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狂徒的魔幻人生：40歲美國博士後，60歲身家百億，直至活到120歲_風聞

作者|   牙谷牙狗

來源|   最人物

真實、坦蕩、過分自信、過分驕傲、帶着一點不可理喻，又有一點狡黠的可愛，這就是汪建，一個渴望用化學合成任何生命的、傳奇的人。

“您痛苦嗎？”

知名媒體人許知遠曾這樣問華大基因創始人汪建，得到的答案讓他錯愕。

“痛苦個屁！”

“真正的痛苦是吃不飽、穿不暖。你想把你的思想強加給別人，別人不聽你的，你就痛苦。我根本不想你是怎麼想的，我有什麼痛苦呢？”

許知遠不信，搬出知識分子那一套，“那也就是説，從莎士比亞、歌德，到魯迅，他們的存在都沒意義嘍？”

汪建陷入了沉默，但只是一瞬間，接着他嘴硬地説：“他們東西我從來不看，誰是誰啊！”

説完他又狡黠一笑，反問許知遠：“他們有我活得瀟灑嗎？有我走得多嗎？有我玩得狂嗎？”

許知遠無奈，像泄了氣的皮球，“不知道，因為意識的世界，是一個廣闊的世界”。

汪建有點急了，搶先説：“是個未知的世界。先活得長，才能看見結論。”

是的，如果從走得遠、活得瀟灑和玩得狂三個方面講，汪建很可能是為數不多的人生贏家。

14歲上山下鄉、40歲成為美國生物醫學博士後、49歲任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副所長、56歲登頂珠峯、60歲身價百億、65歲夢想創造下一個時代……

他創立了國家基因庫，他的企業基因檢測能力世界第一，並且聲稱很多疾病，都能從基因中找到解決方案，比如艾滋病、癌症。

甚至，他希望自己能夠“永存、永生”。

聽起來頗為科幻的想法，讓很多人罵他狂、無知，甚至説他是頂級騙子，只會忽悠投資人的錢。

他絲毫不在乎，“你罵我我聽不見，我還不知道我是什麼人？要你罵我？去你媽的！”

真實、坦蕩、過分自信、過分驕傲、帶着一點不可理喻，又有一點狡黠的可愛，這就是汪建，一個渴望用化學合成任何生命的、傳奇的人。

2003年，華大基因成立的第4年，汪建在圈內聲名顯赫。但公眾對他的認知，仍舊停留在一個“很厲害的科學家”層面上。

很多人知道汪建很牛，但不知道他有多牛。

那一年，非典爆發，迅速擴散，一時成為當時醫學界最棘手的問題。熱心的汪建摩拳擦掌想上前線，卻因非國家人員身份，被攔了下來。

他喬裝混進防治非典小組會議上，破口大罵所有人各自為政，“我們華大隻要拿到病毒樣本，幾個小時就可以解出來結構。有了這個，你們可以馬上做疫苗”。

汪建的一席話，震驚了在場的所有人。他的暴脾氣為他贏得了機會。拿到病毒樣本後的36個小時之內，他的公司迅速破譯四株非典病毒全基因組序列。

成功之後，他連名字都不署，將全部共計30萬份診斷試劑，捐獻給了政府，幫助防治非典。

外人為汪建上演的奇蹟歡呼，但他卻不以為然，“我只不過是小露了一手，讓你們看看厲害”。

一貫囂張的嘴臉背後，其實當時的汪建幾乎已經走到了絕路。那是他剛剛完成壯舉之後，目之所及沒有退路的時候。

1994年， 在美國華盛頓大學擔任研究員的汪建決定回國創業，憑藉幾個“簡單的疫苗和試劑”，他很快打開了市場，並在兩三年的時間內，成為身價千萬的富豪。

技術上的領先讓他衣食無憂。外人豔羨，汪建卻憂心忡忡。作為曾經公費出國的留學生，他覺得“不給國家做點事，對不起生我們養我們的地方”。

於是他召集了幾個之前的同學，開始對生物醫學最大難題“基因”動起了念頭，勸在國外工作的同學説：“我們把人類基因組計劃搬回來吧，幹1%。”

幾個同學聽傻了眼。

人類基因組計劃是20世紀全世界最具全球化和人類共同體氣質的行動計劃，與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登陸月球的阿波羅計劃並稱20世紀人類三大工程，項目預算高達30億美金。

它致力於通過全球科學家的精誠合作，完成對人類基因圖譜的測繪，從而有助於人類認識自身、掌握生老病死規律和疾病的診斷和治療。

儘管只是1%，沒有資金、沒有國家背書，國內沒人敢嘗試這個宏大的課題。

汪建的想法無異於痴人説夢。

汪建不以為然，他傾家蕩產，砸鍋賣鐵，參與到測序中，原因是：“不做，我們就是歷史的罪人。”

