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陰影、司法困局與自我救贖 丨豫章書院曝光兩年後_風聞
东八区北京时间-不分东西南北,只知上下左右2019-10-30 13:40
來源:極晝
兩年前,江西南昌城郊的民辦學校“豫章書院”隨着一篇文章《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楊永信?》進入公眾視線——紅色大門常年緊閉,學生宿舍的陽台被木條封住,國學教育的外衣之下,校方稱沉迷網絡遊戲、厭學輟學、早戀、暴力、叛逆的“不良青少年”都能在此變成“好孩子”。
事件曝光後,一些年輕人聯合部分學生自發組建了志願者小組,蒐集證據,打算把豫章書院告上法庭。2017年10月末,據南昌警方通報,書院確有罰站、打戒尺、打竹戒鞭等行為和相關制度,並對相關責任人追責。隨後,豫章書院主動申請停辦。
事情還沒結束。學校關停,但仍有人活在它的陰影之下。裹住圍牆的鐵絲網,關禁閉的小黑屋,體罰用的“龍鞭”,藏在內衣鋼圈裏的告密紙條,至今仍是一些學生的噩夢。這兩年,案件一直處在補充偵查階段,志願者小組持續蒐證,盯着書院的一切風吹草動,想推動檢察院立案。

曾在豫章書院就讀的學生羅瑋。圖片來自南風窗
“敵人”無處不在
離開豫章書院六年後,羅瑋再次見到吳軍豹。今年5月的一個下午,他正在辦公室看書,一個穿白襯衣的男人突然闖進來。羅瑋愣了幾秒反應過來,眼前這人正是豫章書院的校長吳軍豹。很久沒見,但這張臉常常出現在他的噩夢裏,“化成灰也認得”。
羅瑋26歲,平頭,帶着眼鏡,在家裏的珠寶鋪子工作。他不知道吳軍豹為什麼突然登門,也不知道自己的地址怎麼泄露的,吳軍豹跟他説,“咱們好好談談。”
在此之前,羅瑋在網上發過一些言論,指控吳軍豹對學生“打戒尺”、“摸屁股”,“威脅學生和志願者”等。不止一名志願者懷疑,有人潛進學生羣,攻擊他們的電腦,偽裝成學生刺探信息,為此,志願者還建了2羣、3羣、核心羣,按照可靠程度讓不同的人進不同的羣。
吳軍豹和羅瑋見面時,否認了這些指控,稱其為“無中生有”。羅瑋保存的視頻顯示,吳軍豹走到他跟前,指着手機裏幾張微信聊天截圖問,“你跟我説説,這些是怎麼回事。”
“你離我遠一點!” 羅瑋見他靠近,“噌”地往後退了幾步,像觸電一樣彈開。扯着嗓子喊,“報警!快報警!” 他一隻手拿起電話,另一隻手去夠桌邊的指甲刀——“防身工具”。
從豫章書院出來的前兩年,羅瑋口袋裏時刻揣着一把摺疊小刀,牀頭擺一把水果刀,否則睡不着。後來他搬去打工的集體宿舍,刀也偷偷藏在枕頭底下。2018年1月,幫他維權的志願者陸川第一次見到他,注意到他褲子側邊的口袋微微隆起,是把刀。。
那次見面,走在南昌街頭,羅瑋每過一個路口都回頭看看是否有人跟蹤;擔心住宿地址暴露,讓陸川換了兩次酒店;吃飯堅持走很遠去一家“常去的好店”,陸川去了才發現,是個路邊的滷菜鋪子。“他必須把人帶去熟悉的環境,鋪子是露天的,比封閉的餐館更有安全感。” 陸川又生氣又心酸。
在網絡世界,羅瑋也覺得“敵人”無處不在:志願者QQ號多次異常登錄,雲盤的證據資料突然消失,微博被封號,微信羣裏的個人信息被泄露……雖然沒有鑿實證據,但他篤信所有的異常都指向豫章書院的人,“不然還能有誰?”
