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晗 | 拓新·立新·創新：新中國文化產業七十年 （下）_風聞

四．創新：中國文化產業的引領期（2012- ）

經歷了奠基期與繁榮期的中國文化產業，其綜合體量、國際競爭力與業態成熟程度，都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前的2011年，我國文化產業總產值超3.9萬億元，佔GDP比重首次超過3%，而為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的貢獻值則佔到了12.7%。[36]及至2012年，增加值達1.8萬億，佔GDP比值為3.48%，[37]這已經接近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在2007年水平，[38]也是當時的歷史新高。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十八大以來，我國的“公共文化服務水平不斷提高，文藝創作持續繁榮，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蓬勃發展”。[39]2019年，習近平同志在視察甘肅時又指出：“為人民提供更多優秀精神文化產品，善莫大焉。要牢牢把握正確導向，在堅守主業基礎上推動經營多元化，努力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40]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文化產業也以更加剛健有為的姿態蓬勃發展，進入到了引領期，其主要特徵是創新。從文化產業的角度來看，創新就是以創造的姿態求新求變，推動文化生產、消費水平不斷與時俱進，不斷實現文化的創意與再創造。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多次闡明文化創新的重要意義，在論述新時代文化建設目標時提出，要“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在談到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時，強調要“提升文藝原創能力，推動文藝創新”。創新是黨的十九大報告的主線，也是推動新時代文化繁榮興盛的主線。[41]這一階段的中國文化產業，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引領期。此時中國文化產業在結構、影響上已經是第三產業中的引領型產業，並在國際競爭力上已經部分處於或基本接近世界第一梯隊，總體上處於引領地位。

引領期的中國文化產業，是迄今為止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最好的歷史時期。不但在市場規模與自身體量上持續擴大、在生產力與驅動力層面意義顯著，“文化科技融合”、“文旅融合”日益加深，文化產業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新亮點，而且它在對國家文化建設的貢獻上也愈發重要，成為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載體。因此，中國文化產業在這一階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2013年11月，《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文化產業專門提出深化改革的目標：“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在這樣的大勢下，2019年，《文化產業促進法（草案徵求意見稿）》（下文簡稱“《文化產業促進法》”）開始向社會徵求意見，這一切都標誌着：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已經步入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從時間上看，引領期的中國文化產業是一個開放的時間概念，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今後較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文化產業都將會處於引領期這個歷史階段。結合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實際情況及其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筆者認為，中國文化產業引領期的創新表現，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具有國際引領性的科技推動文化和科技融合創新體系逐步建立，利用近年來中國在科技創新領域領先地位所釋放出的技術紅利，使“文化+科技”成為中國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人類的文化產業史，本身就是一部文化科技融合史，蓋因文化產業本身就是工業革命的產物。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人類在科技中的每一次進步都會帶動文化產業的發展，如錄音技術、電影技術與互聯網技術等等，無一不是如此。最近十年，人類在科技上進入到一個新的突飛猛進時期，以高速通訊、人工智能、大數據及雲計算與虛擬現實等先進科技不斷改變着世界的格局與人類的世界觀，風險與機遇並存的“後人類紀”開始形成。[42]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科技發展的引領示範作用，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也突飛猛進，在多個關鍵重要領域有着國際領先的核心競爭力。中國文化產業也因科技發展而得到實質上的提升，更重視消費者體驗感且更具有吸引力、競爭力與發展潛力的文化新業態不斷問世。

2012年8月，國家科技部與中宣部、財政部、文化部、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聯合印發《國家文化科技創新工程綱要》，“國家文化科技創新工程”正式啓動，“文化科技創新融合”成了今後長期一段時間中國文化產業的關鍵詞。舉例而言，在中國文化產業領域，以4G-5G技術為手段的通訊技術迅速發展，以抖音、愛奇藝、喜馬拉雅為代表的音視頻（直播）平台異軍突起，促使傳統的廣播電視產業與新的文化業態從激烈競爭走向深入合作，最終形成互利共贏的局面，從而推動新時代中國廣電產業新格局的形成。除了廣電產業之外，出版產業也在文化科技融合中大有作為。推廣全民閲讀已成為國家文化重要發展方向之一，數字出版則是全民閲讀當中的重中之重。2012年被稱之為“中國數字出版元年”，就在在這一年，以蘇寧、淘寶為代表的電商公司開始推廣電子出版物，內容版權市場得到鞏固發展，各類數字出版企業開始先後獲得大規模的投融資，噹噹、盛大等民營企業積極研發終端閲讀設備或軟件，這為今後各類先進技術介入出版產業打下了堅實基礎。中國的數字出版產業經歷了6年的發展之後，產品形態、商業模式、營收總量等各方面都有了質的變化。2018年，國內數字出版產業整體收入規模為8330.78億元，比上年增長17.8%，是2012年整體收入1935.49億元的四倍，[43]而虛擬現實、人工智能已經深度介入電子出版，形成了“電子出版+前沿科技”的新格局。

