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企業如何輔助中國逃避“中等收入陷阱”_風聞

發佈*/*2019年10月29日 3:30 AM

文*/*鄭永年

來自*/*聯合早報

一個經濟體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左右）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第一、實現可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經濟體；第二、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盪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

一般上説，如果是後一種結果，人們稱這個經濟體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經驗地看，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並非容易。二戰以來，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大部分國家往往陷入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人力成本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更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大多在東亞儒家文化圈，除了中東的以色列，就是東亞的日本和“四小龍”（韓國、新加坡、香港和台灣）。不過，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經濟體向高收入經濟體的轉換。

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萬1469美元，2014年更是達到了2萬8101美元，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八年時間。

這些經濟體可以説是“例外”，因為人們所看到的大多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在東南亞，菲律賓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14年僅達到1萬零804美元。

在拉美地區，阿根廷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後又回升到2014年的1萬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達到了1000美元，在當時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萬零718美元，41年後仍屬於中等偏上國家。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數十年的努力，但幾經反覆，一直沒能跨過1萬5000美元的發達國家的門檻。

中國對“中等收入陷阱” 兩種相反觀點

一般認為，促成這些經濟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錯失發展模式轉換時機、沒有克服技術創新瓶頸、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和體制變革嚴重滯後等等。

中國在過去對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過激烈的討論，但出現了兩種極端相反的觀點。樂觀派認為中國沒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甚至認為已經逃避了這個陷阱；而悲觀派則認為中國不僅有陷入這個陷阱的風險，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經進入這個陷阱。

現在的討論不像幾年前那樣激烈了，但這個問題客觀上依然是存在的。今天，在中國的內外經濟環境變化甚至惡化的時候，更需要正視和討論這個問題。

中國的人均國民所得儘管接近1萬美元，但遠較亞洲“四小龍”經濟體中最後一個的台灣人均所得2萬5000美元還低得多。尤其是像中國那樣大的國家，不僅各地發展差異巨大，收入分配在各個社會羣體中更是巨大，即使人均國民所得超越了這裏所説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很多地區和社會羣體仍然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這樣，即是總量來説，逃避了這個陷阱，中國社會的很多方面仍然會體現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社會現象。因此，中國需要追求的不僅僅是總量上的人均過所得，更應當追求比較公平的經濟增長。

不過，迄今為止，中國各方面的討論是有很大的缺陷的。第一，討論的焦點在於政府，而非企業。或者説，過度強調國家的宏觀政策，尤其是產業政策的作用，而忽視甚至漠視了企業的角色。誠然，產業政策可以促成企業的轉型或者升級，但國家的產業政策需要結合企業的實際需要。

所謂的“有效供給”就是企業需要的供給，而非政府所設想或者計劃的供給。政府一廂情願的供給或者強制企業接受政府的供給，就會對企業產生致命的影響。不管任何地方，經濟的主體是企業（包括國有企業），而非政府。再者，現有的各種過於側重國家宏觀政策的分析，過於“宏觀”了，很難看得到政治經濟學家赫西曼（Albert Hirschman）所説的“關聯性”（linkage），即如何從一個因素的引入導向另一個因素的出現。

換句話説，除了政策尋租行為，很難看到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產生有利於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微觀行為。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們需要超越政府，而去探討企業在輔助國家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的作用。只看政府行為，而不看企業行為，不僅逃避不了這個陷阱，反而會促成更快地進入這個陷阱，不管政府的“初心”是怎樣的“善意”。

第二，過分強調那些已經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而忽視了西方發達國家。研究這些經濟體如何逃避或者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固然重要，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的“穩定性”更需要借鑑。

二戰以來，大多數發達國家都經歷了不同的經濟危機，例如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等。近年來，多數發達國家也在經歷具有民粹主義性質的政治危機。但不管如何，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是穩定的，沒有像發展中國家那麼大起大落。

發展中國家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印尼發生政治革命，過去數十年的建設成就一夜之間就消失了。發達國家的例子如日本。日本自房地產泡沫破滅以來，一直被人們“嘲笑”，諸如“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等等。但問題是，日本的發展水平依然如此，社會經濟運作照常進行。即是就人均國民所得來説，發達國家的確發生“滯漲”，但並沒有下降多少。這也和發展中經濟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應當説，研究發達國家如何維持發展水平，對中國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中等收入陷阱”是財富創造和分配問題

歸根到底，“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無非就是財富問題，包括財富的創造和分配兩個層面。發達國家往往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財富創造的主體是企業，而非政府。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維持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主要是企業的作用。在過去數十年的全球化中，發達國家的企業創造了巨量的財富，對維持企業所在社會的“發達性”起了關鍵的作用。

也就是説，至少就財富創造來説，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和企業體制並沒有出現嚴重問題。發達國家的問題是政治體制，即分配方面出了巨大的問題。企業所創造的巨量財富留在絕少數人手中，而政府無法把新創造的財富有效分配，實現社會公平。

