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史研究70年回眸與展望（上）_風聞

基本信息

摘    要：從學科史角度來説,晚清政治史研究始於1912年清朝滅亡之後,並從屬於斷代史清史和中國近代史兩個不同學科。新中國成立之後,晚清政治史完全劃入中國近代史學科範疇,並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1950—1966年構建革命史體系階段;1966—1976年遭“影射史學”破壞階段;1977—1990年代事件史研究臻於成熟階段;1990年代之後趨於多元化、並回歸清史學科階段。晚清政治史在過去70年裏一方面取得豐碩成果,但同時也有待提升史學研究與理論、學術與政治、歷史與現實的有機統一,進一步加強史料的挖掘、考辨和利用,正確看待和處理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各種範式,在吸取既往成果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與清史和中國近代史兩個學科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獨立的晚清政治史學科。

作者簡介： 崔志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文章原刊：《史林》 2019年第4期。

晚清政治史起於1840年前後的鴉片戰爭,訖於1912年2月12日清帝遜位,既從屬於斷代史清史學科,也從屬於中國近代史學科,有着極為豐富的內容。值此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本文既對國內晚清史研究所走過的歷程縱向做一鳥瞰,也對學界研究的一些重點內容和討論的問題橫向擇要做一介紹,並就未來研究做一展望。

一

晚清政治史研究歷程

晚清政治史研究並不始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而是始於晚清。晚清時期,每有重大政治事件發生,即有時人進行記載或論述。例如,魏源的《道光洋艘徵撫記》、梁廷枏的《夷氛聞記》、夏燮的《中西紀事》,便是當時人研究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著作;張德堅的《賊情彙纂》、杜文瀾的《平定粵寇紀略》、李濱的《中興別記》、王闓運的《湘軍志》、王定安的《湘軍記》以及清朝官修的《剿平粵匪方略》等,為時人研究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的著作;姚錫光的《東方兵事紀略》、易順鼎的《盾墨拾餘》、洪棄父的《台灣戰紀》等,為時人研究中日甲午戰爭的著作;勞乃宣的《義和拳教門源流考》、支碧湖的《續義和拳教門源流考》、呂海寰的《庚子海外紀事》等,為時人研究義和團運動和庚子事變的著作。這些時人著述雖然有其侷限性,但無疑是晚清政治史研究學術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些著述迄今仍是相關研究領域的重要參考資料。

1912年清朝滅亡之後,晚清政治史開始被納入斷代史清史和中國近代史兩個學科之下。這一時期通論性的清史著作和中國近代史著作涉及晚清部分,講的主要就是政治史的內容,並形成幾個不同流派。在清史學科內形成以《清史稿》為代表的清朝遺老派和以蕭一山《清代通史》為代表的民族革命派及以孟森的《清史講義》為代表的學術派等三個不同學術流派。在中國近代史學科下則形成以陳恭祿、蔣廷黻等資產階級學者為代表的現代化敍事模式和以李鼎聲、范文瀾、胡繩等馬克思主義學者為代表的革命敍事模式兩個不同學術流派。1

但比較而言,晚清政治史在近代史學科中受到的重視要高於清史學界。對於近代史學科而言,民國時期的歷史只有二三十年,因此,晚清政治史自然就成了近代史的主體。以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來説,該著共分19篇,前15篇講的都是晚清史內容,涉及民國時期僅為第16-18三篇,第19篇為史料評論。同樣,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也以晚清歷史為主,佔了13章,最後5章為民國時期歷史。而對於清史學界而言,晚清70年只佔清代歷史的四分之一,並且,受資料條件和學術積累及政治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晚清史研究遠不及清前中期史。以著名清史專家孟森的《清史講義》來説,講的主要是清前、中期歷史,晚清部分只講到鹹同年間,止於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即使是蕭一山的三卷本《清代通史》,在1949年之前也只出版上、中兩卷,下卷是以講稿形式發行,並且涉及晚清歷史同樣力有不逮,當時也只寫到太平天國為止。總之,在中國近代史學科中,晚清政治史處於“虎頭”地位,民國部分處於“蛇尾”位置。相反,在清史學科中,處於“虎頭”地位的是清前、中期歷史,晚清歷史則處於“蛇尾”位置。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晚清政治史研究在中國近代史和清史兩個學科中的基本狀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國內晚清政治史研究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大致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為1949—1966年新中國成立的前17年,這是構建晚清政治史新體系階段。這一時期的一個變化是,根據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毛澤東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和基本矛盾的分析,晚清政治史研究完全從清史學科中剝離出來,歸屬於中國近代史學科範疇。60年代初,著名清史學家鄭天挺先生在給中央黨校講授清朝歷史時,就只講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明確指出鴉片戰爭之後的清朝歷史屬於近代史範疇,不在清史講授範圍,他説:“清朝的統治一直繼續到一八四○年以後,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推翻。但是從一八四○年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一步一步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所以在通史裏清朝的歷史結束於一八四○年。一八四○年以後的七十多年的歷史則放在近代史部分去講,我們講清代歷史的就不談了。2”

這一時期學界的另一重大變化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將現代化敍事模式當作資產階級史觀加以批判和摒棄,構建起一個純粹的革命史體系。這個革命史體系以階級鬥爭為主線,以“兩個過程”過程為基本發展線索,揭示晚清中國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過程,突出人民羣眾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並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為具體內容。所謂“三次革命高潮”,第一次為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第二次為戊戌變法和義和團反帝運動,第三次為辛亥革命。所謂“八大事件”,即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這一時期的國內晚清政治史研究,都是在這一體系之下展開的。

首先,在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甫一成立,中國史學會就將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作為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項重要工作,組織專家學者整理、出版“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十一種,具體如下:《鴉片戰爭》6冊,241萬字;《太平天國》8冊,226萬字;《捻軍》6冊,182萬字;《回民起義》4冊,139萬字;《洋務運動》8冊,322萬字;《中法戰爭》7冊,274萬字;《中日戰爭》7冊,301萬字;《戊戌變法》4冊,162萬字;《義和團》4冊,145萬字;《辛亥革命》8冊,322萬字;《第二次鴉片戰爭》6冊,250萬字,雖然出版於1979年,但實際也在60年代初即已編成。以上11種資料彙編總計68冊,2 758萬字。

