展。

李商隱《板橋曉別》：“回望高城落曉河，長亭窗户壓微波。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芙蓉紅淚多。”遭遇“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的哥特，頓時失語。複製哥特也沒什麼難度，後世有“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再看李商隱《北齊二首》的“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諷刺固然到位了，也與白居易的“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比肩，又失之體面。詩意、題材的重複也令詩文之路越走越窄，李白有“早知如此絆人心，何如當初莫相識。”後世擴展為：“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

對於詩人而言，寫一首傳唱後世的詩歌不難。詩歌就和歷史一樣，若是將敍事與評論視作一個整體，按照確定的方法，選擇確定的價值梯度，文本的絕大部分已經確定。詩人只是訓練有素的狗，就和現代的科學家與工程師那樣。

更進一步的説，只有開創新的詩學方法，才是一名合格的詩人。“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傳世之作寫得再多，也只是依靠詩歌混口飯吃。將李商隱視作現代人更為合適，“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必不為當世所容。將此言論收錄進文集，意味着李商隱有可能已經做出回答，詩文必有超出孔子之處。

李商隱同時做出了繼承與反叛，保留了《關雎》不確定性的文藝旨趣，並以不確定性背離詩言志的文人詩傳統。以《無題》詩為代表的抒情詩走上了詩緣情的道路，可以據此建立起情感梯度[2]。愉快的狀態，時間總是飛快，反之漫長，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愉快眨眼過去，思念是基礎的、長久的。與之匹配，情感在總體上是悲觀的、內卷的。即便是文人詩的開山之作《關雎》，也會被我們讀出悲觀，懷疑君子沒有娶到天作之合的淑女。文藝的突圍必然導向情感的全面性，向着更為細膩的情感縱深發展。李氏情詩尋求不確定性中的確定，而不是《關雎》規範化的確定性中的不確定性，君子與淑女、王子與公主，一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風詩扛鼎之作《蒹葭》，毛詩認為未用周禮，刺襄公，即賢人不應居於野，襄公不用周禮導致的。後世出現對稱解釋，招賢説。兩者的區別無非是賢人的自我放逐與求賢，出現求賢而不得的可能。現代乾脆認為是情詩，又無規範性，全盤的不確定了。

陸機“詩緣情而綺靡”是文藝的自然進步，悲觀情緒的排遣落在唯美的形式之上，進入到審美領域，節制情緒。李商隱繼承了孔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人文傳統，於形式美學上做出適應性調整。

《利州江潭作》：“神劍飛來不易銷，碧潭珍重駐蘭橈。自攜明月移燈疾，欲就行雲散錦遙。河伯軒窗通貝闕，水宮帷箔卷冰綃。 他時燕脯無人寄，雨滿空城蕙葉雕。”自注“感孕金輪所”，説武則天。神劍用典，其後敍事，河伯引入神話，繞得雲裏霧裏。好詩！就是不知道好在哪兒，只好細細咀嚼。好在華美的文字、美好的想象、悽迷的傳説，好在天上人間。好就好在啥都説了，啥也沒説上。即，唯文藝。若是視作人文詩，則是純粹的巔峯。

確定性、直白、情感釋放的極簡主義是“君生我未生”，此詩好到了無人叫好的程度了，又一不可逾越的巔峯。情感釋放的非直白形式是哥特，哥特序列容易把控，李氏哥特內卷化：“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指向了情感序列，製造了情感哥特。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敍事構成的解釋形式依然內卷，自然序列中，審美感受可以是不同的。此詩又構成了突破，象徵主義的，《樂遊原》幾乎是一曲輓歌，既是李唐帝國的，也是詩唐的。站在接受美學的角度，我們才能感受到《樂遊原》擁有“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的闊大，一語雙關的黃昏，讓我們感覺到其中應該藴含着結構性。力量可以由對比而來的哥特所構成，也可以由結構藴含。

《蒹葭》擁有空間結構，如果我們順着詩歌敍述前進，最終會發現伊人位於河道的另一邊，求賢無果。李商隱創造了詩學的結構主義，情感依附於審美結構，完美解決了情感難以把握的美學難題。《夜雨寄北》：“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既可以解釋為圓潤的圓環形結構，也可以解釋為扭曲與變態的莫比烏斯環形扭轉結構。《和張秀才落花有感》“回腸九回後，猶有剩迴腸”，解釋了結構之後的贈人玫瑰，手有餘香。《錦瑟》只取首末聯：“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人生若只如初見，李商隱同時產生了不確定性的“惘然”與確定性的日後“追憶”。 《夜雨寄北》用了一首詩描述了結構，《錦瑟》只用一聯。

《錦瑟》，無愧於詩家之絕唱，高度綜合，高度成熟。李白的淺白，納蘭性德的婉約，遭遇李商隱的華美，黯然神傷了。複雜性本來就是文人詩特有的，我們可以完全不管《錦瑟》的用典，僅僅依靠形式主義的牽引，完全讀不懂的“理解”了《錦瑟》。只有結構才會具有這種確定性的效果，接受美學角度的，既可以是個人原本具有的審美，也可以通過共鳴交互而出。

