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現在到底有多慌？_風聞

美國副總統彭斯最近的演講中，有一段值得關注的話：“真正的問題在於，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要求或迫使美國企業犧牲美國的自由市場價值觀，來換取美國的言論自由價值觀……打擊中國在世界範圍內推廣反自由主義的做法，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這段話透露出的重要信息是，面對中國崛起，相比美國企業，美國政界是更恐慌的。要理解這段話中所謂的“犧牲”、“代價”，就要理解美國政界和工業界之間的分歧和辯論。這種分歧，最近又擴大到了美國政界和金融界。

NBA事件在美國國內也被放大，部分自以為是的美國人指責中國，大家都懂，但容易忽視的是另一種聲音，他們認為美國的科技、民航等企業，對中國“卑躬屈膝”，就和NBA和耐克一樣，而且還更甚。

彭斯的潛台詞是，NBA站隊不堅決，耐克下架火箭隊在中國商店的商品，蘋果也下架了涉港app，還有暴雪懲罰香港電競選手，這些美國企業啊，你們懂不懂犧牲精神？

莫雷只是一個火藥桶，美國政客和企業家、投資家，在對待中國問題上分歧在哪裏？

去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管控新興技術的法律，引起了工商界和科學界的人士與部分政府官員的爭論。主張全面管控的人，希望限制中國得到美國的技術，而工商界和科學界許多人則認為，這樣過於嚴格的限制，會阻止美國的技術優勢對外推廣，鼓勵美國企業將研究設施遷往沒有出口管制的國家。這不是沒有前車之鑑，20多年前，美國曾經嚴格限制衞星技術的出口，結果波音、洛馬這些公司就把衞星製造業務轉移到了國外。

美國科學界總體上是清醒的，幾乎很難找到科學界的大佬支持管控，大家很清楚，如果在圍牆裏搞科學，創新和頂尖人才就無從談起，美國將無法保持科學上的領導地位。谷歌、微軟、Facebook、高通這些企業為代表的工商界則敦促美國政府縮小管控範圍，他們的理由也是為了維持全球競爭力。

高通在去年參加了首屆進博會，今年也會來中國參加第二屆進博會。高通的説法是：“外國使用美國的技術和產品，總比美國被迫使用外國的產品要好得多”。

在應對中國崛起的政策上，美國工業界與國會存在着抗爭。抗爭到什麼程度呢？值得觀察的一件事是，美國商務部負責工業與安全的副部長Nazak Nikakhtar不幹了，她是美國政府企圖加強管制的全過程的負責人，限制華為與中興等百餘家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實體清單，就是這個部門制定的。她在8月調到了不同的崗位，原因據分析是推動這個監管過於棘手和困難，內鬥又嚴重。

有了這個背景，就能理解彭斯這些人，為什麼大談犧牲和代價，並批評美國公司為了利益而屈服了。但美國政界，特別是那羣主導安全事務的鷹派，面對中國崛起的慌亂，則還不止於此。

眼下矛盾已經從科學界、工商界擴大到了華爾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施壓，要加強審查中國公司。這還只是國會干涉華爾街的第一步。

最過分的是，美國軍人和公務員的養老金也要不能買中國股票了。

中國公司不能投資美國高科技企業，這你限制了，那向美國投資者募資行不行呢？這是讓美國人的退休基金增值的大好事啊，也不行。這些政客，眼下正在阻撓政府僱員的退休基金，增加對中國等新興市場的投資組合。摩根士丹利的MSCI增加中國股票的權重，這可以讓美國投資者被動投資中國，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果實。而美國的國會議員，竟然寫信給管退休儲蓄投資的機構，不允許聯邦僱員投資這樣的指數基金。

這些議員，除了共和黨那位反華已經出名的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等，也包括民主黨的人，可以説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政界是集體魔怔的。他們總要給出像樣的理由吧？有的中國公司上了實體清單，比如海康威視；有的中國公司製造武器，比如中航科工；有的中國公司曾被美國罰款，比如中興；有的是因為參與了南海島嶼建設，比如中國交建。當然指數里還有俄羅斯公司，也都有各自的“罪名”，所以美國公務員們的退休金都不準買，那中國移動犯了啥呢？

大家都知道華為被美國打壓，其實中國移動被打壓更是荒謬。中國移動根本沒指望和美國的AT&T、Verizon這些運營商在美國市場競爭，畢竟國外運營商也很難進中國市場。中國移動在2011年就提交了申請，希望在美國和其他國家之間提供國際電話業務，主要是跨境專線和互聯網業務，為跨國企業提供信息服務，比如支持中國移動自己在美國的子公司開展業務。這個申請，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在美國都被許可了，但中國移動的申請，在美國聯邦通信委員（FCC）會擱置多年，一直拖到特朗普上台，FCC給拒絕了，這還是美國政府首次駁回外國電信公司的申請，理由則還是監聽風險這些老調陳詞。

你沒猜錯，中國移動的罪名啊，按美國媒體的説法，就是曾被禁止在美國提供國際服務。美國政府這樣干預華爾街，華爾街也開始反擊，説這會破壞金融市場的穩定，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現在還有美國的3倍，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

美國政界現在的狀態是慌亂，慌亂的體現是圍繞美國的國家利益，政界已經和科學界、工商界和金融界都產生了爭論和分歧，這種狀況恐怕是美國建國以來罕見的。莫雷的火藥桶，看似只是點燃圍繞言論自由的爭論，其實觸及了這裏的深刻矛盾。美國政客有自己的一套自由原則，但科學家、工商界和華爾街的領袖們，也有一套自己的自由原則，而這個妥協的過程並不容易，導致了美國相關監管政策一再難產，比如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連界定清楚哪些是會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的新興技術，都難產了一年。

而這種慌亂的本質，與其説是中國崛起，不如説是美國自己的原因。以美國最驕傲的芯片技術為例，在芯片製造領域，英特爾、格羅方德已經很難和台積電競爭，無論是蘋果、高通、英偉達，還是為F-35提供FPGA（可編程芯片）的塞靈思，生產製造都主要依賴台灣。從坦克、飛機、艦艇、火箭，到航天、衞星、無線通信、手機，電子元件都不能保證在美國本土生產了，美國失去的他們認為至關重要的許多能力，仔細想想，真的和中國（大陸）有關係嗎？沒有華為，難道美國就有可以和愛立信、諾基亞競爭的通信設備商了嗎？

最近硅谷的一次半導體行業會議上，有美國人問：“當中國（大陸）向台灣推進時會發生什麼？台積電會怎樣？我們怎麼才能擺脱這種困境？”

美國人慌亂，但他們為什麼拿不出任何實質的行動，卻只會拿國家利益和自由原則互相指責呢？要在美國新建一個芯片工廠，美國人拿不出那麼多錢了，別的工廠道理也一樣，比國外成本高得多。美國最近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赤字擴大至近1萬億美元，今年9月回購率躥升（表明銀行不願外借現錢），共和黨減税，指望經濟增長縮小預算赤字，大概還不如指望關税有效，美國政府不可能拿出那麼多錢來補貼了。

歸根到底，中國只是一個藉口，是美國政客掩蓋自己無計可施的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