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毫不猶豫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起點丨大家_風聞

作者|郭爍 

前天晚上，我的一個本科生給我發微信説，“郭老師，您看《少年的你》了麼？我們好多人都是這麼過來的。”（大意）

我趕緊去瞧了瞧，還是看的60幀的。周冬雨可以提前領明年的這影后那影后了，她應得的；鏡頭懟在人家臉上拍，雀斑都能論個兒數出來。

《少年的你》中的周冬雨

印象比較深刻的反倒是飾演魏萊的演員周也：接受警察詢問時，她把那股子天使般惡魔的小畜生勁兒演了個十足十。

《少年的你》中飾演魏萊的周也

作為一個法學院教員及資深影迷，職業習慣使然，電影裏涉及的法律問題我一直很挑剔，但這部片子顯然經過了專業人士的把關，比較好地解決了戲劇衝突的要求和現實法律規定之間的張力，至少讓人看了不監介。建議《白晝流星》的導演學習一下。

其實我的一票師友全都在熱心虔誠地進行他們的“少年刑事司法”工作，幾乎無一例外的，他們都在堅決反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起點。我理解他們的用心良苦以及使命精神，卻完全不能贊同他們的諸多觀點和做法。

蹭一下這部電影的熱度還有近期發生的諸多駭人聽聞，我簡單闡述一下他們的自相矛盾與不合時宜。

一****常見錯誤觀點一：比較法而言，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刑事責任年齡都在14歲以上。

該觀點還特意補充闡明：“大部分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國家，都位於赤道熱帶地區，那裏人們相對更加早熟。”

簡單説，該觀點是根本錯誤的，並且是事實錯誤。

我們來看國外相關研究機構對於各國刑事責任年齡的統計，為了數據的權威性，我還特意多找了幾組數據對比。

世界各國刑事責任年齡的統計分佈

PRI重點國家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

2017年公佈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分佈

可以很輕易的看到，誠然，以國家數量計，目前規定14歲是起點的國家最多，但只要再稍作進一步分析，就可以得出12歲才是真正的比較法意義上的分水嶺——從不規定刑事責任起點的7個國家和地區到11歲的，與13歲到16歲的基本持平。

結論是，即便非要從比較法上找靈感，12歲是各國主流刑事責任年齡規定，才是真正的客觀描述。

在這裏多説一句，因為看到了太多謬種流傳，我希望能不能就此問題發表觀點的同志能稍微做一點兒檢索工作，而不是以訛傳訛、人云亦云地描述“14歲是大多數國家的選擇”之類完全違背基本事實的判斷。

作為一名資源檢索控，我這裏可以提供一個：CRIN（Child Rights International Network）,這家機構的網站可以檢索各國實時、動態刑事責任年齡狀況。

二****常見錯誤觀點二：成文法不負責回應極端個案；尤其是被媒體熱炒的極端個案。

因為單純提供比較法論據很難直接論證“他們這麼做，所以我們也要這麼做”（雖然反對降低論者之前就是這麼做的，當然他們是有意與無意之間建立在錯誤事實基礎上的），所以“法律不能解決全部極端案例”的觀點就顯得非常突出了。

這種似是而非，苦口婆心理中客式的觀點顯然具有迷惑性，必須予以回應。

我們實在困惑於何謂“極端個案”。

僅僅本月，2019年10月24日，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一名15歲少年，因對老師日常管理不滿，在教室用板磚連續擊打老師頭部，致使老師受傷倒地，住進了ICU，有傳言説該教師腦部重傷迄今昏迷不醒；10月20日，大連市內一名10歲女孩小琪（化名）遭遇意外，加害人蔡某某未滿14週歲，未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責任。

再稍微檢索一下，《捅死同學的14歲少年：反正我才14歲，殺人不必償命》、《湖南邵陽3名中小學生木棒毆打52歲女教師致死》、《12歲弒母：我又沒殺別人，殺的是我媽》……

大連10歲女孩被害，嫌疑人強調自己未滿14歲（鳳凰網的微博截圖）

請注意，我這裏的省略號是實質意義上的省略號；再往下寫文字都夠R級分類了。

我們的《刑法》一共規定了469個罪名，其實還在不斷增加。所有人都知道，常用罪名只有危險駕駛罪、盜竊罪、搶劫罪、詐騙罪、故意傷害罪等目測不超過30種甚至更少。

我們國家這幾年每年刑事公訴案件120萬左右，被告人140萬，通過大數據分析可以很清晰地得出排名最後100個的“不常用罪名”——可能是屬於全國3000多個法院一年到頭加起來也判不了幾十個、幾個的罪名。

