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專制達到巔峯的清朝，對皇子的教育培養有多嚴格_風聞

文：馬子木

       乾隆二十一年（1756），內閣中書趙翼被派充軍機章京，逢早班之期，五鼓即需至值房，“時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內府蘇喇數人往來，黑暗中殘睡未醒，時復倚柱假寐，然已隱隱望見有白紗燈一點入隆宗門，則皇子進書房也。”這給當時會試屢次落第的趙翼留下極深的印象，後來憶及，仍不禁感嘆“吾輩窮措大專恃讀書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體乃日日如是”（《檐曝雜記》卷1）。直至光緒中期，任職吏部考功司的何剛德黎明時帶領引見入宮，看到年幼近支王公入學，立刻想起“三更燈火五更雞”之説（《春明夢錄》卷下）。

       清人對這種要求至嚴的“家法”及其收效頗為得意，乾隆時為皇子授讀的錢載在家信中寫道，“蓋一則習勞、一則聚在一處書房，心力易於定，而他務及外務均不得而使之近，此天家之善教也”（《郎潛紀聞四筆》卷10），這當然是鑑於前朝皇子或顢頇無知、或結黨亂政而言的。       

上書房課讀制度的形成        

       清朝重視皇子教育的傳統始於清聖祖，這應與其早年經歷有關。聖祖六齡即位，並未接受系統的教育，僅能跟隨兩名略通文字的內監學習句讀與書法，至親政後始有機會發奮勤學，五更即起讀書，“竟至過勞，痰中帶血，亦未少輟”（《庭訓格言》），並延納儒臣、舉行經筵日講。因此，當皇子臨近入學之齡時，聖祖對於師傅的選擇、課程的設置均有過縝密的考慮，而上書房課讀的雛形即隱然其中。

       由於康熙朝尚實行公開建儲之制，相較於其他皇子，皇太子胤礽的教育最受聖祖關注，亦留下了更詳細的史料。胤礽年幼時是由聖祖親自加以訓誨，“告以祖宗典型，守成當若何、用兵當若何，又教之以經史，凡往古成敗、人心向背，事事指示精詳”（《清聖祖實錄》卷234），這在清朝可謂鮮見。胤礽稍長後，聖祖曾先後簡派張英、熊賜履、李光地等為其授讀，並命老成翰林時相隨從。康熙二十六年（1687），胤礽年已十四，讀完五經，聖祖乃正式為之選擇講官，經過與閣臣的討論，最終確定為工部尚書湯斌、吏部尚書達哈塔與少詹事耿介三人，並於六月初九日起為胤礽課讀，聖祖時常前往檢查。

湯斌繡像

       至於其他皇子，則並不能享有這種待遇，往往是年齡相仿者集中在一起就讀，似亦無固定的師傅。不過，當皇太子與諸皇子皆在宮中時則一同讀書，讀書之處即是後來的上書房。

       其次是課程設置的問題。清朝作為滿洲征服王朝，制度設計一方面需注意平衡滿漢，另方面則強調“國俗”與滿洲認同，避免同化。胤礽的講官之一達哈塔為滿洲正白旗人，不識漢字，聖祖特別召見訓諭：“講解書義，有湯斌等在，爾惟引若等奉侍皇太子，導以滿洲禮法，勿染漢習可也。”（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起居注》）足見其用心之深。就《起居注》所載來看，胤礽清晨開始讀書，先讀經書，巳時練習滿漢文書法，隨後反覆誦讀本日所學經文，傍晚外出練習騎射，晚間講官檢查當日學業，任取一段經文令太子講解，至此才結束一天的課程。值得一提的是，聖祖自言“朕幼年讀書必以一百二十遍為率，蓋不如此則義理不能淹通”（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起居注》），因此也要求諸皇子按此強度背誦，胤礽往往在午後開始誦讀，至傍晚才可誦滿120遍。