其次，文化產業日漸成為拉動內需的重要引擎，而多元化的資本結構則將推動中國文化產業進一步發展壯大，從而形成了新的創新機制。因此文化產業逐漸成為了吸引社會剩餘資本流向的重要領域。優秀文化產品依靠資本的投入、扶持得以迅速問世，激活了文化產業特別是創意產業領域的創新精神，“文化/資本”相互轉換的耦合機制逐漸形成，要求文化產業市場在總體上進一步規範化、制度化、透明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文化產業市場日漸擴大，尤其對於拉動內需意義重要，其高質量、高水平與高速度的發展更需要與資本市場的合作。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社會資本的流向反映了熱門產業的方向。但之前長期以來，我國社會資本一直向外貿進出口、基礎設施投資與製造業流動，較少有資本流向文化產業領域。近年來，隨着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級、經濟整體下行壓力加大等大趨勢，大量資本應時所趨，開始大規模流向文化產業，使得文化產業的資本結構益發多元化。這是中國文化產業在機制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尤其專業金融資本介入、IPO（首次公開募股）、資產證券化、債權融資與資本併購等已與文化產業深度融合，不斷激發着文化產業的創新活力。

中國文化產業資本市場的興起是引領期的一個顯著亮點。2014年，中央七部委聯合發佈了《關於支持電影發展若干經濟政策的通知》，以“重工業電影”建設為抓手，力圖打造具有好萊塢水準的高概念、高科技、高專業化製片水平的精品電影，這類電影耗資巨大，投資回報週期長，因此鼓勵民間投資電影業發展。該通知有一項就是主張專業化金融資本介入電影業投資，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快推動適合電影產業需求的信貸產品創新，探索開展無形資產抵質押貸款業務，這對於促進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有着重要的意義。2015年全年，國家新設立28家文化產業基金，其中23家披露了募資規模，總募資規模為236.67億元。[44]另據中國證監會公開數據，從2015年1月1日到2018年7月11日期間，中國證監會發審委對行業為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的企業IPO審核一共21單，其中未通過3單，通過18單，通過率為85.7%，遠高於79.61%的同期IPO平均通過率。[45]這既反映了引領期中國文化產業與資本市場的合作共贏，更反映了黨中央對於文化產業資本化的支持。

大勢所趨之下，“文化/資本”相互轉換的耦合機制逐漸形成。在這一過程中，最具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就是國家發改委在2017年8月發佈的“文化產業專項債券”，在國家發改委印發的《社會領域產業專項債券發行指引》中，“文化產業專項債券”首次名列其中。《社會領域產業專項債券發行指引》專門鼓勵發行人以項目未來經營收入作為主要償債資金來源，並以第三方擔保方式，或法律法規允許的出讓、租賃建設用地抵質押擔保方式為債券提供增信，這在國內其他輕資產產業領域中絕無僅有。在中央政府對文化產業資產市場的大力支持下，近兩年文化產業的創新引領作用不斷增強。2018年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顯示，過去五年間，中國文化產業年均增速超過13%，幾乎是GDP年均增速的兩倍左右。在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文化產業通過與資本市場的合作，自身逐漸擁有了巨大潛力與市場韌性。宏觀經濟學認為，資本市場是生產要素市場的一種，它對市場本身的要求比商品市場與勞動力市場更高，[46]因此“文化/資本”相互轉換的耦合機制依賴於更加成熟的市場環境，這對文化產業市場進一步規範化、制度化、透明化有着積極的促進作用。

