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界與宗教迷信的複雜關係——鄭軍在無神論學會年會上的發言 | 鄭軍_風聞

導讀

無論古今中外，從來都有藝術家自發創作宣傳科學與無神論的作品。宣傳部門要做的是從海量原創中遴選此類作品，提煉主題和藝術價值，再提供進一步擴大其影響力的平台。現在寫下這篇文章，希望科學無神論同道能關注這個問題，一起分析、研究和找到解決辦法。

（一）

2002年，香港寰亞公司推出電影《無間道》，一舉扭轉港片市場的頹勢。評論界多從藝術角度分析這部電影的成功，香港電影圈裏很多人卻認為，這是靠着民間巫師白龍王的法力。白龍王不僅為該片掐算開機和上映時間，給主創人員摩頂，還親自為影片擬定了這個有強烈宗教色彩的片名。

白龍王原名周欽南，秦國華僑，是香港電影界很多人崇拜的法師。白龍王現象是文藝圈迷信現象的縮影。這既非香港獨有的現象，也不是華人文藝圈的現象，可以説在世界範圍內都是如此。

日本作家竹下節子在《無神論——穿越兩千年的混沌與矛盾》一書中，專門闢出一節討論這個問題。她認為當代文藝界已經成為傳播宗教迷信，抵制無神論的重鎮。

英國無神論者阿蘭德波爾在《寫給無神論者一書》中，也用大量篇幅記載了天主教與藝術界的關係。中古時代，教會大量使用華麗的裝飾，頂級的繪畫，莊嚴的音樂來宣傳宗教理念。很多藝術家其實是教會的裝修人員。

二十世紀的德國哲學家斯普蘭格總結出六種實際存在的價值觀，即“宗教-世俗”，“藝術-科學”，“人際-政治”。他認為，宗教、藝術和人際這三種價值取向彼此更容易接近，相輔相成，而與世俗、科學和政治三種取向有着內在的敵對。

宗教迷信從來不以理性和邏輯見長，其受眾又主要是低知識階層。所以，宗教歷來都把傳播手段放到藝術品和文藝表演上面。中古時代，宗教團體是藝術界的主要買家。他們有足夠財富訂製建築、雕塑、繪畫和音樂。象米開朗琪羅這樣的畫家，最優秀的作品往往是給教堂做的裝飾畫。教會作為合同中的“甲方”，對繪畫題材甚至風格都有明確要求。

由於豐富的美學因素，無論是聯合國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還是中國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宗教建築都在其中佔據重要位置。而宗教建築又是宗教雕塑、宗教繪畫和宗教音樂的展示平台。於是，宗教藝術成為近代以前藝術的主幹。

受過去數百年世俗化進程的影響，今天藝術界在評論這些作品時，往往回避其中的宗教主題。當遊客去參觀莫高窟、雲岡石窟或者大足石刻這類古蹟時，導遊也會迴避其宗教主題，只從藝術角度講解。然而，越是這方面的傳世之作，宗教主題與藝術形式結合得越緊密。而今天的藝術家在早年接受藝術教育時，他們所模仿和借鑑的的傳統藝術範本，很多都屬於宗教題材。

相反，無論科學還是無神論，歷史上從未與藝術有過如此緊密的結合，完全拿不出足夠匹敵的藝術遺產。

（二）

“五四”運動後，中國文化界不僅砸爛孔家店，還進行過“非基督教運動”。一批作家主動創作以宣傳無神論，批判封建迷信為主題的作品。魯迅的《長明燈》和《祝福》，鄭伯奇的《忙人》，還有《菊英的出嫁》、《祭灶節之後》等小説，都是這個時代的佳作。

1949年後，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在新政權領導下，曾經創作出一批宣傳無神論，反對封建迷信的佳作。拍攝於1952年的《一貫害人道》就是典型，它具體描寫了新興宗教色彩的本土迷信“一貫道”。

新興宗教是現代社會形成後，某些人使用傳統宗教話語體系，結合近現代社會元素創造的新教義。重點是宣揚教主和組織形式。一貫道自建立起，晚清，民國和新中國均持鎮壓態度。唯有在汪偽政權下取得過合法形式，並得到最大程度擴張。這在影片中得到了充分表現。

這部電影的可貴之處在於高度復原一貫道的教義、教規、戒律、組織形式和具體的迷信手法，甚至包括“一指中央會，萬入得超然”、“靈中受一點，只祝保無殃”這些咒語。邪教敵視現代社會的學校和醫院，這種普遍特點也在片中得到表現。

《一貫害人道》給我們留下了詳細的本土邪教標本。然而此片以後，中國文藝界在邪教題材上幾近空白。即使偶有創作，也只是把邪教分子寫得面目猙獰，很少還原現實，更不用説挖掘深層的社會原因。

1959年拍攝的《草原晨曲》以“一五計劃”中的包鋼項目為素材，描寫蒙漢人民開發白雲鄂博鐵礦的故事。影片主線就是如何克服蒙古族同胞的地方迷信習俗。他們將白雲鄂博視為神山，不允許任何人破壞其風水。限於當時的政治氣候，電影只能擺出這個矛盾，不能展開，草草結尾。不過，這部電影在當年家喻户曉，為宣傳科學無神論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過，這一時期文藝界對封建迷信的批判，迅速被極左力量利用。60年代初，宣傳部門連續幾年批判孟超改編的《李慧娘》，以及廖沫沙為此寫下的評論文章《有鬼無害論》，對魔幻題材上綱上線，甚至成為文革前諸多輿論準備之一。