       世宗即位時，三子弘時二十歲，四子弘曆、五子弘晝俱僅十三歲，正為讀書之齡，此先已由庶吉士福敏授讀數年。雍正元年（1723）正月，世宗命朱軾、張廷玉、徐元夢、稽曽筠為皇子師傅，由欽天監選擇吉日開講，其後又有蔡世遠、梁詩正、任啓運等年輩稍低的翰林入直。乾隆元年（1736）正月，高宗命鄂爾泰、張廷玉、朱軾、福敏、徐元夢等為皇子師傅，為時年九歲的皇長子永璜、七歲的次子永璉授讀。世宗、高宗父子都在改元之歲首宣佈皇子就傅，顯然是欲鄭重其事。不過此時課讀皇子並無固定場所，曾先後換過南薰殿、西長房、兆祥所、鹹福宮等幾處地點。

       乾隆朝是上書房課讀走向制度化的關鍵時期。乾隆初，高宗選擇乾清門內東廡五間作為上書房的固定場所，據昭槤言，選擇此處是因為“近在禁御，以便上稽查也”（《嘯亭續錄》卷3），皇帝在乾清宮中即可聽到皇子讀書之聲。其次是上書房總師傅的產生，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侍郎介福、觀保、蔡新為上書房總師傅，後來則更多以大學士、尚書等貴臣派充，專司稽查。複次是“皇子六歲入學”家法的確立，並推及至於近支子孫，雖然尚不清楚這一變更具體發生於何時，不過在乾隆四十三年的一份上諭中，高宗已然將之形容為“我國家之制”，並作為清朝皇子教育遠勝於先代的例證（《清高宗實錄》卷1067）。在退位前一年，高宗已五世同堂，自皇子以至元孫皆在上書房讀書，上書房課讀至此達到巔峯。

       不過必須説明的是，上書房無印信、無額定實缺，並非官署，上書房行走是派差，各官均另有其本職。在乾隆初確定固定地址前，上書房僅是一種泛稱，其滿文作dergi bithei boo，dergi有尊上之意，故漢字有“上”、“尚”兩種歧寫，《御製增訂清文鑑》釋為“內廷阿哥讀書之所”（dorgi agesai bithe hūlara ba），滿人舊有“書房”（bithei boo）之稱，或因皇子讀書所在，故加dergi以示尊崇。

       晚清以來學者就上書房的始設年代問題聚訟未決、歧説紛出，事實上，從康熙朝皇子讀書開始，宮中大抵即有上書房之稱，最終在乾隆朝形成完善的課讀制度，因此沒有必要亦不可能追溯到一個確切的初始年份。

書房課程與作息        

       前述胤礽的課程只是早期皇子教育的一種嘗試，雍乾以降，無論是課程強度、學習內容還是儀式規範，皆較之前有了明顯的完善。

       皇子入學首先要學習的是尊師，這主要體現在儀式上，清朝皇子的地位甚為尊崇，王公大臣皆須雙膝跪行禮，湯斌為胤礽課讀時，雖是坐講，但見面、授書時仍需跪拜。雍正元年弘曆等入學時，世宗本擬令皇子拜見，後因諸師傅惶恐不敢受，乃改為皇子作揖，諸師傅站立受禮，從此成為皇子拜師禮之定製。平日授讀時，諸師傅亦不必向皇子跪拜，不過這隻限於漢臣，由於八旗制度下形成的強烈的主僕意識，教授滿蒙語文與騎射的諳達仍需向皇子長跪請安，口稱奴才。

       學習尊師的另一方面來自皇帝以身示範的影響。上書房總師傅固是由重臣兼充，不過真正為皇子授讀的諸師傅多系以翰林派充，品秩不高，皇帝對之十分尊重，時加問候、賞賜，以確立師傅在皇子間的權威。世宗某次駕臨書房，梁詩正正為弘曆作大字，世宗見“墨漬袍袖”，特命弘曆在一旁護持（《郎潛紀聞三筆》卷11）。

