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產階級到流浪漢，只有一步之遙_風聞

來源：人物

據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和「National Alliance to End Homelessness」的統計顯示，在2018年的一個晚上，全國共有55萬3千人處於無家可歸的狀態。其中，將近13萬人來自加州，在50個州中排名第一。

對於大部分美國流浪者來説，這場「冒險遊戲」，毫無樂趣，沒有時限，不能退出。五十多萬種不同的人生，唯一的共通點大概有且僅有一個——沒有房子住。

一次選擇

在Kristen還沒有決定拋下一切開始流浪之前，她的男友Tom給她算了一筆賬：如果Kristen立刻從她現在月租1650美元的單身小公寓裏搬出來，不出一年，她就能付清身上所有的債務，還能擁有至少兩萬美元的存款。

Kristen當時34歲，在舊金山的一個廣播台做着全職新聞記者。她要還的債並不算多，只有3500美元（約合近兩萬五千元）。但由於每個月的工資僅夠得上舊金山地區高額的房租和日常開銷，工作十年來，她一直沒能擁有過存款。

Tom邀請Kristen搬到他家，這裏的家，指的是一個帳篷。已經在流浪生活中的Tom並不是什麼無業遊民，他47歲，是一位全職電力承包商。

經過幾周的考慮，Kristen答應了。她聽取了這個只在她人生中出現了五個月的男人的建議，打包了行李，牀綁在車頂，「把人生都塞進了一個船運集裝箱」。

她最後回頭看了看自己的小公寓，然後毅然決然地離開公寓，住進了旁邊的塔瑪派斯山上Tom的帳篷。那裏是一片營地，是野營愛好者們常去的地方。

沒有了廚房、沒有了卧室，Kristen把一家健身房當成了家。擁有會員卡彷彿擁有了一切——早上起牀，Kristen在那兒晨練、洗澡、開始在電腦上寫稿子；晚上，她和Tom會在健身房大廳的沙發上癱着休息，好像坐在自家客廳裏一樣自在。週末，他們離開健身房去揹包旅行，欣賞日出、感受微風。

Kristen享受這種生活方式給她帶來的自由和心理上的輕鬆感，但當危險降臨、保護他們的只有那一層薄薄的帳篷布的時候，她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某一個晚上Kristen和Tom因為被噪音打擾，在營地和一羣人起了衝突，這羣「小流氓」威脅要把他們從帳篷裏拽出來。他倆報了警，但警察的到來反而更激怒了這些肆無忌憚的人。

為了保證人身安全，他們在半夜一點鐘偷偷溜出帳篷，穿着睡衣躲進了森林。

在那之後，紮營成為了過去式。Kristen和Tom搬進了車裏，在鐵和鋼化玻璃的保護下尋找着安全感。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我們像是在秘密地活着，」Kristen沒有想到流浪生活會如此艱難，「我害怕在半夜被警察發現，更怕被認識我們的朋友和同事發現我們的生活狀態。」

無家可歸的第四個月，Kristen受夠了流浪。但也有一些好消息：她還清了3500美元的債，且擁有了存款。她租下了沿海的一間船屋，每月花1450美元重新買回了「有家的奢侈」，但比起加州普遍超過3000美元月租的一居室，這種「奢侈」依然顯得小心翼翼。

然而，就連這種奢侈也在七個月後被打破了——Kristen被解僱，告別了闖蕩15年的廣播新聞行業，成為了一名自由記者。「但我絕對、絕對不要再過回我原來的負債生活，」Kristen和Tom一起搬到了一艘真正的小帆船上。

他們一邊在船上生活，一邊對它做着整體翻新，打算以後駕船出海。連航線他倆都計劃好了，先到墨西哥，再闖蕩太平洋，「感覺世界都在掌控之中。」在小帆船上徹底定居的她，現在是網站「The Wayward Home」的主編，為像她一樣過着另類生活的人提供社羣，也為看了她故事蠢蠢欲動的人答疑解惑。

400美元一個月的帆船生活，讓Kristen徹底沉浸在了「live tiny」的快樂裏。

這場流浪對Kristen來説，像一場冒險遊戲。她開機、登錄，掌控全局，雖也曾遇到危險，但更多的時候，她享受其中，並在遊戲中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日子。

對Kristen來説，「無家可歸」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主動選擇；但對更多人來説，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生存境況。

據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和「National Alliance to End Homelessness」的統計顯示，在2018年的一個晚上，全國共有55萬3千人處於無家可歸的狀態。其中，將近13萬人來自加州，在50個州中排名第一。

