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説，是否已到“諾貝爾”水準？_風聞

來源：劉國重的讀金時代

作者：劉國重

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的未必達標，達標的未必獲獎。

金庸即使多活十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可能性，也接近於零。

有記者問：“作為武俠小説家，您有沒有可能獲諾貝爾文學獎呢？”金庸答：

我想不大可能，諾貝爾文學獎的標準跟我寫的小説完全不同。牛津大學有一位文學批評家叫約翰·凱瑞，他的文學批評理論我很同意。他認為在近代德國、法國、美國，知識分子的文學批評觀念對人民大眾完全歧視，就是説人民大眾看得懂的東西都是不好的。他們認為好的作品一定要人家看不懂，看得懂就是不好的、淺薄的、無聊的、沒有品位。我這個小説很多人看得懂，那肯定是不好的、沒品位的。（笑）（中國青年報《金庸：我現在講話就很雅　沒有“文字暴力”》）

金庸很知道自己獲獎的可能性極低，而仍存了“萬一之想”，對這個獎，還是在意的。《鹿鼎記》英譯者閔福德回憶：“2000年底，高行健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查先生邀我在跑馬地雅谷餐廳共進午餐，席間對於我無法助他擒得桂冠小有微詞。”（《明報月刊》“金庸紀念專號”第130頁）只是“小有微詞”而已，金庸也知道自己很難獲獎。

這就是我在《談金庸先生晚年》文中談到的“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同時也可以看出，金庸對自己的文學成就不是沒有信心，是沒有十足的信心，切望諾獎光環的“加持”。也不是金庸一人，太多當代中國小説家缺乏足夠自信，迫切希望得到世界（主要是西方）的承認。

説以上這些，我沒有指責金庸以及其他中國小説家的意思。

押沙龍説“金庸絕無可能得諾貝爾獎”，我是基本贊成的。但看他通篇文章，似乎是説，金庸不能得獎，就等於沒達到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中等水準。這就是我不能苟同的了。

押沙龍一面認為：

金庸是個天才，是個不世出的天才。

金庸有一個極其罕見的才能，就是能虛構出一個龐大複雜的虛擬世界，這個世界在讀者心目中幾乎比現實更鮮活。他虛擬出的世界讓人流連忘返，他虛構出來的人物幾乎吹口氣就能活。這種才能非常罕見，比單純的文學才能更加罕見。這麼會講故事的人，一個時代也往往出不了一兩個。

……金庸的小説一定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我相信幾百年後還有人讀，我相信他創造的很多人物和符號會成為中國文化固定的一部分，就像狄更斯的小説對英國文化一樣。    

……《巨人的隕落》跟金庸的小説比起來，還差着一兩光年。

另一面，押沙龍仍堅持認為：“金庸是個一流甚至超一流的作家，但是嚴格來説，他寫的不能算是一流的文學。”

何以故？押沙龍認為：“他不符合嚴肅文學的標準，尤其不符合現代嚴肅文學的標準。如果他能得諾貝爾獎，那馬丁大叔也該得了，畢竟西方人對《冰與火之歌》更熟悉。但是馬丁能得諾貝爾獎麼?”

一百年前，魯迅在《狂人日記》説:“（中國）從來如此,便對麼?”此一質問，大有必要。但是，這一百年來，中國人很少思考另一個大問題：“西方（現在）如此，便對麼?”

喬治·R·R·馬丁、托爾金、西默農、阿西莫夫，這些“講故事”的西方小説家，在西方也是被歧視的，被排除在諾貝爾文學獎評獎的視野之外。西方今日，確是這樣的。然而，西方現在如此，便對麼?！托爾金、西默農的文學成就，絕對低於大多數獲獎的小説家？

押沙龍又談到：

金庸的小説有點像狄更斯。現在大家一説狄更斯，好像就是牛逼閃閃的經典作家。其實狄更斯本質上就是金庸、馬丁那一路作家，他只是命好，沒出生在20世紀而已。他的小説也是在報紙上連載，他的小説也充滿巧合，也是一門心思取悦讀者。而且他也和金庸一樣，有超凡的講故事能力。而且説實話，狄更斯比金庸俗氣得多，小市民的市儈氣息呼之欲出。

