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16年前寫的帖子——蘇聯解體和蘇共垮台原因分析及教訓（中）_風聞

二、前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

蘇聯解體已經十二年，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回顧20世紀90年代末蘇聯解體那震動世界的瞬間，歷史留給人們的教訓更加清晰。

（一）體制僵化脱離羣眾。列寧逝世後，斯大林領導的蘇聯人民成功地進行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就當時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情況來説，計劃經濟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二戰結束後，原來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就越來越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了。當時斯大林雖然也是大體按照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實行全社會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的設想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但在整體上忽略了俄國相對落後的生產力前提，建立了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戰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斯大林模式逐步表現出既束縛生產力發展，又限制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從而影響人們積極性發揮的嚴重弊端。正是這種具有嚴重弊端的體制，才使矛盾逐步積累、激化，導致斯大林逝世後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發生，最終導致社會主義蘇聯的崩潰和解體。

東歐諸國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基本上是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同樣形成了僵化的經濟政治體制，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最終造成社會主義在東歐的失敗。我國在建國初期搞社會主義建設，也在一定程度上照搬了蘇聯斯大林模式的許多做法，結果走了很長一段彎路。

體制的僵化，體現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是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無法將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的最新成果用來為社會進步服務，人們在經濟生活中缺乏主動性和創造性，其結果直接導致70年代後期蘇聯經濟發展速度減慢。

而體現在政治生活中，則是黨的建設遭到忽視,黨的建設的基本原則——民主集中制被歪曲，黨內關係的整個體系扭曲變形，形成了過度集權的黨政領導體制，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國家權力集中於蘇共，蘇共權力集中於黨的中央機構，中央機構的權力則集中於黨的領袖，人民沒有切實感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因而同黨的距離越來越遠。以幹部選拔為例，前蘇聯實行的不是民主選舉，而是自上而下的幹部委派，因此各級幹部都充當了黨的意志——實際上就是領袖意志的“傳送筒”和執行這種意志的馴服工具。這些“傳聲筒”幹部只知對上負責，按上級指示辦事，機械地執行上級下達的任務，缺乏主動精神、實事求是精神和聯繫羣眾的作風，造成黨羣、幹羣之間的隔閡，而廣大普通黨員則慢慢變成了只會機械地完成上級指示的配角。整個黨從上到下聽不到批評的聲音，黨的上層也逐漸擺脱黨員羣眾的監督。這種風氣的形成，為一些蜕化變質分子滲透到黨和國家的領導層創造了條件，他們利用職務之便腐化墮落，關鍵時刻則搖身一變，跑到了反人民一邊。結果，十月革命後出現的那種革命熱情消退了，黨的同志關係渙散了，消極散漫、虛偽和雙重道德的風氣在黨內大肆盛行。決策上的不民主化和不科學化，領袖的指導思想失誤，使蘇聯共產黨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犯了許多錯誤，更進一步失去了人民對黨的信任，使蘇聯共產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極大地下降，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權威性也不復存在。

蘇聯解體十餘年來，俄羅斯社會圍繞“蘇聯解體究竟是地緣政治災難，還是俄羅斯歷史新紀元的開始”等問題一直爭論不休。2001年12月25日，俄羅斯外國記協在俄外交部新聞中心舉行“蘇聯解體10週年”研討會，會議邀請了7位俄羅斯著名專家學者和14名駐俄外國記者與會。多數與會者認為，蘇聯解體不是歷史必然，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失敗，是蘇共領導思想僵化，脱離人民羣眾，不求進取的結果。蘇共的垮台，不是一黨制的失敗，而是蘇共領導層的決策錯誤，是戈爾巴喬夫取消黨的領導，從而引發了亡黨亡國的災難。

（二）黨內腐敗喪失民心。《共產黨宣言》勾畫出社會主義的基礎，即“廢除資產階級所有制”，馬克思後來還強調，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國家，其掌權人應廢除舊官吏的一切特權。在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俄國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而使蘇共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列寧逝世後，尤其當斯大林通過各種手段戰勝所有反對派,成為蘇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之後,個人集權制逐漸在黨內確立了起來。二戰勝利後，斯大林更是被勝利衝昏了頭腦，對黨和自己的要求也逐漸放鬆，晚年時更加專斷獨行,早已把黨的民主集中制完全拋諸腦後。早在30年代，計劃經濟下的腐敗在蘇聯就已經出現,突出體現在黨的幹部享有特權，如發放購貨證、工資附加款、享受住房、交通工具、休養療養的特殊待遇和其他不花錢的特殊服務。在這一時期，斯大林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許多社會兼職。據一些資料披露：每個兼職部門每月都送來一袋錢，他“連封條都懶得拆”就丟進了抽屜，一個抽屜放滿後，身邊工作人員就馬上重新換一個抽屜，斯大林的個人生活堪稱儉樸，但他憑藉至高無上的權力不拒絕各部門送來的鈔票。由於沒有起到表率作用，發展到後來不僅廠長、經理，就連中央級高官、部長和各州、市級幹部都利用職權斂取財物，把國有財產的部分份額通過暗渡陳倉的辦法裝進腰包。

