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皓：蔣桂南撤之爭與解放軍戰略大追擊_風聞

1949年4月渡江戰役發起後，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到來。中共抱着“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念，指揮人民解放軍展開戰略大追擊，掃清國民黨殘敵，為新中國成立創造條件。在這場戰略追擊中，華南大追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它由衡（陽）寶（慶）戰役、廣東戰役、廣西戰役（包括粵桂邊戰役和桂越邊追擊）三個戰役組成，國民黨統稱為“華南作戰”。面對解放軍的戰略追擊，國民黨內蔣介石、桂系兩大軍政集團產生南撤之爭。桂系企圖退守廣東並圖謀割據西南，待迫不得已時退守海南島。蔣介石一面部署嫡系力量撤往台灣，一面竭力阻撓桂系的撤退計劃。解放軍抓住蔣桂之間的矛盾，利用其部署空當，進行戰略大迂迴大包圍，完成解放兩廣的戰略任務。蔣桂兩系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勢同水火，始終鬥爭不斷，在國民黨退敗之際發生的這場爭鬥最終導致了桂系的覆滅。學界圍繞蔣桂軍事活動與解放軍渡江後進軍部署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探討蔣桂南撤過程中的內部博弈與解放軍華南大追擊深層關係的成果尚較為匱乏。本文擬就這一議題展開探討。

一、蔣桂撤退企圖與中共戰略部署

蔣桂雙方的撤退企圖並不一致。蔣介石最初的考慮便是撤至台灣，早在1948年6月26日蔣經國給他的家書中寫道：“我政府確已面臨空前之危機，且有崩潰之可能”，“似不可不作後退之準備。”而“所謂退者，亦即以退為進之意也。有廣東，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才有抗日之勝利；而今後萬一遭受失敗，則非台灣似不得以立足。望大人能在無形中從速密籌有關南遷之計劃與準備”。這一建議極其重要，蔣介石即擬定“以台灣為根據地，廣州為大陸跳板”的計劃，並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1949年1月21日引退時，他決定“經營台灣，為最後根據地；整頓東南，以維持沿海，使和台灣相呼應；控制西南，以留個後方；收拾粵桂，以消滅桂系的作梗”。長江防線被突破後，他指示“參謀總長”顧祝同、“參謀次長”林蔚等人“決照預定方針，固守上海、廈門、廣州各海口”，掩護撤退台灣。5月上旬，他召集嫡系將領舉行“非常決策會議”，決定“退守台灣，完全由黃埔軍人負責，其餘政治渣滓（他們對CC系的稱呼）讓他們跟李、白退往西南，自生自滅好了”。他在5月7日的日記中明確寫道：建設台灣為實現“三民主義之模範省區”。

桂系則考慮“團結兩廣，自立門户，和蔣介石分庭抗禮”。白崇禧以“華中軍政長官”身份統率桂系軍隊、“廣州綏靖主任”餘漢謀所屬軍隊以及劃歸他指揮的軍隊，“共28個軍73個師，總兵力約40餘萬人”。桂系“對防守武漢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堅具信心”，如果不能“保衞長江”，就退而防守珠江。1月25日，李宗仁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特別説明這一企圖。4月底，桂系“希望在華南防守的防線起於湖南省的長沙，向南沿粵漢鐵路經衡陽到曲江，然後轉向東南，把廣州和廣東省的大部分地區包括進來”。為確保這條防線東面，白崇禧要求蔣介石“放棄京、滬兩地，把湯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贛線和南潯線，與華中部隊約四十萬人成為犄角，以固守湘、贛，防止敵軍侵入西南”。顯然，桂系“希望至少能保有兩廣及西南地盤，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援下，來和共產黨抗衡”。因此，李宗仁強調“廣州將盡可能固守”。萬一不能，桂系就計劃“撤至桂南、粵南，死守雷州半島，屏藩海南島”，或者“撤至緬甸、暹羅和印度支那”，最佳選擇是經粵撤瓊。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Oscar C. Badger）告訴白崇禧，美國國會準備通過一筆“用於中國一般地區”的7500萬美元的援助，如果桂系能入粵，則美國“以充分補給和供應”。

5月下旬至6月中旬，蔣桂就廣州與台灣的地位發生爭論。蔣介石6月18日發誓：“餘必死守台灣。”白崇禧則提出，“沿海各點無可守之價值與兵力，不如努力據守西南”。他口中的西南，包括川、滇、黔、桂、粵五省。“立法院”提出：“確保廣州成為西南及東南海岸之核心，本土與台灣之紐帶，由反侵略之堅強堡壘，進而為復興建設之根據地。”廣州《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宣稱：“從廣東的形勢來看，除去東南和西南不計外，就以粵桂兩省而論，形勢便很堅固，粵桂的政治區域和地理環境大致相同，山脈河流的走向使兩廣成為對外封蔽、對內統一的完整區域。”總之，桂系強調廣州“成為真正的戰時首都”，台灣則“為海陸軍新軍訓練基地及軍事指揮中心”。

蔣介石集團將廣東排除在西南之外，宣稱西南通常指四川、廣西、貴州、雲南四省。雖然如此，還是暫時承認對廣州的定位，台北《中央日報》稱“台灣在反共戰爭中，決不能擔負像西南各省所將擔負的那種堅巨任務”，廣州雖然“不是一個理想的軍事中心”，但是“勝於台灣，因為廣東究竟還是大陸的一部分”，因此“中央政府，必須在大陸上領導作戰，才能有把握的固守西南”。不過，在李宗仁7月27日飛台與蔣會晤當日，台北《中央日報》宣稱他一定能認識“台灣在整個戡亂軍事中的特殊地位與關係”，“一定更能體念台灣地位的重要”！從8月起，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正式在台北開始辦公。

至10月上旬，桂系“決建設一抗共基地，不管四川及台灣之情形如何”，“擬以廣東廣西之南部為範圍，以雷州半島為基地，而以海南島為後方司令部”。蔣介石亦認為海南島地位重要，它可與台灣“互為策應”。台北《中央日報》聲稱：海南島與台灣島“同被喻為海防上的‘兩隻巨眼’”，“只要政府善於運用這兩個基地，北起江蘇，南迄廣東整個沿海地區仍能有效控制，並可隨時登陸發動反攻。”總之，“海南島在戰略地位上的重要性，不下於台灣”，“沒有海南為海上的犄角，台灣無論為攻為守，都將陷於孤立地位。”蔣介石將劉安祺兵團撤到海南島，也表明他一度“有以海南為重要基地的決心”。顧維鈞指出，蔣“想把海南島作為防衞台灣的外圍，而不願讓李宗仁據有海南島作為桂系東山再起的基地”。香港“觀察家”一度發現“國軍正加速鞏固海南島，俾建立另一台灣”。

