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年輕人的新納粹之路_風聞
guan_15657700882217-2019-10-26 20:11
最近在香港，我和美國一金融機構的高管聊天，我問他怎麼看香港目前的示威。他微微一笑，説，他在美國時主要看的媒體是彭博，有時也看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等，他也知道這些媒體有偏見。在沒到香港之前，他從媒體上得到的印象是，示威者就是美國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對社會、對政治有着羅曼蒂克的不切實際的幻想，既做不成事情，也無法承擔責任。到了香港後一看，就是極右翼的狂歡嘛。
羅曼蒂克，極右翼，狂歡…… 真是有趣的看法。
回頭一想，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我之前提及，本次暴動組織者一直在製造謠言，不斷製造假訴求來折騰。那麼，在這次暴動中，由始至終、貫穿全程都不變的口號是什麼呢？不變的口號有兩點：
* 滾回大陸
*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 滾回大陸 *
這個口號，以及針對內地人的令人髮指的暴力，針對認同內地的本地人的羣毆、起底、威脅，是在這場暴動中聲音最大、動能最大，生命力最持久，説明這是最有煽動力、最能喚起情感認可、社會各階層從上到下最有認同感、能團結最多參與者的“最大公約數”。
這句口號就是典型的極右翼口號。看看香港暴徒的行為，其實和其它國家的極右翼差別不大：
—— 歐洲大陸、美國本土的極右翼分子的口號是：外國人滾回去。
對比：香港暴徒的口號是：滾回大陸。
——歐洲激進右翼政黨崛起，英國極右翼政黨推動脱歐，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主席勒龐的主張是極端排外，攻擊外國人。
對比：香港政黨積極推動脱中。暴徒積極攻擊內地人和支持內地的本地人
——歐洲右翼政黨把經濟衰退、社會不安定的責任推向移民，對外來移民採取越來越激進、強硬的態度。而確實也有越來越多的歐洲人認同移民在入侵歐洲文化，搶走了本地人的飯碗
對比：香港反對派把香港經濟不景氣的責任推給內地，對支持內地的人採取極端暴力
——美國有人鼓吹“美國優先”，英國也越來越多的人支持“英國優先”
對比：香港暴徒鼓吹香港優先，香港的利益不容侵犯
——日本極右翼分子多是年輕人，政治立場極端化、激進化，行為異常暴戾。由於日本的經濟長期增長緩慢，日本社會挫折鬱悶、躁動不安，右翼分子的主張也得到越來越多日本人的支持
對比：香港參加暴動的多數是年輕人，而支持其主張的羣眾比過去幾年、十多年要多
——發達國家的右翼分子通過互聯網聯合，宣泄極端惡毒的仇恨言論，完全背離傳統政治遊戲規則，被稱為網絡右翼
對比：香港的暴徒通過論壇、社交媒體、通訊app，來聚集、宣傳仇恨，仇視中國
——美歐澳多地爆發的大規模槍擊事件，槍手的口號多數是移民滾出去
對比：香港爆發的大規模暴動事件
——挪威常常被譽為“最幸福、最宜居”的國家，挪威人總是為他們的開放和信任社會感到自豪。2011年，挪威一個土生土長的普通挪威人，佈雷維克，在短短48小時之間，從一個土生土長的普通挪威人，變成了被稱為二戰結束以來歐洲最兇殘的殺手，炸死77人，數百人受傷，大部分遇害者是兒童。
對比：香港常常被譽為“最自由最開放最發達”的經濟體，香港人總是為他們的開放和包容感到自豪，目前，香港年輕人要表達意見，説話時開口的第一句，肯定是：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們變成暴徒，只需要戴上口罩。
看了上面的對比，你覺得有不同嗎？
在北歐標杆的瑞典，據説在其某些小學教材中，有作業是要比較納粹政府和中國政府的異同點。這種偏見，甚至都不加掩飾。
然而，他們沒想到的是，他們眼中的納粹，並沒有出現在中國內地，而是出現在了香港。
這時候在香港進行普選，根本不需要什麼政治主張和經濟主張，只需要候選人堅持排外和民粹，就能上台。這時候，我們將目睹第二個希特勒上台。
（美國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崔娃模仿右翼主義來進行嘲諷和吐槽）
面對如此不禁讓人想問，到底是什麼這個讓被譽為“發達自由開放”的香港出現瞭如此極端的人、出現如此暴力的毫無憐憫的惡行？