同時，他指揮同學在人類基因組計劃會議中，擅自提出代表中國參加。

1999年，得到參與權之後，他在北京順義一間廠房裏，成立華大基因，開始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

他向北京和河北的諸多高校發出招聘啓事，但幾乎無人回應。最後被逼急了的汪建看見願意幹活的，就拉過來。

“你不是一個國家行為，先把人手湊起來，恨不得一個人掰碎了當三個人用。”

奮鬥近一年，2000年6月26日，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在白宮宣佈，人類基因組研究計劃已經完成了草圖。致辭裏，他特意感謝了來自中國的汪建團隊。

消息傳到國內，汪建的草台班子，一戰成名。完成的1%人類基因組計劃，也成為了中華世紀壇上，兩千年大事記中的最後一件。

人類基因組計劃logo

完成這一壯舉，汪建並沒有停下腳步。

2000年初，亞洲基因領域的領先者日本，決定開展對水稻的基因測序工作。汪建聽説後，決定與之一戰，以此奠定中國在世界基因組學屆的地位。

不同於剛剛投入其中的汪建，日本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已經足足準備了10年，沒有人看好華大基因，甚至日本人根本沒有將汪建的研究放在心上。

一年之後，華大基因卻奇蹟般地領先日本一個星期，將論文發表在了《科學》雜誌的封面。

這也是新中國建立以來，被引用次數最多的一篇生物科學論文。

“家蠶基因測序”項目上同樣如此，日方敗北，項目組被解散，負責人主動辭職，做保潔員謝罪。

勝利的汪建，並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進入狂歡。實際上，當時的他已經處在了地獄的邊緣。

幾項研究耗光了他的積蓄，到解構非典病毒時，他沒有任何盈利，華大基因隨時可能解散。

幸運的是，幾個月之後，聽聞汪建事蹟的胡錦濤，對汪建的事蹟表達了讚揚，同時前往參觀華大基因。

第二年，汪建的華大基因被整編進入中國基因研究所。

此時的汪建，在基因學上，已經走到了鮮有人企及的高度。

​

2003年，華大基因幾乎彈盡糧絕的時候，汪建的好朋友、地產商人王石曾要求給華大基因捐款。

王石告訴汪建，“這裏有幾個億，你任何一秒鐘都可以把它划走”。汪建卻倔着頭説，“我一塊錢都不要”。

他要的從來不是錢，他要的爭一口氣，一口從落後，到跟隨，再到追趕、引領的科學強國氣。

王石（左一）、汪建（右一）

2007年，已是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副所長的他，一眼看到了科技改變帶來的機會——

美國的一家設備生產製造商，製造出了更大規模、更低成本、更高速的檢測工具。

汪建給當時的中科院寫了30頁的報告，希望得到上級的支持，以購買這種設備。其中他頗為感慨地寫到：

“這是中國人近代第一次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如果抓住這個機會，中國將盡雪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

當時幾乎沒人意識到，將生命科學和計算機科學、大數據科學結合起來，能夠更好地解決當時基因學遇到的困境。

遺憾的是，汪建的報告不僅沒有得到審批，反而有人舉報他意圖從購買設備的款項中拿回扣，所以才會如此推薦購買設備。他氣得直跺腳。

即便最後調查洗清了汪建的冤情，但這還是讓他萌生了辭職創業的念頭。

他弄來一台吉普車，一個人從北京開到了拉薩。抵達聖地布達拉宮時，已是那年的農曆新年。

在自由的崇山曠野和陌生的廉價旅館裏，汪建度過了那個冬天最寒冷的日子。

回來後不久，他推開研究所大門，對所有人高喊：“我們要去深圳了。”當時很多員工不明所以。

汪建接着説：“要想一下的就別去了，趕得上今晚6點火車的就跟我一起走。”

體制內温暖、舒適的生活，就這樣被他一把推開。他從中科院淨身出户，並離開北京……

汪建喜歡深圳，開闊浩渺的海灣，青秀娟麗的山脈，温潤的海風，花開四季。更吸引他的是，這裏開放包容的環境。

初入深圳，對於這些“逃離”北京的科學家，很多人最開始的態度是懷疑。

汪建為了審批企業，向深圳市政府誇下海口：“5年的時間，為這座城市帶來10篇《自然》、《科學》雜誌論文。

深圳官員做了一項調查。在生物科學領域，整個廣東省從新中國建立伊始，此類論文僅有2篇。

儘管深圳政府面對的是一羣居無定所的“流浪科學家”，他們仍舊願意為“未知”壓下賭注。

同時時任深圳市副市長的許勤向汪建承諾：如果論文得以發表，論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將獲得100萬元的獎勵。

汪建就在一個廢棄舊工廠裏，重新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路。短短一年之後，華大基因的論文，就出現在了《自然雜誌》的封面上——他們繪製出了第一個亞洲人基因組圖譜。

