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新中國的兩個“忍耐期”_風聞

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大典過後不久，又迎來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55週年紀念日。今年的這個紀念日，引起了特別多的民眾對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的深情回憶，使大家更加感到新中國今日成果的來之不易。

當年國家那麼困難，連飯都吃不飽，為什麼還要勒緊褲帶搞“兩彈一星”？再往前推三四十年，這樣的質疑曾經成為不少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人的“反思”話題。儘管很多人對此做過“釋疑”工作，但一些人仍然以“後來並沒有發生戰爭”為由予以反駁。那時還健在的“兩彈一星”的功臣們在聽到這樣的質疑聲後，也作了不少解釋工作。例如王大珩就指出：

【“當你現在説出這些話（即“後來並沒有發生戰爭”之類的話——引者注）時，世界局勢畢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戰爭之劍不再高懸在我們的頭頂上了，我們被侵略的威脅也已經遠沒有當年那麼緊迫了。可是，我想問問你，若是沒有我們自己造出的原子彈，若沒有原子彈在力量對比中做砝碼，會有後來的一切嗎？恐怕不會。我想，對這一點體會最深刻的莫過於毛澤東了，所以毛澤東才深有感觸地説出這樣的話：實踐證明原子彈還是要有一點的，有一點就比一點沒有好！”】

歷史畢竟是公正的。2019年10月16日，各大媒體和社交媒體都空前一致，紛紛發聲，感念那些為“兩彈一星”作出貢獻的、曾經隱名埋姓幾十年的共和國的功臣們。在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表的紀念文章中，一句話道出了實質性的關鍵點：“沒有安全就不能發展。”

回顧新中國前30年（按中共黨史劃分法是從1949年至1976年共27年），那是一個人民羣眾生活的“忍耐期”，即在保證民眾基本温飽基礎上，集中財力物力發展國防建設和與之密切相關的獨立工業體系。《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在《黨在1949年至1976年的歷史性巨大成就》一節中有這樣的表述：

【“在毛澤東生前，中國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製併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衞星。這些進展，使全世界為之震驚。”

“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儘管人民羣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佔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蹟。”】

新中國的前27年的建設的兩大成果，即國防科技和工業生產“使全世界為之震驚”和滿足了佔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蹟”，都可以説是中國近代史上歷史性的巨大成就。當然，那時民眾的基本生活需求只能得到“初步滿足”，也就是説，那是一個民眾的“忍耐期”。

等到中美建交、中國有了“兩彈一星”之後，國家安全問題基本得到解決，然後就開始轉向發展了。鄧小平時代主要就是解決如何“活得好”的問題。

改革開放之初，人口比1949年增加了4億多人，所以儘管糧食產量翻了一番，但人均糧食只增加了不到200斤。因此，黨中央一方面堅決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一方面堅決實計劃生育的國策。糧食不斷增產，人口增長、特別是“文革”時期的無計劃生育得到抑制（現在的人口占世界的1/5），從而為解決“吃得飽”提供了前提條件。

為了讓人民生活儘快走出“忍耐期”，國家不斷加大對經濟建設的財力物力的投入。當時國防指導思想是“國防建設要服從經濟建設”，1985年，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再次強調：“軍隊裝備真正現代化，只有國民經濟建立了比較好的基礎才有可能。所以，我們要忍耐幾年。”但這個“忍耐”一直延續了14年，從1985年到1999年，這就是後來被稱為中國軍隊的“忍耐期”。

而這14年，沒想到竟然也成了中國軍隊經商的“繁榮期”。為了補貼軍費不足，1985年起中央允許軍隊進行商業活動，在不長的時間內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軍隊商業帝國。在鼎盛時期，一位香港專家統計稱，具有中國軍隊背景的企業在15000家以上，其銷售額可能在近1500億人民幣左右。美國《波士頓環球報》則形象地寫道：如果你到中國旅遊，下榻北京，幾乎無法不在軍方企業消費，從飯店到電話，從談生意到娛樂……

同時，軍隊經商帶來的負面效應也逐漸顯現。當時，影響最大的還不是軍內貪腐現象，而是軍隊的走私問題。據《張萬年傳》記載，1998年7月13日，全國打擊走私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江澤民在會上嚴厲批評了軍隊某公司利用加工貿易方式走私進口鐵礦砂的案件。在江澤民等中央領導的推動下，軍隊武警部隊不再從事經商活動領導小組等機構成立，相關部門制定《軍隊、武警部隊不再從事經商活動實施方案》等一系列措施也相繼頒佈。