為什麼這些年輕人願意走上這樣一條路？我們一步步來看。
* 隱性暴動 *
恆隆集團董事長陳啓宗在9月份接受採訪時説，香港民生有問題，但根在政治生態。我之前在大中小多個會議上都聽過陳總的發言，包括對各種問題的分析。陳總敢於面對問題，不迴避尖鋭問題，分析有理有據，我是相當佩服的。本次陳總所説的大部分都很有深度，但是我對其中一處有不同意見：房地產商就真的沒有政治想法嗎？
陳總表示，至今為止，在位期間表現最差的香港特首是曾蔭權，一塊地都不賣。而梁振英想賣地，也因為一些法規障礙賣不了。
這裏的背景是：
曾蔭權的施政政策完全配合香港房地產商，2005年至2012年任特首期間是香港房價極速攀升的階段。使香港經濟積重難返。ICAC廉政公署可能因證據有限，對其檢控只涉及其信用卡積分等貪腐，尚未暴露其可能存在的更嚴重的問題。
曾蔭權之後，與梁振英競爭的特首候選人唐英年，曾擔任財政司司長及政務司司長，也是相當接近房地產商集團。在競選特首時，有人放話出來，只有唐英年得到房地產商集團的支持，如果唐英年當選，他的政策可以得到大力支持並能有效實施，如果其它人例如梁振英當選，將不會得到支持，從而使政令不出特首辦公室，無法施政。
而果然，即使是熟悉房地產行業的梁振英當選後想賣地，也因為一些陳年法規障礙而賣不了地，導致房價依舊上升，其它政策的推動也非常吃力。
可見，房地產商集團對香港政治有着極高的參與度和影響力。
香港房價簡單來説，從1997年的高位跌到2003年的腰斬一半後，開始以超過30%的年增長速度狂飆。李嘉誠的身家也從1997年的500億小富豪，成長為接近2萬億的巨型富豪。
那麼，作為利益集團的房地產商集團的想法是什麼？
當然就是中央你不要管我，讓我繼續以這樣的方式大賺特賺。這樣的方式包含：
l 由房地產商決定政府官員人選，
l 由房地產商決定政府的房地產政策，
l 放任房地產商保持目前的市場環境和壟斷地位，
l 由房地產商決定土地供應主導權，
l 由房地產商決定政府政策的落實效果
利益集團可以怎麼施加影響力呢？
今年8月被梁振英點名批評“與與狂徒暴徒同流合污”的立法會議員莫乃光，從十多年前的2006年就聯合李澤楷組成IT20，從而參選並當選議員。而在今次莫乃光在暴動中的表演可謂精彩，在BBC的視頻直播上，警方在立法會外面對窮兇極惡的暴徒頻頻退守，主動退入立法會內部。連BBC主持人都在表揚香港警方剋制，而莫乃光則大力抹黑污衊警方，還對沒有造成流血衝突感到很憤怒。
李澤楷擁有NOW電視傳媒和信報兩個媒體。這兩個媒體在這次暴動中的立場是什麼呢？呵呵。請自己看他們的報道。
那麼作為另一方，受利益集團影響的港府公務員，又有怎麼樣的想法呢？
自然我們會期望是“一寸丹心唯報國，為官避事平生恥”，他們也一直以高效、透明著稱。
但是，假如有人不是這樣想，他/她的做法就會變成：
積極行動派：
中央你不要管我，讓我有更多的權力和特權，從而我有更多的尋租空間。他們會思考如何令自己在這個體制裏變得更重要，更不可或缺，從而可以有更大的權力，更多的尋租空間。
可以用的理由數不勝數，例如香港很特殊，香港法規不允許等等。香港甚至有人以這樣的心態去揣測內地，認為內地高官在香港擁有上市公司有別墅有外幣存款，那麼他們做決定時肯定會優先照顧自己的利益來處理香港問題，而不是為“虛無縹緲”的“國家”和“人民”來考慮。
這樣的想法實在是相當可悲。
消極避事派：
卸膊，高高掛起。這次香港暴動，看看有多少部門是這樣的。再看看幾年前的香港職場卸膊操，是不是特別有感慨？
又例如，當香港出現多宗市民被黑衣暴徒“私了”暴打的時候，沒有港府官員出來譴責。而當發起組織遊行的岑子傑被人象徵性地打了一下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就公開表示，絕對不能接受該次事件，當局會高度關注，警方會嚴正追究岑子傑的遇襲事件。
同樣也是這位張建宗司長，在元朗鄉民自行組織自保對抗暴徒後，張建宗迅速表示元朗鄉民行為令人髮指，認為警方處理與“市民”期望有落差，代表警隊向公眾道歉。他的道歉立刻引來香港警隊的反彈。
一封警員的公開信這樣寫道：請問張建宗：你憑什麼代表警隊道歉？香港警隊全體警員這一個月來，哪一個不是已經克盡己任，逆來順受，香港警隊這次站在社會撕裂、波濤洶湧的第一線，受輿論衝擊最大。期間警隊備受抹黑、恐嚇、暴力襲擊、人肉起底、家人遭受霸凌、威脅，依然努力維護香港秩序，迎難而上。如今警察做什麼都被人罵，你還要加多一腳？警員心力交瘁，試問，你又為警隊做過什麼？
更嚴重的是，多年前，親外國仇中國的官員和議員，通過各種方式對愛國愛港的政府官員和議員進行打擊，用各種理由定點去除，形成恐怖的寒蟬效應，誰發聲誰死得快，誰親中就除掉誰。今天街頭的暴力打擊行為所營造的你死我活的恐怖氣氛，在其實已經在香港官場已經蔓延了很長一段時間。