《自然》雜誌稱，這篇論文具有“非凡意義”。

第二年，同等量級論文達到7篇；第三年，23篇；第四年，51篇！華大基因發表的論文數量遠遠超過了當時珠三角地區過去一百年論文數量的總和。

欣喜若狂之餘，副市長許勤再難兑現獎金。他邀請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親自下廚做了一頓紅燒肉，以示鼓勵。

汪建在乎的也不是名，彼時已經看過錢和榮譽的他，追求的是真正技術上的突破，“馬雲要是風清揚，那我就是金庸”。

他發佈“炎黃計劃”，選取包括漢族、少數民族、東亞地區不同國家人羣在內的100個個體，建立東亞人種特異性的高密度、高分辨醫學遺傳圖譜。

然後利用醫學遺傳圖譜，建立包括可用於篩查疾病相關基因的分子標記集，大規模篩查中國（東亞）人羣特異性疾病。

從基因角度窺探生老病死的規律，降低新生兒畸形率，治癒包括癌症在內的諸多與基因相關的疾病，是他最關心的問題。

因此華大基因上市時，他藉口撒尿，將無數人渴望的“敲鐘權”，留給了幾位遺傳病患者和關懷殘障羣體的代表。

他説：“我怎麼能沾那個銅呢？我永遠不會碰那個。”

眾人湧上舞台合影，汪建像一個局外人，悄然退去。有人試圖挽回他，他揮揮衣袖，消失在舞台之下的黑暗中。

上市不到一年，華大基因股價最高點時，突破千億市值，汪建隨之擁有了數百億財富。發佈會有人前來慶賀，汪建卻説：

“人要活得有點意思，天天算錢太無聊。待會你們接着算，我就先走了。”

一棟依靠山勢建造的梯田造型的建築，宛如諾亞方舟。它四周的山坡上種植着幾十種瀕臨滅絕的植物。

它像一座世外桃源，溪流蜿蜒纏繞，在建築右側形成一片湖泊，火烈鳥、孔雀、天鵝漫步其間。遠處是層疊的山巒和一望無際的大海。

2011年，汪建在這裏，建成並運營深圳國家基因庫。其中冷藏着1,000萬份生物資源樣本，每天有150台機器，晝夜不停地分析着基因。

進入國家基因庫，正廳的門口，擺放着一隻猛獁象雕塑，上面寫着四個大字：“永存、永生。”

這是汪建終生的夢想，“古代皇帝到最後的終極夢想是什麼？煉丹，不就是長生不老麼“。

在華大基因，汪建覺得永生並非不可能，“我早就將我的細胞保存好了，一旦技術突破，就能再造一個‘汪建’。”

像孫悟空拔一撮汗毛，變出無數個孫悟空一樣。

2017年，在“深商大會”上，他的一席話，驚豔了整個科技、商業屆。

“未來5到10年，我們可以化學合成任何生命，這不是開玩笑，人造生命進展可能比人工智能還快……無論你喜不喜歡，它都來了。”

他用堅定的語氣告訴所有人，但相信者寥寥無幾。

即便早在近20年前，人類基因的首次測序就已經完成，但基因療法卻一直進步緩慢，以至於，人們根本不瞭解，當年的壯舉，有多偉大。

2011年左右，一項被稱為“無創產前基因檢測”的服務，在中國出現。

科學家和醫學界稱，無創產前基因檢測可能徹底消滅包括唐氏綜合徵、愛德華綜合徵、帕套綜合徵在內的三大人類遺傳性疾病。

但2018年7月，一例產前無創基因檢測失敗的個案，將華大公司拖入巨大的爭議中。

無論爭議如何喧囂，“無創產前基因檢測”還是讓人們看到了，越發廉價的基因測序技術，可能帶來的全新、個性化醫療時代，並且為包括癌症在內的諸多疑難雜症，提供治療方法和藥物。

因此汪建相信自己能活到120歲，並且希望通過基因技術，減少和治癒多數疾病，讓大多數人都活到120歲。

甚至通過基因，改變農業、工業、人類整個社會系統。

也是因此，這個務實的科學家，始終相信，比起肉體的痛苦，精神痛苦根本不值一提。

同在深圳的任正非，評價他説：“汪建是個有爭議的神人，我們不妨寬容些。”

