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生二胎理想在高撫養成本面前不堪一擊_風聞

2019年10月28日 08:47 北京日報

值得關注的社會現象：我國進入成本約束型的低生育發展階段—— 從“政策性低生育”進入“內生性低生育”

根據統計數據，中國0-14歲人口比重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到現在一路下滑：1964年為40.7%，1982年為33.6%，1990年為27.7%，2000年為22.9%，到2010年已經降為16.6%。

　　穆光宗

　　自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年輕家庭想生二孩的不多，生育率並沒有明顯回升，更不要説危言聳聽的“井噴”説法了。究其根源，是由於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現代化和人口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生育觀念根本改變，生育率顯著下降，早在1990年代初就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總和生育率TFR大約在2.1-2.2之間），平均大概在1.65以下，2000年五普的時候是1.22，2010年六普的時候是1.18。考慮到數據漏報等因素，估計2000年以來總和生育率大致在1.4-1.6之間波動。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

　　如果我們把“低生育陷阱”理解為實際生育率持續低於更替水平的人口內在萎縮現象，那麼中國已經掉入這個陷阱快三十年了。為什麼説是“陷阱”呢？這是因為從一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我國就認為降低生育率有助於緩解人口總量增長的壓力，所以把低生育率看作是一件大好事，沒有充分認識到“過猶不及”——長期的低生育藴含着巨大的人口-社會風險。但生育是人口發展的源頭，其水平高低決定着人口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強弱。如果生育率長期低於更替水平以下，一方面必然會迎來人口的負增長，導致人口規模的萎縮；另一方面會導致人口年齡結構的急劇老化。等覺悟過來才知道生育率越低越好其實是一個積聚了很多問題、進去容易出來困難的人口“陷阱”。

　　且將來路看前程，可以説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巨大變革的一個縮影。1970年代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構成改革開放以後人口轉變的堅實基礎。經過1970年代人口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證明了大多數城鄉家庭已經對當時富有彈性的“晚稀少”和“一個少了，三個多了，兩個正好”的政策生育空間比較接受。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發佈，開啓了“人口革命”，我國進入了生育轉變的快車道。這樣經過1980年代大規模的計劃生育運動，加上改革開放逐漸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育兒方式（從粗放到精緻），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理想子女數下降到平均不到兩個孩子，獨生子女偏好次第出現，意願性總和生育率大概穩定在1.6-1.8。

　　社會快速轉型時期生育率受到約束的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婚姻家庭在社會快速轉型中越來越脆弱，近年來我國結婚率下降、晚婚率和離婚率提高趨勢明顯，導致婚內生育率低迷不振。從民政部公佈數據來看，2014-2018年中國結婚率已連降5年，2018年結婚率創歷史新低，跌至7.2%；30歲以後結婚的人越來越多，根據人民日報微博調查，晚結婚的主因中“沒有遇到合適的人”和“沒有能力承擔家庭責任”二者比例最高。我國的離婚率由2012年的2.29‰上升為2016年的3.02‰，高離婚率趨勢依然得到了保持，如2017年是3.2‰。其中，離婚率上升最快的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

　　與此同時，中國進入了成本約束型的低生育發展階段。調查發現，想生二孩的理由中包括了減輕獨生子女養老壓力、減少成為失獨家庭的風險、手足之情有利於孩子的健康成長以及喜歡孩子的比例較高，但這些理想在高撫養成本現實面前卻不堪一擊。值得關注的是孩子的養育成本急劇飆升，培養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可能需要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之巨。一般家庭不堪承受二孩及以上的生育成本，包括撫養成本、教育成本、住房成本、醫療成本、機會成本、時間成本、健康成本等等，生育決策變得理性起來。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社會都呈現出對生育不友好、孩子不友好的情形和態勢。在諸多的重壓下，現在很多年輕家庭自覺只要一個孩子甚至不打算要孩子，從過去政策只允許生一個孩子到現在政策放寬之後多數家庭仍然堅持只生一個，性質完全不同。特別是目前的生育主力人口已經演進到85後、90後以獨生子女為主的羣體，讓他們生兩孩的困難在於一方面要承擔養父母之老的責任，另一方面要承擔養孩子之小的責任。雙重責任壓在獨生子女父母身上，負擔之重可想而知。從數據來看，2010年以後意願生育率持續低於更替水平，年平均生育率甚至持續低於1.5。

　　新階段人口挑戰值得關注

　　“五普”數據發現，世紀之交時，我國就已經從“政策性低生育”進入“內生性低生育”發展階段，進入獨生子女成為自覺選擇、家庭選擇的新階段。也就是説，中國近20年來觀察到的低生育已經不僅僅是人口政策的產物，而恐怕是觀念深層變革的結果，即從過去政策限制只能獨生到現在家庭自願選擇獨生。因此即使人口政策完全放開，這種內生性低生育現象也很難逆轉。生育率反彈的特性差不多喪失殆盡，就像彈簧壓久了就會失去彈性一樣。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不顯著恐怕也是因為錯過了逆轉低生育戰略機遇期，70後本來是二孩生育意願較高的人羣，這從二孩生育的高齡產婦較多可以佐證。但是提振生育率的主力人口70後生育人羣規模已經很小，錯過了二孩生育的戰略機遇期。

　　“未富先少”現象是一種早熟的現代人口轉變，目前看有弊無利。在中國還不是很富裕很發達的時候，就遭遇了嚴重少子化的“未備先老”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從長遠來看，如果説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是沉重的養老負擔和普遍的照護困難，那麼人口少子化和生育獨子化則是“釜底抽薪”，帶來的是部分家庭遭遇失獨、年輕人口短缺（青年赤字）、人口活力衰減和人口可持續發展動力不足的風險。毫無疑問，持續的低生育、少子化和快速老齡化構成了人口挑戰的基調和主線，值得高度關注。

（作者為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

責任編輯：梁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