作為斯大林的後繼者，赫魯曉夫雖然發起了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並進行了某些改革和調整，但並沒有真正觸及這種體制的弊病。勃列日涅夫上台後，便取消了赫魯曉夫的種種改革措施，到1977年，勃列日涅夫以總書記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又是集黨政軍三大權於一身，直至老死任上。後來的蘇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也都實行這一體制，就連戈爾巴喬夫對個人權力的追求，所維持的官位等級制，甚至連其傳統作風等，都帶有這種體制的深刻烙印。

當公有制和權力專斷結合在一起，便出現了新型的官僚階級的私有制，即虛偽的公有制，剝奪了勞動者的產權。到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代，這種現象日趨嚴重。許多各級領導幹部的子女紛紛借老子的權力進入領導階層或能夠發財的部門，成為一代新貴。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是他們的一個代表。這個平庸之輩和勃氏的女兒結婚後便官運亨通，很快當上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在短短几年內受賄達600萬法郎。過度集權和僵化的體制，導致了一個特殊的社會羣體的形成，即官僚特權階層。這個羣體的成員主要是各級黨政軍機構、羣眾團體和企業、農莊的領導幹部，特別是那些高級領導幹部。據估計，當時這個階層大約有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之多，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5%。這些特權階層，享有高薪、住房、別墅、汽車、遊艇、內部餐廳、特供食品、特供商店、海濱休假、夏日狩獵等許多特權。以薪水為例，1922年，蘇聯的工資最高與最低的差距是8倍，1934年擴大為30倍，到1953年擴大到四五十倍，到勃列日涅夫時期，更是擴大到上百倍。更嚴重的是，他們並不以享有特權為滿足，而且還以各種方式侵吞國家財產，貪污腐化之風日益蔓延滋長。許多幹部過去在地下鬥爭和革命戰爭中確曾為人民的解放而艱苦奮鬥，公而忘私，但在掌握政權後，由於權力增大，私慾膨脹，又缺少人民有效的監督，以致特權越來越多，馬克思主義對他們來説只是口頭上的東西，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想在他們頭腦中已經淡薄。官僚特權階層在得勢的幾十年或幾年間，把公有財物變成家產，各級官員、企業負責人暗中合作，成為貪婪的掠奪者和腐化的寄生蟲。由於這個特權統治階層始終打着蘇聯黨政幹部的牌子，因而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和欺騙性，直到蘇共垮台、蘇聯解體之後，他們才以赤裸裸的資產階級面目出現。

客觀地講，蘇聯歷屆領導人並非不知道這個特權階層的存在，也不是沒有采取相應的措施。50年代赫魯曉夫的改革，就嚴重地衝擊了這個正在萌生中的特權統治階層的地位。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正是這個萌生中的特權統治階層頑固並猖狂反對改革、維護既得利益的重大政治行動和重要標誌。勃列日涅夫時期，出於鞏固其地位的考慮，也從斯大林、赫魯曉夫時期吸取了不少教訓，對一些領域進行了改革，但他吸取這些教訓的目的，僅僅限於如何防止重蹈赫魯曉夫的覆轍。由於指導思想方面的錯誤，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這一特權階層不僅沒有消除，反而迅速地成長起來。正是在這個時期，黨政幹部與人民羣眾收入的差距達到上百倍，也正是這個時期，蘇聯黨政機構迅速地膨脹起來。據統計，80年代前期，蘇聯部級機構從1965年的29個增加到160個，部長會議所屬的部委和直屬機構正副部長級幹部達800人之多，一個黑色冶金部就有正副部長19人，黨政機關已完全官僚化了。與此同時，黨的幹部事實上的終身制也達到了頂點：1976年蘇共25大選出的中央委員中連任的達90%，26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是25大的原班人馬，中央委員中任期最長的達34年。至於思想僵化、個人專斷、脱離羣眾、任用私人、裙帶關係、營私舞弊、腐化墮落，更是比比皆是。正是在這一時期，蘇共不僅自己不改革，還製造“有限主權論”，動用軍隊武裝鎮壓東歐的社會主義改革，瘋狂推行軍國主義、霸權主義政策，墮落為社會帝國主義。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對蘇共存在的問題還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也有革除這些弊端的勇氣和決心，但他在還沒有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科學方法之前，就盲目提出了“新思維”、“公開性”、“民主化”，天真地試圖單純通過擴大人民羣眾的發言權、監督權來一勞永逸地消除這些弊端，促進社會進步。憑心而論，他提出的這些東西在本質上並沒有錯，但為什麼導致了蘇聯解體和蘇共垮台呢？用一位俄羅斯學者的話説：戈爾巴喬夫是在錯誤的時間，對錯誤的患者，使用了正確的藥方。