一個人的怪異行為和説辭，通常能夠從過往歲月中找到影子。汪建也是這樣，曾經肉體的痛苦，將他死死按住，他為了生活，必須死命掙扎下去。

對於科技的信仰和對過去的恐懼，像動脈和靜脈一樣在身體裏糾纏。最終兩股血液彙集在心臟，展現出生命力勃發與狂歡。

1968年，汪建14歲，原本富裕的家庭遭遇文革，父母被紅衞兵打倒，汪建則被當做知青，送到鄉下。

從物質豐裕的部隊大院，到飢寒交迫的農村，汪建很不適應。他吃不飽、穿不暖，甚至被迫練就了光腳在石子路上奔跑的本領。

那時他最難以忍受的是生理上的飢餓，這也解釋了後來他將生理痛苦視作唯一痛苦的原因。

在生產隊，他被餓到頭昏眼花。無奈之下，他冒着巨大的風險，監守自盜，用竹籤捅破米袋偷米。

最慘的時候，他吃過老鼠，甚至偷過隔壁村的狗。

如今回憶起來都是故事，但在當時，那是汪建難以忘記的青葱年代。

初入農村的時候，因為自己年紀小，他總是被生產隊的隊員們欺負。汪建不服，但打架又打不過別人，“就想着怎麼搞一下，讓自己當大哥”。

那時農村經常有炸山的雷管。汪建和生產隊一個體格強壯有魄力的人打賭，兩人坐在籮筐上，籮筐下面放點燃的雷管。誰先跑下去，誰就輸。

在眾人的圍觀下，雷管點燃，最後時刻，對手熬不住了，率先棄筐而逃，汪建就稍微側了下身子，從此奠定了江湖地位。

實際上，能夠贏下這場比賽，是汪建反覆試驗的結果，他知道雷管炸不壞筐、更炸不壞屁股，“根本就不是勇氣的對決，是智慧的對決”。

混雜在時代中吃不飽、穿不暖的傷痛記憶，留給了汪建巨大的陰影。即便後來求學、成功，他最底層的人生觀，仍舊停留在人類最基本的需求上。

他對“人的本質”產生興趣，最終想要突破禁錮。因此64歲那年，他得出了一個結論：

“只有活着是硬道理，健康幸福地活着是硬道理，活得長長久久高高興興，是硬硬硬硬硬道理，其他全他媽扯淡！什麼狗屁精神！”

直到如今，汪建仍舊是一個不出圈的人。公眾鮮少聽到過這個名字，但在中國科學、商業屆，他的名字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從1954年出生，到如今的輝煌，很多人將他的經歷，當作大國崛起的一個樣本。但汪建根本不在乎。

按照他的話説，他渴望的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先天下之樂而樂”。

他希望來世間走一遭，要將自己所有的智慧發揮到極致，“先造福自己，再造福社會”。

因此當自己坐在幾乎頂峯位置時，他表現出的神態，與所有成功企業家不同。

沒有馬雲的指點江山、沒有馬化騰的內斂沉穩，相反他一貫以“囂張、戲謔”的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

網絡上對汪建的評價褒貶不一，愛他的人説他是英雄，是帶着頑童色彩的狂人，浪漫、純碎又有實力。

不信的人更多，認為他偏執、野性、不講規律，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裏。而且在資本市場忽悠投資人的錢。

汪建評價自己只有12個字，“貪生怕死，自私自利，貪婪懶惰”。他的企業裏，也都是這樣的人，“貪生怕死的跟我走，玩命的一邊去”。

組成這種生命底色的，是“鬥”。

人生的前50年，他與人鬥、與體制博弈。插過隊、留過學，學了中醫也學過西醫，最終被人類基因組成這一本質問題打動。

從學術界投身產業之後，短短不到幾年的時間，他折騰出一個百億市值的企業，幾乎憑藉一己之力，罕見地使中國的基因技術，撕破美國、日本等科研強國的防線。

當下的世界裏，鮮有對手的他大多是在跟自己鬥，像周伯通的“左右互搏”，他在為更高階的未來社會，發起自己的衝擊。

他要復活猛獁象、用化學手段合成任何生命、降低新生兒殘缺率；像人類消滅天花一樣，消滅當下人們熟知的疾病、甚至“永存、永生”……

因此，為了實現自己活到120歲的目標，他十分注重鍛鍊身體。在深圳的辦公室裏，他為自己製作了一組吊環，常人能做5個引體向上已實屬不易，汪建每天能做19個，“每年漲一個”。

2010年，為了磨礪自己，56歲的汪建想要登上珠峯。

提前幾個月準備，登頂前夜，他找到隊友王石談判，希望第二天登頂前，自己先走20分鐘，這樣他就成為當時登頂珠峯年齡最大的中國人。

大他3歲的王石出於安全問題，最終拒絕了。

第二天一早，王石起牀後舉目四望，都沒有看到汪建的隊伍。他想，當時身體不好的汪建應該是放棄了。

但當他即將登頂時，卻看到汪建早就站在頂峯，叉着腰，驕傲地笑。

有人曾在後來問過汪建，冒這麼大風險，真的不怕死麼？

怕，但他早就給自己寫好了墓誌銘：

汪建（1954——2074）：精彩人生。

部分參考資料：

《十三邀》專訪汪建

圖片來源：

網絡，視頻截圖，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