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一場內卷化的悲劇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31132-2019-10-27 22:47
讓人類永遠保持理智,確實是一種奢求
1993年6月6日凌晨,在公海漫無目的遊蕩了一週後,“金色冒險號”貨輪朝着紐約洛克威海灘駛去。船上有286名偷渡客,他們大多來自福建。
偷渡不是旅遊,不是坐趟火車乘個飛機再睡一覺就可以結束行程,它的過程十分痛苦,它的時間長達數月甚至一年以上。
當時金色冒險號已在海上飄了112個天了,飢餓、脱水始終折磨着這些偷渡客。200多人都住在貨輪的底艙。底艙昏暗、狹窄,身體的酸臭味和排泄物的氣味混在一起,雖然有廁所,但還是臭氣沖天。上船時,打手們給每人發了兩牀被子,一牀墊在下面,一牀蓋在身上。到最後,肥大的蝨子在人身上和棉被裏到處爬。因為是偷渡,但凡出現了一點風吹草動,他們就不得不整日整日地被關在暗無天日的底艙,有時一呆就是半個月。
在船上的那幾個月,這些偷渡者們經常為了淡水、食物以及女人大打出手。女人從最開始的反抗,到為了生存資源開始迎合。
淡水的補給經常不夠,最困難的時候,10個人就發一瓶礦泉水應急。沒有水就意味着沒有飯吃,大家渴得、餓得實在受不了了,就集體用手猛敲打船板,逼着船長冒着被發現的危險打開雷達,尋找雨區。船到了雨區,大家衝上甲板,一邊把大帳篷打開接雨水,一邊拼命張大嘴巴,讓雨水流進嘴裏,久久不肯合上……
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個月,金色冒險號即將到達目的地:自由女神像下燈火絢爛的大紐約。
當船靠近紐約公海時,並沒能直接開進去。因為沒人出來接他們,貨輪只好在紐約外公海來來回回地兜着。他們不知道的是,安排來接這些偷渡客的混混早在幫派鬥爭中被打死了。最後,十位偷渡客死在了紐約冰冷的海水裏,其餘全被送進了監獄。
2000年,多佛慘案,60名中國人被擠在一狹小集裝箱內,和西紅柿一起,被裝上了一輛冷凍貨車。因為怕這些偷渡者發出聲音被海關聽到,上路沒多久,司機就把唯一的通風口關閉了。因為空氣不足,這些人在死前瘋狂地用鞋子敲打集裝箱牆壁,大聲求救。與此同時,司機在吃烤羊肉飯和蝦肉沙拉,期間還看了兩部電影。
無人理會這些偷渡者的求救,最終海關人員打開集裝箱後,呈現在眼前的是58具因為窒息和悶熱脱水帶來的屍體;只有兩人,因為其他人的死亡讓空氣相對充足才從屍堆中倖存。
這批偷渡者,和“金色冒險號”同樣,他們都是福建人。
最近英國貨車屍體的事件又把偷渡這個遙遠的詞彙擺上枱面,文章的角度往往從體諒死者出發,死者為大的基礎上挖掘偷渡者的貧窮和無奈,觀點的基礎是因為偷渡者周遭的種種不好,才才捨棄性命也要奮力一搏。
但是我資料查的越多,越發現這種觀點無意間洗白了偷渡的動機。後來通報説遇難者是越南人後,熱度就快速的冷卻了下去,沒有人再聊這件事。但我覺得仍然可以聊一聊,因為偷渡其實是內卷化下的悲劇,而內卷化和我們息息相關。
傳言福建人偷渡是因為窮,但是並不準確。
福建以前窮不窮?確實窮,在新中國成立前,福建沒有鐵路,而西部的武夷山山脈也阻隔了福建省對外交通,很久以來都是靠海吃飯。而福建山多地少,八山一水一分田,沒有足夠能自主發展的耕地。福建還是與台灣長期軍事對峙的第一線,長時間台灣海峽無法通航,沿海的福建連航運之利也未曾享受過。
壓縮基建規模,加強農業生產是七十年代福建的主旋律,吃飽飯才是硬道理。而這正是偷渡的高峯期。
但窮是偷渡的主要原因嗎?