儘管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軍隊經商性質的活動並沒有就此止步。在這種情況下，自軍隊公開經商時就引發的軍內貪腐案，特別是軍隊高級將領的貪腐案，在不斷髮酵。這個勢頭一直到黨的十八大以後才開始被有效地遏制。

軍隊“忍耐期”時，大批軍工企業，失去了軍工訂單。為了經濟效益，紛紛轉產民用產品，什麼電子琴、錄音機、冰箱彩電之類的，成為了他們的主打產品。社會上還出現了“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鹽蛋的”，“造火箭的科學家造鈦金骨灰盒”等現象。軍工行業也不再是大學的熱門專業，大量的年輕人學外語、學金融，賺錢成為第一大考量。隨着經濟的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確實是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國人一度信心滿滿，認為富國就是強國，富起來了就不會被外國人欺負了，更不會有什麼亡國滅種的危機了。

對此，“兩彈一星”功臣王大珩卻有自己的看法。在面臨他領導的研究所的發展方向，即轉向以民品為主還是依然以軍品為主的問題上，王大珩力排眾議，堅持以軍品為主。他説：

【“第一，沒有國防就無從去談發展！八國聯軍打進來的時候，我們上哪去談發展？！日本人侵略我們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可能去談發展？！第二個理由更簡單，民品是可以買得到的，只要拿錢出來人家就肯賣給你。但軍品可是花多少錢也買不來的呀，人家不會心甘情願地用自己的先進東西把你給武裝起來！”】

1993年銀河號事件、1996年台海危機、1999年美軍導彈“誤炸”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即後來被坊間稱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三大恥辱事件，再加上南海的許多島嶼紛紛被周邊國家非法佔領等等殘酷事實，終於極大地喚醒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

1999年9月18日，即在炸館事件4個月後和日軍侵華9.18事件68年之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召開大會公開表彰“兩彈一星”功臣。

1999年5月的我使館被炸宣告了軍隊“忍耐期”的結束。中央公開表彰“兩彈一星”功臣，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了“兩彈一星”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地位。這等於是向全國和全世界發出一個信號：中國的發展方向將會作出與時俱進的調整。

至此，絕大多數中國人對國家安全的認識，終於起了根本性的變化。在那以前的輿論總是説把經濟搞上去就可以萬事大吉了。炸館之後，中央及時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提出經濟力、國防力、民族凝聚力三力並舉，同時軍隊的高級武器裝備工程重新啓動，一直延續到今天。

十八大以後，黨中央下大力氣抓強軍建設。在中國歷史上力度最大的反貪措施的威力下，以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為代表的大批軍內大老虎紛紛落馬、軍隊經商被“一刀切”、毛澤東的“要準備打仗”又成為了國防建設最響亮的動員令…。

紀念新中國成立七十週年的的大閲兵，展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校正航向”取得的重大成績。

但是，我們仍然不能忽視我們的短板，我們的國防建設很多方面仍要虛心向外國學習。比如俄羅斯，儘管他們的GDP只相當於我國的廣東省，但他們的國防實力仍然高於中國。雖然蘇聯亡黨亡國，但俄羅斯在普京時期迅速調整方針政策，以積極的態度繼承了前蘇聯的許多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優良遺產，特別是國防工業的遺產，使他們的國防實力保持了持續發展的態勢。這種國防實力大大提高了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使國際政治格局從一度的G2（中國和美國）又回到中、美、俄的大三角關係。在總結俄羅斯的經驗時，官方媒體的有關評論是相當深刻的：

【“俄羅斯的經濟目前相當弱，GDP排在世界前十之後，然而軍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支持了它作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大國之一的地位。俄美在中東和歐洲都存在嚴重地緣政治衝突，但是特朗普突然扭轉美國對俄強硬政策，向普京展現低姿態，大概的確如他所説，這首先是因為俄羅斯是個核大國。”

“中國與俄羅斯不同，我國經濟實力強大，博弈手段多樣，這是我們的優勢。然而中國軍事力量相對弱，又是我方的短板。其中中國核力量與美國有着懸殊差距，是中國的重大戰略短板。”

“看看在南海、台海美國不時展現的咄咄逼人姿態，就知道中國的核力量根本就‘不夠用’。美國對華的戰略傲慢有相當一部分來源於它對中國的絕對核優勢。我們擔心的是，或許有一天美國會把它的這種傲慢付諸更冒險的對華軍事挑釁，那將使中國面臨非常嚴峻的考驗。”

（見2018年7月22日《環球時報》社評《特朗普敬重超級核大國俄羅斯的啓示》）】

這篇社評或許可以為我們如何看待新中國兩個“忍耐期”打開一扇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