       就漢文經典的學習來説，上書房根據就讀皇子皇孫的年齡與程度，分為若干房，由不同的師傅授讀。當時雖沒有一份明晰的課讀章程，但歷任師傅遵循的讀書次第與範圍是大致相同的，即由經學而史學而詞章，這可從高宗與仁宗的回憶中得證。高宗九歲讀書，十四歲學作文，至二十歲“其間朝夕從事者，四書五經、性理、綱目、大學衍義、古文淵鑑等書”（《樂善堂全集》庚戌年原序）；仁宗六歲隨覺羅奉寬讀書，十三歲時粗通五經，改從謝墉學今體詩，十七歲又師從朱珪學習古詩古文（《味餘書屋全集》定本序）。

       上書房讀書的定製是所謂“卯入申出”，亦即説皇子每天最多有近12小時在書房中度過，暑熱時則改為午初（11時餘）散學，此外每年僅有六天放假，即元旦、端午、中秋、本人生日、萬壽日及前一日，甚至除夕也只是提前至辰時散學而已。

       那麼，皇子們每日在書房中的讀書生活又是如何？這方面最詳細的材料來自宣宗第七子奕譞（後封醇親王，即德宗本生父）所撰的一部專記“宮闕軼事”的《竹窗筆記》（影印本見《故宮珍本叢刊》第585冊）。據其回憶，皇子與師傅均卯時至書房，隨後由諳達教習騎射、滿蒙語文與翻譯，歷時約四刻，早餐（辰初二刻）後至晚餐（午正）前温習舊書、講授新書，午餐後寫字，讀古文古詩，稍年長者加讀《通鑑》，並練習作詩，暇時亦偶爾學作賦，但不學八股。兩餐是皇子的固定休息時間，此外每天亦有一二次休息機會，需要經由師傅同意，每次不過一刻，只能在書房下屋小憩，不可外出四處走動。這是道光朝的情況，其他時段雖限於史料不可詳知，不過應與此大致相似，可以説清朝皇子皇孫讀書的強度是相當大的。

       皇子六歲入學，在二十餘歲封爵分府、搬出宮中前，都必須在上書房苦讀，如少年封爵、並無職任者，雖已分府亦須前來讀書，只是午後即可散學，以示區別。在近二十年的讀書階段，師傅的教導對於皇子的成學有直接影響。在上書房中，師傅無論其品秩的高低，對皇子而言都處於絕對的權威地位。如皇子讀書不認真，師傅可以罰書、罰字、罰站，皇子“惟師傅之命是聽”；逢早晚餐時，“師傅準去吃飯方去”，否則隨侍諳達與內監“無敢催促者”，傍晚散學時亦然（《竹窗筆記》）。

書房中的人情與政治        

       自秘密立儲實施後，清朝對皇子的約束愈加嚴格，時時防範其與大臣結交。如文首引錢載之言，上書房課讀事實上將皇子束縛於此，令其不得參與外務，如此便不難理解何以有皇子年近三十、分府已久，仍需每日前來讀書。咸豐五年（1855）七月，文宗與恭親王奕因康慈皇太后喪儀發生衝突，上諭罷奕職差，“仍在內廷行走、上書房讀書”，“俾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清文宗實錄》卷173），由此可見上書房約束近支宗親的功用。整體而言，清朝的約束政策是相當成功的。不過，對於深居宮內的年輕皇子來説，書房是為數不多的可與外朝交流的場所，很多重要的人際關係乃至政治資源都來自這二十年的讀書生活。

       其中最為重要的當然是師生之誼。皇子在分府之前，所熟識的朝廷大臣僅有諸位師傅，朝夕過從，終生感念。奕譞六歲入學，師從朱鳳標十六年，“吾師慈祥善誘，訓誨周摯，課程誦讀之暇，凡餘一言一動，師輒援引經義、曲加譬擬化導，責備尤嚴”。咸豐十一年（1861）奕譞受任御前大臣，朱鳳標慮其年少而膺重任，恐有過失，“頻錫手書，訓勉備至”，奕譞來拜會時，亦必耳提面命，反覆訓誡。奕譞對恩師感念至深，曾形容為“如負冬日，不可暫離”（《窗課存稿》自序），朱鳳標逝世後，奕譞特將早年經其批改的詩稿匯刻一冊，以示紀念。

