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胡適，哪個更有骨氣？_風聞

今天，我們講兩個文化名人，一個是郭沫若，一個胡適。

很長一段時間，網絡上鋪天蓋地都是抹黑郭沫若的段子，偽造他的詩文，偽造其他名人對他的評價；另一方面，很多人又把胡適吹上天，一口一個“先生”，把他捧成追求自由民主的文人典範。

這是典型的“公知”論斷，但凡支持共產黨的，都被他們抹黑，但凡反共的，在他們眼裏都是“自由鬥士”。你順着這個邏輯去看，基本上不會錯。

我聽了這些屁話覺得好笑，又沒有功夫和這羣人辯論，今天寫篇閒話，説説胡適、郭沫若這兩人“骨氣”。

要説骨氣，人生在世，最考驗骨氣的就是——人在國家危亡、個人生死存亡的關頭，做什麼樣的選擇？是選擇利己，還是選擇國家和人民？

舉個例子，1949年支持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只能算識時務者為俊傑，1927年和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那才是鐵骨錚錚的大英雄，因為那時候，蔣介石反共，全國殺得人頭滾滾，不要説共產黨，哪怕是支持進步的人民羣眾、青年學生、國民黨左派，都有無數人喪生在屠刀之下。而郭沫若，在這個時候，如“疾風知勁草”，站在了革命一邊，站在了共產主義一邊。

1927年，郭沫若本來依舊是國民黨政治部副主任，中將軍銜，深得器重，前程遠大。然而這個時候，郭沫若放棄高官厚祿，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且公開發表文章《試看今日之蔣介石》，怒斥蔣介石“背叛國家，背叛人民，背叛革命”。不但如此，他還在1927年下半年前往江西，參與了南昌起義，被老蔣痛恨至極，懸賞五萬銀元捉拿郭沫若。他在最危險的時候，加入中國共產黨，説明他是準備為了理想而犧牲的。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郭沫若本可以在海外安然渡過，但他毅然從日本回國，發動一切力量宣傳抗戰，創作了大量鼓舞士氣民心的作品，把所有力量都用於對抗日本侵略者。他在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候，選擇回國抗戰，説明他是一個堅定的愛國者，把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綁在了一起。

我請問諸位，這樣一個守大節、明大義的戰士，在關鍵時刻做出偉大決定的人物，如何沒有“骨氣”了？

某些人不明白，郭沫若不只是一個文人、文學家、詩人、學者、大才子，他也完全不在乎這些頭銜，他主要是一位堅定的革命家，一位為無產階級革命發聲的知識分子，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建國之後，郭沫若牽頭成立了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技大學，現在我們講的“唯物史觀”，就是郭沫若創立的。他崇拜潤之先生，他信仰共產主義，他的一生是一以貫之、堅若磐石的。你可以不喜歡他，但你必須對他肅然起敬。

我們再來看看胡適“先生”的骨氣。

1935年，“華北事變”，日本侵略軍蠶食華北；在這個時候，胡適主張放棄東北三省，致信蔣介石，建議“承認”偽滿洲國。胡適給出的理由是：以東三省數千萬人民被日本蹂躪50年為代價，資源被日本掠奪50年為戰略，可“繼續剿共50年”。胡適還大加稱讚汪精衞的所謂“日華和平”政策，並且和汪精衞合夥開辦了“低調俱樂部”，籌劃妥協投降。連國民黨內部都痛罵胡適是“漢奸”。胡適是逆向民族主義者的祖宗，他有句著名的名言，叫做“中國百事不如人”，還有句名言，叫做“中國不亡，世無天理”，這也是他對民族全無希望，對國家全無信心，一心想着早日投降的思想根源所在，今天那些滿嘴“中國應當****被殖民三百年”的帶路公知，都是他的徒子徒孫。

剛剛説到了，1937年抗戰爆發，郭沫若毅然回國，參加抗戰，這時候蔣介石都發表“廬山談話”，宣佈全民族抗戰了，胡適還在拖老蔣的後腿，在廬山談話上，胡適還在替日本人做説客，勸蔣介石“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來“徹底調整中日關係，謀50年和平”。這個時候，七七事變都發生了，日本人都打到頭上來了，明擺着要滅亡中國了，胡適還在“謀求和平”？這不是勸老蔣“和談”，而是在勸老蔣“投降”。

幸虧老蔣沒有聽他的，胡適被蔣介石派到美國去爭取美國援助，結果胡博士正經事情不幹，跑到美國遊手好閒，天天去大學裏刷名譽博士，刷了20多個博士。當時舉國抗戰，無數仁人志士趕赴抗日戰場，而胡適卻千方百計賴在美國享清福，還大言不慚説：“做學問不光是為了救國，學問是要給我們一生一點無上的愉快享受”。

連蔣介石都對他的行為看不下去，罵道：“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到了60年代，老蔣想起胡適，還得罵兩句：“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

試想一下，一個人，混到連蔣介石都要罵他是“買辦”了，他得買辦到什麼程度啊？

胡適非常推崇美國文化，一口一個獨立、民主、自由，然而此人對權力、地位偏偏又無比迷戀，蔣介石請他當官，他來者不拒，蔣介石給他送錢，他也來者不拒，嘴裏喊着自由，卻為獨裁者張目，對蔣介石父子百般頌揚，在美國期間，他拿着蔣介石的錢，肉麻吹捧，令人作嘔，可見其表裏不一，虛偽至極。