福建並不是最窮的地方,1978年雖然福建為沿海省份倒數第一,但人均GDP全國第23,墊底的差生還有幾個,但偷渡的名氣唯有福建最大。而且2000年多佛慘案時,福建全省GDP已經入全國前十。
沿海的地理位置提供了線索,1990-2000年10年間,福建對岸的台灣地區共遣返37604名大陸偷渡客,這些偷渡人員主要全都來自福州下轄的長樂、福清、平潭、連江等地。
但如果只是説福建離台灣離得近,這個觀點也禁不起推敲,美國、荷蘭、澳大利亞也有大批福建偷渡客的身影,這可得從福建出發穿過俄羅斯、經過烏克蘭,輾轉斯洛伐克和德國,爬雪山過草地坐輪船。就這樣,日本的福建人還搞出了黑社會組織福清幫,美國紐約的唐人街被人稱為“小福州”。
究竟憑什麼是福建人?
貧窮和近在咫尺的台灣,只是一個小小的誘因,就像英國工業化離不開便宜的煤炭和昂貴的人工,而進行到後面,偷渡真正的動力其實不是為了要生存,而是要發財。
哪裏有錢就往哪裏跑,從海峽對岸的台灣開始到遙遠的澳大利亞,一人偷渡,全家暴富。在國內還在爭做“萬元户”的年代,周圍的朋友親戚卻都在美國一年掙上數萬美元,這無疑是巨大的震撼,在村裏的田頭地尾間,這都是極佳的八卦材料。
“發洋財就是有本事,在家就是沒本事”,當人家的麻將桌上打的是美元,在祠堂慶祝偷渡人從遠洋帶來的報平安電話,而你年輕卻老老實實呆在本地打工,無疑處於鄙視鏈的下游,會被村裏人所恥笑,這可比當代人催婚的輿論壓力大的多,偷渡反而成了村鎮中話語權體系的“政治正確”。
何況不患寡而患不均,見識過同鄉人在海外更高的收入後,大多數人也很難再安逸於現狀。
更要命的是,這蔚然成風的帶動性背後,還形成了成熟的投資理財模式。在改革開放初期,萬元户是一種身份象徵,而偷渡客卻把數萬元拿來遠渡重洋。
當年還貧窮的福建人哪裏來這麼多錢偷渡?
曾有人做過一份訪談,他們挑選了在美國工作的27位福建偷渡客進行一對一的談話,被問及錢從哪兒來時,這些偷渡客無一例外回答了一個字:借。
揹負高額債務去放手一搏,對於許多人來説是無法理解。但對於偷渡客來説,背後是從小就根植於內心的所謂“換來通往財富的門票”。
最關鍵的,還是福建人借得到錢。
福建是全國宗族體系保存最完整的地區。這讓偷渡者在向同一宗族的族人借錢時,顯得格外容易。如果親戚朋友的錢還不夠,那麼福建還擁有龐大的民間借貸網絡。
而對於民間高利貸組織,每一個偷渡客都是一件理財產品,每借出一筆,背後都是計算過偷渡者終身價值(LTV)的買賣。
事實上,偷渡的風險是他們能接受的:即使失敗了,最多也就是遣返,但偷渡過程中產生的死亡率並不算高。截止到21世紀初,福建人偷渡成功率可能能達到40%-60%,甚至更高。而據福州大學的測算,偷渡的死亡率可能最多僅有千分之三。
千分之三對應的人命不是人命,是投資客眼中可以接受的成本。
作為講究宗族文化的福建人,即使留居海外了,也樂於及時地將國外的移民政策和就業信息傳達給家裏的親戚朋友。
被美國人稱為“當代最有勢力、最成功的蛇頭”的鄭翠萍,就只做福建老鄉的生意,假如偷渡客在路上出了意外,她會向死者的家人支付一筆喪葬款,還會定期向其家人匯款。除了付費偷渡以外,她也開創了偷渡客付不起錢可以留在自己的餐館打工,慢慢還債的‘免費模式’(Free-to-Play)。
借得到偷渡的錢,死亡率低,不成功不用給尾款,成功了安排工作,拿到綠卡後在村裏揚眉吐氣、即使死了家人也有人保障基本生活……
幫人偷渡的蛇頭鄭翠萍被當地人稱為“活菩薩”,在她死後出殯的那天,長樂街上數千人為她送行。
但這一切已經向着內卷化發展了,什麼是內卷化?