這幾年,他感覺時刻被豫章書院的影子纏繞,“像被詛咒了一樣”。偶爾,他會幻想往書院扔燃燒瓶,在那裏,他曾被暴力包圍。被子沒有疊成有稜有角的方塊要捱打,課堂上坐得不直或扭一下頭也會捱打,到現在,他還記得“龍鞭”——包着鋼筋的黑色塑料棍——揮在空中發出的嗖嗖聲。
“這是一個逼人拿起刀的地方。” 羅瑋説。
離開書院後,他總想跟人打架,轉念意識到自己被暴力侵蝕,怨氣堵在胸口,喘不過氣。與吳軍豹的見面以鬧到公安局收場,羅瑋不知道還會不會有下次,“只有告垮吳軍豹和豫章書院,一切才能迴歸正常。”

2019年5月17日,豫章書院創始人吳軍豹找到羅瑋的工作地,與其當面對峙。受訪者提供的視頻截圖
“完美”解決
拿到立案通知書後,羅瑋一度想開始新生活——花6000塊錢報了託福培訓班,每天背200個單詞,申請去美國留學,離開這個地方。
2017年10月26日,知乎作者温柔(ID)發佈文章《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楊永信?》後,很多豫章的學生講出了自己的經歷,網友自發組建了志願者小組,有上百人加入,建立了“豫章集中營揭發報案羣”。在羣友的鼓勵下,羅瑋向南昌警方遞交了書面材料,一個月後警方立案,他成為通過法律手段控告豫章書院非法拘禁的第一個學生。
2014年元旦,走出豫章書院的紅色大門時,他沒有回頭看,心裏想着,將來要摧毀這個“人間地獄”。接下來幾年,羅瑋形容自己像“死”了一樣,直到加入志願者小組,才“重新活過來”。
他成為小組裏最活躍的一個。外婆覺得他“換了個人”,每天忙着出門調查取證,在網上聯繫其他學生和記者,“眼睛能聚焦了,開始跟人説話了”。
遊戲行業的陸川是最早入羣的志願者之一。他33歲,禿頂,是個煙鬼,一天三包煙,説話説到激動處,經常猛吸一口,伴着劇烈的咳嗽。羣主子沐是一名女大學生,陸川經常和她打語音電話,先開始只聊豫章書院,後來聊起自己的少年往事。
因為愛玩遊戲和不聽話,陸川曾被父母送到一所武校,經歷過和羅瑋類似的辱罵和體罰,直到今天,陸川身上還留着大大小小的傷疤,也把刀片塞在過鞋墊底下自保,他告訴子沐,“看着羅瑋,就像看到十幾年前的自己。”
在羣裏,他算懂電腦的,經常查IP地址蒐集證據。剛開始每天下班花四五個小時做這些事,後來乾脆辭去工作,整個人粘在家裏書房的辦公椅上,困了靠着椅背打個盹,醒了繼續查資料。
志願小組目標一致,事情也很快有了進展。
2017年11月3日,央視發佈報道《“問題少年”怎能交給“問題學校”?》,媒體跟進引起輿論關注;11月8日,豫章書院主動申請停辦;12月7日,在多名學生的聯合報案下,書院被正式立案調查,成為戒網癮學校的第一案。《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楊永信?》的文章作者温柔以為事情“完美解決”。

2017年12月8日,羅瑋被非法拘禁案在公安局正式立案。(受訪者供圖)
“算了”
幾個月後,南昌青山湖區檢察院以“證據不足”為由,對吳軍豹作出不予批捕的決定,案件被退回補充偵查,兩年沒有進展。羅瑋去公安局的頻率從一天一次逐漸減少到一個月一次,每次都是做足心理建設踏進大門,沒一會又悻悻地出來,在門口的台階上呆坐到天黑。
志願者的壓力來自線上。他們面臨着個人信息被曝光的困境,真實姓名,手機電話,學校單位家庭被挖得乾乾淨淨。
兩年裏,陸川失去過四份工作。其中一家公司頻繁接到騷擾電話,老闆猜測跟豫章有關,找他談話。陸川不在乎,跟老闆説:“你馬上寫一封解僱信,再有人來騷擾就説我已經不在這裏了。”
但願意站出來報案的學生越來越少,好容易有一個答應講出自己的故事,但因為怕被報復又突然反悔:“我已經私下解決了,你們不要再來煩我。” 説完把志願者拉黑。
