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員職場記：從國民黨中央大員到山大王的過山車人生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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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説到遠在莫斯科的導師列寧與終於認識到靠着軍閥打軍閥行不通的國父孫中山一拍即合後，在國民黨一大召開半年前，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在廣州東山恤孤院后街31號召開了三大。

為了迎接即將來臨的國共合作，在共產國際的協調下，中共通過了國共“黨內合作”的決定，即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是，黨仍要保持黨組織的獨立性，也就是所謂的跨黨黨員。

幹革命也好，做工作也罷，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要忘記自己的獨立性。“獨立自主”，不能是一句空話，只會執行而沒有思想的人，永遠只能當工具。

後世對這段時間裏教員的行蹤描述甚少，官方史書對於這期間教員的的活動説明也諱莫如深。其實，對於個人的命運來説，與遵義會議比起來，教員在三大中地位上升才更加關鍵：

這段時間的教員，恰恰如參加工作不久的青年一樣，也在職場裏努力的往上走。

由於他在湖南地區工作極為出色，陳獨秀對這位早在北京就有所交往的青年相當欣賞。在中共三大報告中，陳獨秀在批評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後，特別表揚了湖南：“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説工作得很好”，“湖南幾乎所有擁有三萬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控制之下”。

想讓領導注意到你，可能交情很重要，但想讓領導重用你，一定要有拿得出手的成績。

因此，三大之後，教員不僅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還擔任了中央局秘書，直接對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負責，成為他的助手。

這項任命實際上意味着教員正式進入黨的領導核心。因為中央局秘書的權限極大，不僅肩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這種一般事務性工作，而且有着“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籤字”的聯合署名權!

而更讓教員收穫巨大的是人脈的拓展。在擔任陳獨秀的秘書之後，他需要陪伴陳獨秀參與國共合作的具體操作中，因此接觸到不少國民黨上層人物，除了著名的左派廖仲愷之外，他還接觸到了元老級人物、時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建設部長的譚延闓。由於同為湖南人，譚延闓對這位後輩很是熱情。

可以説，正是陳獨秀的青睞有加，不僅使得教員在黨內進入核心領導層，擁有了讓國民黨不可小覷的政治資本，另一方面他還以陳獨秀助手的身份，得以進入了國民黨高層的法眼，為其在國共合作時在國民黨內部擔任高級職務奠定了基礎。

2

**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職場生存，學會“助攻”很重要。

1924年1月20日當國民黨一大召開時，教員不僅以湖南地方組織代表的身份出席，還被指定為章程審查委員之一。只是，此時的教員還算不上什麼重要人物。在會上除了一些常規性發言之外，他基本都是給隊友做助攻：

方瑞麟提出要在章程中列入國民黨員不能加入其他政黨的條文，實質反對國共合作，這個提案遭到了汪精衞、胡漢民、李大釗、廖仲愷等大佬的駁斥，而教員看氣氛合適，趁機發言要求立即付諸表決，最終否決了這一提案。

**但話説回來，助攻得好也還是有收穫，**教員在國民黨一大上的活躍表現得到了孫中山的肯定，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的時候，孫中山親自起草了一個名單，欽定他為候補委員。

在國民黨一大之後，被欽定為候補中央執委的教員被派到了上海的國民黨執行部工作。

當時的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由胡漢民、汪精衞和葉楚傖負責，而教員則以胡漢民秘書的身份兼任上海執行部組織秘書。由於與葉楚傖有矛盾，所以教員幹到12月就乾脆請假回長沙了。其實年輕的時候大家都一樣，衝冠一怒就要撂挑子。這段短暫上海經歷，對教員來説只是一個小插曲，但也不是毫無收穫。

命運就是這麼的神奇。你永遠也不知道機會會在什麼時候眷顧你。所以才要時刻做好準備。

正是通過在上海工作的經歷，他不僅結識了汪精衞，還得到了這位當時著名國民黨左派、孫中山死後的國民黨頭號人物的器重。其實，教員和汪精衞也算是有淵源，教員的同鄉、恩師，湖南第一師範校長易培基是汪精衞的摯友，早就向汪精衞引薦過自己的學生。

通過上海這段短暫的共事經歷，汪精衞對教員的才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尤其對其才思敏捷、文辭頗佳頗多好評。

1925年7月廣東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之後，汪精衞任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到10月5日，汪精衞以自己事務繁忙為由，特地指名推薦教員代理宣傳部長職務。10月7日，從長沙返回廣州的教員正式就職，成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代理部長。

所以他就跑到國民黨中央，當了這個宣傳部長，而汪精衞的賞識，正是這段記載史海沉鈎的直接原因。

3

由於長期偏重軍事，不注重政治宣傳工作，在教員到任之時，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幾乎是死水一潭，沒規劃，也沒有規律，更沒有組織，甚至到了宣傳都不出廣東一省的地步。