除了中國史學會出版的11種資料之外,其他學術單位和學者也組織出版了一系列相關資料,做了有益補充。如在鴉片戰爭研究領域,《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鴉片戰爭末期英軍在長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林則徐集》《龔自珍全集》《黃爵滋奏疏、許乃濟奏議合刊》、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等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綜合資料彙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之不足。其他如《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海關與中日戰爭》、阿英(錢杏邨)編《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選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主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下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教研室主編《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第一、二輯,中華書局1964年版)等,在各專題史研究領域都具有同樣的學術價值和貢獻。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甚至一些最近出版的大型資料書,其實也是這一時期的一個成果。如2018年由江蘇鳳凰出版社出版的40冊《太平天國史料彙編》(2 000餘萬字),就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著名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羅爾綱先生組織完成的,只是因出版經費等各種原因,至今日才得以問世。

這些資料的整理和出版,不但為這一時期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史料基礎,並且迄今仍嘉惠學林,具有很大的學術價值。考慮到這些資料的出版都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百廢待舉之際完成的,就更為難得和珍貴了,同時也體現了當時學界對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視。

其次,圍繞“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學界舉辦了一些週年紀念性質的學術討論會,如太平天國100和110週年、中日甲午戰爭60週年、戊戌變法60週年、義和團運動60週年、辛亥革命50週年等學術討論會,並出版和發表了一系列論著,具有代表性的如姚薇元的《鴉片戰爭史實考》(新知識出版社1955年版),鮑正鵠的《鴉片戰爭》(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陳錫祺的《廣東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廣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魏建猷和蔣孟引的兩本同名著作《第二次鴉片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列島編《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版);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稿》《太平天國史記載訂謬集》《太平天國史事考》《太平天國史料辨偽集》《天曆考及天曆與夏曆公曆對照表》《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太平天國文物圖釋》《太平天國史蹟調查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1958年版),景珩、林言椒編《太平天國革命性質問題討論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1年版),戎笙等編《太平天國革命戰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版),江地《捻軍史初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版)和《初期捻軍史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版);牟安世的《洋務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和《中法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賈逸君的《甲午中日戰爭》(新知識出版社1955年版),鄭昌淦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陳偉芳《朝鮮問題與甲午戰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版),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之戰》(山東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歷史教學》月刊社編《中日甲午戰爭論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論》(羣聯出版社1955年版)、《戊戌變法史論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戊戌變法簡史》(中華書局1960年版)、《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中華書局1961年版),胡濱的《戊戌變法》(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中國近代改良主義思想》(中華書局1964年版),侯外廬主編的《戊戌變法六十週年紀念集》(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吳玉章等著《戊戌變法運動六十週年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1958年版),王栻的《嚴復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澤厚的《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史學雙週刊社編《義和團運動史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版),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編《義和團運動六十週年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1961年版),金家瑞的《義和團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1959年第2版),駱承烈的《從“鉅野教案”到山東義和團》(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政治》(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陳旭麓的《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胡繩和金衝及著《論清末的立憲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及李時嶽《張謇和立憲派》(中華書局1962年版),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上下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等。

在革命史觀指引下,這一時期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個特點是,無論在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還是在具體的學術研究領域,都偏重和突出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忽視對革命對立面清朝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列強的研究,忽視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如在“八大事件”的研究中,洋務運動雖然歷經30餘年,在晚清歷史中佔有十分重要地位,但由於是清朝統治階級發動,未被列入“三次革命高潮”序列,因此並不受學界重視,研究成果遠不如太平天國運動史、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史及辛亥革命史。同樣,清末最後十年新政作為辛亥革命的對立面,儘管對清末民初中國歷史有着十分的重要影響,但幾乎被學界忽視,發表的專題論文只有兩篇:一篇關於1901—1905年間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一篇關於清末預備立憲。並且,兩篇文章對清政府的改革都持否定,認為是“假維新,偽變法”,是洋務運動的“翻版”,具有封建性和買辦性,是清政府在鎮壓義和團運動之後為阻止新的革命運動而採取的反動措施。

第二階段為1966—1976年“文革”期間,這是國內晚清史研究遭受嚴重挫折階段。在這一時期,晚清政治史領域被視為資產階級霸佔的陣地而“被革命”,並首當其衝。1963年戚本禹在《歷史研究》第3期發表《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一文,並於次年在學界發起批判李秀成運動,實開史學界將學術問題政治化和“影射史學”的先河。“文革”開始後,

一些知名學者或被迫害致死,或橫遭批鬥,或噤若寒蟬,學術研究處於一片蕭颯之中。20世紀70年代初全國掀起“批林批孔”熱潮後,一部豐富多彩的晚清政治史又硬被説成一部“儒法鬥爭”史,例如將鴉片戰爭時期主張禁煙和改革的林則徐、龔自珍和魏源説成是法家的代表,將反對禁煙、主張對外妥協的穆彰阿、琦善等説成是儒家的代表;將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極力渲染成一場反孔鬥爭,認為太平天國是農民階級反孔鬥爭的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峯;將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時期清朝內部保守派與改革派和維新派的爭論看作是“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的兩條路線鬥爭;將一場反帝愛國性質的義和團運動硬説成是一場反孔運動,甚至還將義和團的“滅洋”舉動與當時的紅衞兵造反有理聯繫在一起;將辛亥時期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間關於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論戰説成是尊法反儒還是尊儒反法的鬥爭,等等。這種所謂的學術研究完全偏離學術軌道,淪為“影射史學”的奴婢和工具,表現出濃厚的“文革”元素,導致晚清政治史研究出現嚴重倒退。