用圖片來説明一下。下圖是一座大橋，橋墩上面的黑白標尺叫做水位警戒標尺，用來標識水位是高還是低。如果我們把這個水位警戒標尺作為香港官員的愛國愛港水位線。水位線最高的是堅定地愛國愛港的，水位線最低的是仇中亂港的分子。那麼，在立法會的約70位議員裏，能敢於譴責暴徒的何君堯議員可以放在最高的位置。
然後，事情來了。英國大使曾親自接觸何君堯，探討是否有合作的可能性，被何君堯拒絕。
那麼，問個問題：英國大使遊説過哪些議員並商討過合作的可能性？
警戒線最高的、最難啃的那個硬骨頭，都被遊説過，那麼上面這個問題的答案可想而知：全部都有。
小結一下，這個羣體，他們的訴求是權力，希望所有權力集中於自己手上，中央管得越少越好，讓香港成為獨立王國。這個羣體的做法是自己不出面，在桌面上撇清一切干係，而通過自己控制或協作的政治力量、機構、媒體來實施自己的想法。
當這個羣體的想法與中央不相符時，就會進入隱性暴動的階段，只不過這個階段沒有硝煙而已。
* 顯性暴動之門 *
實際上，顯性暴動不是今天才有的，暴力之門是9年前的2010年打開的。
在這裏要提一個人：沈旭暉。先列一下他的家庭和經歷。
沈旭暉1978年在香港出生，獨子。父親是香港大學電子工程教授沈俊明，泛民主派支持者，母親在大公報工作，建制派支持者，外祖父是大公報財務高層，外公家族據説是民國時期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的家人。
沈旭暉在香港皇仁書院中學畢業後，到耶魯大學讀書，獲得政治學學士、政治學碩士，2006年獲得牛津大學博士（政治專業方向）。2006年28歲博士畢業後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但是，很快發現學術的道路不會帶來富足的生活，於是他決定要離開學術界。
接着的路沈旭暉是這樣走的：2009年31歲時跳到香港教育學院擔任副教授，2012年返回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副教授，很快於2014年36歲時加入李澤楷的盈科拓展Pacific Century Group擔任高級副總裁，成為李澤楷的幕僚，並且擔任李澤楷旗下的《信報》的主筆。（信報在本文第二次出現）。這時候他的年薪應該有千萬了。今年2019年，他41歲，8月26日他辭去李澤楷盈科拓展的所有職位和信報的主筆一職，聲稱要尋找香港未來政治之路。
問題：為什麼一個副教授跳槽能拿到千萬年薪？
在沈旭暉2013年35歲時結婚，在會展中心擺酒席。他當時的頭銜是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
到場的嘉賓包括當時的特首梁振英，當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曾參選特首的候選人唐英年（唐英年在本文第二次出現）和何俊仁，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特首辦公室主任邱騰華，港視王維基，政制局局長譚志源等等，各種政治立場的人士都有。唐英年還非常親切地叮囑沈旭暉要有修養，不要被人誤導。
（Facebook上的公開照片）
問題：為什麼一個副教授結婚，嘉賓陣容如此強大？
有傳聞，香港政府想邀請沈旭暉擔任某個司的助理司長或副司長，這是個在特區政府裏相當於數人之下，數千人之上的職位。但是他思前想後拒絕了。2019暴動後，林鄭月娥要發起與對話會，邀請沈旭暉，他也拒絕了。2008年國慶閲兵，他是香港代表團中最年輕的一位，當時的特首是曾蔭權。（曾蔭權在本文第二次出現）
坐好了嗎？我要開車了。
當沈旭暉牛津讀完政治學回來時，28歲。當時他立志於成為香港的政治光譜中最中間的人，從而能夠召集最廣泛的政治勢力。
他也確實與香港各種不同政見的人都形成了非常好的關係。從建制派的大佬，到泛民反對派的以人身攻擊、粗口罵街著稱、到後期力主暴力抗爭的“講波佬”（電台DJ/足球節目主持人）黃毓民，都可以説是朋友。
注意，在這過程中，他拒絕親身下場搞政治，而一直是以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的學術界身份參與政治。
既然政治能量這麼巨大，聲稱處於政治立場最中間的的沈旭暉對於2019香港暴動的立場又是如何的呢？
— 他在9月接受《明報》的採訪時表示幸好有“勇武派”暴徒在6月12日暴力圍堵立法會，否則，送中修例大概早已通過。