但是，蔣介石認識到海南島不易防守：其一，五指山馮白駒游擊隊有2萬餘人，攻島的解放軍具有強有力的內應。其二，海南島距離雷州半島最近處近22公里，不僅民船、機帆船“偷渡容易”，且“守海南不能不同時守住雷州半島以及欽州廉州等地”。相比之下，台灣具有兩大優勢：其一，地理優勢。台灣“離大陸有一百餘浬，有強大海空軍及陸軍駐軍”，即使解放軍“能完全攻佔沿海島嶼，對台灣亦莫可奈何”。其二，美國不甘心放棄台灣，認為台灣在包圍中國大陸的“島鏈”中具有重要地位，“必須不惜代價防守”。美國在廣州解放後派遣B－25轟炸機進駐台灣。可見，蔣介石認定撤退台灣的方案是最佳的；桂系即使能撤到海南島，也守不住。

顯然，蔣桂各自的戰略撤退具有兩個特點：其一，根本對立。蔣介石計劃撤往台灣，桂系則計劃撤到海南島，李宗仁強調“絕不遷往台灣”，海南島成為蔣桂雙方鬥爭的焦點。李宗仁以“代總統”名義謀圖免掉陳誠台灣省主席職，以孫立人擔任，但未能實現。其二，廣東是桂系撤瓊的必經之路，因而成為蔣桂爭奪的關鍵一環。雙方4月下旬達成的妥協是：桂系割據廣西、四川、貴州、雲南，蔣介石割據浙江、福建和廣東。即是説，桂系不能“領導”廣東。

解放軍渡江時，蔣介石軍隊主要有三個集團，東路滬浙閩是湯恩伯集團，中路鄂西至湘西是宋希濂集團，西路川陝是胡宗南集團。宋希濂集團與湯恩伯集團夾着桂系軍隊。為抵擋解放軍進軍，蔣桂之間需要“團結”，蔣介石在事先取得白崇禧同意後，安排“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何應欽於4月30日作出三路部署：左路鄂西由宋希濂第十四兵團負責，“以一部由長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由長江南岸退守鄂西，以四川為後方，確保川、黔門户”；中路粵漢線由白崇禧部負責，首先“在洞庭湖、汨羅江以北，長沙、衡陽以東地區”設防，“最後固守大庾嶺及湘桂邊界，確保兩廣安全”；右路江西由湯恩伯部負責，“以最有力部隊協同南昌指揮所作戰，其目的是確保贛江東西兩側地區，屏障粵漢路之安全”。這一部署，似乎表明蔣桂合力“以大巴山、湘西山區和嶺南山地為堅強防線”，割守西南、華南。

中共中央軍委洞穿了蔣桂部署的要害。聶榮臻指出：蔣介石“以胡宗南主力三十多萬人扼守秦嶺及其以南地區，以抗拒我軍由北部進入四川，他把我軍由北部進攻四川看作是主要方向，以宋希濂集團十多萬人部署在川鄂邊地區，以保障四川的東部和南部免受我軍威脅。白崇禧主力則部署在湖南衡陽到寶慶（即邵陽）一線，意在阻止我向廣西等地進軍”。三大集團加上廣東餘漢謀集團共120萬人，“大體上處在由西北到東南橫貫川鄂湘桂粵五省的一條軸線上”，妄圖“憑藉這些地區崇山峻嶺的險阻地形，與我們作最後的抗爭”。抓住這一特點，中央軍委調整部署。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本來決定：“閩浙蘇贛湘鄂作戰後，部隊即停止行動，以兩年時間深入此幾省工作，然後出雲貴川與兩廣，席捲全國。”即是説，首先解放並鞏固六省，然後於1951年進軍西南、華南。中央軍委調整這一計劃，作出部署：“以第一野戰軍的一個軍和原華北野戰軍第十八兵團（此時已隸屬第一野戰軍）向秦嶺地區挺進，先實施佯攻，造成使蔣介石確信我軍要在北部入川的錯覺，拖住胡宗南主力，待南邊戰略包圍態勢完成後再向四川腹地進攻；以第二野戰軍和第四野戰軍交叉配合，向華南和雲貴地區進攻，完成對全部敵人的戰略包圍，其中以第四兵團、第五兵團在突破敵人防線後分別直插昆明、貴陽，堵死四川之敵南逃國外的退路。”這就是針對“白崇禧和四川敵人採取大迂迴，直插敵後，先完成包圍，然後再殲滅敵人的戰略部署”。

蔣桂矛盾在實施何應欽4月30日部署時展現出來。解放軍5月12日發起上海戰役，蔣介石判斷解放軍三路進軍，“陳毅匪主力約十二個軍，已集結京杭及上海附近，似在積極準備進攻上海。劉伯誠（承）匪約九個軍由皖南南下，已至浙西及贛東北方面，與陳匪相呼應，並作向閩贛進犯之姿態。林彪匪南下主力約二個軍尚在九江至武漢之間長江以北及鄂西北地區，等待長江下游情勢之發展，再向武漢及其西方發動攻勢”。他認為解放軍首先解決上海然後才是武漢，於是命令屏障粵漢路的部隊撤往浙閩，致使粵漢線東面洞開。擔心陷圍的白崇禧於5月15日緊急撤出武漢。蔣介石見此，先後下令宋希濂部退入湘西，胡宗南部5月20日撤離西安，湯恩伯部5月25日撤出上海；這樣自西安經武漢到上海全線撤退。徐向前指出：蔣桂雙方“力避與我決戰，以西南諸省和海南島、台灣等地作戰略退路，見機不妙即大踏步地後撤和逃跑”。

依據這一態勢，中央軍委作出新的部署。其一，就“尋殲白部主力”來説，第四野戰軍分三路進軍：右路，以2個軍向南潯線挺進；中路，以3個軍向武漢至衡陽一線前進；左路，以6個軍由湘黔邊向湘粵桂邊推進。三路之中，重心在左路湘粵桂邊，截斷白崇禧西逃入西南之路；中路逼迫白崇禧南撤；至於右路南潯線，鑑於白崇禧的兩個軍“可能向大庾嶺撤退”，因此以1個軍“沿贛江尾該敵”至粵贛邊，“爾後協同主力取廣州”。為“組織殲滅白匪部隊戰役”，將第二野戰軍陳賡第四兵團劃給四野司令員林彪指揮。三路“齊頭並進，一氣打到贛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線”。國民黨認為，這三路大軍在於“殲滅華中國軍主力，進一步南窺廣州”。

其二，就大迂迴大包圍部署來説，第一野戰軍及賀龍所率第十八兵團（隨後加上楊得志第十九兵團）先解放甘寧青三省，然後一野進軍新疆，賀龍配合二野解放川滇康黔四省；二野“以主力或以全軍向西進軍，經營川、黔、康”；四野主力“於七月上旬或中旬可達湘鄉、攸縣之線，八月可達永州、郴州之線，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兩廣前進，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佔領兩廣”，然後“以一部經百色入雲南”，配合二野解放西南。這是首先解放西北、兩廣，實現迂迴大包圍西南。上海戰役結束後，“部署向華南、西南的進軍”：“首先求得在湘鄂贛地區，殲滅白匪主力，此着若成，則可順利進佔西南5省。然後以4野出兩廣控制廣州、南寧、梧州，完全斷絕蔣匪之國際援助。2野首出雲貴，控制貴陽、昆明，使四川孤立。”這是首先設法消滅桂系軍隊、然後包圍西南的戰略部署。