除了“一門心思”四字，説得太絕對，有失分寸之外，押沙龍對狄更斯的認識，我都贊成。狄更斯雖有這些問題，我仍認為，他完全無愧“經典作家”的地位。

竊以為，不是狄更斯“命好”，是當代以狄更斯風格寫小説的小説家，他們太倒黴，運氣太壞，得到的評價太不公正。

押沙龍認為：

但是講故事不等於文學，這是兩個概念。……這麼説大家可能不服氣，但是這樣的區分是真實存在的。金庸、馬丁、斯蒂芬金、羅琳他們屬於一類作家。沃爾夫、喬伊斯、福柯納、普魯斯特他們屬於另一類作家。前一類我們稱為通俗作家，後一類我們成為嚴肅作家。……喬伊斯、福克納那種作家關心的是人性的深度、世界的複雜性、敍述的可能性，他們不考慮讀者愉快不愉快。讀他們的書往往會覺得晦澀、迷惑、費解……能夠激發出人們的智性活動。

狄更斯、金庸擅長“講故事”。“講故事不等於文學”，然而，喬伊斯、福克納他們那種寫法，就“等於”文學嗎？

“關心的是人性的深度、世界的複雜性、敍述的可能性，他們不考慮讀者愉快不愉快。讀他們的書往往會覺得晦澀、迷惑、費解”，這一整套標準，狄更斯、金庸固然達不到，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拉伯雷、莫里哀、菲爾丁、曹雪芹、施耐庵等古代文學家，也都是達不到的。

莎士比亞、拉伯雷，若是生於20世紀，未必能得諾獎，這個我信。要説莎士比亞、拉伯雷的文學成就，比大多數諾獎獲得者更低，是否有點開玩笑了？

戲劇與小説兩種文體，本來就是面向大眾的，其主流，不該是拒普通讀者於千里之外的。劉紹銘説：“中國沒有一本偉大的小説不是通俗的，小説一詞原意也是通俗的。西方小説的起源，也是走通俗的路子。”

喬伊斯、福克納的創作，於“講故事”之外，另闢新路，非常了不起，自有其價值。然而，像押沙龍這樣，認定“不考慮讀者愉快不愉快”、讓人“晦澀、迷惑、費解”的文學，才是“嚴肅文學”、“高級文學”，這份認識，恕我直言，很有些小家子氣了。

狄更斯、金庸寫小説，要“考慮讀者愉快不愉快”，固是意在“迎合”。以喬伊斯、福克納的風格寫作的某些小説家，仍可能意在“迎合”：“迎合”着現時代的文學風潮，“迎合”那些比較“深沉”（“真深沉”有之，“裝深沉”亦有之）的讀者。

讀者和讀者，是不一樣的。有些讀者，所喜悦的，正在這“晦澀、迷惑、費解”。

作者和作者，是不一樣的。同樣寫“晦澀、迷惑、費解”的小説，有的作者，如喬伊斯、福克納，幾乎不考慮讀者的喜好，某些作者卻完全可能意在投某些讀者之所好。

所寫小説，不夠“晦澀、迷惑、費解”，或可獲得更大商業利益；寫“晦澀、迷惑、費解”的小説，卻也可以獵獲很高的社會地位（例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不敢斷定，對於所有小説家來説，商業利益必然更誘惑。

“嚴肅文學”，就像所謂的“通俗文學”一樣，不能免於“取悦讀者”的嫌疑。

我一直認為，文體無高下，成就有高低。這裏，可以稍作修正：文體基本無高下之別，文學家的實際成就絕對有高低之分。

“講故事”的小説，與“晦澀、迷惑、費解”的小説，“基本”無高下之分。若説後者的價值，稍微更高一點，也不是不可以。

齊王的上駟，比田忌的上駟，跑得稍快一點；齊王的中駟，比田忌的中駟，跑得稍快一點，但田忌的上駟，比齊王的中駟，跑得更快。狄更斯或者比喬伊斯稍差，但比起多數獲得諾貝爾獎的小説家，都寫得更好。

伊斯並沒獲得諾獎，但大多數的諾貝爾獎小説家，比起喬伊斯，差得太遠。

有些“嚴肅文學”小説家，作品寫得真是濫，“下駟”而已，而仍對金庸小説嗤之以鼻，他們的自我感覺真是好極了。

押沙龍所標舉出的“嚴肅文學”作家，是西方最好的幾位大師，他沒舉出一箇中國現當代“嚴肅文學”作家，也是很有意思的事。中國現當代“嚴肅文學”小説家，有哪一個，達到喬伊斯高度？金庸比喬伊斯，固然差距很大，比中國現當代的“嚴肅文學”小説家，又如何？

文體基本無高下，成就絕對有高低。

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20世紀“現代文學”的實績，被過份誇大。似乎這一百年的小説創作，足以頡頏甚至超越幾百、上千年的傳統文學。並且，以“現代文學”的技法、風格，否定幾百年的文學傳統。誰要仍像狄更斯、施耐庵那樣“講故事”，就全被藐視。