       不過在清朝前中期，為了避免結黨之嫌，師生間的往來是相當謹慎剋制的，絕對不會牽涉至朝政層面。在上書房讀書的皇子會時常與各位師傅詩文唱和，這當然是課程訓練的一部分。皇子分府離開上書房後，師生之誼仍然存續，如高宗第六子永瑢、第十一子永瑆成年後與蔡新、謝墉、錢載、周煌、金甡諸師都有密切的聯絡，時有詩文唱和，蔡新、錢載晚年致仕歸裏，文集編訂後都寄送永瑆，由其作序付梓；謝墉晚年獲譴在京，永瑆特在熱河挑選京中難得的野蔬、乾肉、鹿肉饋送恩師（《詒晉齋集》卷5）。

       討論書房中的師生關係則不能不提到清季稗史中盛傳的奕詝（文宗）與奕的競爭。民初徐珂編訂的《清朝野史大觀》中輯有一則軼聞，言宣宗時皇子射獵南苑，奕詝之師杜受田深知奕詝騎射不如奕，遂教導其不發一槍一箭，宣宗若問，則答以春季不忍傷生，奕詝遵計而行，宣宗果然大喜，稱其有君子之度。類似的故事還有不少，大致將奕詝得立歸因於杜受田的心計，如果考慮到文宗即位後對杜受田倚任之深，此種傳説恐非空穴來風。同時就讀、年齡相仿的皇子都希望得到皇父的青睞、甚至成為心中默定的儲君，暗中競爭自然不可避免，而師傅正成為皇子背後的堅定支持者。

杜受田銅像

       這種競爭當然都是暗中進行的，皇子的日常姿態必須謙和友愛，對他們而言上書房又成為培育、展現昆仲之情的最佳場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是和睦手足的一種象徵。道光元年（1821）冬至，宣宗來到上書房，想到即位逾年“不得至書帷與諸弟相親”，不禁大發感概：“去歲冬日曾至上書房，寒窗相對、昆弟言懷，本月十九日幾務之暇，偶復臨憩，撫簡編而如舊，感駒隙之遞遷，惟期諸弟樂善為懷、毋忘夙誨也”（宣宗《御製詩初集》卷4）。皇子之間最常見的聯絡方式是詩文唱和、品評書畫，仁宗早年與永瑆、永璘兩兄弟同住毓慶宮，又在上書房同室讀書，先後二十餘年，感情最篤，故詩稿中有大量與二人的酬唱之作。諸兄弟冬日讀書時，往往以吟詠為樂，並輯為《尚書房消寒雜詠》一冊，乾隆四十九年（1784）永瑆又題詩其上存念，不久永琰（仁宗）用原韻相和，至五十一年，早已離開書房的皇六子永瑢又用別韻唱和三首，憶及舊日“天家開講席”的盛況（《九思堂詩鈔》卷4）。內廷皇子的昆仲友愛，正是通過這些書房唱和之作展示給外廷臣僚。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書房中的隨侍人員，即哈哈珠子。此詞是滿文haha juse的音寫，意為幼童，但“非年屆十八歲弗用，僅存其意而已”（《聽雨叢談》卷12）。皇子各配八名哈哈珠子，負責料理雜務，他們出身八旗閒散，與皇子年輩相仿，容易得到信任，在清初尤其如此。胤礽身邊的親信哈哈珠子德住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突然因“悖亂”被處死，事關機密，詳情已不可考知，極有可能是因涉入宮闈政爭，聖祖希望以此警示胤礽。不過隨着後來對皇子的約束日益嚴格以及八旗制度的改革，哈哈珠子由八旗、內務府統一挑補，不可能再作為皇子的私屬性力量參與政治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