其三，依據新中國政府的成立安排，確定解放廣州的時間。在給斯大林的通報中，毛澤東提出“政府將在8月成立”，秋冬之際解放兩廣。隨後，中共中央計劃10月1日成立新中國政府，同時解放廣州。蔣介石認為“所謂聯合政府定於十月一日成立，是其必欲於九月內侵佔廣州為第一目標”；如果他“守穗設防”，中共就“不能不增加其準備與延長其時間，甚或改變其方針”。美國政府支持，稱廣州“將成為美國大使館正式所在地”。顯然，在新中國政府成立之際，廣州的解放問題，將對英國考慮承認新中國產生巨大影響。因此，中央軍委指示四野結束休整，進軍廣州。英國駐廣州總領事5月23日報告，中共表示10月6日中秋節解放廣州。

從蔣桂各自的撤退計劃來看，雙方是根本對立的。桂系企圖構建華南、西南防線，割據華南與西南，不得已時撤瓊。因之，它要求蔣介石“不要奉行由國民黨保衞台灣的計劃，因為美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讓台灣落入共產黨之手”。蔣介石計劃“退往台灣”，因其如不能撤台，便只能接受宋美齡的建議逃亡美國或到菲律賓碧瑤做愚公，這是他無法接受的。國民黨軍長江防線被突破後，蔣介石接連設阻反對桂系的撤退計劃，同時，利用桂系遲滯解放軍進軍華南，並以此延緩新中國政府的成立。中央軍委利用蔣桂矛盾，確立三路大軍進軍部署和時間表。消滅桂系軍隊，便成為解放軍面臨的戰略首選項。

二、蔣桂入粵之爭與廣州解放

在解放軍的戰略壓力下，桂系企圖撤軍入粵，蔣桂雙方圍繞入粵問題的爭鬥隨即展開。一方面，白崇禧強調：“華中部隊必須進入廣東，廣州這個政治中心才能保衞下來。但桂軍調粵又需要由國防部下達命令，因此我們掌握國防部為形勢所必需。”另一方面，中共希望爭取桂系，通過黃紹竑、劉斐勸説“達成和平條款”。這兩方面引起蔣介石注意。他指責桂系“想以全國僅存的一百八十萬軍隊和共產黨作和談及投降的本錢”，斷定中共“對華南政略與戰略之企圖，其必以誘降之政略進攻為主，非至不得已時，或於其最有利之態勢下，決不肯用軍事冒險南進也”。他認為，“只要一面制止其政治誘降之陰謀，而一面在廣州作積極固守此一據點之計劃，使共匪不敢輕進，則其技窮矣”。蔣因之竭力阻止桂軍入粵。

其一，阻止白崇禧出任“國防部長”。6月上旬閻錫山組閣時，“雖有人力薦白崇禧出長國防部”，但是白只能以“華中軍職繁重”而“婉謝”。7月28日，李宗仁再次強調白崇禧的“國防部長必須做到”，蔣藉口兩個帶兵官胡宗南、宋希濂反對而拒絕。閻錫山以“行政院長”身份兼任“國防部長”，致函徐永昌稱：“不只我兼國防部長必滅亡、換人或滅亡或不滅亡，我願意辭。即使我兼亦亡、換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換人亦或可不亡，我亦願辭。假如我兼亡得慢，換人亡得快，我就不辭。”這樣，蔣介石“切斷了白崇禧出長國防部和佈防廣東的道路”。

其二，成立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為“華中軍政長官”管轄西南與兩廣設阻。6月5日，蔣介石將防區劃分為東、西兩區，“東區沿海以舟山、台灣、瓊州、長山四羣島為基地，向粵、桂、湘、贛、閩、浙、蘇、魯、冀發展”；“西區以甘、青、川、康、黔、滇為基地，向寧、陝、晉、豫、綏發展。”7月，蔣介石成立自己任主席的中非會，以之議決設置以張羣為主席的西南分會和陳誠為主席的東南分會，前者管轄川、滇、黔、康，後者管轄閩、浙、台、粵、瓊。同時，以陳誠為“東南軍政長官”，直轄地區除蘇、浙、閩、台四省之外還包括海南島。這表明桂系既不能經粵撤瓊，也不能進入西南。因此，白崇禧參加7月17日廣州軍事會議後宣稱“將死守長沙，不再作任何戰略上之撤退”。李宗仁怒稱：“如總裁不常在廣州主持非常委員會，即不必管政治。如不任最高統帥，即不必管軍事。”

在蔣桂進行上述較量的同時，中央軍委作出消滅桂系軍隊的部署。6月17日，毛澤東估計“四野主力（七個軍）九月可到郴州、贛州線，十一月可能佔廣州，迫使廣州偽政府遷至重慶”。7月16日，電示四野：其一，作戰地點。桂系嫡系部隊撤至湘南已減至10萬人，白崇禧“準備和我作戰之地點不外湘南廣西雲南三地，而以廣西的可能性為最大”，因此“第一步應準備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戰，第二步準備在廣西作戰，第三步在雲南作戰”。其二，戰略戰術。無論在何地作戰，“均不要採取近距離包圍迂迴方法，而應採取遠距離包圍迂迴方法”，即“完全不理白部的臨時部署，而遠遠地超過他，佔領他的後方，迫其最後不得不和我作戰”，“應準備把白匪的十萬人引至廣西桂林、南寧、柳州等處而殲滅之”。其三，作戰兵力。“我們提議為八個軍，以陳賡部三個軍，四野五個軍組成之。此八個軍須以深入廣西、雲南全殲白匪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這樣，中央軍委作出“進軍廣東爾後廣西直出雲南”的部署。

進而，中央軍委作出消滅桂系軍隊於廣西境內的部署。在7月17日的指示電中，毛澤東“根據敵情和氣候”，對進軍部隊指出白崇禧不肯輕易逃離廣西，一則“雲南盧漢拒其入境，雲南還有我們強大的遊擊部隊”，二則“想逃入黔川也不可能”，因為“到十一月間，我二野主力六個軍已入黔川”。因此，決定以陳賡率領5個軍“準備以三個月時間佔領廣州”，而後由陳賡率領3個軍“擔任深入廣西尋殲桂系之南路軍，由廣州經肇慶向廣西南部前進”；“以五個軍組成深入廣西尋殲白匪的北路軍，利用湘桂鐵路南進，協同陳賡殲滅桂繫於廣西境內”。由於南下部隊存在“發病率太多，加之水土不服、語言不通、生活不習慣、糧食供應困難”等問題，中央軍委作出部隊休整的指示，如四野第43軍第129師第385團7月17日至9月10日在江西宜春休整53天。按中央軍委命令，部隊於9月10日結束休整，“分東、中、西三路，開始向南進軍”。