現代人，太自負，太誇張，太僭妄。

金庸小説，僅僅是講故事？押沙龍並不這樣認為。

《笑傲江湖》：這是我最喜歡的一本。這個不僅僅是武俠小説，也是一部政治寓言。書裏的江湖在金庸小説裏，是最血腥最另類的。

……金庸小説絕不是王朔説的那種見面就打的瞎胡鬧。它們都有相當強烈的寓意，從中能看出金庸思想軌跡的變化。在一開始，比如像射鵰英雄傳裏的世界，就是恩怨分明的……到了後來，金庸就漸漸覺得這樣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悲劇意味逐漸增強，天龍八部中人物都都陷在羅網之中，好人壞人也沒有截然的分別，更像是命運的獵物而已。再到《笑傲江湖》，世界已經是陰險卑鄙，政治鬥爭席捲一切，高大形象無非是權力的偽裝，最好的出路也無非是歸隱消失。

即便金庸小説有如此豐富的內涵，但因其延續了傳統小説“講故事”的風格，仍被押沙龍視為不高級的文學。

押沙龍這句“講故事不等於文學”，就是在説，“講故事”的小説是低級的文學。否則，實在沒法理解他下一句，“金庸是個一流甚至超一流的作家，但他寫的不能算是一流的文學”，還有這句：“我對金庸小説的評價就是：一流的小説，但絕不是超一流的文學。這不是貶低，而是一種界定。在通俗小説的類別裏，它就是一流的。”

押沙龍很把這”嚴肅“與”通俗“的“界定”當回事，還説：“這樣的區分是真實存在的。”

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迪亞諾，聲稱自己一直很希望能像通俗小説家西默農一樣來寫作，“我很驕傲自己有一半和西默農是同國人，我覺得自己和他那麼相近”。在莫迪亞諾之前，安德烈·紀德，自然是雅之又雅的文學大師，更認為西默農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法國作家”。其他，T·S·艾略特、莫里亞克、亨利·米勒等人，無不對西默農推崇備至。

讀紀德、莫迪亞諾的小説，“往往會覺得晦澀、迷惑、費解”，可惜，他們竟不像押沙龍那樣，認定“嚴肅”與“通俗”，“這樣的區分是真實存在的”。

每個時代，都有“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區分（不叫這兩個名稱，意思一樣的），當時的絕大多數讀書人，都認為“這樣的區分是真實存在的”，都認定“嚴肅文學”必然高於“通俗文學”。然而，一二百年後，證明這種區分並不是“真是存在”的，取得更高成就的，往往反是被歧視的“通俗文學”。

倒退幾百年，只要你寫的是“小説”，就算寫的是“晦澀、迷惑、費解”的小説，通通被視為“通俗文學”。無論中外，皆是如此。

明末清初，有李贄、金聖嘆等人，開始給予小説（及戲劇）較高的評價，但他們的主張，並沒有深入人心，絕大多數讀書人，仍將所有的小説、戲劇，視為“通俗”。小説、戲劇，在中國，真正獲得文學上的“正統”地位，是20世紀的事。

1917年，蔡校長禮聘吳梅先生到北大任教，戲曲研究由此躋身現代大學講壇，“當時在大學裏設戲曲一課，是一大革新，在‘文以載道’的一班老夫子看來，這簡直是胡鬧。文化界聽了也議論紛紛，上海的《時事新報》還有過嘲罵的話……”（朱偰《回憶北大人物》）。  

爭議之聲雖大，平息卻是甚快，一向被輕視的小説戲劇，於近百年前，終於取得了文學的正統地位。其間的外力因素，不容忽視。  

1840年後，吾國屢敗屢戰，屢戰屢敗，國勢日蹙，信心漸失。至庚子、辛酉，已全然喪失了志氣。此時與此後，眼見耳聞洋鬼子把戲劇小説抬舉到那麼高的位置，再要狂貶王實甫、施耐庵，有些底氣不足。  

方鴻漸到家鄉中學講演，“看見教師裏一個像教國文的老頭子一面扇扇子，一面搖頭，忙説：‘……在歐洲最早的文學作品荷馬史詩《十年歸》Ｏｄｙｓｓｅｙ裏－－’那老頭子的禿頂給這個外國字鎮住不敢搖動……”那年月，像這樣的“老頭子”，可不是一個半個。  

如無西方觀念的輸入，小説與戲劇的價值，在中國，要獲得普遍認可，只會更晚，不可能更早。

西方現代的某些觀念，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的。

似乎，押沙龍將“嚴肅文學的標準”，尤其是“現代嚴肅文學的標準”，視為金科玉律和天經地義。然而，《笑傲江湖》中，令狐沖説：“規矩是人所創，也可由人所改。”我相信，未來的西方小説史，必當給予托爾金、西默農等擅長“講故事”的“通俗作家”，以更公正的評價。