第三階段為1978—1990年代,這是晚清政治事件史研究趨於成熟階段。這一時期,晚清政治史研究一方面繼承了既往革命史敍事體系,另一方面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實事求是和改革開放思想路線的指引下,摒棄了教條主義和簡單化,迴歸學術。現代化史觀重新得以承認,晚清政治史研究迎來空前繁榮局面,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與晚清政治史研究有關的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為推動國內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榮和發展提供了組織和人才保障。其二、與晚清政治史研究有關的各類學術討論會得以恢復,規模和影響也愈來愈大,對促進這一時期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榮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如1979年5月下旬,由北京太平天囯歷史研究會和南京史學會在南京聯合舉辦的太平天囯史學術討論會,不但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史學界舉辦的首次國際學術會議,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年來史學界規模最大的一次學術討論會。參加這次討論會的除國內學者外,還有來自英國、澳大利亞、比利時、聯邦德國、日本、美國和加拿大的外國學者,以及在南京就讀的外國留學生,多達260餘人,收到各種專題論文200餘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革”結束以來史學界的初步繁榮。1980年12月在吉林長春召開的首屆洋務運動學術討論會,則開啓了國內洋務運動史研究學術討論會的先河,並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形成兩年一會的傳統。又如1981年為紀念辛亥革命70年,除由中國史學會和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在武漢共同舉辦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外,上海、湖南、廣西、浙江、四川、廣東、江蘇、安徽、貴州、雲南、河南、山西、遼寧、寧夏等省市、自治區也先後舉辦紀念活動和學術討論會,將國內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高潮,當年國內發表的辛亥革命史文章和論文多達1 200多篇,盛況空前。

其三、圍繞“八大事件”,發表了不計其數的學術論著,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綜合性專著的出版,諸如牟安世的《鴉片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蕭致治主編的《鴉片戰爭史——中國歷史發展中第三次社會大變革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4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和茅家琦主編的《太平天國通史》(全3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崔之清主編的《太平天國戰爭全史》(4冊,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郭豫明的《捻軍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李時嶽、胡濱著《從閉關到開放——晚清“洋務”熱透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夏東元著《洋務運動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9年修訂版),樊百川著《清季的洋務新政》(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戚其章的《甲午戰爭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再版)、《甲午戰爭國際關係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國際法視角下的甲午戰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栻的《維新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修訂版),蔡樂蘇、張勇、王憲明等著《戊戌變法史述論稿》(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廖一中、李德徵、張旋如等編著的《義和團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路遙、程歗合著的《義和團運動史研究》(齊魯書社1988年版),路遙主編的《義和拳運動起源探索》(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李德徵、蘇位智、劉天路合著的《八國聯軍侵華史》(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林華國《義和團史事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和《歷史的真相—義和團運動的史實及其再認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章開沅、林增平主編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李新主編的2卷本《中華民國史》(中華書局1981—1982年版)和金衝及、胡繩武合著的4卷本《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5、1991年版)等,則標誌着革命史體系下的晚清政治事件史研究大體臻於成熟。這些代表作雖然有些出版於2000年之後,但它們實際反映的還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甚至更早之前的研究成果。

這一時期晚清政治史研究較諸前一時期所取得的重大進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研究內容更豐富、全面和深入。例如在晚清中外戰爭史研究中,不再侷限於侵略與反侵略鬥爭,同時加強晚清中外關係和國際關係史的研究,加強軍事史的研究,加強了對清政府戰爭對策的研究;既揭示外國侵略給晚清中國社會造成的破壞和深重災難,也多角度具體分析外國侵略給中國社會產生的多重影響。在晚清政治事件史研究中,既重視晚清的反封建革命,同時也重視對改革和改良運動的研究,如前一時期遭冷落的洋務運動就在這一時期受到重視,據不完全統計,在1979—1999年的20年裏,除了三部代表性著作外,公開發表的相關論文多達600多篇,先後召開7屆全國性的洋務運動史學術討論會。在太平天國革命史研究中,則加強了對這一時期清朝統治階級及相關人物的研究,加強了湘、淮統治集團的研究。在戊戌變法史研究中加強了對清朝統治階級內部帝后兩黨的研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加強了對立憲派和立憲運動及袁世凱北洋集團的研究。另一方面在歷史評價和學術觀點上更為客觀和實事求是,既肯定革命的合理性和積極意義,也注意晚清革命的侷限性;既看到晚清改良或改革運動與革命的對立一面及妥協性,也並不因此否定其對中國近代化所起的促進和推動作用,肯定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動晚清社會進步的兩大動力;既充分肯定晚清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的正義性和合理性,也注意到反侵略鬥爭中存在的侷限;對於晚清不同政治勢力和人物的評價,也不再是簡單地貼階級標籤,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褒有貶。

20世紀90年代之後為第四階段,這是國內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守望和拓展階段。這一時期,晚清政治事件史的研究一方面繼續得到重視,並有所突破和深化。但另一方面,傳統事件史的研究又有所冷卻,不再侷限於“八大事件”,而是轉向全方位研究,趨於多元化,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和趨向。

其一,從單純政治事件史轉向問題史的研究,加強了政治史與社會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結合。如在太平天國史研究中加強了對太平天國宗教、文化以及江南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在洋務運動史研究中加強了對該時期經濟史、災荒史、企業史、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在義和團史研究中加強了對這一時期華北地區民間宗教信仰、地方文化和社會形態的研究;在辛亥革命史和清末新政史研究中,加強了對這一時期民變和紳商的研究。這一時期舉辦的有關政治事件史的學術會議及出版的相關學術論著,主題也多與近代中國社會掛鈎,諸如“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社會”“太平天國與近代中國”“太平天國與中西文化”“洋務運動時期的區域社會環境”“甲午戰爭與近代社會”“義和團運動與近代中國社會”“直隸義和團運動與社會心態”“辛亥革命與社會發展道路”“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辛亥革命與四川社會”“辛亥革命與貴州社會變遷”“張謇與近代社會”等,提倡將社會文化史作為深化政治事件史研究的一個突破口。