1989到1990年的調查表明：當時人民認為蘇共領導階層代表勞動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4%，代表蘇共黨員的11%，代表黨政官僚和機關人員的達85%。這是在蘇共統治接近解體之時人民説出的真話，是人民當時對蘇共的很科學的評價。

蘇共垮台，在世界政壇上是一次超級大地震，而在蘇聯老百姓心目中，卻沒有激起絲毫漣漪，人民照常上班，照常吃喝，冷漠得令人寒心、痛心、驚心！1991年8月23日，當葉利欽宣佈禁止蘇共活動的命令後，立即有成千上萬的人跑到蘇共和俄共辦公大樓前的廣場上，把辦公大樓圍困得水泄不通。這些人不是來保護共產黨的，而是對共產黨的幹部進行侮辱和圍攻。如果沒有幾千名警察和保安人員組成一個通道把他們營救出來，這些人就會受到傷害。中止蘇共活動後，蘇聯全國沒有一次罷工或遊行提出保衞蘇共的。此時此刻，人民羣眾喊出了“要蘇聯，不要蘇共”的口號，就連蘇聯解體後原加盟共和國新成立的共產黨組織，都聲明要“與原蘇共劃清界限”，否則，就無法贏得人民羣眾的支持。 這一切都表明，此時的蘇共領導集團已不再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已不再是社會主義的代表，是一個掛着社會主義旗號奴役壓榨本國人民並極力壓迫別國人民的新的統治階級。由此可見，人民羣眾的信任、擁護和支持是黨的最深厚的基礎，只有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決清除不正之風和消極腐敗現象，才能密切黨與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黨的執政地位才能得到鞏固。