對於大部分美國流浪者來説，這場「冒險遊戲」，毫無樂趣，沒有時限，不能退出。

Kristen在她的帆船上

兩種身份

「人們對流浪者總是帶着一種刻板印象，他們總認為只有那種吸毒又酗酒的懶蛋才會流浪，」Ellen眼裏寫滿疲憊，「但我，一個擁有碩士學位的大學教授，依然無家可歸。」

太陽落山了。美國加州的天氣是舒適的，哪怕冬天最冷的時候，氣温也在十度左右徘徊。加州聖何塞州立大學的教授Ellen收好手頭正在批改的論文，等因為腰傷失業的丈夫Jim和他們的兩條狗狗來接她下班。

他們坐進銀灰色的沃爾沃小轎車，兩個人、兩條狗，駛向回家的路。

駛過幾個街區，Jim把車停在了一座教堂旁邊。他打開車門，開始在旁邊支起一個帳篷。與此同時，在車裏的Ellen搖上車窗，放倒座椅，鋪好毯子，脱下外套掛在窗外做窗簾，把東西在車頂的收納箱裏放好，動作一氣呵成。

像自2007年開始的幾千個夜晚一樣，56歲的Ellen和66歲的Jim要在車裏過夜。這輛老舊的沃爾沃小轎車，是他們十幾年來生活着的「家」。

夜裏，他們用紙杯、塑料袋和嬰兒濕巾代替衞生間的一切功能。這對夫婦從救助站收養的兩隻狗狗分別守護在他們身旁：一隻在車裏陪着Ellen，一隻睡在帳篷裏，和因為身高太高車裏擠不下、只好支帳篷的Jim同牀共枕。

Ellen可以駕輕就熟地在「大學教授」和「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兩種身份之間無縫切換。白天的她在講台上探討英語文學，和所有教職工一樣在食堂吃飯；晚上的她戴着頭燈窩在副駕駛上備課、判作業，然後在同一個空間裏度過整個夜晚。

太陽昇起了，又是新的一天。Ellen戴上項鍊、穿上西裝外套，將一頭紅棕色的捲髮在腦後綁好，遛過狗狗，頂着蓬鬆的劉海奔向校園。走上講台，她耳朵上的珍珠耳環依然精緻，全然看不出另一個身份作用在她身上的痕跡。

Ellen在車內的生活

五十萬個破碎的夢

從一個有家的人的角度看這些流浪者，「吸毒」、「酗酒」、「懶惰」、「失業」、「有精神疾病」這樣的詞總是和「無家可歸」掛鈎。

但就像Ellen所説，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針對加州乃至整個美國流浪者羣體的各種調查研究表明，這55萬3千人處在不同年齡段、有着不同的膚色、習慣不同、收入不同、工作不同、健康狀況不同、性向不同，有的像Ellen一樣有着體面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有的像Jim一樣失業且疾病纏身，也有的像Kristen和Tom一樣樂在其中。

五十多萬種不同的人生，唯一的共通點大概有且僅有一個——沒有房子住。

「每次我跟新的學生説起我的情況，空氣都會變得死一樣寂靜。」面對自己的學生，Ellen從不會刻意隱瞞自己無家可歸的事實，「我會跟他們説，他們的父母可能離無家可歸也只有一張支票、一次變故、或一場大病的距離。」

Ellen從小就被一個不太富裕的家庭收養。她努力學習、聽話懂事，並對美國夢的奧義深信不疑——只要肯努力，任何人都能順着梯子爬上去。不説爬到最頂端，也至少能在中間的位置過上舒服的小日子。

父母雙雙去世之後，Ellen辭去了十五年來的技術行業行政工作，決定重拾夢想，走上學術道路，並在2009年拿到了本科畢業證。隨後，她經教授推薦去讀了聖何塞州立大學的研究生。2013年，年過半百的Ellen從聖何塞州立大學拿到了英語文學碩士學位。

有教書夢想的Ellen選擇了留在聖何塞當一名教授。有熱情、有工作、有收入、有愛人，那時她覺得生活充滿了希望，美國夢的實現好像近在眼前。

但生活總是處處充滿意外。

被大學聘用的Ellen沒有想到，入職六年來，她的頭銜依然只是「兼職教授」。聖何塞州立大學是一所公立學校，一般來説，美國公立大學得到的校友捐款比私立學校要少很多。所以為了節約成本，像其他公立大學一樣，聖何塞大學僱用了很多像Ellen一樣的兼職教授，並通過卡一些硬性指標來故意延後他們的轉正。這意味着，全職教授能享受到的一切權利Ellen都沒有，包括醫保和比她現在工資多一倍的月薪。