其二,加強了對革命對立面清朝政府的研究,諸如邊疆邊政問題研究、晚清制度史研究、滿漢關係史研究、清廷朝政研究等等,呈現出由中國近代史學科向清史和晚清史學科迴歸的趨向。這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這一時期發表的以晚清史為主題的學術成果開始超出既往的革命史研究。以辛亥革命史研究來説,1992年之前學界主要以革命派為研究對象,以清政府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數量比重很小。在1980—1991年12年裏,前者與後者論文數量之比,除1988年達到10∶2和1990年達到10∶3之外,其餘年份都在10∶1左右,平均為10∶1.3(1.267)。但進入1992年之後,以清政府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數量逐年上升,與以革命派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數量之比,由是年的2.5∶10上升到1998年的6.3∶10,至2003年則開始反超後者,為12.8∶10。3與此相關的是,清末新政改革研究在1991年之後也開始脱離辛亥革命史範疇,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受到學界的高度重視。據不完全統計,自1991年以來,學界發表的與清末新政有關的學術論文多達1500餘篇,4著作50餘部,成為晚清史研究中的一門“顯學”。其次,從組織的學術會議來看,政治事件史主題的學術討論會在90年代之後繼續舉行,但會議論文選題多轉向清朝統治階級方面,且學術影響力也呈遞減之勢,有些則隨學術研究的轉向和發展而未能得到賡續,如洋務運動史學術討論會於1994年在福州舉辦第七屆之後即成絕響。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上述晚清史主題的學術會議明顯增多,且學術影響力不斷增強。如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舉辦的“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8月9—11日)、“清帝遜位與民國肇建一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年)、

“清代邊政與邊疆民族”學術研討會(2016年12月2—5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與其他單位合作舉辦的“晚清國家與社會”(2006年)、“晚清改革與社會變遷”(2007年)、“湘淮人物與晚清社會”(2009)、“清代滿漢關係研究”(2010年)、“政治精英與近代中國”(2012年)、“清末新政、邊疆新政及清末民族關係研究”(2014年)、“晚清制度、思想與人物研究”(2016年)、“被捲入世界的晚清中國暨戊戌變法120週年”(2018年)等八屆“晚清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對推動晚清政治史研究起了十分積極作用。再者,高等院校和各科研院所的博士論文及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科研項目也呈現迴歸清史學科趨向,許多選題屬於上述晚清政治史研究領域,革命史方面的選題明顯弱化。在這一學術轉型過程中,2002年啓動的國家清史編纂工程無疑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這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出版的240種3 599冊的圖書中可見一斑。

其三,開拓了“後事件史”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具體又可分為三個不同研究路徑:一是隨着學術積累的不斷增強,加強了學術史研究,對晚清政治史相關成果進行學術總結和回顧。除發表學術史文章外,這一時期還出版了一些專題史研究的學術史著作及綜合性的論著目錄索引等工具書,如蕭致治主編《鴉片戰爭與林則徐研究備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吳善中等著《太平天國史學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中國義和團研究會編《義和團研究一百年》(齊魯書社2000年版),章開沅、劉望齡、嚴昌洪、羅福惠、朱英編著的《國內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綜覽》(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林增平、郭漢民、饒懷民主編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備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喜所、凌東夫主編《辛亥革命研究一覽》(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羅福惠、朱英主編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記憶和詮釋》(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三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編《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檢討:問題與前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馬大正著《當代中國邊疆研究(1949—201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曾業英主編《當代中國近代史研究(1949—200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崔志海等著《當代中國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張海鵬主編《中國近代史論著目錄(1979—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黃愛平主編《清史書目(1911—2011)》(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等。這些學術史著作及論著目錄索引工具書的出版, 起到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

二是加強了對重大政治事件影響和意義的研究。如鴉片戰爭對晚清外交體制變革影響的研究,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對江南社會經濟影響的研究,甲午戰爭對東亞國際形勢及晚清社會和思想影響的研究,庚子事變對晚清中外關係及民眾觀念影響的研究,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政治和社會發展道路及中國近代城市和鄉村影響的研究等,都有所加強。與此同時,也加強了清末政局對民初政局影響的研究,諸如清末袁世凱集團興起與民初政局的關係,清帝遜位對民初政局的影響,清末廢科舉與民初士人的走向,清末法制改革和經濟改革與民初法制和經濟改革的關係,等等。此類研究一方面是既往有關政治事件歷史地位、影響和意義研究的一個自然延伸,但同時也是對既往政治事件史研究的一個深化和發展,這種多元審視不同於此前單向度的革命史觀或現代化史觀,有助於對晚清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做出更全面、更客觀的定位。

三是受西方後現代主義史學影響,探討晚清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如何被後人建構並被賦予意義,對傳統的歷史敍述進行解構。如有的考察了林則徐形象的構建過程;有的考察了近代不同政治派別及報刊如何賦予太平天國和義和團不同意義;有的探討蘇報案這樣一個歷史事件是如何被後人賦予各種政治意義並被意識形態化的,事件的主角章太炎和鄒容又如何被神聖化的;有的考察了辛亥革命之後各政府和黨派如何通過各種紀念活動,各自賦予辛亥革命特殊意義,以為本政府和本政黨服務的過程。這種後現代主義視角對於我們重新認識晚清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顯然具有一定的啓示意義。

這些研究轉向有的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即初露端倪,而在進入21世紀後愈益趨於明顯。這表明晚清政治史研究在經歷百餘年的歷程之後,已開始逐漸擺脱中國近代史學科和革命史研究的束縛,正在走向一門新的獨立學科的道路。

二

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儘管晚清政治史研究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21世紀之後出現重大轉向,趨於多元化,但政治事件史的研究始終處於核心地位。因此,以下我們就過去70年來裏國內學界圍繞晚清政治事件史所做的研究和討論的問題擇要做一介紹。

一、關於兩次鴉片戰爭史研究。

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既是19世紀英國對古老中國發動的一次侵略戰爭,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為説明鴉片戰爭不只是一場單純的中外戰爭,而且也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端,國內學者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對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社會進行了多角度、不同層次的探討,認為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社會已經出現或存在資本主義萌芽,並研究鴉片戰爭前夕的中西貿易狀況,更好認清這場戰爭的性質,同時就鴉片戰爭之前閉關政策進行了學術討論。其次,考察了鴉片戰爭前後中英之間的衝突和交涉及戰後中外條約的簽訂過程,從中揭示出鴉片戰爭既是一場侵略與反侵略戰爭,同時也存在兩種文明制度的衝突,以及近代中外不平等關係的確立。再者,從軍事史角度,對鴉片戰爭中的定海之戰、廈門之戰、虎門之戰和吳淞之戰中,中英雙方的戰略戰術、武器裝備、築城技術、訓練水平和軍隊素質及傷亡情況進行比較研究,從中揭示中國的失敗不只在於清政府的腐敗及一些清軍將領和官員的投降賣國、臨陣脱逃,也在於清朝軍事的落後。