對於解放軍這一進軍部署，國民黨清楚地認識到解放軍“以廣大的迂迴運動，來切斷衡陽地區國軍主力的退路”；英國政府也高度關注解放軍的進軍，發現無論桂軍撤往何地，都逃不出解放軍的迂迴大包圍。考慮到解放軍必須經過一段時間休整才進軍，閻錫山稱廣州“三個月內絕不會發生問題”；英國亦認為解放軍在秋季前不會進軍廣東。

但是，蔣桂雙方卻在解放軍休整期就如何防守華南爭論不休。桂系提出防守湘贛粵邊，要求蔣介石令從上海撤出的部隊以及自青島南撤的劉安祺兵團“約五、六萬精鋭部隊，自閩南、粵東北上，堅守大庾”，“同華中部隊聯結”。桂系企圖“以海南島為後方，必要時將主力撤至海南島，再圖反攻”。如果蔣介石部隊防守大庾嶺，桂軍可借廣州空虛為名撤退入穗。

因此，蔣介石強調“防守”廣州，視之為“決定最後成敗的一戰”。本來如陶希聖所稱，蔣介石因與桂系“團結一致，共謀救亡圖存之道”而“必不來穗”。但是，他7月14日、23日兩度飛穗：其一，廢止防守湘贛粵邊計劃，擬定“集中所有兵力據守廣州的計劃”。李宗仁批評蔣“仍堅持重點作戰的守勢防禦，主張集中兵力保衞廣州”。蔣辯稱“以廣州為據點，以保衞大廣東”，“目前兵力有限，不能防守大庾嶺以北地區”。其二，將嫡系軍隊部署在廣州。蔣介石將劉安祺兵團3個師“由海南島調往廣州”，並稱贊劉為“有決心、有信心、有理想之革命軍人”。其三，以餘漢謀為防守廣州的指揮官。蔣介石要餘漢謀固守廣州，餘“似有難色”，蔣厲言：“若汝不願聽命，則餘隻有親自出任保衞廣州戰之指揮，以確保此惟一革命根據地。”這三點構成“保衞華南與堅守廣州計劃”，他滿意地對宋美齡説：“政府本已決定放棄廣州，而今已切實準備，積極守粵，此為粵行最大之成就也。”

這樣，桂系只能防守廣東的北方門户衡陽。國民黨稱其“得失可決定廣州以至整個華南的安危，國軍必須堅守，才談得上保衞華南”。8月上旬，白崇禧召集桂系將領部署衡陽決戰。在8月14日致蔣介石電中，他首先強調，“林彪劉伯誠（承）全部、陳毅一部共約二十五個軍，正向贛南、湘南壓迫，並保持其主力於湘江西側地區，企圖滅我華中區主力，以便進出粵桂”。由於“湘南為粵桂屏障”，須在此設置防線。他提出：桂軍能“使用於湖南地區者，僅六個軍”，不足以進行衡陽決戰，要求“至少抽調粵北兩個軍，車運耒陽，協助華中方面作戰”。這樣，他要求調劉安祺兵團參加決戰。這得到“參謀總長”顧祝同的贊同，他認為“坐以待斃，不如出擊，尚有幾分勝的可能”。8月10日，他與閻錫山商定：劉安祺兵團負責粵北正面，胡璉兵團負責粵東，餘漢謀“負責指揮粵省部隊，及邊區縱隊”，薛嶽“指揮各保安師作戰”。

蔣介石對此震憤，8月11日將顧祝同招到台北強調不贊成將防守廣州的部隊調出參加衡陽決戰。8月22日，他聲稱“忍痛”將劉安祺兵團由海南島調出，是“與中共軍隊決一最後之勝負”，批評顧祝同“不顧大局”而“抽調粵北增防，以致廣州空虛，任使潛匪隨時可以進犯”。8月23日，他第三次飛穗強調“廣州保衞戰役為決定戡亂成敗之戰”，嚴囑顧祝同“切勿將劉安祺所部北調而使廣州防衞空虛，任令犯匪長驅直入”。8月24日，他飛渝後致電閻錫山：“劉安祺司令所部調穗，原定為保衞廣州之守備部隊”。他口中“潛匪”、“犯匪”的含義深刻，他指責桂系“必欲調守穗劉軍，移防粵北，使廣州空虛，中央不能控置，此未知其用意何在也”。

中央軍委發現白崇禧不可能入粵，考慮如何將其包圍在廣西境內並消滅之。9月1日，中央軍委指示程子華兵團“在灃州、常德以西地區殲滅宋希濂”，繼之“取道沅陵向芷江前進，殲滅該地區之黃傑部，然後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進，迫使白崇禧退入廣西”。9月8日，電示陳賡、鄧華兩兵團“爭取於十月下半月佔領廣州。陳兵團預計十一月進至梧州地區。四野主力則於同時進至柳州、桂林區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廣西，尋找白部作戰”，因為“劉鄧率二野主力，十一月可入貴州境內，十二月可入重慶。如此，則我各路軍可以互相配合”。9月9日，中央軍委進一步部署：陳賡、鄧華兩兵團“第一步進佔韶關、翁源地區，第二步直取廣州，第三步鄧兵團留粵，陳兵團入桂，包抄白崇禧後路”；程子華兵團2個軍“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同另外“經湘潭、湘鄉攻殲寶慶之黃傑匪部”的3個軍“擺在相隔不遠的一線上”，最終迫使白崇禧退入廣西與我入桂之8個主力軍決戰。即是説，陳賡統一率領陳賡、鄧華兩兵團先解放廣州，然後率領3個軍入桂南與從桂北南進的5個軍合圍桂軍。中央軍委強調：“白崇禧是中國境內第一個狡猾陰險的軍閥，我們認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滅他。”廣大指戰員亦認識到，因為“殲滅白匪的作戰並不是敵人有什麼強大的軍事力量而是在於不易形成包圍形勢”，所以“非採取大的迂迴不可”。

同時，中央軍委還考慮到如果桂軍逃入滇黔的部署。9月9日，中央軍委電示：白崇禧的“一條退路是雲南”，如果他入桂後“即令魯道源軍或再配以一部桂軍入雲南”，則“我們應考慮從陳賡兵團先抽出一部（例如一個軍）出雲南，配合我在雲南的游擊隊在雲南先建立根據地”。9月12日，中央軍委指示：“如果白崇禧部佔領貴州省城，無論二野、四野均暫時不要去打他。二野的兩個兵團以主力一直進至重慶以西敍府、瀘州地區，然後向東打，佔領重慶。以一個軍留在烏江以北（以遵義為中心）。二野之陳賡兵團在配合四野五個軍完成廣西作戰以後，即進佔雲南，完成對貴陽之包圍。然後，四野以一部由廣西向北，二野以適當力量分由雲南、黔北向東向南包圍貴陽之敵而殲滅之。”總之，無論何處，“我對白崇禧及西南各敵均採取大迂迴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後再回打之方針”。