由於文藝創作在這個時代被高度納入宣傳體系，即使以破除封建迷信為主題的文藝作品，我們也不清楚是否反映主創者自己的思想。特別是在戲劇和影視這些集體創作中，主創人員即使有迷信傾向，也可以較好地掩飾。

改革開放以後，香港電影為大陸提供了人才、資金和技術，在很多方面成為大陸電影界與國際水平接軌的老師。然而香港電影圈嚴重的迷信傾向也從此影響到大陸影視圈。

今天，大陸文藝能夠更多地表現創作者自己的思想傾向。於是我們發現，宣傳科學，宏揚無神論的作品變得少之又少。很多封建迷信借“傳統文化”名義在文化作品裏大行其道。

限於一定的審查界限，國內還不能自由地創作魔幻題材，也不能直接宣傳宗教，但不妨礙很多文藝界人士公開宣稱自己是宗教信徒，並在微博、微信這些公共平台宣傳宗教和迷信。

有趣的是，筆者因為有“科幻作家”的身份，經常有文藝界人士向我請教怪力亂神的話題。他們以為“科幻”是個可以公開討論這些話題的平台。當然，即使他們也從不在公開言論中談論它們。或許，文藝界的迷信傾向正是因此而不被重視吧。

（三）

當今文藝界濃厚的宗教傾向，除了與宗教在歷史上同源外，還有一些現實原因。

首先，藝術創作不象工程技術，能遵循嚴格的標準和程序，創作規律難以把握。心理學雖然有“文藝心理學”的分科，但是暫時也只能列舉現象，缺乏深入的實證研究。不乏有的藝術工作者認為宗教更能啓發創作靈感。

其次，五四運動中曾有過的“美學代替宗教”設想，在後來無形中得到了實踐。很多世俗題材的音樂借用了宗教音樂形式，世俗題材繪畫借用宗教美術的手法。

從行為角度考察，一些資深藝術家更有類似宗教徒的行為模式。他們高度自我中心，脱離現實，反理性。有的追求用生化方法激發幻覺，認為這是創作靈感。甚至有人以行為藝術方式自殺，很像宗教徒的殉教行為，而這類行為在藝術圈裏卻能夠得到贊同。

再次，文藝各領域主要的經典作品，要麼產生於工業革命前，描寫田園牧歌。要麼產生於工業革命後，但以批判工業化為主題。文藝人才在學校接受系統的藝術教育時，經常受這些作品的薰陶。不僅是藝術形式，更有思想主題的影響。

當這些人走上創作道路後，對當今社會走向科學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是有牴觸的。宗教信仰成為他們中很多人反現代化的盾牌。

最後，文理分科造成的嚴重知識壁壘，也使得文藝界人士更容易接受宗教和迷信，而不是科學和無神論。

文理分科並非自古皆然。近代科學最初一批推動者小時候都接受過系統人文教育。但是在今天，文理分科已經在兩個羣體裏形成了知識結構與人格上的嚴重隔膜。很多藝術特長生從中學起就很少接受科學知識教育，他們會在“中傳”、“北電”這些院校拿下很高的文憑，但卻分不清行星和衞星的區別。而專業的文藝工作者，特別是國家的媒體平台，裏面很多人出身於這些藝術類院所。科學教育的嚴重缺乏，使得他們更容易接受怪力亂神。

（四）

針對這一現實，應該採取什麼對策呢？

首先，必須在文科院校里加強科學教育，讓這些在將來掌握輿論陣地的年輕人理解現代科技對社會發展的價值。主動抵制宗教傳播和迷信的侵蝕。

其次，要正視歷史上文藝與宗教血肉般的聯繫。如今在研究和介紹著名藝術家時，往往諱言他們與宗教界的聯繫，對此加以忽視，甚至歪曲比如達芬奇為教皇畫宗教畫之類的史實。無神論者必須實事求是，在這個問題上也不能例外。

再次，筆者希望在魔幻題材上要放寬限制，堅持“有鬼也不一定有害論”。自古以來，魔幻題材中就產生了大量優秀作品，使用魔幻題材與宣傳封建迷信不是一回事。比如蘇聯作家布爾加科夫，其代表作《大師與瑪格麗特》就是魔幻題材。但他是接受過科學教育的無神論者，早年還寫過很多現代醫學題材的小説。《大師與瑪格麗特》主要是一部諷刺作品。

如今國內在魔幻題材上有種種限制，導致了外國的《哈里波特》和《指環王》可以在中國銀幕上暢行，但中國影視人卻不能製作類似作品，這是很荒誕的。

最後，宣傳部門在這方面應該把主要精力用於篩選，而不是直接創作。文藝是創作者的自由表達。關注文藝界的迷信傾向，不等於從此命令藝術工作者創作什麼，或者禁止他們創作什麼，那樣只會導致形式主義。當代文藝史表明，宣傳部門直接訂製文藝作品，其藝術成就和社會影響力終歸有限。

無論古今中外，從來都有藝術家自發創作宣傳科學與無神論的作品。宣傳部門要做的是從海量原創中遴選此類作品，提煉其主題和藝術價值，再給它們提供進一步擴大其影響力的平台，比如，設置專門的無神論文藝獎項等等。

人民大眾很少看論文專著，文藝才是他們接觸世界的主渠道。無神論與有神論交鋒的主戰場也從來不在學術論壇上。遺憾的是，雖然文藝界的宗教傾向日益明顯，但是大陸學者對此進行的系統研究很少，筆者幾乎找不到相關論文和專著。

現在寫下這篇文章，因缺乏詳實的調查研究，也只能做到提出問題，希望科學無神論同道能夠關注這個問題，一起分析、研究和找到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