此外,還就鴉片戰爭期間清朝統治階級內部是否存在嚴禁派與弛禁派、主戰派和主和派之分及其評價問題進行了持續的討論,一種觀點認為存在上述分野,並將前者看作愛國派,將後者看作投降派;另一種觀點則不認為存在這樣的分野,表示這種分野是相對的,隨形勢而變化的,並不存在愛國和賣國之別,都是為了達到鞏固清朝統治的目的。關於鴉片戰爭的性質,傳統和主流觀點一直認為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發動的一場侵略戰爭,起因是罪惡的鴉片貿易,但也有個別學者認為鴉片戰爭起因於中國和西方通商制度的衝突,因此,是一場“通商戰爭”,是中國傳統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條約通商體系之間的一場衝突。這種認識無疑是片面的,鴉片戰爭雖然表現出中西兩種不同外交體制的衝突,但不能也不應就此否定鴉片戰爭是一場侵略與反侵略鬥爭的實質。

關於鴉片戰爭的影響,國內學者都從中國近代史開端角度進行闡釋。但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只從革命史觀出發,強調其揭開了中國近代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序幕,使中國開始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20世紀80年代之後,學界既注意到鴉片戰爭的消極影響,同時又從現代化史觀看待其影響,認為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不但揭開了中國近代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序幕,而且也開啓了中國歷史由封閉走向開放、走向世界的起點。正如有學者指出“鴉片戰爭不僅改變了中國社會的走向,而且使中國的思想和文化也開始發生巨大變化:促使中國思想界出現了一股面向世界的潮流,瞭解西方和學習西方長技成為經世思潮的重要內容;反侵路的思想和文學應時興起;為了知己知彼,一些士大夫以滿腔熱情去研究世界及中國邊疆的史地之學。一個古老的民族終於開始覺醒”。5換言之,鴉片戰爭既是中國近代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開端,同時也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

對於1856—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學界的研究雖然不及第一次鴉片戰爭,但也就相關問題做了深入探討。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學界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修約、廣州入城、公使駐京、亞羅事件和馬神甫事件。除亞羅事件外,學界在其他四個問題上都存在不同看法。關於修約問題,傳統和主流觀點認為西方列強的修約要求是無理的,修約的實質是英美法等國為了實現其新的侵華目標,進一步打開中國的大門,其理由是《南京條約》並沒有關於修約的規定,英國根據最惠國條款援引中美《望廈條約》第34款和中法《黃埔條約》第35款的相關規定要求修約,與國際法要求不相符合。雖然新的觀點也承認修約談判是西方列強為進一步擴大侵華利益而提出的要求,但將修約談判失敗的責任主要歸咎於清政府,指責清政府閉關鎖國,試圖將英、美等國的修約要求納入中國傳統的對外關係體制中,不願履行中外條約義務。關於廣州入城問題,一派認為英國入城要求沒有條約根據,肯定廣州人民的反入城具有反侵略鬥爭性質;另一派認為英國入城要求有條約依據,反入城鬥爭是出於仇外情緒,是一種低級水準的鬥爭,不宜拔高。關於公使駐京問題,傳統和主流觀點認為這是西方列強的一項政治要求,為其侵華政策服務;而另一派觀點認為列強的駐京要求符合國際慣例,批評清政府拒絕接受外國使節常駐北京是為了維護其“天朝”觀念與體制,並不能保護國家主權與利益。關於馬神甫事件是法國發動戰爭的藉口這一定論,學界分歧在於,一派認為馬神甫的傳教為非法,從事侵略活動,肯定處死馬神甫是近代中國人民反侵略反洋教鬥爭的愛國行為;而另一派則承認馬賴對廣西傳教事業所作的貢獻,認為他建立了廣西第一個傳教基地——西林傳教點,發展了近代廣西的第一批天主教徒,開創了廣西的基督教事業,批評清朝地方政府處死馬賴方式過於殘忍和野蠻。

火燒圓明園也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史研究中的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一方面,學界就英法聯軍為何焚燒圓明園做了探討,提出各種觀點:有的認為是出於報復清政府扣押、虐殺英法外交代表巴夏禮等人;有的認為既出於侵略者為了掩蓋他們掠奪珍寶的罪證,也出於懲罰清政府的目的;有的認為是為了達到徹底摧毀清政府的抵抗意志、迫使清政府立即投降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對誰是火燒圓明園的罪魁禍首問題的討論。中文的相關論著一般都籠統地説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後有學者通過對法文資料的分析,指出主張並實施火燒圓明園的是英國,法軍雖然率先搶掠圓明園,但法國全權代表葛羅和遠征軍總司令孟託班都反對英國方面提出的焚燬圓明園並以進一步毀壞城內皇宮來逼迫清政府接受和約的建議,拒絕參與焚燬圓明園的行動。第三方面是關於誰引導英軍焚燬圓明園問題,曾有一種意見認為是龔自珍的長子龔孝拱引導英軍焚燬了圓明園,但近年經相關學者的考證,這種説法系自民國初年社會傳説,後經若干筆記、野史,特別是一些小説渲染傳播開來,缺乏有力的證據,純屬子虛烏有、以訛傳訛。

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朝統治階級的對策,自80年代之後,國內學界雖然認為存在主和與主戰之分,但不再簡單看作投降賣國與愛國之別,學者們指出主戰並非出於理性決策,而是昧於世界大勢,囿於“天朝大國”“華夷之辨”等傳統觀念,對中國武器的落後、軍備的廢弛與清軍的腐敗沒有清醒的認識,又無近代戰爭的軍事常識,無助於解救清政府所面臨的危機;相反,主和系出於對中外認識的提高,包含着某些值得肯定的因素。學者批評清政府採取的撫剿兼施、用民剿夷和以夷制夷等一系列“制夷”方略的無效,並由此對咸豐皇帝、奕、僧格林沁等清朝統治者在鴉片戰爭中的態度和反應做了重新考察和評價。6

二、關於太平天國史研究。

1850—1864年的太平天國革命是晚清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戰爭,學界對這場戰爭研究的成果十分豐富,並就許多問題進行了學術討論。其中,關於太平天國革命的性質,學界有各種説法,有的認為是反滿革命,有的認為是宗教革命;有的認為是“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