這樣，中央軍委依據蔣桂入粵之爭情況，作出三路大軍迂迴大包圍桂軍的戰略部署。中央軍委以4個兵團10個軍、1個縱隊“分東、西、中三路向兩廣開進。東路軍由第4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賡統一指揮第13、第14、第15軍，以及第43、第44軍和兩廣縱隊，由江西南進，待殲滅廣州餘漢謀部之後，由廣州向桂南前進，迂迴敵之右側後，成為合圍白崇禧部的南路軍；西路軍由第13兵團司令員程子華指揮，率第38、第39軍取道湘西，沿湘黔邊直下柳州，迂迴敵之左側後，與第4兵團形成對白部的大鉗形包圍；中路軍由第12兵團司令員蕭勁光率第40、第41、第45軍經湘潭、湘鄉南下，迫敵向桂林撤退；爾後，三路大軍在廣西會殲白崇禧主力”。這是7月17日部署的進一步落實。

為了避免被殲命運，白崇禧計劃設法入粵撤瓊。蔣桂雙方圍繞劉安祺兵團佈防問題而實質背後為桂軍入粵問題的爭執因之達到頂點。9月8日，蔣介石對顧祝同再次指示“今後一切部署”：“（一）集中現有駐粵兵力，保衞廣州革命根據地，為目前剿共軍事戰略最高指導原則，如有餘，則可擴充範圍，以期保衞華南，此乃兵力使然，只可如此，萬不可再蹈保衞長江全線放棄京滬重地，以致守江部隊幾乎整個被殲之覆轍。（二）現駐粵中五十軍、第卅九軍、第六十三軍、一百〇九軍之建制，切勿分割使用，處處陷於被動，為匪各個擊破。”這是強調不能調這幾個軍參加衡陽決戰。同時，蔣介石指示劉安祺：“（一）現駐廣州第五十軍之兩個師，在第卅二軍部隊未到穗以前，不可他用。（二）第卅二軍兩個師調穗增防鞏固革命基地，當照辦。（三）第卅九軍三個師，切勿分割建制，仍應集結於曲江與英德之間。”這是強調嫡系部隊不能分割，必須集中以廣州為中心的地域，要求劉安祺照此“最高指導原則”執行。

桂軍迫不及待要入粵。9月24日，白崇禧飛廣州“晉謁蔣總裁，報告華中軍事現狀”，蔣介石則“表示不惜任何犧牲，決心保衞廣東”。由於蔣介石一度同意可退滇，白崇禧提出以魯道源為“雲南省主席”率軍入滇。蔣拒絕，分析“桂軍由湘後撤，進佔滇黔”，認為“此為最複雜最難處理之事，應加以慎重考慮”。桂系不能入滇，轉而打算入粵，“靈通方面”稱“苟於情勢急需時，南雄、始興、曲江一線，交由白長官所部防衞”。9月27日，蔣介石“得報白崇禧已派定兩軍由湘回粵，並先於廣州設指揮所”，強調“此事嚴重極矣，彼等似已決心聯合兩廣，以全力控制中央為其目的，而反置湘西敵之主力於不顧，任匪向川黔進犯，此則不能不特加註意”。同日，桂系張淦兵團“由衡陽向曲江開始南運”，蔣介石指責“如此則湘西更為孤立”。但是，由於劉安祺兵團未移防粵北而防守廣州，桂系的企圖未得逞。

經過爭執，蔣桂達成的部署是：桂軍部署於寶慶、衡陽，餘漢謀部沈發藻兵團與蔣介石嫡系劉安祺兵團部署於韶關、廣州一帶，蔣另一嫡系胡璉兵團集中潮汕附近“以便策應各方”。解放軍發現，湘南、粵北、粵閩邊三點構成“弧形防線”，湘南衡寶、粵北韶關是兩個支撐點。在該部署下，蔣介石提出桂軍“退往廣西”，不得已時“可退往雲南”；李宗仁要求“退往廣東，不得已再退海南島”，桂軍前鋒第46軍譚何易已抵韶關一帶。由於劉安祺兵團在韶關、廣州擋住去路，桂軍不能入粵而只能“退守湘南、桂東北一線”；又由於蔣介石嫡系劉伯龍第89軍部署於黔東地區“封鎖通往湘西的各隘路口，使華中部隊無法通過”，桂軍亦不能入黔。這樣，白崇禧只能“圖謀在五嶺以北取得若干戰術上的勝利，以求控制湘南，確保兩廣”；這一線恰恰是美國先前期望阻止解放軍進軍之線。但是，兩個支撐點一個被破，整道防線即破。

解放軍“解放華南，首先是解放廣東”，因為“在白匪與兩側之匪分離而不退廣東的情況下，如此可以早取廣東，就勢出廣西迂迴白匪右側背，而與我北路軍協同作戰役的鉗形機動，使白匪無法節節抵抗，逃出合圍”。廣東一解放，就“造成桂系軍閥的孤立，造成消滅桂系軍閥的有利條件”。白崇禧一度“將已調到樂昌、耒陽地區的第46軍、48軍等部調回衡寶沿線，同原在該地區的第7軍以及第1兵團等部靠緊”，企圖阻止解放軍南下廣州，但是在韶關支撐點被突破時不得不放棄衡陽。10月9日至10日，桂系4個師和1個軍部被解放軍4個軍包圍，“除一三八師師部率一個團乘隙逃脱外，全部被殲”。

衡寶戰役舉行時，解放軍在新中國宣佈成立之次日即10月2日發起廣州戰役。蔣介石9月22日至10月3日到穗“保衞華南”。蔣李雙方一度打算召開“緊急協商會”，但因李宗仁要求給予調台金錢與軍事處置權而未開成。蔣命令沈發藻、胡璉兩兵團撤離，粵北韶關支撐點被突破。李宗仁稱：解放軍一路“自南雄一帶越大庾嶺”挺進時，大庾守軍沈發藻兵團“不戰而潰”，該路解放軍跟蹤進入粵北門户韶關，沿北江及粵漢路攻打廣州；“另一路則自大庾嶺東麓繞至東江。胡璉兵團早已遠遁廈門、金門”，“使粵東完全空虛”，解放軍“自東江向廣州進逼”。沈發藻兵團本屬餘漢謀系統，但沈發藻飛台北“曾謁蔣總裁”後於10月7日“主動轉移”。因此，桂係指責蔣介石使中共“不戰而得了這華南重鎮”。顧維鈞亦批評蔣介石的掣肘“導致白崇禧防禦共軍的防線崩潰”，蔣桂之間“明顯分歧造成了廣州本身的困境”。蔣介石則稱其“廣州防守之主張與決心竟為李（宗仁）、白（崇禧）私心自用所反對”，桂系一意思考“如何消滅中正”，將防守失敗之責強加在他身上，“不惟陷餘於牽制與越權之罪，而並誣餘為貪污盜劫之賊矣”。