在電影院時第二排的觀眾為了更好的視野站了起來,從而導致第三排的觀眾為了獲得視野不得不也這麼做,以至於第四排、第五排甚至全場的觀眾都站了起來。
所有人站起來後,體驗變差了,但是大家的視野變得更好了嗎?並沒有,視野是固定且有限的資源,為了爭奪這種資源,所有人只是把精力投入進了互相的消耗之中。
偷渡的人越來越多,隨之而來的,是連累整個福建尤其是長樂和福清地區,辦理簽證時被地域歧視,一聽到是這些地方的,正常的旅遊、留學簽證也不給辦;村子裏四處貼滿了“打擊偷渡犯罪”的標語,打擊偷渡的力度也在不斷提高;交通方式越來越隱蔽、輾轉、煎熬,這讓偷渡的費用十年翻了一番:從90年前後的2.5萬美元-3萬美元,到2000年初的7萬美元。
偷渡客在美國的日子也並不好過。“白天鍋爐頭,晚上抱枕頭,週末律師樓。”
因為沒有合法身份,他們只能在老鄉的餐館裏打黑工,習慣帶現金又不受司法保護,還成了黑人混混打劫的首選,社會福利就不用再説了,屬於社會的最底層;
你不幹有別人幹,黑工每天工作超過12個小時,回到逼仄的住所後抱頭就睡,沒有任何業餘生活;
週末唯一的1天假,通常也被用來跑去律師樓諮詢綠卡的事:拿不拿的到綠卡,同樣是村裏關於成功與否的評判標準,而競爭之激烈,有人黑了十幾年依然沒有轉正。
即使如此拼命,也只是拿着美國人三分之一的工資,除了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開銷,省下來的錢全要打給國內的家人,雞蛋什麼味都不知道。
偷渡者的老家同樣陷入內卷化的境地。
偷渡客主要來源之一的長樂,有的村子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3000多村民遷往美國,留守的村民不足1000人。成年男性沒剩下幾個,沒有了勞動力土地只能荒廢或租給外地人;夫妻相隔萬里,村裏的電線杆上,多了許多調查婚外情的廣告;在村裏玩耍的孩童大多都是美國國籍,因為美國養一個孩子的成本太高被送回來給老人帶,等到上小學的年紀了,還是要送回美國的,沒多少孩子需要接受九年義務教育,鄉鎮學校逐漸被取消;
所有人力都投入到了偷渡中去,結果就是本地越衰落,就越憧憬着偷渡賺大錢,從而就更為衰落。
央視記者曾到陝北採訪一個放羊的男孩,留下了這樣一段經典對話:
“為什麼要放羊?”
“為了賣錢。”
“賣錢做什麼?”
“娶媳婦。”
“娶媳婦做什麼呢?”
“生孩子。”
“生孩子為什麼?”
“放羊。”
為何如今越來越少聽見偷渡,正因為經濟的發展正在打破內卷化,福建的經濟總量、交通建設、年輕人的教育水平和流動性都不可同日而語。從2005年開始,從台灣遣返的大陸人員越來越少,到2010年以後,基本就看不到了。而外國人偷渡到中國的越來越多。不提廣州黑人,福建的許多食品廠招的工人也都是偷渡進來的越南人。而早年偷渡出海的那批人,想把身份遷回國內的越來越多。
至於往外偷渡,就更少了。長期的內卷化讓偷渡成了不再香的選擇。
如果你還是對早年的福建為何偷渡成風無法理解,或是不信任內卷化的威力而不能感同身受,不如審視一下自己。我們每個人都會陷入不同程度的內卷循環中。
公司加班就是一個內卷化的體現,公司的業務規模一直做不大,而你的同事為了獲得領導的賞識,選擇了在公司加班以表忠心,這就導致其他的同事也不得不也這麼做。但是業務就是這麼多,大家只好白天磨洋工。
這樣互相的消耗,讓業務做的更大了嗎?沒有,大家的工資更多了嗎?當然也沒有。所有人互相消耗着,更精細化的想辦法如何拿到原本就屬於自己的那份工資。
在這樣的情境下,大家都沒有下班你能不能走?你不能走。你正常下班反而成了不上進、不努力、不主動的代表,這是要被淘汰的。這和田間地頭討論誰家孩子有出息偷渡到了美國,而你處於鄙視鏈的底端的感覺是一致的。
熬夜、脱髮甚至於猝死,這就是內卷化下互相消耗的具體損失。這個畸形的評價體系會真實的告訴你它的威力。
而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比如你的孩子還在上小學,而他的同學們都報名了班級組織的出國遊學,你沒有選擇。更別提海量的為了不輸在起跑線上而不得不上的培訓班。
意識到自己正身處於內卷化之中並不難,難的是想要逃離內卷化,從而一起打斷這無限的循環。
而讓人類永遠保持理智,確實是一種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