但主流觀點仍認為太平天國為“農民革命”或“農民戰爭”,其理由是太平天國期間封建經濟仍佔統治地位,社會生活中最普遍、最突出的是農民和地主的矛盾;參加太平天國運動的仍是舊式農民戰爭中的羣眾,手工業者和城市貧民一向是農民革命的成員;平分土地是農民的要求,不是市民的要求。

關於太平天國政權的性質,有的認為是農民革命政權,其理由是太平天國的平等和平均思想表達了廣大千百萬苦難農民的願望,政權的反封建革命性是十分明顯的;有的認為是封建政權,因為太平天國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襲封建專制政權,土地制度實際實行的仍然是保護地主所有制,農民建立的政權,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權。有的認為具有革命和封建兩重性,或認為其經歷了由農民政權向封建政權轉化過程。關於太平天國政體的性質,少數學者以太平天國拜上帝,即認為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但史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太平天國的宗教是農民革命宗教,與西歐中世紀教會統治根本是兩回事,太平天國政體是一個虛君制政權,天王“臨朝而不理政”,實際權力在於軍師,這是一種把農民民主主義和君主制獨特地結合在一起的政體;或説太平天國政體應屬於君主專制政體,洪秀全集最高軍、政、教權於一身。學界圍繞這些問題所做的討論,都反映了太平天國農民戰爭與中國既往歷次農民戰爭具有不同的歷史特點。

關於太平天國佔領並定都南京問題,一派持肯定意見,認為定都南京在軍事上結束了“流寇主義”狀態,為作戰提供了一個後援基地,在政治上則樹立了一個與清王朝對立的新政權,對推動全國革命高潮具有動員和催化作用,此外,當時太平軍並無北上直攻北京的實力,因此,太平天國建都南京是完全正確、十分必要的。另一派則持否定態度,認為是戰略失誤,其理由是太平天國以推翻清朝統治為目的,當時應率大軍直搗北京,建都南京致使太平天國坐失良機,並助長了領導人的享樂思想和帝王思想,加速了領袖人物之間的權力鬥爭,為日後變起蕭牆、自相殘殺埋下禍根。在這個問題上,前一觀點顯然更具説服力,後一觀點則有因果倒推之嫌,將太平天國建都後的戰略錯誤歸咎於定都南京,把太平天國沒有獲取勝利説成是定都南京的錯誤,這顯然是不可取的。對於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的北伐和西征,一派認為是正確的,北伐和西征是太平天國定都發天京後為鞏固政權所採取的軍事行動,有其客觀必要性;但多數學者認為這是一個戰略錯誤,根據當時敵我雙方形勢,應集中力量消滅天京周圍的敵軍,開闢和擴大以天京為中心的根據地,其後再揮師北伐和西征,這才是一個既積極進取又穩健可靠的戰略。同時,學界還就北伐和西征失敗的原因做了具體探討。

關於太平天國宗教問題,國內學界的研究主要起於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首先針對太平天國有沒有創立“拜上帝會”,一種意見認為太平天國領導人洪秀全、馮雲山等人並沒有建立什麼“拜上帝會”組織

,只是通過宣傳敬拜上帝團結民眾,發動金田起義,“拜上帝會”是清朝統治者強加給拜上帝人的一個稱號。但主流意見認為,無論從太平天國本身記載還是地主階級的記載來看,不僅有“拜上帝會”的名稱,而且有實際組織,“拜上帝會”準確反映了太平天國的宗教特色。與此相關,有些學者還就太平天國創立宗教組織的名稱做了討論,但這些都不影響太平天國創立宗教組織的事實。其次,在如何評價太平天國宗教問題上,一種意見完全否定,認為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是封建時代的農民精神上的沉重負擔”,甚至將太平天國宗教斥之為“邪教”,指責其披着基督教的外衣,對其控制下的軍民實行極其殘酷的剝奪與統治。另一派則持一分為二態度,既肯定其積極意義,也承認其消極影響,認為太平天國宗教所構建的新倫理觀,打破傳統偶像崇拜及各種迷信思想,為推動革命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但另一方面其強烈的排他性反而加劇了民眾的排斥心理,引起全國士紳階級的反對,加速了太平天國滅亡,而太平天國領導人在建都南京之後沉溺於宗教生活,試圖利用宗教控制政權,則進一步給太平天國帶來危害。此外,學界還就太平天國宗教與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中國民間信仰及西方基督教的關係進行了廣泛的探討,使太平天國宗教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

在太平天國人物評價方面,學界就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李秀成等太平天國領導人物之間的關係及其在太平天國運動中的功過是非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其中,關於洪楊關係,一種意見認為其經歷了從相互合作到“雙頭關係”的建立和維持到最後兩人關係破裂三個階段;另一種意見認為兩人自始至終存在矛盾,只是前後激烈程度不同而已。至於楊秀清“逼封萬歲”則有三種説法:一種觀點認為並非篡位,合乎太平天國體制;第二種觀點認為是楊為奪取洪秀全最高領導權所用的手段;第三種觀點認為“逼封萬歲”事情為杜撰,實質是洪秀全清除楊的一個藉口。關於蕭朝貴“代天兄傳言”一事,一種意見認為蕭抱有滿足個人權勢的慾望;一種意見認為是當時鬥爭形勢的需要,出於對拜上帝教事業的忠心;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是洪秀全和蕭朝貴互相利用的產物,其目的是取代馮雲山。

關於馮雲山,一種意見認為馮為拜上帝會創始人;一種意見認為洪秀全為拜上帝會創始人。對於馮雲山在永安封王中屈居第四位,一種意見認為系馮、洪商議而定,既是出於革命需要,也是勢所必然,承認楊、蕭在拜上帝會內的地位;一種意見認為除了客觀因素外,也是馮本人謙讓的結果。關於韋昌輝誅楊一事,一種意見認為是“奉天王密詔”,是太平天國的一場內訌;另一意見認為並無天王密詔,是韋昌輝利用洪楊矛盾,以奪取太平天國最高權力的擅殺行動,是一場政變。

