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智造，尋回工業文明的時間鐘擺_風聞

文 | 南風窗長三角研究院 譚保羅

從江南繁盛的歷史中走出，懷揣近代化探索者對先進工業文明的敬畏之心和開放姿態，從製造到智造，在“世界時間”的滴答聲下，重新書寫屬於中國人的新工業文明。這是我們的共同使命。

01

“世界時間”的鐘擺

在20世紀，史學界有一個獨領風騷的年鑑學派。和過去的歷史學家相比，這個學派有兩個著名創建，可以説“一橫一縱”。

“橫”是跨學科，研究歷史的大事件，除了探尋事件本身的邏輯和英雄人物的意志之外，還必須將其放置在經濟、社會的宏大背景之下來分析。歷史的颶風，歸根結底起於經濟和社會的青萍之末。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順應歷史大潮還是被歷史拋棄，絕非因為一個孤立或偶然的事件，而是基於經濟社會的生機或者潰敗。

“縱”是長時段的歷史觀，審視歷史，不可侷限於一朝一代，而是將人類社會變遷看作一條長河，每個河段有各自的文明構建任務，從而把人類文明不斷推向更高階段。這個任務你不來完成，總有人來替你完成。學派的代表人物布羅代爾提出了“世界時間”的概念，這也是該學派最廣為人知的標誌性符號。

在世界時間的滴答聲中，**人類前進永不停歇，時間不會等待所有民族。因為，總有人趕上世界時間的節奏，成為地球上那兩三點迸發智慧之光，代表同時代最高文明的發達地帶，即世界時間的鐘擺指向了它們。**羅馬、秦漢，以及中國的唐宋曾是文明之光，但鐘擺最終又離開了他們，並重新垂青於世界其他角落的進取民族。

13世紀後半程，南宋被蒙古攻滅。從此，鐘擺逐漸偏離中國，指向了地中海北岸的威尼斯、熱那亞。在此後的數百年時間內，工商文明的光輝被播撒到低地國家和英倫三島。當西方工商文明席捲全球，中國卻選擇背對世界，陷入政治經濟的全面停滯。

到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在差不多經歷了“失去的600年”之後，中國再次走入“世界時區”。彼時的中國人充滿對工業文明的渴望，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封疆大吏和地方士紳開始全面擁抱近代工業。在長江、珠江和閩江流域以及京津唐，屬於中國人自己的工業時代徐徐展開。

1865年，在長三角的心臟地帶上海，江南製造總局（也稱“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或“江南製造局”）創立，每年經費40萬兩白銀，來自淮軍軍費和海關收入。它是洋務派創辦的最大兵工廠，也是當時亞洲最先進的工業企業之一，全面引進了最頂級的普魯士和大不列顛軍工技術。一直到20世紀中葉，中國軍人依然用它生產的岸防炮和後瞠槍來抵禦日本人。

**以江南製造總局為代表的洋務工廠，代表了中國人走出農耕，去擁抱工業文明的決心。從此之後，中國人的智慧和企圖心再次對“世界時間”的鐘擺發出了強大的引力。**但路很長，長達百年。

02

與英美體系的“競合”

新中國成立，在蘇聯的援助之下，中國構建了自己的工業體系。但由於意識形態的全面對抗，全球市場割裂，這個體系並沒有融入全球分工，並不具有國際性競爭力。事實上，1990年代的國企改革很大程度正要解決這個問題。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才真正擁有了與全球同步的工業化。2010年，我們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經濟大國。G2時代到來。

但另一方面，國際經濟競爭的複雜性和艱鉅性也開始超出我們當初的預想。尤其是近年來，一個強大的國際政治經濟集團開始浮出水面，它是“英美體系”。它包含英美加澳等核心國家，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圈內”之國。它們的人均收入遠遠高於中國，是全球頂級的富人俱樂部。

請注意，**“英美體系”絕對不是貨幣戰爭或其他國際政治領域常見的“陰謀論”。它是基於價值認同、地緣政治和產業協作等因素，所建立起來的一個利益同盟，並且經過了20世紀後半葉多次國際政經鉅變的檢驗。**它們利益紐帶很牢固，同盟內部一直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凝聚力。

和這個體系之間，中國應該繼續“競合”，而不是對抗。因為，英美體系依然是全球工業和科技領域暫時難以挑戰的霸主。不妨舉兩個例子：

1）

2019年的科學領域諾貝爾獎（除文學、經濟與和平），幾乎全為美日科學家獲得。另外，有一位來自長期奉行中立主義的瑞士。

拉長曆史，我們更容易發現最近20年，即那段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間通道，但凡那些有着劃時代科技進步意義的諾獎，也絕大多數是英美日的科學家獲得。還必須注意，猶太科學家多數早已融入英美體系。

可以説，這是一個和中華民族同等優秀的羣體，產生過牛頓、達爾文、圖靈，還有愛因斯坦、馮諾依曼，他們都是曾經點燃人類文明之光的一流人物。而且，這樣的人物今天依然還在英美體系不斷湧現。

2）

中國是全球最大智能手機市場，這讓對公業務增長一度陷入疲軟的華為，得以憑藉着國內出貨量而重振雄風。但全球智能手機的“大腦”：安卓和iOS系統，其創新中樞在大洋彼岸。