—他還表示，除非制度有改變，否則“勇武”方式未來數年會成常態，出現任何爭議事項，事態又會重演。
—在出現多次扔汽油彈、打砸搶後，他表示這些被破壞的都是死物，無關緊要。香港人破除了舊的束縛，重建完全是輕而易舉。這與“亂港四人幫”中的毛孟靜議員的“死物説”完全一致。—
在本次暴動中，元朗鄉民主動保衞元朗。他和何君堯都是皇仁書院的中學校友，於是他聯合數百名校友在蘋果日報上聯署，要求開除何君堯的校友資格，並表示“這種行為在文明社會不應被包容”。
—他之前表示本次暴動絕對沒有外國勢力介入，背後沒有“大台”組織者，都是自發的，這是新事物。一個月後，在已經無法自圓其説的情況下，表示雖然有外國勢力參與，但是無關緊要。
—他聲稱，當制度令一種聲音（黃絲）得不到應得的東西，就會有另一種機制（暴力機制）去制衡。
這不是掛羊頭賣狗肉麼，聲稱處於政治立場最中間，實質上與亂港四人幫同一陣營。
而在九年前2010年的另一次事件，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在2010年1月，香港反高鐵撥款警民衝突，是一次多年來較嚴重的警民衝突，也是多年來香港警隊首次出動防暴警察進行清場。當時有約1700名示威者（蘋果日報宣稱有上萬人）包圍前立法會大樓，圍困多位政府官員及議員至凌晨2點，並對警方防線進行衝擊，造成5名警察受傷，最終警方出動1200名警察驅散，並沒有採取拘捕。
事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呂大樂在媒體上表示政治運動不應該涉及暴力，追求民主是好事，但是應該和平、民主地進行，這次太過分了。
呂大樂是什麼人呢？他是香港學界知名學者，1958年出生，獲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可以説是年長沈旭暉20年的師兄，後來還擔任香港大學社科學院副院長和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呂大樂還為沈旭暉的書《國際政治夢工場》作序。這本書在內地出過內地版。
沈旭暉對呂大樂的看法極為不滿，立刻發文駁斥，表示要支持暴力抗爭。文章內容可歸納為三點：
1. 呂大樂老了，過時了，已經不瞭解當今的社會狀況和政治運動的發展。
2. 強調激進是可取的。
對於呂大樂的觀點：“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要接受民主程序對自身的約束。沈旭暉表示：不需要。並羅列了一堆學術概念包括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民主政治中介（Democratic Political Intermediation）和若干思潮來表示激進完全沒有問題。
3. 組織者無需為活動中出現的暴力行為負責。
呂大樂表示作為組織者，應該儘量規範參與者的行為，並對出現暴力事件負責任。過去即使泛民這種政治流氓組織的遊行也會設有糾察隊來避免意外。沈旭暉表示，那些暴力的行為可以視為2%的少數行為，不等同整個抗爭，組織者不會也無法控制其號召出來的人，因此無需負責，不應該被追責。也就是説，組織者今天發起xx遊行，發生了打砸搶，組織者應該免責，明天發起xx散步，發生了縱火殺人，組織者應該免責。
鑑於沈旭暉在政界、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力，從此再也無人提出異議。
而且，這種認定落實成為政府在處理問題上的標準。
從此，再也沒有大型活動組織者因發生暴力行為而被追責，所以你看到今天2019年發生的那麼多的帶有暴力的活動，活動組織者完全沒事、完全免責！
香港政治社會運動的暴力之門，就這樣從2010年打開了。
自此之後，激進、暴力、極端已經成為一個選項，而非不能做的事情。邁向暴力的所有障礙已經被清除。
* 顯性暴力的道路 *
門被打開之後，暴力道路的鋪設是由本土派的港獨組織鋪設的。
本土派的港獨組織有很多個，有時為了躲避追責或被監管，這些港獨組織會快速重組或變化。
本土派是從泛民衍生出來的，追求港獨，秉承嶺南大學前教師“港獨教父”陳雲提出的“勇武”理念，崇尚暴力，本來只是很小的一個分支，小打小鬧，影響有限。但是，在2014年佔中後，吸收了大量青年軍，開始迅速發展。