關於石達開與“天京事變”的關係,主流觀點認為石達開是韋昌輝的同黨,參與了誅楊密議;但另一派則認為石並沒有參與誅楊密議事情。對於石達開率部出走問題,一種意見認為責任主要在於洪秀全與石的矛盾;一種意見認為責任主要在於石本人,由他的個人英雄主義、權力慾和一時意氣用事所致。對於石達開被俘問題,更是眾説紛紜,有的認為是“受騙被俘”;有的認為是“乞降被俘”;有的認為是“捨命全軍”。同樣,對於如何看待忠王李秀成被俘後的《自述》問題,有的認為是“偽降”以圖復國,有的認為純屬投降行為,批判忠王不忠。7這些學術爭論,充分反映了太平天國史研究的學術魅力。

三、關於洋務運動史研究。

1860—1894年的洋務運動又稱“同光中興”或“同光新政”,是清朝統治者發動的一場改革運動,學界着重就這場運動性質、作用和評價問題進行了廣泛、持久的討論,大致形成兩派觀點:一派以否定為主,認為洋務運動的目的是為了鎮壓農民起義、鞏固清王朝統治,抵禦外國侵略並不是其主要目的,雖然客觀上對刺激中國採用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了某些作用,但它只是“在聯帝保封建前提下的近代化”,“只能化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不可能化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社會”,因此,這是一場反動的運動,不能將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一道列入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進步潮流。另一派則以肯定為主,認為洋務運動的目的是“師夷之長技”,既是為了維護清朝統治,也是為了抵禦列強的侵略,雖然由於歷史的侷限,這場運動帶有封建性和買辦性,但它廣泛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這是一場進步的改革運動,它與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戊戌維新運動、辛亥資產階級革命前後緊接相連,反映了近代中國人民政治覺悟迅速發展的四個不同階段,標誌着近代中國歷史前進的基本脈絡,阻止了中國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方向沉淪。經過多年的學術討論,學界對洋務運動的認識逐漸趨於一致,大多肯定其是晚清歷史中一場具有進步意義的近代化運動。8

此外,學界還對洋務運動中的政治派系及政爭有不同意見。其中,關於洋務派與頑固派之間的論爭,傳統觀點認為只是封建統治集團內部關於統治手段和方法的爭論,並非進步和反動之爭。但目前主流觀點認為兩派之爭已超出封建統治階級集團內部之間的鬥爭,而是一場具有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性質的新舊鬥爭。而就具體的政爭來説,如關於辛酉政變的性質,一種意見認為具有新舊鬥爭性質,是洋務運動的起點;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辛酉政變只是慈禧、奕及肅順三派政治勢力之間圍繞是否逃亡熱河、是否迴鑾以及是否實行垂簾聽政等方面的政見之爭,不涉及新舊之爭。關於“甲申易樞

”事件,一説只是慈禧太后對軍機處應對中法戰爭不力而進行的改組,並非慈禧假公濟私之舉;一説與朝廷內的“恭醇之爭”與“南北之爭”有着密切關係;一説是慈禧與奕權力鬥爭的結果。關於洋務運動中“清流”派的屬性,一種觀點認為是清朝統治集團中的一個政治派別,並將它劃入反對洋務派的保守派陣營;一種觀點反對將“清流”派劃入保守派陣營,認為清流派是封建統治階級中比較開明的、進步的政治派別,屬於地主階級改革派的範疇,或曰清流派是介於守舊派和洋務派之間的一個政治派別;另一種觀點認為清流派不是一個政治派別或團體,不是朝廷中黨爭的工具,只是一種意識形態或文化現象。學界有關這些問題的討論,顯然有待做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四、關於中法戰爭史研究。

對於這場戰爭,學界的研究雖然相對薄弱,但也就相關問題開展了學術討論。其一,在相關戰役研究中,就山西之戰和北寧之戰、基隆和淡水之戰、馬江之戰、鎮海之戰、宣光和臨洮之戰、鎮南關和諒山大捷等戰況和戰果及清軍和法軍彼此勝負的原因及對戰爭的影響,分別做了考證和分析。

其二,在如何評價中法之間的外交談判問題上,對於李鴻章主持的歷次談判和所籤條約,一派總體持否定態度,批評李鴻章與寶海、脱利古、福祿諾和巴德諾的談判,執行的都是賣國投降路線,戰爭的結局與李鴻章的投降活動密不可分;另一派反對一概否定,認為李鴻章並非始終主和,而是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態度和表現。對於曾紀澤的對法交涉,學界大多持肯定態度,認為曾紀澤是愛國外交家,與當時李鴻章所奉行的妥協退讓政策形成鮮明的對照。對於海關總税務司英國人赫德主持談判,一派持否定態度,認為赫德通過為法國盡力謀取實利,給清政府以虛名,進而操縱了《中法新約》的談判與簽約大權;一派則持肯定態度,認為儘管赫德在中法談判的過程中更多地考慮英國在華利益不受影響,但也應看到,正是赫德及金登乾的從中斡旋,促成了中法停戰協定的最終簽訂,赫德對儘快結束中法戰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其三,在中越關係問題上,一派強調中越兩國人民傳統的友誼關係,將劉永福領導的黑旗軍援越抗法看作中法戰爭期間中越兩國人民戰鬥友誼的一個具體見證,認為中國的抗法鬥爭“得到了越南人民的積極支持”,中法戰爭“是中越兩國人民齊心協力共同反抗帝國主義的一頁光輝歷史”。另一派則如實揭示中法戰爭期間越南阮氏王朝奉行對法親善政策,採取敵視中國態度,指出當法國挑起中法戰爭、向中國進攻時,阮氏王朝不但不幫助中國,反而助紂為虐,聽命於法國殖民當局,將與援越清軍有聯繫的官員革職,並配合法軍驅逐黑旗軍,援助法軍,背棄中國,違反中越兩國人民團結戰鬥反對外來侵略的願望。 中法戰爭期間中法關係到底如何,這是一個很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其四,關於這場戰爭的性質,國內學者比較一致認為這是中國援越抗法、保家衞國的正義之戰,而一些越南和國外學者受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將中法戰爭説成是中法兩國為爭奪越南發生的不義之戰,這顯然有悖於學術客觀性。對於這場戰爭的結局,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在中法戰爭中是“不敗而敗”,清政府於戰爭後期在越南陸路東、西兩線戰場上分別取得打敗法軍的戰果下,乘勝即收,與法國簽訂和約,滿足法國的侵略要求,這是清政府投降賣國政策的一個惡果;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中法戰爭並沒有失敗,而是近代中外戰爭中唯一一次既不割地也不賠款,沒有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戰爭。9