綜上，蔣桂爭持的表面問題是佈防湘桂粵邊還是廣州，實際上是桂軍企圖撤入廣東。桂系提出防守湘桂粵邊、進行衡寶決戰，調出劉安祺兵團參戰，以便桂軍入粵。由於劉安祺兵團佈防廣州，“桂軍一個軍未到韶關，即自動撤回湖南”。解放軍發起廣州戰役時，蔣介石撤走其嫡系部隊，陳賡統一指揮右路陳賡兵團、中路鄧華兵團和左路兩廣縱隊及粵贛湘邊縱隊三路大軍於10月15日解放廣州。廣州戰役在戰略上“對整個戰局影響極大，尤其對西南地區桂系在精神上的打擊和威脅更甚”。它不僅“殲滅了餘漢謀集團主力，而且完成了對白崇禧集團東南面的包圍，對於解放海南島和廣西都有重大意義”。在政治上，英國政府發現廣州的解放一方面是呼應10月1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一方面使國民黨黨政分離，“政府”遷渝，國民黨總部遷台。此戰之後，桂系據有兩廣、聯防西南的戰略企圖被擊碎，其軍事部署被打亂。

值得指出的是，解放軍曾計劃在發起廣州戰役時發起台灣戰役。三野代司令、代政委粟裕於7月30日“依各方情況及條件，估計攻台時機以四野攻廣州之同時發起為有利”。但是，他隨後於8月6日指出存在兩大困難：其一，台灣海峽最窄處達130公里，數十萬軍隊橫渡寬廣且風浪險惡的台灣海峽困難極大，而“我們的海軍和空軍都還很弱，不能參戰”。其二，安徽、蘇北及浙江全境“特務土匪的破壞擾亂，也是困難”。因此，台灣戰役未能發起。

三、桂系西逃南撤與粵桂邊戰役

廣州戰役進行的同時，蔣桂雙方加緊調整部署。仍有“5個兵團12個軍約15萬人”兵力的白崇禧，在10月7日解放軍進佔韶關打開廣州大門之日飛桂林“部署一切”。蔣介石則從10月8日至14日召開“幾個重要的會議”。中共獲知，蔣介石擔心桂系不顧一切入粵，乃對桂系提出“棄守廣州，堅持廣西”，表示“今後對李白做法，當不予干涉”。這樣，桂軍紛紛“向桂林撤退”。10月下旬，白崇禧召集桂系將領商定：“確保雲南、桂西南、粵南、海南島，並控制越北，應即派一師到龍州。”按此，桂系舉棋不定，既打算入滇，又計劃退入越南，還企圖撤瓊。

中央軍委擔心桂軍入黔或經滇逃入緬甸，因之如何將之消滅在桂境便成為重大問題。廣州戰役結束前，中央軍委曾考慮在湘桂邊殲滅桂軍。10月5日，林彪、鄧子恢報告：“今後向廣西進軍，我以五個軍採取較靠攏的並進。如敵與我決戰，則我亦能戰。如敵退，則我仍能向前推進。”10月7日，中央軍委同意並指出，“白崇禧指揮機動，其軍隊很有戰鬥力，我各級幹部切不可輕敵，作戰方法以各個殲滅為適宜”。10月10日，中央軍委針對四野報告“已抓住桂軍四個師於祁陽以北，其餘敵軍亦正回援，我軍有在湘桂邊區殲白主力之可能”，指示陳賡兵團“即由韶關、英德之線直插桂林、柳州，斷敵後路，協同主力聚殲白匪”。10月12日，要求“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陽、寶慶以南地區採取圍殲白匪的計劃”。由於合圍尚未完成，該計劃未能實現。

為避免桂系主力被殲，李宗仁要求白崇禧儘快撤瓊。廣州解放前，李宗仁要求白吉爾幫助桂系“以海南島作為繼續抵抗共產黨進攻的基地”。白吉爾稱，桂系如能撤到海南島，美國就“把火炮幾百門，飛機幾十架及大量軍用物資”及“特別費”100萬美元撥給桂系。10月13日，李宗仁飛桂林要求白崇禧“儘速將主力集中海南”。於是，白崇禧10月18日至21日到海口對餘漢謀、薛嶽和“海南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陳濟棠提出：“儘快由廣西調集十萬兵力經桂南到粵南的廉州北海，與粵軍聯結一起，固守雷州半島和廉州北海，與海南島成犄角之勢以待‘美援’。”見此，蔣介石趕緊派顧祝同前往海口表示支持薛嶽“防守”海南島，再次為桂系設阻。顧祝同一面稱“將由台灣加派軍艦及補給物資來海南島”，一面強調劉安祺兵團10月底撤回海南島，這意味着桂軍不能撤瓊。10月30日，陳誠也專程與陳濟棠、薛嶽、餘漢謀“晤面”“洽商粵台瓊聯繫”。

與此同時，蔣桂在桂軍入黔、入滇與入越三途選擇上再發爭執。10月下旬，白崇禧要求“指揮全國軍隊”，但蔣介石“只給白指揮黔桂兩省之權”。於是，閻錫山11月7日電令“貴州綏靖公署”“改隸華中長官公署轄區。並由桂省抽調大軍來黔東，協同本省，圍殲入犯匪軍”。此時，解放軍已入黔，蔣介石實際上是“因共軍由湘西攻貴陽”而“把貴州劃歸華中管轄，令白分兵防黔”。白崇禧“大感困難，如不分兵，貴陽一失，渝、昆、柳都要受威脅，分兵，對粵南敵人又感力薄”。他還是派蔣介石嫡系黃傑兵團“援黔”。但是，黃傑兵團未入黔而貴陽已被解放，乃“回防柳州以北”。於是，白崇禧打算經滇出境“以緬甸泰國北部地區為根據地，徐圖進取”。中央軍委發現桂軍魯道源兵團“似正準備由桂林以南轉入柳州地區，估計是準備去雲南的”；四野也發現桂軍“退雲南徵候日益增多”。但是，蔣介石“準盧漢新成立兩個軍，以拒絕華中部隊之通過文山廣南，一下把白的計劃完全打亂”。在此情勢下，徐啓明提出“死裏求生只有退向安南”；白崇禧曾派李品仙與越南國王保大接洽“收容華中全部軍隊充志願軍，專打胡志明的越共的武裝部隊”，保大同意。於是，白崇禧命令第48軍軍長張文鴻率軍速駐龍州接應入越。蔣介石則指示其被白崇禧部署於桂西北的嫡系劉嘉樹第十七兵團“不許遵照白崇禧命令退往越南”。

