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現在到底有多慌?_風聞
大包-独立撰稿人-大包科技随笔2019-10-29 15:38
美國副總統彭斯最近的演講中,有一段值得關注的話:“真正的問題在於,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要求或迫使美國企業犧牲美國的自由市場價值觀,來換取美國的言論自由價值觀……打擊中國在世界範圍內推廣反自由主義的做法,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這段話透露出的重要信息是,面對中國崛起,相比美國企業,美國政界是更恐慌的。要理解這段話中所謂的“犧牲”、“代價”,就要理解美國政界和工業界之間的分歧和辯論。這種分歧,最近又擴大到了美國政界和金融界。
NBA事件在美國國內也被放大,部分自以為是的美國人指責中國,大家都懂,但容易忽視的是另一種聲音,他們認為美國的科技、民航等企業,對中國“卑躬屈膝”,就和NBA和耐克一樣,而且還更甚。
彭斯的潛台詞是,NBA站隊不堅決,耐克下架火箭隊在中國商店的商品,蘋果也下架了涉港app,還有暴雪懲罰香港電競選手,這些美國企業啊,你們懂不懂犧牲精神?
莫雷只是一個火藥桶,美國政客和企業家、投資家,在對待中國問題上分歧在哪裏?
去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管控新興技術的法律,引起了工商界和科學界的人士與部分政府官員的爭論。主張全面管控的人,希望限制中國得到美國的技術,而工商界和科學界許多人則認為,這樣過於嚴格的限制,會阻止美國的技術優勢對外推廣,鼓勵美國企業將研究設施遷往沒有出口管制的國家。這不是沒有前車之鑑,20多年前,美國曾經嚴格限制衞星技術的出口,結果波音、洛馬這些公司就把衞星製造業務轉移到了國外。
美國科學界總體上是清醒的,幾乎很難找到科學界的大佬支持管控,大家很清楚,如果在圍牆裏搞科學,創新和頂尖人才就無從談起,美國將無法保持科學上的領導地位。谷歌、微軟、Facebook、高通這些企業為代表的工商界則敦促美國政府縮小管控範圍,他們的理由也是為了維持全球競爭力。
高通在去年參加了首屆進博會,今年也會來中國參加第二屆進博會。高通的説法是:“外國使用美國的技術和產品,總比美國被迫使用外國的產品要好得多”。
在應對中國崛起的政策上,美國工業界與國會存在着抗爭。抗爭到什麼程度呢?值得觀察的一件事是,美國商務部負責工業與安全的副部長Nazak Nikakhtar不幹了,她是美國政府企圖加強管制的全過程的負責人,限制華為與中興等百餘家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實體清單,就是這個部門制定的。她在8月調到了不同的崗位,原因據分析是推動這個監管過於棘手和困難,內鬥又嚴重。
有了這個背景,就能理解彭斯這些人,為什麼大談犧牲和代價,並批評美國公司為了利益而屈服了。但美國政界,特別是那羣主導安全事務的鷹派,面對中國崛起的慌亂,則還不止於此。
眼下矛盾已經從科學界、工商界擴大到了華爾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施壓,要加強審查中國公司。這還只是國會干涉華爾街的第一步。
最過分的是,美國軍人和公務員的養老金也要不能買中國股票了。
中國公司不能投資美國高科技企業,這你限制了,那向美國投資者募資行不行呢?這是讓美國人的退休基金增值的大好事啊,也不行。這些政客,眼下正在阻撓政府僱員的退休基金,增加對中國等新興市場的投資組合。摩根士丹利的MSCI增加中國股票的權重,這可以讓美國投資者被動投資中國,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果實。而美國的國會議員,竟然寫信給管退休儲蓄投資的機構,不允許聯邦僱員投資這樣的指數基金。
這些議員,除了共和黨那位反華已經出名的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等,也包括民主黨的人,可以説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政界是集體魔怔的。他們總要給出像樣的理由吧?有的中國公司上了實體清單,比如海康威視;有的中國公司製造武器,比如中航科工;有的中國公司曾被美國罰款,比如中興;有的是因為參與了南海島嶼建設,比如中國交建。當然指數里還有俄羅斯公司,也都有各自的“罪名”,所以美國公務員們的退休金都不準買,那中國移動犯了啥呢?
大家都知道華為被美國打壓,其實中國移動被打壓更是荒謬。中國移動根本沒指望和美國的AT&T、Verizon這些運營商在美國市場競爭,畢竟國外運營商也很難進中國市場。中國移動在2011年就提交了申請,希望在美國和其他國家之間提供國際電話業務,主要是跨境專線和互聯網業務,為跨國企業提供信息服務,比如支持中國移動自己在美國的子公司開展業務。這個申請,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在美國都被許可了,但中國移動的申請,在美國聯邦通信委員(FCC)會擱置多年,一直拖到特朗普上台,FCC給拒絕了,這還是美國政府首次駁回外國電信公司的申請,理由則還是監聽風險這些老調陳詞。
你沒猜錯,中國移動的罪名啊,按美國媒體的説法,就是曾被禁止在美國提供國際服務。美國政府這樣干預華爾街,華爾街也開始反擊,説這會破壞金融市場的穩定,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現在還有美國的3倍,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
美國政界現在的狀態是慌亂,慌亂的體現是圍繞美國的國家利益,政界已經和科學界、工商界和金融界都產生了爭論和分歧,這種狀況恐怕是美國建國以來罕見的。莫雷的火藥桶,看似只是點燃圍繞言論自由的爭論,其實觸及了這裏的深刻矛盾。美國政客有自己的一套自由原則,但科學家、工商界和華爾街的領袖們,也有一套自己的自由原則,而這個妥協的過程並不容易,導致了美國相關監管政策一再難產,比如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連界定清楚哪些是會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的新興技術,都難產了一年。
而這種慌亂的本質,與其説是中國崛起,不如説是美國自己的原因。以美國最驕傲的芯片技術為例,在芯片製造領域,英特爾、格羅方德已經很難和台積電競爭,無論是蘋果、高通、英偉達,還是為F-35提供FPGA(可編程芯片)的塞靈思,生產製造都主要依賴台灣。從坦克、飛機、艦艇、火箭,到航天、衞星、無線通信、手機,電子元件都不能保證在美國本土生產了,美國失去的他們認為至關重要的許多能力,仔細想想,真的和中國(大陸)有關係嗎?沒有華為,難道美國就有可以和愛立信、諾基亞競爭的通信設備商了嗎?
最近硅谷的一次半導體行業會議上,有美國人問:“當中國(大陸)向台灣推進時會發生什麼?台積電會怎樣?我們怎麼才能擺脱這種困境?”
美國人慌亂,但他們為什麼拿不出任何實質的行動,卻只會拿國家利益和自由原則互相指責呢?要在美國新建一個芯片工廠,美國人拿不出那麼多錢了,別的工廠道理也一樣,比國外成本高得多。美國最近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赤字擴大至近1萬億美元,今年9月回購率躥升(表明銀行不願外借現錢),共和黨減税,指望經濟增長縮小預算赤字,大概還不如指望關税有效,美國政府不可能拿出那麼多錢來補貼了。
歸根到底,中國只是一個藉口,是美國政客掩蓋自己無計可施的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