今天我們可以從台灣解密的檔案中，看到蔣介石和俞國華的密電，可以查實的有給胡適的9次，每次是5000美金，共有4.5萬美金。當時因為《自由中國》社抨擊蔣介石台灣政府的恐怖統治，遭到特務警察衝擊，很多人被捕，結果胡適發表聲明，退出《自由中國》社，置同仁於不顧。胡適給蔣介石父子做吹鼓手，寫《台灣是多麼的自由》，可是蔣介石卻不領情，私下裏寫日記吐槽道：

“**對於政客以學者身份向政府投機要脅，而以官位與錢財為其目的。**伍憲子等於騙錢，左舜生要求錢唱中立，不送錢就反腔，而胡適今日之所為，亦幾乎等於此矣，殊所不料也。總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討錢，而特別要以‘獨立學者’身份標榜其清廉不苟之態度。**甚嘆士風墮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

蔣介石一生文章寫得又臭又長，唯有這一段諷刺胡適的話，極為精彩，説：“（胡適）既要做官，又要討錢，還要裝什麼‘獨立學者’”，人品簡直卑劣至極。”

胡適最卑劣的事情，還不是做蔣介石的御用文人，而是拿了蔣介石的錢，出賣同仁和朋友。楊杏佛是胡適至交好友，當時北平有一羣學者學生，因為支持抗日，被蔣介石政府收押，受遍酷刑，當時胡適和楊杏佛去看望這些愛國人士，這些人中間，還有胡適的學生，寫着血書請恩師胡適救人。

結果胡適離開之後，對公眾賭咒發誓説：政府沒有虐待愛國人士，沒有酷刑，沒有打罵，生活條件很好，除了地方窄了一點，大家“賓至如歸”。

楊杏佛與他不同，楊杏佛眼睛不瞎，嘴巴不歪，説了人話，做了人事，他們對胡適的行為也非常鄙視，這時候，蔣介石派人暗殺了楊杏佛，楊杏佛走在大街上，抱着兒子，被特務活活打死。

楊杏佛的追悼會上，社會名流都來了，宋慶齡、孔祥熙、魯迅、葉企孫，共產黨、國民黨、左中右都來了，魯迅先生出門的時候被軍統威脅，説你要是參加楊的葬禮，就不要回來了，結果魯迅把鑰匙丟在家裏就出門了。但是，他的“至交好友”胡適沒有來，人影子都看不見，最無恥的是——他還造謠説楊杏佛脾氣不好，沒有人緣，所以才會死，和蔣委員長沒有關係。

所以，我説胡適這個人，根本談不上什麼骨氣，而且虛偽矯情。

1962年2月24日，胡適因心臟病去世。老蔣給他寫了一副親筆輓聯，叫做“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看起來非常大方；然而呢，老蔣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聞胡適心臟病暴卒，對革命事業確實去除了一個障礙。”

這倆人一輩子表面上客客氣氣，骨子裏老蔣對胡適嫌棄得很。

對於胡適之先生這樣的人，我們也可以拿魯迅先生的原話來評價：“**誰知道人世上並沒有這樣一道矮牆，騎着而又兩腳踏地，左右穩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還是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醜態。**醜態，我倒説還沒有什麼丟人，醜態還蒙着公正的皮，那才叫人作嘔”。

“**嘴裏吃得着肉，心裏還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

胡適這種人，只是個有錢有知識的富家公子哥兒，命生得好，機緣巧合成了那個時代文化屆的名流和領軍人物之一，他這一生，嘴裏喊着獨立、自由，可是他從未真正“獨立”過，他習慣於依附於強者，美國人、日本人、蔣介石，都可以是他的“主子”。他這一生過得容易，只要依附於當權者，一生富貴平安，沒有為國家出一份力，沒有為人民流一滴汗，説着些冠冕堂皇、瀟灑漂亮的屁話，到了後世，就能贏得一大波的粉絲和擁躉，吹噓他的“自由”和“獨立”。

可嘆那些真的猛士，一生面對無窮的黑暗、淋漓的鮮血，坦然相對，努力抗爭，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生命，更不在乎自己的身後名。就因為他們不和胡適這樣的人一樣，不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公子小姐們混在一起，不會紅袖添香四手聯彈袖手談風月。所以，他們的事蹟被扭曲，他們的名聲被抹黑，他們被“打得粉碎”，我這裏，説的不只是“郭沫若”。

只看胡適和郭沫若，前者代表地主、買辦、官僚、資本家等舊中國精英階層的利益，甚至代表帝國主義的利益，後者代表廣大被壓迫的工人、農民、無產階級、勞苦大眾的利益，並且畢生為之奮鬥，不惜置身於險境，九死未悔，請問，誰更有骨氣？

這裏闢個謠，有人造謠説魯迅先生寫過：“遠看一條狗，近看XXX”。純屬造謠，魯迅先生從未説過這樣的屁話，相反，魯迅先生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説：“**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着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只在爭座位，鬥法寶。”

好好用自己的腦子想一想，魯迅、郭沫若這兩位，一直是堅定地站在國家民族解放一邊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説：大目標是一致的，為了共同的理想而奮鬥。根本不可能像現代公知們形容的如此低俗、小氣，一心搞門户私計。

像高曉松這種人，自己不學無術、油膩狡詐、心地陰暗、信口雌黃，他自己什麼樣，所以看先賢戰士，也是這個樣。

最後，正如魯迅先生説的：“蒼蠅終究是蒼蠅，戰士終究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