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是港獨組織“熱血公民”主席鄭松泰，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博士，2016年代表“熱血公民”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後，開會時“倒轉”國旗。
今年香港暴動中，鄭松泰更是身先士卒，帶領暴徒衝進立法會洗劫，多次投擲磚頭、滅火器、雨傘等硬物攻擊警察。已經不需要多講。
我想介紹一下另外兩名在其它港獨組織的90後：梁天琦和陳浩天。他們兩人比鄭松泰更年輕，知名度稍低，2016年同樣參選議員但是失敗了。
本文一開始説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一直貫穿整個暴動前後。這個口號是梁天琦在2016年他參選區議員的時候提出的多個暴力口號中的一個。
梁天琦是90後，父親香港人，母親武漢人，他於1991年出生在武漢，兒時移居香港。中學在一家天主教中學讀書。2008年17歲中學畢業後，入讀香港大學政治學系並開始積極參與政治運動，包括2014的佔中。
陳浩天，也是90後，1990年出生的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和梁天琦一樣中學讀的是教會辦的學校：基督教主辦的迦密柏雨中學，2008年入讀香港理工大學工程學院。他是從2014年佔中時開始參與政治運動。在香港理工大學取得工程和工商管理雙學位。
在2014年佔中運動後，反對派人士對運動的方法、方式、策略有過大量爭論。
而這兩位年輕人的看法是：
1. 佔中運動未能帶來任何改變，是巨大的失敗。同樣，2012年香港反國民教育運動雖然逼使梁振英政府做了重大妥協，但也算巨大失敗。因此，抗爭的組織形式和手段需要改變。
2. 認定香港與中國大陸必須建立實質性的全方位的區隔，主張香港要獨立。
3. 認同暴力抗爭是可以的。
4. 開始認同極端傾向的本土派的觀點，嫌棄香港泛民主派懦弱無能，二十多年一事無成。
本土派的做法就是極右翼的做法。當時反對派的主流是泛民。
這兩位年輕人就在佔中時嘗試暴力活動，泛民的糾察隊出來制止過。
於是，本土派開始與泛民割席。對，是他們嫌棄泛民派，主動要與不動武的泛民割席，要和泛民劃清界線。
同樣從泛民脱離出來、支持暴力抗爭的前議員黃毓民（黃毓民在本文第二次出現）就對這兩人非常看好，傾力為其提供支持。
佔中後，梁天琦於2015年加入了剛剛成立的港獨組織“本土民主前線”擔任發言人。同年，梁天琦參選2016區議員。競選口號就是現在2019年暴動時被反覆呼叫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在2016年初梁天琦組織了旺角暴動，藉口保護賣魚蛋小販而在彌敦道縱火，隨後與警方發生劇烈衝突。
梁天琦表示革命已經是唯一的方法。
2016年的選舉，梁天琦毫無選區基礎，其它政客都認為其必敗，連200張選票都拿不到。但是梁天琦依靠極端和暴力主張，以及在年青人中的號召力，成功地快速地動員了大量年輕人去投票支持自己。
最終在當年的選舉中，他獲得6萬多張選票，佔比15%。當選的是同樣支持港獨的泛民議員楊嶽橋38%，建制派的周浩鼎獲35%。
雖然選舉輸了，但是梁天琦還很自豪地炫耀其它政治勢力都不具備他所掌握的動員能力，在短時期就能動員6萬多人。
之後，港獨本土派繼續快速壯大，被稱為能與泛民、建制派三分天下的勢力。
陳浩天也類似。剛剛大學畢業的陳浩天在佔中後很快辭去全職工作，投身社會運動。有媒體報道他獲得外國資金資助。
與梁天琦加入一個港獨政黨不同，陳浩天於2016年試圖成立港獨政黨香港民族黨。該組織很快被香港政府禁止註冊，後來在2018年9月被香港政府保安局禁止運作。陳浩天同樣也在2015/2016年時試圖參選區議員，但是被取消資格。
他的步伐沒有停下來。陳浩天開始對中學生入手。從2016開始，陳浩天開始對香港所有中學宣傳香港獨立運動，推行所謂的“政治啓蒙計劃”。他在中學校外和校內向中學生派發宣傳品，講解港獨理念，併為港獨組織招募學生成員。
這個計劃的運作方式是針對每個學校，設立一個“關注組”一一對應。
“關注組”的成員由港獨的人士組成。由“關注組”和該校學生一起來決定這個學校應該如何滲透，如何推廣，如何動員。
打個比方，我們內地互聯網消費服務類企業（外賣/共享單車/電商/O2O）就是針對每個城市，都建立各自的地推團隊。
這個方式有什麼好處呢？
一，務實，接地氣。逐個擊破。使得每個學校都可以用該校獨特而又極其深入的模式進行高效滲透。成功率和動員率相當高。