很多志願者默默退羣,有的人離開前會説一句,“我也沒什麼可做的了”,有的人勸他“都過去了,算了”,羅瑋從不回覆。最初的20多個志願者減少到5個左右,核心志願者裏除了羅瑋,就剩陸川和子沐。
加入志願者小組,陸川起初是想找回缺失的記憶。他的腦海裏裏經常閃現曾經就讀武校的零碎記憶——被一羣人圍在角落打,透過縫隙,看見一個女孩被幾個男生按住拼命地哭。一旦觸碰此事,陸川就會陷入情緒崩潰,“這對我很重要,可怎麼也想不起來。”有時哭到暈過去,子沐會安慰他。
2018年初,兩人成了男女朋友,日常聊天還是圍繞着豫章書院。“之前的女朋友都像聽不相關的悲慘故事一樣,只有她是真正關心。” 陸川説,為了見子沐,他經常熬夜加班,把假期攢到一起去外地看她。不過難得的見面,大部分時間也就兩件事:聯繫報案學生、整理資料。
那幾個月精力都放在調查上,專業成績第一的子沐出現五門掛科。她想好好複習,但手機整天響個不停。有些是真的豫章學生,有些是冒充的,反覆套子沐的信息,還説“小姐姐聲音真好聽”。
即便是真學生,聽到有人説,“志願者只會要求報案”,“不顧報案人死活”,子沐忍不住哭出來,“我們到底是在幫人?還是在害人?” 陸川安慰她,“不怪你也不怪他們,要怪就怪豫章。” 但他心裏也開始動搖,“每一次講述都是在揭過去的傷疤啊。”
另一位志願者把這種想法視作“軟弱的善良”,他認為就該一門心思蒐證立案,為此和陸川經常爭執,最後退出小組,“除了善良,他們(陸川和子沐)一無所有。”
2018年5月,子沐坐在學校天台上,一邊喝酒吞服藥片,一邊在電話裏跟陸川道別,“反正結果都是這樣,沒有意義了。”
聽到耳機那邊呼呼的風聲和斷斷續續的嗚咽,陸川急得跳腳,趕緊聯繫人把子沐救下來。第二天早上,陸川穿着拖鞋趕到子沐所在的城市,學校老師見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是不是把子沐帶進了什麼邪教組織?”
出院後,子沐不再參與志願者小組的事,按照父親和老師的要求,徹底跟豫章割離。她逐漸不回陸川的QQ,幾乎不登微信,知乎動態不再更新。陸川找了她很多次,但子沐拒絕見面。
“我也不知道做這些追責、維權的事情,到底是為了什麼?” 陸川沒了調查的動力。2019年春節後,他重新開始上班,志願小組的工作因此停滯。
下班路上的間隙裏,陸川左手把着方向盤,右手不受控制地給子沐的QQ留言,説幾句自己,説幾句豫章的近況,始終沒有回覆。“説到底,我們都是在和自己對抗。” 陸川説。

《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楊永信?》文章作者温柔發佈關於子沐的文章。(微博截圖)
“把父母一起告了”
仍在活躍的志願者,只剩羅瑋。
這兩年,有過幾個“中間人”來家裏調解,羅瑋堅持要走司法程序。2019年1月31日晚上,很久沒跟他説話的父親説,接到了吳軍豹的電話,給他連着發來8 條語音:
“他(吳軍豹)在黑白兩道都有人,你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憑什麼跟他抗衡。”
“我雖然討厭你,但也不想你被他搞死。”
“你愛怎麼搞就怎麼搞,別搞到我店裏影響到生意,否則我們斷絕父子關係。”
“……”
羅瑋沒有回覆,心裏暗罵“這個神經病”。父親的暴戾讓他們之間沒了信任,羅瑋記得很小的時候就被父親用皮帶抽、用鞋子打。2013年9月,父親配合穿制服的“假警察”把羅瑋騙進豫章書院後,他們的關係降至冰點。
自從羅瑋開始報案維權,開珠寶店的父母就不止一次説要和他斷絕關係。
陸川見過一次。他們正坐在賓館牀上討論報案計劃,一通電話打進來,剛剛還有説有笑的羅瑋,突然變得像“喝醉酒的瘋子”。電話裏,母親囑咐他“早點回家”,“不要摻和太多豫章書院的事”,羅瑋從牀上跳起來,對着話筒喊,“不要你們管……斷絕關係就斷絕!”