《無題》：“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燻微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依然是迴旋結構，神來之筆的“來是空言去絕蹤”開篇，由虛向實、由遠及近。以推敲而出的“書被催成墨未濃”為樞紐，由近及遠、由實向虛，展現了對稱美學。

詩學的碎片化，由李商隱發展出整體性與完整性，產生了一次詩學革命。李氏情感序列由正向的、積極的迴旋對稱，與悲觀的莫比烏斯扭轉所構成。其間的人文複雜性，我們至今瞭解了了，盤踞在人文學術的最前沿。李商隱的詩學革命，是可以引發學術革命與人文突破的，可惜長期居於聊備一格的狀態。

唐末李涪是李商隱的第一個評論者[3]：“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善，需要獎嗎？孔子正確的一面是不可以背叛的，後人都要站在孔子的肩膀上尋求突破，李商隱也是如此。李商隱的全面性必然可以產生壞的、乃至於惡的影響，全方位的推進詩學進步，必然產生一系列的負面影響。西昆體流於形式，向來為人不喜。用典繁複也被李商隱所厭惡：“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

詩人可以處理任何的複雜性，除非是蹩腳詩人。李商隱將詩歌高度專業化了，不再是想寫就可以寫了。元好問率先發現了問題，《論詩絕句》：“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幽默的是，元好問誤讀了，佳人錦瑟“怨”從何來？而且現今認為錦瑟只是樂器，代指佳人。將《錦瑟》解釋提高到鄭箋的高度，認識到人文解釋先行，其後才是文藝層面。“一弦一柱思華年”的思，於孔子人文擁有方向性，善的，樂觀的，正向的。李商隱不背離孔子，就不會是悲，悲是元好問的。《錦瑟》之思，是對悲的抑制，正如我們無法阻擋讀者讀出《關雎》之悲，也不能阻止《錦瑟》之悲。華年是一個時間尺度，從開始到結束都是美好，《錦瑟》結構性的賦予了結論，並打開了人文昇華通道。開始的時候就在“思華年”，結束依然“思華年”，“思”由人文定義。思無邪是美學的，美學的複雜性唯有人文，李氏詩歌與之匹配，學術卻跟不上李氏詩歌的腳步。“無端”與“惘然”都需要人文定義，我們至今手足無措。

以詩證詩可以揭示李氏詩歌情感上的全面性。《槿花二首其二》：“回頭問殘照，殘照更空虛。”以物託人，人物兩失。《席上作》：“料得也應憐宋玉，一生惟事楚襄王。”《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此《無題》詩描述了思之悲，卻意外的獲得了力量。並不意外，人文是善的，善是沉默的力量。文人詩天行健，李氏詩歌地勢坤。

人文詩的傳統道路上，即相對於李氏詩歌而言的人為規範後的“殘缺”道路上，蘇軾提供了比較。單向度悼亡“十年生死兩茫茫”，片刻之思的“搔首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雙向度的“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

蘇軾確實提供了殘缺之美，單向度的情感釋放，片刻情感的茫然無措，與悲劇的雙向度。蘇軾也已經突破傳統了，直抵悲劇。悲劇應被禁止的。

《暮秋獨遊曲江》：“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李商隱迴歸到《論語》，悼亡這樣私人的事情，唯有逝川。回憶與思戀，都是美好的。《和人題真娘墓》：“虎丘山下劍池邊，長遣遊人嘆逝川。罥樹斷絲悲舞席，出雲清梵想歌筵。柳眉空吐效顰葉，榆莢還飛買笑錢。一自香魂招不得，只應江上獨嬋娟。”

我們可以明顯發現李商隱與蘇軾的情感世界充滿了極大的差異性。景是那個景，物是那個物，情也是那個情，商隱豐滿，蘇軾悲劇了。“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遭遇“只應江上獨嬋娟”，豈非是“榆莢還飛買笑錢”。“一自香魂招不得”更是直指“彈指三生斷後緣”的真正獨裁，過往不是未來。人文恆久遠，文化不是。

四十七歲的蘇軾可以去《赤壁懷古》，也可以逝川。我們不知道誰更好，唯有知道當我們需要拯救出生活的時候，唯有逝川。先有地勢坤，再有天行健。孔子時代道德初建，不存在地勢坤的問題，詩唐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李商隱發現了問題，予以美學回應。

[1]黃世中，論李商隱（上、下）[J]，温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2卷第1期、第2期。

李商隱爭議甚多。生平等以此文為框架寫作，以此文觀點為基礎視角闡述。整體性考察需要納入全部詩文，李商隱詩文太多，每首詩歌都予詳細考察的效率極低，運用已有視角有利於問題的聚焦。

[2]王蒙，李商隱的挑戰[J]，文學遺產，1997年第2期。

王蒙提出了李商隱研究需要方法突破、理論突破等問題，述及文藝心理學層面。本文的討論建立於此文表述的基礎視角之上。

[3]劉學鍇，本世紀中國李商隱研究述略[J]，文學遺產，1998年第1期。

李商隱的評論很多，分歧太多。選擇此文評論總結為基礎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