二，可以切斷港獨組織和關注組之間的法律上的聯繫。當被追究法律責任時，陳浩天可以託詞這些關注組的成員都是第三方人員，他們做什麼是自發的，學生做什麼也是自發的，和他陳浩天完全無關係。把罪責推得一乾二淨。
這個運作形式和2014年前港獨組織在香港各大學進行滲透的關注組一模一樣。只不過是把大學換成了中學而已。
那麼，涉及的中學有多少呢？該計劃在2016年剛實施的一個月內，就至少有80間中學超過100名中學生參加了該“政治啓蒙計劃”。隨後更是遍地開花。
本來就想着要搞事的學校自然對此非常歡迎，提供各種協作。愛國愛港的學校就很頭痛，因為出了校門，學校能干預的程度有限。
得益於這些無孔不入、接地氣的地推方式，全港很多中學都受其影響，也為港獨組織培養了大批未成年的接班人。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本次暴動中看到這麼多未成年人的身影。
這個模式有沒有失敗的時候呢？有的。用香港大學的幾個學院舉個例子。
插一句，在港獨活動和文化上，香港大學其實要比香港中文大學更激進更活躍一些，是很多活動的發起者。但是，中文大學出鏡多，其實是因為中文大學的校園大，比其它9所大學的面積總和還要大。其它學校根本沒有容納超過300人聚集的場所來搞港獨活動。所以一旦搞大活動，地點只能選中文大學。
在香港大學裏，狀元和尖子扎堆的學院首推港大的醫學院和法學院，其畢業生收入高，工作穩定。
關注組對醫學院學生除了宣揚那一套“民主自由“的説法外，還威脅説，港大未來會在深圳開分校區，會造成執業醫師資格氾濫，廣大醫學院學生將無法再獨立開診所賺大錢了。
對於法學院學生，關注組的説辭也是在通用套路之外，聲稱2047年香港迴歸50年後，香港將會不再使用普通法系而轉為使用內地的歐陸法系，你們法學院的學生統統會失業。
這次暴動中，這兩個學院的人上街暴動的不要太多。
上述模式失敗的是在港大建築學院。因為建築學院學業繁重，天天通宵繪圖。港獨組織想法設法動員了好久，建築學院就是沒人響應。於是無可奈何親自在建築學院掛大型條幅。本來在其它成功的學院，掛的條幅都是“xx學院支持五大訴求”之類的，用以強行代表整個學院。但是這次在建築學院掛的條幅則有些不同。
條幅內容為：
右邊：港大建築學院怎麼叫（動員）都叫不動（動員不了）
左邊：香港都要淪陷了你們還建什麼鬼
除了關注組這種地推模式，梁天琦和陳浩天還在各自努力繼續推進。
2016年的旺角暴動，事後追責到梁天琦和他的同夥黃台仰頭上，被判入獄六年。這兩人商量後，決定分工，由梁天琦入獄、黃台仰潛逃德國，通過德國右翼勢力保護以躲避法律追究。（右翼組織在本文第二次出現）
其實，在今年送中條例剛徵詢民意的時候，德國第一個跳出來帶節奏説，如果香港通過該條例，那麼德國和香港原有的引渡協議需要重新修訂，希望香港政府仔細考慮。
看到沒，德國保護暴徒潛逃，英國安排港獨分子在挪威進行暴動培訓，法國總統馬克龍準備在香港問題上長期發聲支持香港追求自由，美國也不用説了。這也是就是歐美政府，常用的制衡中國的慣用手法，以平衡他們在經濟上與中國的合作。德國總統默克爾為他們的做法起了個好聽的名字：“價值觀外交”。
陳浩天同樣與德國右翼組織建立了聯繫。（右翼組織在本文第三次出現）。在2019年本次香港暴動中，警方於8月1日在火炭的一個工業大廈突擊搜查，搗毀了一個港獨物資倉庫，並把在現場的7男1女拘捕，當中就包括陳浩天。
倉庫裏面有現成的汽油彈、原材料、弓箭，以及含有大麻成分的精油。含有大麻成分的精油可以塗在口罩上，暴徒戴上口罩後就會更亢奮更極端，更不受控制，並且欲罷不能。每週你不戴上這些口罩上街都覺得人生沒有意義。
而同期，警方在荃灣一家工業大廈的突擊檢查，則搗毀了另一個倉庫。裏面有數公斤恐怖組織ISIS常用的TATP烈性炸藥、自制燃燒彈、電油、硝酸、強力彈弓、刀等攻擊性武器，以及印有港獨組織名號的T恤、手套、“反修例”標語和揚聲器等等。
透過樑天琦和陳浩天的行為，我們可以看到香港年輕人是如何從毫無政治經驗的學生逐漸轉變為製造炸彈準備實施恐怖襲擊。
他們動員出來的年輕人，在街道上進行勇武暴動，覺得自己是那麼的天經地義。
所以，本土派已經日益壯大，和原來的泛民已經平分秋色。而由於本土派有大量年輕人生力軍，所以也更有動員力量。泛民以前的政治運動組織方法、抗爭手法已經被拋棄，衝擊鐵馬、堵塞並佔領道路，暴力打砸搶及放火，在2019年之前均已成為常態。
在此之前，本土派和泛民派還會互相指責，泛民派指責本土派暴力，本土派指責泛民派無能。在2014佔中、2016旺角暴動、2015/2016選舉時，雙方都會互相指責，會“割席”。
由於這些新的鬥爭方法越來越被接受，泛民生怕自己被落下了，擔心被邊緣化，失去在政治舞台的出場時間，也就開始不願意割席，不願意指責暴力行為了。而本土派也希望能獲得更多的支持。