這樣，從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蔣桂之間一直就桂軍退路問題僵持，白崇禧下不了斷然決心，喪失了20來天寶貴時間。他們之所以有這個“空閒”，在於陳賡兵團“剛才解決粵敵，須休息若干天方能行動”。如果桂軍入滇，不利於大包圍消滅。10月31日，毛澤東指示四野：只有陳賡、程子華兩兵團“同時向柳州、南寧動作，方能完成圍殲白匪任務”。11月4日，四野作出部署：首先，西路程子華兵團“向百色、果德之線前進”，完成“切斷敵退雲南的任務”；接着，東路陳賡兵團先頭部隊11月10日左右“出發進至鬱林、博白之線，防敵退雷州半島”；中路第40軍、第41軍、第45軍在西路、東路“超出後”沿着湘桂路前進。三路大軍“第一步求得首先與斷敵退雲南，退雷州、廉州、欽州的道路，爾後，再依當時情況，調整部署，殲滅敵人”。

在解放軍實施這一部署前，蔣介石11月3日突然聲稱桂系可以撤瓊，並稱“兩廣統一，最好由白負責”。薛嶽乃“歡迎白崇禧率部入瓊”，“擔負雷州半島守備、抗拒解放軍渡海進攻海南島的責任”。於是，白崇禧“去龍州佈署準備入越之舉遂罷”，令已轉向龍州途中的第48軍迅速轉至桂粵邊界的玉林“集中待命”。11月5日，他正式決定“向南行動，至欽州轉運海南島”。但是，其企圖已不可能得逞，解放軍於11月6日實施合圍部署。11月7日，他仍然下令張淦、魯道源兩兵團共16個師“由桂東北向玉林、容縣方向秘密調動”，徐啓明兵團“改向北海方面轉移海南島”。11月16日，李宗仁飛海口與陳濟棠協商接應退瓊事宜。11月23日，白崇禧命令張淦、魯道源兩兵團“由博白、鬱林、北流、容縣、岑溪之線，向廉江、化縣、茂名、信宜之線攻擊”，企圖壓迫南路解放軍“於海濱，並乘勢拼死向南突圍”。他號召：“此次南路攻勢乃生死存亡之關鍵”！為策應作戰，他下令劉嘉樹兵團搶佔百色，黃傑兵團“由桂林以東北地區向南丹地區調遣”以阻擊西路解放軍“迂迴部隊南下”。即是説，他以蔣介石嫡系將領劉嘉樹、黃傑掩護桂軍撤退海南島。

中央軍委發現桂軍“東竄入粵”是“殲滅該敵的好機會”，指示抓緊完成大包圍。二野第2兵團挺進貴州“切斷國民黨防線，並使重慶和廣西南部的白崇禧部隊隔離”，

11月15日解放貴陽後分兵直下廣西。11月22日左右，陳賡兵團抵達廉江、信宜一帶，蕭勁光兵團解放桂林，程子華兵團解放金城江並向百色推進。這樣，白崇禧“退往雲貴的道路已被切斷”。11月24日，中央軍委部署：陳賡兵團“在廉江、化縣、茂名、信宜之線佈防，置重點於左翼即廉江、化縣地區，待敵來攻而殲滅之”；在桂林之中路“迅速分數路南下，攻敵側背，置重點於左翼，即賓州、貴縣、鬱林之線”；西路程子華兵團“第一步向百色、南寧之線，第二步向龍州、南寧之線共進，以期盡殲逃敵於龍州、海防國境線上”。11月27日至12月2日，三路大軍舉行“帶最後性的最重要的一次大戰”——粵桂邊戰役，桂系基幹兵力張淦兵團以及魯道源兵團大部共約9萬餘人在“向海南島轉進途中大多數都在兩廣邊界地區與粵西南被殲”。

不過，白崇禧手頭尚有殘部徐啓明兵團、魯道源兵團、劉嘉樹兵團及黃傑兵團“八個軍，十九個師的番號，共約七萬五千人”。美國要求蔣桂團結。中共得報，美國參議員諾蘭（WilIiam

Knowland）11月底至12月2日分別會晤蔣介石、李宗仁和白崇禧，要求蔣“應與李宗仁、白崇禧真正合作”；要求李“須與蔣團結”；對白提出“爭取一海口，接受美援”，“力謀團結反共陣營”，“不得已時，可退越南”的三步安排。蔣表示“積極支持白崇禧”，要諾蘭告白“放心”。白強調“必須渡海到海南島，才能整補部隊繼續抵抗”。蔣同意：“今後抗共分三區作戰，西南由顧總長（顧祝同——引者注）負責，華南由白長官負責，東南由陳長官（陳誠——引者注）負責，即分別指揮大軍保衞大陸與台灣之戰鬥，各長官分駐於西昌、海南島、台灣。”此時，蔣介石同意白崇禧駐海口，意味着同意撤到海南島，“中央社”電稱“華中長官公署決遷海南”。

這樣，白崇禧下令南線突圍時又打算“放棄南攻計劃改為全力西撤”。粵桂邊戰役結束後，白崇禧總部空運海口，“圖作退往海南島之佈置”。他命令殘部“分向欽州、防城及越桂邊集結”，或“集中欽州龍門港登船渡海赴海南島”，或“由龍州附近進入越南”而成“越南志願軍”。12月8日，他致電所屬以武鴻卿（越南籍國民黨分子）為“越南志願軍”總司令，徐啓明為副總司令，“若敵軍尾隨攻越，則成國際複雜問題，美國不能坐視，於我有利”。但是，桂軍已逃不脱覆滅命運，殘部除兩萬餘人逃入越南外均被殲滅，四個兵團司令官黃傑、徐啓明、魯道源逃脱，劉嘉樹被俘。四野發表公報稱，自11月6日第十三兵團兩個軍“由湘西南武岡、洞口地區出動”，至12月12日第39軍佔領鎮南關為止，“將粵桂黔境內之白崇禧系統嫡系及其指揮的其他部隊，約二十九個師全部或大部殲滅，斃傷俘敵約十七萬人，勝利的完成了華中南地區之大陸作戰”。

綜上，白崇禧在廣州戰役進行時企圖入粵，但在胡璉、劉安祺兩兵團撤離，解放軍迅速進軍廣州之情勢下只能撤回廣西。他打算經貴州拿下雲南並見機撤入緬甸、越南，但在蔣介石布兵黔東和支持盧漢的情況下，企圖落空。這樣，白崇禧從10月14日左右回桂到11月4日四野作出部署，因為蔣桂之間爭執而喪失了20來天的寶貴時間，解放軍藉機完成了休整和戰略合圍的進軍部署。蔣介石拋給白崇禧一個“華中軍政長官”可駐海南島的空心湯圓，但無論白崇禧往何處撤逃，均無可能。在解放軍發起粵桂邊戰役和對欽州、桂越邊的追擊下，桂軍最終覆滅，李宗仁憤怒地指責蔣介石所作所為“等於開門揖盜，共軍遂得乘虛而入，可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