教員到任之後，首先就以宣傳部的名義在上海開辦了交通局。嗣後又陸續將交通局擴張到了12個省市。國民黨也沒得辦法們，只好依靠這些交通局作為據點，在當地開展政治宣傳工作。

隨後，他又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名義，主持全面整頓國民黨報刊宣傳系統工作，創辦了一大批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性質的報刊，一時間讓國民黨的宣傳看起來頗有聲勢。據統計，到1926年6月北伐前夕,國民黨系統出版的報刊有近百種，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更加註重宣傳工作的黨人主持的。

用自己的長處，補組織的短處，往往會成為那個組織離不開的關鍵人物。這樣的人，每個單位都有。

國民黨在敗退台灣之後，曾出了一部《國軍政工史稿》書，在裏面酸溜溜地反省當年國共合作道:

“中共分子爭事不爭權。願在政治部中多做事，而將握有實權之黨代表職位儘量讓與國民黨黨員：你不干我幹。凡某一政工職務為國民黨黨員所不願為，不屑為或不能為者，他們欣然接受，全力為之。表現能力，表現服務精神，勞苦譭譽在所不計”。

無論怎麼看都更像是在誇獎中共肯吃苦——事實上就連鮑羅廷也説：“中共是中國革命中的苦力。”

成為那個不可替代的關鍵先生總是有好處的，教員造反出走後，國民黨的宣傳系統再也沒有好過。曾經有個發工資的機會擺在國民黨的面前，國民黨卻不珍惜，直到員工跳槽，他才追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給他一次機會……

從1925年10月5日到1926年5月28日，教員一直主持國民黨的宣傳工作，除了《政治週報》之外，還負責了當時國民黨“二大”各項草案撰寫和宣傳工作報告，直到1926年5月蔣介石提出的旨在打擊共產黨，爭奪國民黨最高權力的《整理黨務案》獲得通過，教員方才不得不辭去部長一職。

不過，這時他已經找到一份更加適合的工作——農運。

4

和國民黨最開始的人物大都有吃洋麪包，喝洋墨水的背景有關，他們在對中國革命的問題上，似乎總是有那麼點隔閡，抓不住，或者説不願意深入到底層去抓人口的絕大多數。反倒是一貫的“革命苦力”中共，對中國社會底層問題非常有興趣。

瞧不起真正有力量的人，是中國“精英們”一直以來的通病。就像是拍電影一樣，能拍《捉妖記》，他們是絕對不會拍能讓一億人次走進電影院的《哪吒》的。

或許是因為出身農家，對農民問題有深刻體會的緣故，教員對農民運動講習所投入極大的熱情。第六屆農運講習所有來自全國20個省、區的學員。

紮實的付出總有極大的回報。就好比餃子的《哪吒》和卡梅隆的《阿凡達》一樣，教員紮根一般的付出，也給他帶來了極大的回報。

對於教員來説，農運講習所給他帶來一個巨大的優勢，就是能通過學員材料真正地瞭解中國社會現實，獲得革命現狀的第一手材料。因此，他非常重視學員寫的材料，還選出一部分編進《農民問題叢書》出版發行。而在序言中，他寫下一段至關重要的話：

“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

在教員主持農運講習所期間，他總共編輯出版了52種《農民問題叢刊》。而且這批農運積極分子還被送到黃埔軍校接受軍事訓練，前往韶關、海豐等地農村參觀。這些學員畢業回省之後，絕大多數都成為當地農運的骨幹。日後也成為了黨燒起燎原大火的星星火種。

中國國民革命中心問題是什麼?

不用等到1946，早在20年前的1926年，教員已經清楚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因此他才會對農運保持如此高的熱情，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做出對農運的全盤肯定——事實上和所有的運動一樣，農運自然也有“過火”的問題。

但在偉大的教員看來，矯枉必須過正，必須造成短時期的恐怖現象，才能肅清地主階級長達幾千年的恐怖。因此這些“過火”並不是什麼大問題。此時，他畢竟還不是以後那個經驗豐富的領袖，他只看到了農運震撼整個社會的力量，卻未能考慮這種震撼會多大程度上激化社會矛盾。

隨着農運深入，土地革命變得迫在眉睫，而這種涉及整個社會結構的革命則遠不是此時的中國所能承受的，早就對農運心存疑慮的國民黨更是產生激烈的分化，國民黨高層的大量大地主出身的人，由於自己利益受損或者即將受損們，開始站到敵視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的一邊，國共合作的破裂已經不可避免。

但對於教員來説，這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已經找到了屬於他的未來之路、革命之路。

5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面對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瘋狂屠殺黨員的危急局勢，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制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