於是，泛民和本土雙方達成了臨時共識：“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在暴動中互相不指責，不割席。原來的温和派”和理非“開始全面擁抱暴力主義，全面接納暴徒。
而對於暴徒們，”和理非“就是一件衣服，想什麼時候穿就是什麼時候穿。上一秒暴徒打砸搶，圍毆警察和平民，下一秒就是手無寸鐵弱小無助的”和理非”。至於再下一秒是什麼狀態，則是由薛定諤的貓來決定。
* 青年暴動大軍 *
好了，暴力的門打開了，路鋪好了。仇恨教育下成長的一代也開始接觸社會了。
在他們看來，政治正確就是暴力衝擊。
在他們看來，政治正確就是暴力衝擊。
在他們看來，政治正確就是暴力衝擊。
香港35歲以下的年輕人，在這個想法上，已經同質化，不需細分貧富階層、教育程度、專業、行業、學校背景等等。
對於政商高層，他們渴望權力來謀私。對於成年人，暴動策劃者通過打擊對內地的信心來獲得支持，而對於青年人，就用教育、宣傳、價值觀來吸引他們站在同一立場。
由於教育和媒體長期帶偏頗性的灌輸，他們對未來、對中國都缺乏信心。在他們眼裏，中國和朝鮮在價值觀和文化上沒什麼差別，很多香港年輕人連一河之隔的深圳都不願意去，擔心去了深圳就被割腎，不敢在內地坐火車坐汽車，擔心車匪路霸，不敢在內地喝牛奶和呼吸，擔心三聚氰胺和霧霾……
有三件事使香港人對內地的信心受到打擊：牛奶、紅十字會、四川地震捐款。三聚氰胺牛奶事件爆發時，很多香港人以為這是涉及幾十萬人的惡性事件，和戰爭反人類犯罪沒什麼差別了，肯定會槍斃不少人。結果呢，處罰比預期中輕太多。而後續的搶購奶粉更讓香港人感到切膚之痛。紅十字會事件類似。而地震捐款事件則是讓香港自此之後無法有效組織對內地的募捐，而只能以香港政府撥款來代替社會公開募捐。
在仇恨的教育下，再加上內地上述這些問題沒處理好，被香港媒體大肆發揮，從而使得香港人對內地的信心大受打擊。
然後，香港本身也存在很多問題，暴動組織者把這些問題都歸結為是由內地造成的。任何問題，都找體制、文化與西方完全不同且經濟突飛猛進的中國來扮演‘外來惡棍’，實在是太合適的藉口了。
而這一次，香港年輕人被活動組織者灌輸的想法是：
“送中”是一個恐怖社會的開端，會讓自己失去自由，會變成朝鮮，所以必須要斬草除根，而光明和理想在召喚他們去爭取，必須要站出來。
他們自認為他們是在進行一場價值觀之戰。（“價值觀“第二次在本文出現）
房地產問題對他們來説，是很痛，但是大家已經習慣了，已經視為理所當然，麻木了，根本不奢望去對抗。更何況，房地產商還控制了媒體，控制了和民生相關的方方面面。
心理學上有一個偏見理論：人類天生討厭損失。人們天生對損失更敏感，決策時更傾向避免損失。由於損失厭惡心理，人們在決策中，往往會產生偏見，導致對於規避風險的考慮遠遠大於追逐利益的考慮。
所以，他們感到他們正在“失去自由” 變成朝鮮，所以要抗爭。而上街抗爭去爭取要個房子？號召力就低多了。
好了，當樹立了“價值觀之戰”的動機後，他們又被背後的組織者灌輸了怎麼的行動策略呢？
在外國專家幫助下，劇本已經寫好了：
第一步：堅定脱中入英的決心。要從信仰、人際、語言、習慣、道德等維度，全方面地否定“代表封閉專制愚昧落後”的中國，加入“先進文明的懷抱”。
第二步：斷絕華人父母及其圈子對自己的影響。目前不少青少年晚上都不回家睡覺了，父母一連幾天甚至幾周都見不到孩子。不少年輕人甚至在論壇上發帖求收留，並要求陌生人提供住宿的同時還要提供餐食和WIFI。
第三步：律師和顧問告訴青少年，暴力無罪，暴力是被允許的，並且是可以不被追究的。整個香港都站在你們的背後，你們放心去做吧。
後面的步驟不詳細寫了，都是圍繞隔離“專制”，脱離中國的思路去做的。發生自焚、假冒警察/軍人殺人從而調動社會情緒然後指責警察/軍人也是其中一步。
有一個步驟，他們自己也在多個場合反覆提到，要破壞香港經濟，要升級暴力，要吸引解放軍進場，然後“他們就可以回家睡覺了“。在劇本中寫的是當他們日趨激烈的暴力活動持續升級到臨界點後，解放軍進場，發生流血事件。那麼作為年輕人的任務就完成了，就可以回家睡覺了。接着的步驟就是讓外國力量接手。外國白衣騎士將會降臨，集合多個國家的力量來“幫助”香港。
多年後，不知道他們自己回顧這些行動策略，會不會認識到自己的荒謬。
那位在街頭接受採訪時，含着淚表示“希望香港能夠好像烏克蘭那樣”的女學生，註定要被寫進歷史裏。
那麼，香港青年人還有得救嗎？很困難。至少耽誤了兩代的香港年輕人。在香港的一些關鍵崗位上，在將來一段時期可能會面臨着青黃不接無人可用的境況。
* 他們的弱點 *