像押沙龍一樣，我最喜歡的金庸小説，也是這部《笑傲江湖》。看到有人嚷嚷什麼“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我聯想到的，是華山派中的“氣宗”與“劍宗”之爭。

嶽不羣在石上坐下，緩緩的道：“二十五年之前，本門功夫本來分為正邪兩途。”……嶽靈珊道：“爹爹，咱們所練的，當然都是正宗功夫了。”嶽不羣道：“這個自然，難道明知是旁門左道功夫，還會去練？只不過左道的一支，卻自認是正宗，説咱們一支才是左道。……”

……嶽不羣道：“是啊。華山一派功夫，要點是在一個‘氣’字……這是本門練功正途。可是本門前輩之中另有一派人物，卻認為本門武功要點在‘劍’……正邪之間的分歧，主要便在於此。”　　

……嶽靈珊道：“最好是氣功劍術，兩者都是主。”嶽不羣怒道：“單是這句話，便已近魔道。……”（《笑傲江湖》第九回）

竊以為，在小説創作上，以“劍”（“講故事”）為主的主張是正確的；以“氣”（“激發出人們的智性活動”）的主張也是正確的；甚至，像嶽靈珊説的那樣，“兩者都是主”，同樣也是正確的。

適合講故事的小説家，繼續講他的故事；擅長“激發出人們的智性活動”的，那就繼續激發；“同是曾開風氣者,願長相親不相鄙”。

兩種不同的風格，寫到極致，都可以有偉大的小説寫出來。

新的寫作風格的出現，是值得歡喜讚歎的事，新風格既出，傳統的寫作風格就被藐視，就必須廢棄，這種認識未免過於狹隘了。要做“加法”而不是“減法”，做“增量”而不是“減量”。

押沙龍認為金庸小説達不到諾獎作品的平均甚至是最低標準。徐晉如則認為金庸已遠超這一水準：

比如金庸先生，其作品融貫古今，寫情真摯感人，敍事曲折離奇，令人慾罷不能，且《天龍八部》、《笑傲江湖》等著，境界極高，《鹿鼎記》刻畫世情，入木三分，中文小説，無與倫比，又金庸先生諸作皆深藴中國文化，文筆之佳，更是冠冕新文學界。但正因為其境界高、思致深、底藴厚、文筆佳，堪稱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又有哪一位翻譯家能傳神地譯出其作品？指望瑞典那些屍居餘氣的老頭們能看懂金庸先生的著作，豈非痴人説夢？（徐晉如《中國人沒必要拿諾貝爾文學獎當回事》）

押沙龍、徐晉如二人的觀點，孰是孰非，我不敢斷言。所敢斷言者，給金庸扣上一頂“通俗”的大帽子，以這一條理由證明金庸未達諾獎水準，這在邏輯上，在事實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將文學強分為“嚴肅”與“通俗”，我一向不贊成的。押沙龍的其他觀點，我多數贊成，例如：“王朔壓根就沒讀懂金庸。……老實説，王朔的文學才能很高，這是源自他的天賦，但是他文學品味實在是挺一般的，一個作家靠天賦和本能寫作，而不是靠刻苦學習和虛心閲讀，就容易對同行有這種偏見。”

王朔《我看王朔》：“其實我也知道他怎麼能寫出好小説來,只是這招兒損點,不好拿出來。——給丫關起來,判20年徒刑,那他就能最損寫出一《飄》,一不留神就是一《紅樓夢》。”中國小説家能有這份志氣，我很佩服（是真話，無諷意），但我從來不相信他真能寫出一部媲美《紅樓夢》的小説。

《紅樓夢》的偉大，以整個中國文化為根基。而王朔等當代作家，出於時代及個人的原因，對中國文化了解太淺。

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則是以整個西方文化為根基的，該書架構，直接借用歐洲最古的史詩之一《奧德賽》。

當代中國有很優秀的小説家，寫出不少很了不起的作品，但拿來與《紅樓夢》一比，差得遠了。他們終於不能實現“最後一躍”，寫出真正偉大的作品。小説家與中國文化太隔膜，瞭解太膚淺，是一個重要原因。

當代中國小説家更願意學習西方。即便對西方文化的瞭解與認識已臻化境，但只要他們仍用中文寫小説，就不可能寫出比肩或稍遜於《紅樓夢》或《尤利西斯》的作品來。

在當代小説家中，作品之“深藴中國文化”，金庸獨勝。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