如果説“極端個案”，是不是先把這些罪名統統取消了為好？還落個刑法寬緩化的好名聲。

簡單總結一下：**一方面，類似事件並不極端；另一方面，即便“極端”，中國刑法回應“極端”的例子比比皆是。**請用數據和邏輯説服我。

​三****常見錯誤觀點三：中國青少年犯罪數量一直呈下降趨勢，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起點沒有事實基礎。

説到這個觀點的時候，“少年刑事司法”論者顯得特別理直氣壯。他們不僅列出了近些年來中國青少年犯罪數量一致在降低，並且列出了該數字與成年人犯罪數量比例一直在下降的官方數字。

為了便於進一步的探討，在這裏我直接引用一下他們偏好引用的相關數據：

“……報告第五項《兒童與法律保護》顯示，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續降低。2016年，全國未成年人犯罪人數為35743人，比2010年減少32455人，減幅達47.6%。未成年人犯罪人數佔同期犯罪人數的比重為2.93%，比2010年下降3.85個百分點。青少年作案人員佔全部作案人員的比重為21.3%，比2010年下降14.6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2017年10月27日發佈的2016年《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統計監測報告）

“從2009年開始，我國的未成年人犯罪數量就開始掉頭向下，呈逐年下降趨勢。2009年未成年犯罪人為7.7萬多人，到2015年，已降到了4萬多人，相當於2000年的水平。同樣，各省的未成年人犯罪數量均有所下降，例如，河南2009年判處未成年罪犯5200多人，2014年降至2700多人，佔罪犯總數比例也從7.80%降到3.95%；甘肅2010年到2014年判處的未成年罪犯從1062人降至672人。”（華政：《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數量連續6年下降》，載《中國青年報》2016年3月28日）

對於這樣的數據，我們一方面當然要肯定其積極意義：可能未成年人犯罪狀況的確有了些許改觀；但另一方面，如果僅因看到這樣的數據就飄飄然，做微醺狀，既不嚴肅更不科學。

任何社科實證分析類數據，我們都要警惕其發生肌理及現實環境。具體到這些數字，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數字是如何下跌的？

簡單講：公安司法機關人為“輕緩化”的司法政策導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自2006年、2012年兩次修改《未成年人保護法》以來，檢察機關特別強調“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政策導向，對未成年人犯罪的不捕不訴率大幅度提高，這在客觀上降低了法院最終的統計數據。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都或分別或聯合頒佈了專門針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現在他們流行的話術叫“青少年罪錯”，這個希望讀者們甄別一下）的規定或者司法解釋；檢察院和法院系統還各自成立了未成年人案件檢察廳，審判庭一類。

也就是説，當我們在強調諸如“中國青少年犯罪數量持續下降”的同時，能不能好歹向大家介紹一下“少年刑事司法”的實踐狀況，哪怕是暗示給大家一下，數字的下降有人為干預、政策導向的因素？

篇幅所限我就先説這麼多，其實解決此類問題的補強方式還可以引入“惡意補足年齡規則”、“裁量交付普通法庭”等諸多方式，但都不影響直接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起點的正當性。

媒體報道，上初二的蔡某高170公分左右，體重140-150斤，作案手法的老道、作案過程的沉着、作案後反偵查能力的強大，很難讓人與“未成年人”四個字產生任何聯繫。

諸如“未成年犯罪是由家庭監護、學校教育、社會治理多重因素造成的，要從根本上解決這種社會問題，還要依靠社會、制度的協同治理”之類正確的廢話可以休矣——多問一句，**哪種犯罪純是個人原因造成的？****哪種犯罪沒有社會的因素、教育的因素？**如果這個理論得到證成，所有犯罪嫌疑人比比童年有多慘是不是就能成為違法阻卻性事由了？

我從來沒有認為降低刑責年齡就對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一藥見效了，但它應該是應對未成年人犯罪新形勢的必要選項。

電影中的魏萊已經死了，但那樣的人就不配擁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