但是講武裝反抗，首先要有武裝。**領導起義，奪取政權，必須以一定的武裝力量為基礎。**在黨內，教員是比較早的注意到軍事工作的重要性的領導人之一。

在“八七”會議上，教員提出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他説“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八七會議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曾向教員徵求意見，要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去工作。但是教員卻不同意，他主動要求回湖南搞武裝鬥爭。

實際上此時的教員雖然有做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等革命工作的豐富經歷，但卻從來沒有做過軍事工作。但是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教員勇敢地投身了武裝鬥爭的洪流。

沒有做過的工作，不要怕，做了之後就會發現，原來讓你恐懼的，還是恐懼本身。

數十年後，他在會見外國朋友時還就此説道：“像我這樣一個人，從前並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想到過要打仗，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強迫我拿起武器。”

經過教員自己的不懈請求，“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決定教員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當時中共中央的最初設想是在湖南湘中、湘南等多處發動，力爭通過暴動控制湖南全省。

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兩湖已經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為了回湘組織起義，教員不顧個人安危，於八月十二日從武漢秘密回到長沙。

一回到湖南，從八月十二日到八月十八日間，教員就馬不停蹄的開展了多次社會調研。他在送楊開慧回長沙城外板倉村老家的時候，在楊開慧家裏，教員邀請了五位農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學教師開了兩天調查會，瞭解到當地農民要求全盤解決土地問題的想法和對局勢的看法。

回長沙城後，他又召集了由湘潭韶山來省城的五位農民開會，在同他們交談的過程中，教員又充分地瞭解到鄉村一般羣眾對社會局勢和對國共兩黨的一些看法。

通過這些調研，教員發現形勢在發生着飛速的變化，這促使教員對起義計劃進行重新思考。當得知國民黨軍隊殘酷鎮壓工農運動後，羣眾對國民黨的看法已完全改變了。因此，對組織領導秋收起義舉什麼旗的問題，教員也有了新的決定。

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作風，從來是教員制勝的法寶。

6

八月十八日，教員出席了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召開的湖南省委會議。會上，針對黨內有人還對國民黨存在幻想的情況，教員發言，他掃視全場，吸了一口煙，説道：“國民黨的招牌還能要嗎？我看不能要了，國民黨的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已經完全是一面黑旗。”

有人發問“不打國民黨的旗號，那我們怎麼辦？”

教員斬釘截鐵地説：“我們要舉起自己的旗幟，只有黨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才能號召羣眾。”教員的這一觀點很快得到了與會大多數同志的贊成。

會後，教員為此向中央寫信解釋説：“這一點我在鄂時還不大覺得，到湖南來這幾天，看見唐生智的省黨部是那樣，而人民對之則是這樣，便可以斷定國民黨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則必會再失敗”。

在教員的主張下，湖南省委決定成立以黨的旗號來號召羣眾，領導起義，並制定了湖南省的黨組織同國民黨完全脱離關係、組織工農革命軍、沒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財產、在湖南建立獨立於國民黨的黨力量、組織工農兵蘇維埃的五項起義綱領。

事實證明，正是教員所主張的高高舉起黨的旗號和這些正確的起義綱領對吸引號召羣眾起來參加革命起了關鍵的作用，也正由於此，才有了中國革命日後“喚起工農千百萬”的壯舉。

在八月下旬召開的湖南省委會議上，教員明確表示需要改變以長沙、衡陽、寶慶三處為中心的全省暴動計劃，他主張不打大城市，打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這一想法雖然得到了湖南大多數同志的支持，但是卻被當時不懂軍事的中央嚴厲的批評了。教員頂住了中央的壓力，決定還是按照在基層一線工作的同志們都贊同的方法辦。

實事求是，永遠不會被虧待。

在組織領導秋收起義的過程中，教員非常重視起義的軍事準備工作。當時能夠參加起義的各地武裝主要有平江、瀏陽等地的工農義勇隊或農民自衞軍和安源路礦的工人武裝等，但比較缺乏正規軍。

為此，教員八月十九日就致信中央，提出希望中央能調派兩個團的正規軍來協助湖南的秋收起義，但由於當時南昌起義部隊已經南下廣東，教員的這一要求中央沒有能夠給與實現。

既然組織上給不了幫助，那麼就只好自己找幫手，為了創建革命武裝，為起義打下堅實的軍事基礎，教員積極奔走，聯絡各方武裝力量。

八月三十一日清晨，教員告別妻兒，乘火車從長沙前往安源。九月初，教員化妝成農民趕到安源，在張家灣召開會議傳達秋收起義的計劃，在會上，當教員瞭解到在修水有一支正規革命武裝——即黨員盧德銘任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衞團，因為沒有趕上參加南昌起義而停留在那一帶時，他立即決定聯合駐修水的警衞團共同起義。