羅瑋幾乎不跟父親説話,偶爾幾通電話也被他錄音,像保留證據一樣。父親覺得檢察院“有了定論”,不明白羅瑋為什麼“揪着不放”,協助他的志願者也被父親統稱為“狐朋狗友”,“你們再做這些瘋狂的事,遲早要遭報應”。
夜裏三點睡不着覺,羅瑋會盯着父母的房間發呆。鏡子裏偶爾出現幻象,他看見自己拿刀指着父親,晃過神來,發覺鏡中的自己“目露兇光,像個殺人犯”。
像羅瑋這樣無法原諒父母的豫章學生不在少數。書院關停後,不止一個學生對媒體講述噩夢醒來在房間大喊大叫的經歷,“我恨,不叫出來自己會炸掉。” 據《三聯生活週刊》報道,一些家長不相信孩子的話,質問媒體,“我孩子在這(豫章)過得挺好的,現在突然要説關門,我的孩子送到哪裏去,堆到你家裏去啊?”
羅瑋想過,把父母跟豫章書院一起告了,“他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2017年末,豫章書院開放日現場,有家長拉橫幅支持書院。(圖源自網絡)
“希望”與“背叛”
今年6月,羅瑋告訴陸川,警方更換了對接人,新的民警聯繫不上了,案件可能石沉大海。
“如果是這樣,不就真的像子沐説的一樣沒有意義了嗎?”再次聽到豫章書院的消息,陸川還是很激動。他第四次辭職,決定重啓調查,“這件事還沒結束。”
陸川聯繫了曾在豫章書院待過一年半的女生趙琦,勸説她儘快到南昌報案,為警方提供新的報案人。
兩年前,趙琦在微博上曝光書院原因很簡單:告垮豫章,撈出還在裏面的朋友。羅瑋對她抱有很高的期待,因為她待得久,“是我們之中留有證據最全的人。” 趙琦第一次去南昌報案,羅瑋很激動,幾次説要去找她。
趙琦沒有和他見面,跟朋友去了已經關停的豫章書院。站在紅色大門前,她忍不住抹了幾滴眼淚,“好像一分鐘能想起幾十件事”。
留下心理陰影最多的是學生互相舉報,“像宮心計”。窩在被子裏的一句悄悄話,隔半個月就會被教官知道。趙琦編了一些假秘密試探同伴,結果一試一個準。剛開始,她只在夜裏偷偷地哭,後來“學會反擊”,從室友衣服口袋、牀墊夾縫和內衣的鋼圈裏搜出小紙條,“無意間”丟到地上,讓教官發現。
站在豫章書院門口,趙琦感覺後背發涼,心裏嘀咕,“終於回來了,這次要告死你。”
但第二天,她沒有報案,而是去見了幾個在書院結交的朋友,這裏有“特權”學生,來自社會地位較高的家庭或校方關係户。他們沒有繼續追責的意思,也勸趙琦“放下”,“往好處想,沒有豫章,就沒有這些朋友。”
趙琦動搖了,她刪掉上百條相關的微博,離開南昌。
“牆頭草!” 得知趙琦放棄報案,羅瑋罵她“無腦”,覺得遭到了“背叛”。
趙琦跟羅瑋解釋,不是所有人都會像他一告到底,“各有各的想法”。如今,很多學生都開始了新的生活:有人在朋友的店裏當收銀員,有人繼承家業,有人在房地產公司做銷售,還有人被送去國外留學……他們和羅瑋沒有太多共鳴,也不想再追責。
凡是猶豫不決的、不敢報案的,在羅瑋眼裏不分彼此,一概被視作“收了錢的”、“卧底”。
今年9月,趙琦在陸川的勸説下,第二次前往南昌。她剛一下火車,一個朋友就趕過來了。