其實，對付他們還是有很多方法的。他們本身就有很多事情需要擔心。
第一，害怕我們不按套路出牌。
革命的劇本都寫好了，你們內地竟然不按劇本走？
又舉個例子，在暴徒們多次製造極端暴力，衝擊香港警察局後，不少暴徒提議不如去衝擊駐港部隊的軍營吧？平時一直説自己不是活動後台的港獨議員就表示不需要去。理由是他們不知道駐港部隊的行為守則、規範、指引，無法預測駐港部隊會怎麼反應，所以不要去搏。而面對香港警方就不同了，行為指引在手，警方的套路盡在掌握之中，所以可以儘管搞，隨便搞。
他們希望我們辦事束手束腳，從而束手就擒。
他們害怕不忌憚於打破規則、不受規則束縛的人，他們害怕無視滔天的非議而堅決執行長期戰略的人。
一句話，暴動組織者就是希望你遵守規則，然後在規則制度內玩死你。
看到這裏，你是會不會覺得……隨意打破規則反覆無常言而無信敢和你撕逼的川普其實很適合對付香港暴徒？
第二，害怕改革
香港的政治、經濟、法律體制，97年以後沒有變過。沒有改革，整個社會就跟不上時代的發展。但是每當需要改革的時候，某些勢力，包括利益集團，包括英國美國的官員，包括宗教力量，就會跳出來説：這是法律不允許的哦，這違反什麼什麼哦，甚至是拿基本法為擋箭牌説任何東西都不能變。
這就如同開了一輛車到馬路上，但是卻事先把司機的眼睛遮住，手腳都綁起來，然後就靜靜地等着。也許今天沒事，也許明天也沒事，但是終究會遇到大坑的，雖然不知道會在哪裏撞車，但是撞車是肯定會發生的。
英國人也知道香港反對派的黨棍們能力極其有限，無法提出有效的經濟政策、政治政策來獲得支持，但是利用他們來維持制度僵化，還是可以的。
利益集團也希望維持這樣的制度，能夠繼續賺錢，繼續通過港府的政策、中央的政策，來為自己賺錢。
所以，暴動組織策劃者最怕的就是改革，害怕改變政治制度，這裏並非單指一國兩制，而是：
包括廣泛的行政機構、立法機構、司法機構的組織模式、職責權力的設置和管理等等，
包括經濟體制的改革，經濟政策的設計、執行、評估
大大小小各類社會治理機構、行業機構、協會、團體的管理
他們希望維持各個機構、部門維持官僚作風，保持孤立的狀態，沒有跨組織跨部門的協作。
他們希望維持他們安排在各個位置上的人員安排。
他們希望他們的利益得到保障，繼續大發橫財，哪管你洪水滔天。
他們希望香港的執政能力繼續落後於時代，不要進行執政能力現代化建設。
他們希望的就是全港不要上下一心，從而無法對暴徒一捅到底。
他們希望香港就這樣下去，一百年不變，一百年不動搖。
第三，他們希望我們忘記歷史
他們希望我們忘記過去發生的每一件事情，忘記他們做過的所有的一切。
他們希望我們不追究每一個暴力行為。
他們希望我們忘記愛國愛港的人在備受欺凌。
他們希望我們忘記每一個受到冤屈的人需要平反。
他們希望媒體由他們控制，歷史書由他們來書寫，從而可以把一個又一個的謊言永遠地維持下去。
* 小結以及我們需要做的 *
培養一個納粹社會，離今天並不遙遠。即使是香港這樣全球自由程度排第3的發達地區，也只需要10年多年。
前提條件也並不需要有希特勒那樣的世紀大惡人。
而只需要打開一扇門，朝一個方向一指，對人們説那是你們的理想之地，就可以了。
在英國紀錄片《人生七年》裏，有一句台詞：“給我7年，我給你英國未來的政治家，工程師，老師……”
放在香港這裏，就是：
給我十年，我給你一代新納粹年輕人
給我十年，我給你一個僵化的無法作為的政體
給我十年，我給你一個停滯畸形的經濟體
給我十年，我給你一個暴戾的撕裂的文化
各位開始寫日記吧，我們會目睹一個新時代。
而有了香港這個這麼好的現實教材，全國人民都可以仔細看個明白。
所以，我們應該做的是：
在內地：
* 持續不斷地改革，持續改善我們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使我們在不斷前進
*不讓單一行業，例如房地產或其它行業，綁架政府，綁架經濟，綁架人民
*持續地進行執政能力現代化建設，提高我們企業的管理水平，提高我們每一個人的業務能力，提高我們每一個機構的效率和透明度
*繼續大規模投資於新興科技，繼續增強我國的競爭力
*繼續大規模投資文化和教育
*繼續大力支持、培養我們的年青人
*當看到國家決定在深圳設立示範區，就知道國家有能人有辦法，大家放心。對香港的建議就不需要我説了。
在這裏引用姚明在今年籃球世界盃賽後的一番話：
“失利反而讓我更加堅定對改革的決心。我們必須去努力，我們有堅定的決心走下去。我不會停止改革，我們不能半途而廢，必須更為堅定地走下去。我們已經知道了世界的格局，必須向着世界先進的水平去看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