果斷，從來是個好品質。

安源會議結束後，教員一方面給修水、銅鼓等地革命武裝去信，要求共同舉事，一方面自己親自趕往銅鼓，與當地的革命武裝面商起義事宜。

就在這次行動中，教員也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險情。安源會議後，教員為了聯繫盧德銘，裝作安源煤礦的採購員趕往銅鼓。不料，走到湖南瀏陽張家坊村，被當地反動民團巡邏隊抓住了。

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數以萬計的黨嫌疑分子被殺。那些民團要把教員當作黨嫌疑分子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好在事前教員從一個同志那裏借了幾塊錢，他打算從這些錢賄賂押送的人釋放他，押送他的民團士兵同意了，可是負責的反動民團頭目卻不同意。

一路上，一直到走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教員才找到機會，一下子掙脱出來，往田野裏跑。他飛快地翻過田野裏的一個高地，然後躲到高地下面的一個水塘裏，在那躲過了反動民團的幾次搜捕，一直躲到日落才成功脱險。

後來，在一個好心的農民的幫助下，教員才趕到銅鼓，聯絡上黨組織和當地革命武裝。

事實證明教員在聯繫盧德銘這個問題上是極有遠見的。

正因為有了教員事前重視軍事準備，重視革命武裝的創建，尤其是把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衞團這一正規革命武裝納入參加起義的關鍵決斷，才使最後秋收起義中雖然攻打長沙失利，但以警衞團為骨幹力量的起義軍卻不僅並沒有就此潰散，還成為了後來教員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中堅力量，為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堅實的軍事基礎。

7

秋收時節暮雲沉，霹靂一聲暴動**！**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著名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在教員的領導下爆發了，從此教員走上了領導中國革命武裝鬥爭的軍事生涯。

教員心情十分高興，他一掃大革命失敗後的壓抑，興奮地寫下了《西江月·秋收起義》：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

修銅一帶不停留，便向平瀏直進。

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

秋收時節暮雲沉，霹靂一聲暴動。

樂觀歸樂觀，現實歸現實。在敵強我弱的環境下，搞起義卻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秋收起義爆發後不久，因為敵我力量懸殊和武裝鬥爭經驗不足，起義部隊接連戰鬥相繼失利**，十天的戰鬥，起義隊伍從五千人鋭減到一千五百餘人，受到了嚴重的****挫折。**

在秋收起義的原定計劃嚴重受挫的嚴峻形勢下，起義軍何去何從？是執行中共中央原來的決定，冒着全軍覆沒的危險繼續進攻長沙以避免背上“逃跑”的罪名，還是從敵我力量懸殊的客觀實際出發，實行必要的戰略退卻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

在這個起義軍生死攸關的時刻，面對如此兩難的抉擇，教員當機立斷，下令改變原有的攻擊長沙部署，命令各路起義部隊停止進攻，先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以討論下步行動方針。

秋收起義攻打城市失利，起義軍士氣非常低落，一些軍官更是怨聲載道。1927年9月19日晚，教員在文家市裏仁學校主持召開由師、團主要負責人蔘加的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工農革命軍今後的行動方向問題。

在會上，諸多領導人爆發了激烈的爭論，當時起義軍內不少人包括當時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的餘灑度等人打着中央和省委的旗號，要求“取瀏陽直攻長沙”。團長蘇先駿則陰陽怪氣地説：“革命了半天，卻革到山上做‘山大王’，這叫什麼革命？”

面對這些意見，教員詳細地對客觀形勢作了分析，認為敵強我弱，靠工農革命軍的現有力量不可能攻佔國民黨軍隊已經強固設防的長沙，湖南省委原來的計劃已無法實現，主張放棄進攻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

會議一直開到深夜，經過激烈爭論，在總指揮盧德銘等支持下，還是通過了教員的主張，否定了師長餘灑度等堅持的“取瀏陽直攻長沙”的意見，決定退往湘南。

九月二十日早晨，迎着清晨的霞光，教員在里仁學校操坪向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全體人員講話，教員説：

“現代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不行，有槍桿子才能打倒反動派。這次武裝起義受了挫折，算不了什麼！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當前力量還小，還不能去攻打敵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應當先到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去保存力量，發動農民革命。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一定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

文家市轉兵，實現了從進攻大城市到向農村進軍的轉變，這是中國人民革命歷史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教員在此作出的轉兵決策，可謂為革命留下了火種，為國保存了良才。它避免了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同強大的敵人決戰，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

拉起隊伍，重拾信心，教員上了井岡山，真正紮根到了農村，在那裏他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取得的成績，超過了中共成立以來所有工作的總和。

從中央大員，到山大王，這一步不好走，以時人的眼光看來不可謂明智。

但，誰終將聲震人間，必長久深自緘默，誰終將點燃閃電，必長久如雲漂泊！

紮根基層，紮根農村，那支灰色的軍裝，嶄新的紅旗，將在二十年後，給你一個嶄新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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