六、關於中日甲午戰爭史研究。

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是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一場侵略戰爭,也是改變東亞國際格局的戰爭。關於這場戰爭爆發的起因,國內學者認為有以下幾種因素:其一,近代天皇制的確立與日本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日本挑起戰爭的根本原因;其二,日本長期以來奉行的大陸政策,是其武力擴張的理論根據;其三,開拓原料產地、商品銷售市場和投資市場,是日本挑起戰爭的經濟動因;其四,1890年起發生在國內的政治、經濟危機,刺激日本通過發動戰爭轉移國內矛盾;其五,清政府的妥協退讓,歐美列強的慫恿、挑撥及日本國內甚囂塵上的戰爭輿論,是促成日本率先開戰的直接契機。

關於“帝后黨爭”與和戰之爭問題,一種意見認為以光緒為首的帝黨主戰,以慈禧為首的後黨主和,“帝后黨爭”與“和戰之爭”是一回事。另一種意見認為不宜將帝后黨爭與和戰之爭混為一談,帝后兩黨在主和與主戰問題上都依形勢的發展而變化,二者並非完全對立,水火不容;或曰和戰之爭的發生要早於帝后黨爭,不是帝后黨爭所能概括。與此相關,學界在“帝后黨爭”與“和戰之爭”的性質及評價問題上意見也極不一致。一派認為“帝后黨爭”與“和戰之爭”不但是清朝宮廷內部的權力鬥爭,同時也是抵抗與投降、愛國與賣國之爭,是維護還是放棄國家民族利益問題;肯定帝黨主戰愛國,追求變革,批評後黨主和是投降賣國,對內因循守舊,反對變革。另一派則認為不能將帝后兩黨簡單地以主戰、主和畫線,也不能把帝后兩黨的和戰之爭簡單地歸結為權力之爭,和戰之爭不是一場愛國與賣國之爭,主和並不一定就是賣國的、錯誤的,主戰也不一定就是正確的、愛國的,錯對關鍵在於是否符合中國國家利益;“帝后黨爭”與“和戰之爭”雖然包含宮廷內鬥成分,但兩派並非截然對立,實質都是要維護清朝的統治。

關於中國戰敗的原因,有的學者強調軍事因素,認為武器裝備的落後,缺少合格的、懂得近代戰爭的指揮官,國防發展戰略失誤、戰備工作遲緩、戰略謀劃不善、海軍使用不當、軍官素質低下及國防體制陳舊、沒有健全的參謀機構和後勤供應機構等,都是導致清政府在戰爭中慘敗的原因;有的學者強調政治因素,認為清朝政治制度的腐朽落後是導致中國甲午戰敗的根本原因,批評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犯有七誤:一誤於戰前對朝鮮問題始終猶豫不決;二誤於日軍大舉入侵朝鮮時,仍無備戰決心;三誤於平壤戰役的用人不當和調度無方;四誤於國境線上的倉促佈防;五誤於大連、旅順口的迅速陷落;六誤於北洋艦隊困守威海;七誤於不敢堅持長期抗戰。此外, 相關論著還就中日雙方陸戰和海戰的部署、勝敗原因,甲午戰爭期間的國際關係以及這場戰爭對中國的影響等問題,做了深入的探討。10

七、關於戊戌變法史研究。

1895—1898年的戊戌變法既是晚清的一場政治改革運動,同時也是一場思想啓蒙運動。對於這場政治事件的進步意義,學界一直予以正面評價,認為它是由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洋務運動向辛亥革命過渡的一個轉折點,代表着時代的發展方向,是進步和愛國的。但對這場運動的性質學界仍存有爭議:一派認為戊戌變法是一場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其理由是戊戌變法的領導人都是從地主官員轉化而來的資產階級的代表者,他們雖然主張在政治上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一些改革,卻不觸及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基礎,基本採取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逐漸變革;另一派反對給戊戌變法冠以“改良主義”稱呼,認為改良主義是19世紀西方社會主義運動中“一種很不光彩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流派”,用這個概念硬套戊戌變法和維新派不妥,戊戌變法實質上是新興資產階級和封建頑固勢力之間的階級鬥爭,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變為獨立的、民主的、資本主義的中國,具有明顯的反封建主義性質,絕非改良主義。有的認為即使稱其為改良主義,也絲毫不損害其進步作用。對於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的維新派在戊戌變法中的作用,一派充分肯定其所起的作用,認為康有為在變法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康的奏議成為變法上諭的張本,他本人更是左右朝政達百日之久;另一派反對將康有為看作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指出康有為在清政府中的地位不足以也不可能扮演這樣一個角色,有關康有為與戊戌變法的緊密關係很大程度上出於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的有意渲染,有的甚至認為康、梁的激進主張和舉動應為戊戌變法的失敗負責。

此外,學界還就戊戌變法中的一些史實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其中,關於“公車上書”真偽問題,學界有三派意見。一派堅持認為確有康有為領導舉人進行“公車上書”一事,儘管都察院以清政府已在《馬關條約》上簽字,無法挽回,拒絕接受康有為的上書。而另一派認為作為歷史事件的“公車上書”並不存在,康有為所説都察院拒收其萬言書不實,事實是康有為根本沒有遞上,當時反對馬關議和有影響力的主體是清朝的一些官員。第三派意見認為“公車上書”可以分為兩種理解:一種是由政治高層發動的、文廷式等京官組織的上書,且達御前,對政治決策有所作用;另一個是由康有為組織的十八行省舉人的聯名上書,只是一次半途而廢的上書活動,對當時的政治並未產生實際的影響。關於戊戌政變是否由袁世凱告密而起問題,學界也始終存在不同意見:一種意見堅持認為政變因袁世凱告密而起;一種意見認為政變與袁世凱告密無關,在袁告密之前慈禧太后已經決定發動政變;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政變雖非袁告密而起,但袁的告密導致了事態的擴大。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