另一個意外，是她和Jim的健康狀況。曾經是藍領的Jim因為腰傷失了業，並因此再沒能找到工作；而流浪多年，Ellen本人的健康狀況也令人堪憂。腰間盤突出、骨質疏鬆，再加上兼職教授略顯雞肋的醫保，一來二去，這對夫婦半輩子的存款都在醫院消失殆盡。

多年間，Ellen一直試圖和學校行政部門和醫院理論、爭取權益，但得到的只有一年比一年冷漠的回覆——不是Ellen的境況不值得同情，而是她的故事太過於普遍了——美國教育局的研究數據顯示，全美180萬大學教師，只有不到30萬擁有終身任職，剩下150萬教師中，像Ellen一樣薪資低、得不到基本權益的有接近100萬人。

「我愛教書，但我對它的熱愛好像也不足以支撐我繼續在車裏過活了。」Ellen無奈地説。

Ellen和丈夫Jim

陽光背面

聖何塞所處的區域，是以高新技術而聞名世界的硅谷。這裏，谷歌、Facebook、蘋果、Adobe，上千個響亮的名字在加州的陽光下散發着光芒。但在陽光的背面、在身價上千萬的高科技人才看不見的陰影裏，數以千計的家庭正在無家可歸的流浪中掙扎。

無家可歸的人居住的房車所組成的車隊在西海岸隨處可見。硅谷地區的中心、排名第六的斯坦福大學東校門外、離谷歌公司總部不到一英里的地方等等，有着上百個房車聚集地。

對於這些房車的數量，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數字。人們只知道，硅谷精英階層和其他普通人經濟地位間有着斷崖式的差距。而這些路邊隨處可見的房車，正展示着在斷崖底部苟延殘喘人們的抗議。

他們中的有些人在餐廳做服務員、做廚師，有的是木工、電工、水管工、保安和園丁，也不乏醫院的護工或醫師助理。很多研究者以他們為對象做過不完全統計，美國「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的主管MeganHustings説，有高達40%—60%無家可歸的人有着穩定的全職或幾份兼職工作。

Saldana在硅谷的兩家酒店裏做廚師兼服務員。她凌晨5點上班，晚上10點才會回到房車裏。住在房車裏的決定是她和三個成年的兒子一起做出的——與其每天通勤跑大老遠，還不如就在離工作近的地方湊活住下。

「然後存錢，為了一個更光明的未來存錢，」Saldana説這話的不久前，她剛剛從一場「城市清理」中脱身，從上一個停車點被趕到了這裏。

Saldana房車隊列的月租金在1000美元左右，而在一街之隔的公寓，一間兩居室的月租金是3840美元。

她的三個二十多歲的兒子都在附近的麪包店工作，也都住在不同的房車裏。Saldana偶爾想帶兒子們去看電影、去高級的地方吃飯，但卻要面對殘酷的事實——她51歲了，依然無家可歸。

加州伯克利大學參與的研究表示，過去的這20年間，硅谷中產階級工人們的工資下降了14%，但與此同時，年收入前10%的科技工作者的工資卻有了30%的增長。

「我們努力工作服務那些搞科技的。」Saldana發出疑問，「那誰來管我們呢？」

Saldana和這些住在房車裏的人們，似乎正和「家」進行着一場追逐戰。

追逐戰的結局顯而易見，但沒有人敢停下腳步——「請假？開什麼玩笑。少工作哪怕一分鐘都完蛋，有那歇着的時間，我人生估計就沒希望了，」一個住在房車裏的保安這樣説。46歲的他，每小時能掙到16美元，他拼命加班工作，可以拿到4萬美金的年薪。

但這連一半都還不到——有估計稱，如果想在聖何塞過上買牛油果吐司不眨眼的小資生活的話，年薪至少需要達到8萬7千美元。

這樣的天價導致了Kristen工作十年沒有存款的窘境，解釋了Saldana年過半百依然只能在房車應付的無奈。當然，對於年薪2萬8千美元、身上還有讀碩士學位時欠下的14萬美元學生貸款的Ellen來説，也只有兩個字，絕望。

這些居住在陽光背面的人們努力向上攀爬，但梯子上階級的相對位置卻好像永遠靜止。

長期的流浪生活讓Ellen變得體質虛弱，還曾兩次感染腦膜炎。這讓她在與別人的接觸中異常小心：「請相信我，我真的很愛你們，」她會一邊跟學生説話一邊拿出自己隨身帶着的免洗洗手液，「但我只能從遠處愛你們。」

Ellen在課堂上

（文中部分內容來自CBS新聞網、美聯社、《衞報》、 《硅谷商業雜誌》、《紐約時報》、《嘉人》、《Business Insider》、《NeaToday》、 《 V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