（三）改革失誤秧及人民提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不能不提到蘇共的“精英集團”。所謂的“精英集團”，就是蘇共的各級領導層，這個領導層大約由10萬人組成，實際上就是勃列日涅夫時期形成蘇共特權階層中掌握實際權力的一部分。如果説70年代蘇共領導集團還是由理想主義的革命者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佔據蘇聯黨政機關要職的“精英們”開始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代之以典型的物質主義、實用主義。所謂的意識形態，不過是他們用來欺騙羣眾，獲取權力的幌子。1975到1985年，由於體制僵化等諸多原因，蘇聯經濟發展速度放慢，出現了後來被西方政治家稱之為“經濟停滯”的現象。“停滯”現象的出現，給“精英集團”產生了巨大的壓力。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如果再不改革，就會危及到精英集團的特權，但一旦改革，同樣也會對部分精英人物產生不利影響。權衡利弊後，改革的呼聲終於在70年代末從蘇聯高層傳出，於是經濟體制改革在猶猶豫豫中開始了。但這次改革進行得並不順利，沒有取得明顯的成效。勃列日涅夫去世後，繼任的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均在上台不久便因病去世，致使經濟改革處於停滯階段。這一連串的挫折，給戈爾巴喬夫於80年代中期順利上台提供了機會。而此時，這批精英的思想已經開始出現質的變化，在80年代末辯論蘇聯發展的方向時，這批人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改革達到民主化，就會減少特權和權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有相對的特權和地位，但特權又受到原有的社會主義機制的限制，也不能積累過多的財富，更不能把特權和財富傳給自己的子孫後代。因此，這些精英們認為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夠為他們提供最大的機會，使他們竊取的國家財產合法化，不但擁有財富，而且可以把這些財富傳給子孫後代，這就是精英集團觀點迅速變化的主要原因。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使蘇聯變色，蘇共垮台。實際上，葉利欽之所以能夠採取較為和平的方式迫使蘇聯解體，不是靠軍隊的支持，而是由於共產黨內那些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精英”們的鼎力相助。1990年，前蘇聯曾搞過一次民意測驗，結果表明，在廣大人民羣眾中，80%不贊成搞資本主義。而在這批“社會主義的精英”當中，卻只有9.6%贊成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12.3%贊成民主社會主義、76.7%贊成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取其他態度的佔1.4%，這就與人民羣眾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蘇聯精英相信，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會使他們成為富人。事實證明也確實如此，在原蘇聯的“葬禮”上，新的政治精英獲取了更大的權利，國有財產的“管理權”變為“所有權”，私有化為此履行了“法律手續”。俄羅斯的資產階級橫空出世，短短的幾年時間，俄羅斯的新資產階級經歷了一個孕育、起步、發跡、膨脹的過程，腳踏着私有化改革的軌跡，“新貴”們轉戰於進出口，房地產市場，謀取商業暴利，截留挪用預算撥款，操縱金融證券行情等……俄羅斯前總理切爾諾梅爾金，他80年代當天然氣部長，後又當了多年的總理，1992年就成為天然氣壟斷公司的擁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氣儲備，成為世界上最富有人。柯爾科夫斯基，80年代曾是共青團領導人，而如今，卻成立了自己的私人銀行，成為富翁，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而激進改革派代表葉利欽卻從來不談建立資本主義，僅僅談民主、改革、市場經濟等，直到他離開總統職位時，也沒有談要建立資本主義。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此時世界已發生重大變化，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包括中國在內的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都在實行改革，改革已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蘇聯原有的僵化體制使整個國家運轉緩慢，效率低下，官僚主義嚴重，領導層老化。這就決定了戈爾巴喬夫受命之時，必須實行改革，以推動社會進步和跟上時代潮流。作為前蘇聯改革領頭人的戈爾巴喬夫，他對蘇聯存在的癥結是非常清楚的，初期的改革方向也是正確的，從1986年3月至1988年6月，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改革時期。但是由於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蘇聯已經建立了半個世紀，它已滲透了到經濟、政治、社會結構的各個方面，人民對市場經濟的觀念極為貧乏，要從體制上、人們的行為規則上和思想觀念上進行全方位的變革，決非易事。認識上的不到位，使蘇共中央對長期形成的畸形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對農業體制的深入改革未予重視，對企業改革的宏觀決策也缺乏具體可行的配套措施，以致各項改革效果不佳。戈爾巴喬夫在經濟體制改革受阻，無法深入的時候，在精英集團的唆使下，不假思索匆忙轉向政治體制的改革，結果不但使經濟形勢不斷惡化，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權力的再分配又造成嚴重的社會動盪，公開性、民主化的口號使各種政治努力和意識形態在國內抬頭和流行，戈爾巴喬夫本人又在複雜的政治較量中節節後退，一步步放棄陣地，直至自動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鼓吹所謂“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否定無產階級的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企圖全面移植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結果卻誘發和導致了經濟、政治、民族和社會的全面危機，使整個社會陷入極為嚴重的失控狀態。與政治體制改革同步，蘇聯領導人還開展“新思維外交”，大幅度調整對外政策，熱衷於追求蘇美合作和所謂“歐洲大廈”，幻想依靠西方大量經濟援助來振興經濟，為此蘇聯領導人不顧一切的妥協和退讓，同時還積極為西方國家干預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大開綠燈，從而催化了東歐各國的劇變，導致華沙條約的崩潰和經互會的瓦解。

政治體制“根本改革”，導致蘇共黨內的思想一片混亂，自由化思潮嚴重氾濫，從全盤否定斯大林發展到徹底否定十月革命和蘇聯70年的歷史，反對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些共和國，黨的基層組織已經分裂，領導層內的鬥爭不斷加劇，人事變動頻繁，黨組織和國家政權陷於半癱瘓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黨已經無法組織力量進行有效的反擊。於是，以“8·19”事件為轉折點，有93年曆史的蘇共被一紙法令取消，不戰而垮，而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最高領導人，此時不但無力換回蘇聯解體的命運，也連他本人無可挽回地從最高寶座上跌落下來。

蘇聯解體的教訓。按照西方的説法，證明了社會主義是巨大錯誤，計劃經濟不可行，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帶來技術進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正確的結論卻是，蘇聯的解體，既不能證明社會主義的失敗，也不能證明資本主義的優越。它只是證明，這個制度在把農業社會變成工業社會時比資本主義優越，比資本主義有更快的發展速度和更多的社會公正，這是被蘇聯的早期歷史所證明了的。與此同時，蘇聯74年的歷史還告訴我們，社會主義要長久，必須使從社會主義得到好處的人同時得到權力，也就是説人民必須有真正的主權。這樣，社會主義才能維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