不管是開放的安卓，還是封閉的IOS，他們並非只是美國人的智慧，而是全球成千上萬最優秀程序員和應用開發者共同的智慧結晶——這剛好體現了英美對全球智慧資源的超強配置和掌控能力。

這些年，華為的互聯網文案和市場營銷愈發出色，但在可以預期的未來，國產系統依然不是硅谷的對手。

顯然，中國還需要經歷一場範圍更大，影響更深的技術革新，才能真正站在工業和科技的頂峯，與競爭者煮酒論英雄。這是挑戰，也是改革者和創新者的機會。

03

三重背景下的機遇

人類的工業文明大致經歷過蒸汽、電氣和信息時代。中國以高識字率的勞動人口和穩定的國家治理，擁抱全球化，快速習得了電氣和信息時代早已處於成熟階段的技術和模式。

而現在，競爭格局已徹底改變。**過去那種依靠後發優勢，通過外部技術引進，對接“中國市場”和“中國要素”，從而生成一個行業的模式已成為歷史。**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生物工程和精密製造等新興領域，未來的競爭會有三個不可忽視的背景。

一是：多中心創新的可能性

“世界時間”的鐘擺在13世紀的擺向歐洲之後，全球技術創新的核心發源地是歐洲和後來的北美，這是“單中心”的。而未來，技術原創可能將更趨於“多中心”模式，中國也將成為更多技術的發源地。

以人工智能為例，其底層技術離不開機器學習，而數據是機器學習的“糧食”。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數據生產地，13億人的消費數據（交易數據）和作為“世界工廠”的工業數據是人工智能天然的深厚土壤。

實際上，在基於消費數據的人工智能領域，中國已不遑多讓，比如移動支付帶來的金融科技革命；在基於工業數據的工業互聯網等領域，創新也在加碼。位於長三角的杭州和無錫正是這兩大領域的先行者。

二是：積聚和協同的重要性

當下，中國的產業地帶早已完成初步積聚，北京、長三角和珠三角等三大強勢地帶日漸成型。其中，長三角範圍最廣、人口最多，且潛力巨大。兩個數據，足以窺豹一斑：

一是它以全國1/26的土地面積、1/6的人口創造了全國25%左右的GDP；二是三省一市（蘇浙滬徽）專利申請量佔全國的32.4%，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22.85件，遠高於全國9.8件的平均水平。

西方的工商文明發軔於自由城邦的獨立，而它的快速發展則得益於區域的積聚與協同。從地中海北岸的工商萌芽，到低地國家和英國的資本主義成熟文明，再到華爾街和倫敦金融權力的塑造，以及硅谷對全球信息時代的革命性推動，所有的變革無不是一個基於空間的積聚和協同過程。

要素的積聚，產業的協同，將讓財富增長髮生神奇的“乘數效應”。在這個意義上講，對高端要素密佈，文化認同度極高的長三角來説，現在的富庶還只是一個開始。

三是：政府角色的創新性

中國經濟的奇蹟，很大程度源於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改革開放本身，即代表着社會在經歷某些動盪之後對產權的重新尊重。此外，以中央政府信用作為根基，構建起人民幣為本幣的大國金融體系，並向境外投資者背書，提供一個對資本相對善意，且運行良好的營商環境，這更是中國崛起的“非市場因素”。

“非市場因素”，未來可能更加不可或缺。當創新進入“無人區”，資本和市場的力量很可能勢單力薄，齟齬不前。實際上，互聯網技術最初在美國發軔，乃是源自於大國軍備，而非市場競爭需要。因為，電話公司具有自然壟斷屬性，它們根本沒有發明互聯網的商業動力。

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未來，公共治理的創新依然將繼續，地區和城市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講，不過是政府治理水平、公共服務供應質量、營商環境改善情況的競爭。2018年，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正是中央給予三省一市探索如何“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改革重任。

以上三個背景，在某種意義上講，將決定着長三角經濟未來的走向，也會深刻影響着中國經濟的轉型。它們正是南風窗長三角研究院和“江南智造總局”公號要觀察和探索的重點。

作為觀察者，我們將繼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關注新技術的發軔與應用，以及它們會如何重構產業和城市。

作為記錄者，我們將記錄城市、企業和人的故事，記錄新時代的“長三角經驗”，並將其總結歸納，提煉為時代變革的智慧結晶。

作為探索者，我們將和改革者、創新者和勞動者同行，探索新的經驗和模式，用一流的智庫服務，助力長三角一體化和中國經濟的新一輪轉型。

我們必須永遠選擇面向世界，而不是相反。必須從江南繁盛的歷史中走出，懷揣近代化探索者對先進工業文明的敬畏之心和開放姿態，堅定地擁抱全球化，從“製造”到“智造”，在“世界時間”的滴答聲下重新書寫屬於中國人的才智輝煌，創造新的文明高峯。

我們每個人都在路上。

來源：公眾號：江南製造總局    

作者 | 南風窗常務副主編、長三角研究院首席專家  譚保羅

排版 | 薛雅靜

南風窗長三角研究院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