而今天的中國，儘管同時面臨財富創造和分配的問題，但主要的問題仍然是財富的創造，而非分配。中國政府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來作財富分配，但並沒有一樣強大的能力來作財富創造。財富創造的主體依然是企業。所以，中國需要學習發達國家如何通過企業來創造財富。

發達國家是如何維持“經濟的先進性”的呢？首先，發達國家保持了技術水平。到今天為止，大多核心技術都仍然在發達國家手中。在全球化時代，技術從西方擴散到發展中國家，但核心技術並沒有流出去。這裏除了發達國家以“國家安全”名義保護核心技術之外，主要的原因是體制性的，即維持企業的競爭性。

這裏包括反壟斷法律。反壟斷才能維持一個經濟體的開放性，不僅僅是對外的開放，而且是對內的開放，即讓新類型的企業發展起來；否則壟斷之下，很難避免政商一體的情況，經濟最終演變成為尋租經濟，不僅企業向政府尋租，政府或者政府官員也可以向企業尋租。

其次是政府和勞動者（工人）之間的關係，意在維持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平衡，或者説是“做大餅”和“分大餅”之間的平衡。無論是民主國家的政府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都會傾向於“分大餅”，因為“分大餅”才會讓老百姓滿意，以展示政府的合法性。而老百姓（工人）也傾向於和資本分利（享受應當的財富）。

就是説，政府的意向和老百姓的意向是一致性。“分大餅”當然是需要的，但必須在“做大餅”和“分大餅”之間實現平衡，否則資本沒有動力有所作為。在這方面，儘管發達國家的政府都面臨福利社會的壓力，但政府仍然做到了兩者之間的平衡。否則，很難解釋西方優質資本和技術沒有流失的現象。

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靠什麼

更為重要的，發達國家為資本創造良好“地域性條件”，成為“嵌入地域的資本”。正是因為資本需要流動、也不會停止流動，更需要給資本創造良好的地域條件。儘管當代西方問題重重，但並沒有出現高端資本外流的情況。財富分配情況嚴峻，但受影響的大多是底層社會，並沒有影響到高層社會，即社會的實際統治者。中、上層中產階層仍然和資本配合，享受資本所帶來的好處。而這些羣體也正是掌握資本和技術的階層。

地域性條件包括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教育和培訓系統、技術勞動力的提供等方面。資本可以流動，但這些則是“移不走”和“離不開”的。實際上，高技術和優質資本是離不開這些的，這些大多也是資本本身確立的（例如大學和技術培訓學校）。因此，全球化下，西方流失的都是那些非核心的經濟技術活動。這也是西方保持領先，或者衰落不是那麼快的原因。

在選舉過程中，發達國家一般也會選擇具有經濟管理經驗的政黨上台執政。民粹主義的政黨可以上台，但在缺乏經濟管理經驗和能力的情況下，不能有效執政，很快就會下台。

其他很多發達經濟體也都是圍繞着企業而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這尤其表現在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過去所取得的成就上，也表現在這些經濟體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上。台灣和香港所出現的問題既是政府的問題，也是企業的問題；而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成功則歸功於政府和企業的有效配合。

很多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困境是本身的資本流向發達國家，而非相反。如上所説，發達國家資本流向發展中國家的都是些技術含量較低的資本，例如勞動密集型資本。而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則是最好的技術型資本。發展中國家承擔了環境、人權等多方面的代價，但因為吸引不到或者無法留住優質資本，其經濟發展仍然不可持續。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對中國來説，數量型的經濟擴張已經到了頂點，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無疑需要依靠質量經濟，即依靠高端資本和技術。就資本來説，中國需要形成數個高端產業鏈，使得這些產業鏈具有地域性，並不會因為外在形勢的變化而迅速流失。珠江三角洲曾經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但沒有得到有效的提升，一直維持在勞動力密集型技術。

幸運的是，深圳現在正在快速形成一個以高端技術和資本為核心的產業鏈，並且向周邊地區擴散。如果整個大灣區、杭州灣、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等區域，都能形成具有自身的特質的產業鏈，不僅留住自己的優質資本而且吸引優質外資，無疑有助於中國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經濟體，並且維持在穩定發展的經濟水平。

而這需要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合作。如同其他社會，政府必須處理好勞動關係，實現“做大餅”和“分大餅”之間的平衡。對企業來説，更為重要的是法治建設。簡單地説，法治就是一個“基於規則之上的秩序”。無論是技術創新還是知識產權，無論是財富的創造還是保護，無論是資本的擴張還是流動，都需要規則。

不管如何，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把經濟提升為發達水平，政府不妨下沉到企業個體層面，看看企業需要什麼？看看國家是否能夠為企業做些有益的事情？看看國家不應當對企業做些什麼？觀察思考清楚了，自然會出現有效的政策，“中等收入陷阱”也會自動消失。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