結論

論述表明，桂系的撤退計劃始終未能有效實施，蔣桂雙方為責任問題各執一詞。台北《中央日報》10月30日指責桂系自己舉棋不定：“目前匪軍企圖顯然在西南和海南，姑且不期共匪先進攻何處，國軍在全盤戰略上必需確定，川、康、滇、黔、桂及海南方面應如何互相策應，換言之即應先假設倘使廣西不守，廣西軍隊應退向何處，向北與黔川守軍靠攏，或者向南與海南守軍靠攏，有此決定，不僅廣西軍隊在今後作戰上胸有成竹，即川、黔、海南亦因而亦可知未來是否有援軍。如此，若廣西軍隊決定未來撤川黔，在作戰時即應輕南面而重北部，以使退路無虞……反之若果決定以海南作退路，則應重南部而輕北部。再如若向雲南作退路，則應作自東而西的逐步防守。”白崇禧後來憤怒地指責是蔣介石的掣肘造成的：“我們從武漢撤退時有兩個案，一是守廣東，一是守廣西，後來看到在廣東前面有胡璉，而海南島有劉安祺，他們往汕頭方面到台灣，我看情形到廣東孤立，廣西是自己指揮，還有貴州、雲南可合作，背有安南，沒有力量，很安全，到廣東目的不是打了，是到台灣，這時銀子撤到台灣，我先頭部隊已到博白，國防部十二天未下令給華中，情形很亂。”《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下冊，台北：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864頁。蔣介石則在反省1949年情況時指責桂系“倒蔣不成，繼之以不惜毀國，因其以一念之誤，故其于軍事、財政、物資乃至人事、法紀，只要於其桂繫有關者無損，此外無不盡其可能予之澈底毀滅”，致使“所有廿餘年來所樹之軍力、財力、國力、民力之革命基業規模，皆為廣西子於十個月內顛覆盡淨”，“而桂系亦隨之而同歸於盡，此豈廣西子所及料乎”。

實則，蔣介石不可能坐視桂系進據兩廣並圖謀西南，亦不能放任其撤至海南島，原因有二：

其一，擔心桂繫有資本同中共“政治解決”。一方面，李宗仁曾在桂林召集桂系高級幹部會商如何“拉攏廣東，造成兩廣聯合局面，作為最後與中共討價的資本”。張發奎亦提議“成立一個西南獨立政府，與中共繼續進行和談，只要保留兩廣地方獨立的政權與軍隊建制”，北平國共和平談判達成的《國內和平協定》“八條廿四款所規定的內容，一切接受下來”。另一方面，按照黃旭初所説，中共為“謀迅速統一大陸”而對桂系“拼命進行和平煽動”。10月，黃啓漢對白崇禧強調“中共對桂尚留餘地，應進行妥協”。蔣介石分析中共“對桂仍在誘降，亟謀政治方法統一西南”，桂系企圖聯共“徹底毀滅蔣而後快”。至桂軍退入廣西后、粵桂邊戰役展開前，美國傳出消息“香港第三方面人士與李代總統代表談判成立默契，共軍不攻廣西”，蔣介石集團亦稱中共代表與白崇禧代表在桂林會商“廣西戰事有用政治解決可能”。

其二，防止桂系另立中心。由於李宗仁是“代總統”，如果桂系守住廣州和撤往海南島，則國民黨必然形成兩個政治中心，國民黨“政府”是在廣州、海口還是在台北，美國援桂還是援蔣，很成問題；蔣介石能否“復行視事”，也成問題。他如果“搞垮了兩廣地盤，也就搞垮了李宗仁的代總統，於己有利”。一些國民黨人詢問閻錫山能否“作蔣李之橋樑，使蔣李能密切合作”守衞台灣和西南，閻錫山回答：台灣“自應保衞，但非為蔣而保衞台灣”，西南為“‘反共基地’，一定應保衞，但保衞西南亦非為李”。李宗仁飛美后，蔣介石集團高興地稱“美國已準備給國民政府予經濟和外交上的援助，俾協助蔣總裁確保台灣使成反共堡壘”，英國稱台灣“穩步地成為最後的堡壘”。

既然蔣介石如此掣肘和阻攔，桂係為何不與之斷然決裂？這與蔣介石的挑撥和分化分不開。自9月23日飛穗至10月3日返台，他作了趟西南之行。台北《中央日報》稱他此行“最可寶貴的收穫”是“消滅了許多不必鬧而鬧的意見，勾銷了幾筆不必算而算的舊賬”。蔣介石以“真正合作”、白崇禧組“戰時內閣”並出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為誘餌，分化了桂系，白崇禧在李宗仁飛美時宣稱自己“仍將繼續戡亂政策，反共到底”。

總之，蔣介石一開始就計劃退往台灣，桂系企圖割據兩廣並圖謀西南，迫不得已時退往海南島。蔣介石是國民黨總裁，國民黨總部遷移台灣；李宗仁是“代總統”，國民黨“政府”一度遷廣州、重慶，並不等於蔣介石要遷到這兩地。在各自企圖下，桂系提出防守湘桂粵邊和進行湘南決戰，要求蔣介石調其嫡系軍隊參戰，以便入粵；蔣介石則部署廣州，阻止桂系入粵。之後，白崇禧打算經滇黔拿下雲南並見機撤入緬甸或越南，但是其企圖在蔣介石的掣肘下落空，蔣介石有意使桂系軍隊被解放軍消滅。在長江防線上，蕪湖至安慶是蔣桂雙方的結合部，解放軍從這裏首先突破長江防線。在蔣桂軍隊並行南撤時，中央軍委以第十三兵團為西路“沿黔桂邊境迂迴前進”，切斷桂系軍隊“逃往雲貴的道路”；以第四兵團和第十五兵團一部為東路，從九江經南昌到贛州到三南（龍南、定南、全南）入粵東北是蔣桂雙方的結合部，解放軍從這條線插入包圍廣州，然後變為南路“進入粵桂邊境的廉江、茂名、信宜地區，防敵向海南逃竄”；以第十二兵團等部為中路“首先牽制敵人，便於西路、南路斷敵後路；待西路、南路斷敵退路後，即由北向南，圍殲敵人”。因此，無論桂軍怎麼撤逃，都擺脱不了被解放軍大迂迴大包圍消滅的歷史命運。被俘的桂系軍官承認：“你們攻佔柳州之後直出百色英德”截斷退滇去路，“這是最厲害的，你們又將去海南島的歸路切斷，這就迫使我們動搖，對我們的威脅最厲害了。”如此，解放軍順利完成華南大追擊的戰略任務，解放兩廣，奠定解放海南島的基礎，為新中國獻上一份大禮。

作者張皓，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