四個人在一家餐館見面。羅瑋和陸川反覆講述自己的遭遇,想激起趙琦心底的恨。而她的朋友提出被報復的風險,拒絕讓她當“出頭鳥”。
趙琦埋頭吃飯,不吭聲。
“你就是我們告吳軍豹的一步棋。” 情急之下,陸川嘀咕着説。
趙琦的朋友“啪”一拍桌子,站起來衝他吼,“我TMD拿命交來的朋友,你把她當成棋子?” 轉身衝出餐館,趙琦也跟着跑出去。
趙琦再次放棄報案。她在微信上質問陸川,“你們做這些到底是為了什麼?”在趙琦看來,他們根本不顧及豫章學生現在的生活,“就是為了實現自己心中所謂的正義!”

兩年後,被改造為寄宿制美術學校的豫章書院。(受訪者供圖)
“最後”一搏
位於南昌羅家鎮濡溪村的豫章書院,現在變成了一所寄宿制的美術學校。硃紅色鐵門依然緊閉,校園佈局沒變,只是關禁閉的“小黑屋”刷上新漆,成了畫室,往日痕跡全無。
今年10月,温柔得知子沐的遭遇很難過,“兩年前還是一副欣欣向榮的樣子,為什麼現在變得破爛不堪?” 跟陸川商量後,他決定把子沐的經歷告訴更多人。時隔兩年,文章熱度不及當年六分之一,“豫章書院”淡出輿論,漸漸被公眾遺忘。
不過,一個自稱“吳軍豹”的微博用户發貼回應了,説志願者“以自殺為賣點,裝弱勢造謠炒作”,“為了鬧騰而鬧騰”,稱“已經報警”,還發了一張接處警大廳的照片。陸川把圖片無損放大,通過搜索識別發現,這是一張發生在雲南的新聞圖片。“唬誰呢?笑死我了!”,他給好幾個人發去對比圖,像拆穿了一個大陰謀。

疑似為吳軍豹的微博用户回應志願者文章。微博截圖
10月21日,《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新增“網絡保護”章節,初次提出“對網癮防治作出規範”。温柔很快發文章説,“絕地逆轉”,“與戒網癮學校的戰爭終於要贏了”。
對這些説法,羅瑋並不抱希望。離開豫章這六年,除了蒐證,對任何事情提不起興趣,也只做了這一件事。只有挨着外婆坐着,聽她絮絮叨叨地罵吳軍豹,罵父親,才暫時感覺到一絲輕鬆。他不相信自己能重新開始。
陸川説,豫章的事總會有個了結,至於之後怎麼辦他不知道,“我不敢嘗試開始新生活,我怕忘了我們做的這一切。” 醫院檢查出他的腸胃、胸腔和精神狀態都有問題,但他不在意,煙抽得更兇,經常熬夜,有時一天只吃一頓。
10月19日凌晨,羅瑋給幾家媒體發消息,“有兩個新的線索,如果是真的,可以搞個大新聞!”
他從陸川那裏得知,吳軍豹的手機號出現在另兩家學校的廣告信息中,他打算實地核實,期待捕捉豫章書院重開的蛛絲馬跡。第二天沒有新發現,羅瑋發了條朋友圈——“統一回復:今日行程踏空,按原計劃執行”。
原計劃的意思是,羅瑋和陸川繼續説服更多人報案,温柔持續發文章引起輿論關注。他們約好,如果這次仍沒有結果就各自散去,開始新的生活。這次行動被他們稱為“最後一搏”。
(文中陸川、趙琦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