第三，主旋律文藝創作的商品化、市場化運作獲得巨大成功，文化產業與宣傳思想工作優勢互補，形成了“文化產業+宣傳思想”的聚合效應。一批具備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的新時代優秀主旋律文化產品應運而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通過文化產業實現了創造性轉換與創新性發展，不但體現了中國文化產業的時代引領，也反映了新時代宣傳思想工作所取得的成就，這是文化產業與宣傳思想工作的雙重創新。

正如前文所述，中國文化產業最核心的本質是社會主義文化產業。儘管中國文化產業從奠基期、繁榮期到引領期茁壯成長，規模增長日新月異，但有一點是絕對不會變也不能變的，那就是社會主義文化產業這一基本屬性。之前長期以來，我們只重視主旋律文藝創作的創作過程，對其社會影響力重視不夠，無意間在客觀上使得在文化產品領域“叫好”與“叫座”出現了事實背離，一批只注重市場效益但缺乏思想甚至格調不高、內容低俗的文化商品卻在文化市場中呼風喚雨、洛陽紙貴，擠佔了原本屬於主旋律文化產品應有的市場份額與社會影響力。在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背後，存在着反映主流意識形態的佳作卻被文化市場邊緣化的隱憂。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宣傳思想工作，在大力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同時，將宣傳思想工作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習近平同志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鄭重指出：“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還要處理好義利關係，認真嚴肅地考慮作品的社會效果，講品位，重藝德，為歷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為自身留清名。”[47]在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指引下，一批既弘揚正能量，又有較大市場效益的主旋律文化商品應運而生。如以《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苦難輝煌》與《大河向東：他們為什麼追隨毛澤東》為代表的黨史國史類的出版物屢登暢銷書排行榜；以《湄公河行動》、《流浪地球》與《我和我的祖國》為代表的主旋律市場化電影多次刷新國產電影票房紀錄；以《人民的名義》、《風箏》與《於無聲處》為代表的“正能量”現代題材電視劇受到萬眾矚目；以《朗讀者》《中國詩詞大會》與《社會主義有點潮》為代表的新時代綜藝節目成為互聯網上的“超級話題”；以《舌尖上的中國》、《我在故宮修文物》與《國家寶藏》為代表的文化遺產紀錄片則塑造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傳統文化“網紅”；而以“故宮IP”、“敦煌IP”為代表從傳統文化資源開發出的“新文創”產品等等，不但弘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新時代民族精神，而且還發展了文化產業的體量與市場份額，激活了文化產業內容生產的活力，甚至當中部分文化產品還成為了一時引發熱議的文化現象……凡此種種，皆反映了“文化產業+宣傳思想”聚合效應逐漸確立，形成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豐收，推進了文化產業與宣傳思想工作在機制上的雙重創新。

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上圖）因弘揚主旋律的“反腐”主題受到全社會的關注，劇中角色命運成為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而電影《我和我的祖國》（下圖）則因表達了小人物的家國情懷，喚起了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理共鳴，引起社會較大反響，打破了國產電影的單日票房紀錄。

而且，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宣傳思想工作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吸取與借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了“文化產業+宣傳思想”聚合效應的重要催化劑。上述優秀文化產品中相當一部分都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着密切關聯，以傳統文化或文化遺產為IP資源的文化產品也在近年來受到社會廣泛關注。如古裝電視劇《羋月傳》與《長安十二時辰》、動畫題材電影《哪吒》、“非遺”題材電影《百鳥朝鳳》等等，皆產生了不凡的社會、經濟效益。除此之外，國家還高度重視博物館之於傳統文化創新、文化產業發展與宣傳思想工作的重要意義，[48]在“博物館IP”的引領下，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館與上海博物館為代表的文博機構，以“文化科技融合”為抓手，藉助各類新媒體平台、虛擬現實與人工智能等技術與打造“互聯網+虛擬博物館”，不斷開發、改進並推廣“博物館文創”，從先前淺層次的實體文化產品逐步過渡到主題開發、虛擬文化產品生產等更高層次，“博物館IP文創”的總產值逐年遞增，這是“文化產業+宣傳思想”聚合效應另一個鮮明體現。 

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以美劇的編劇方式，將一個放置在唐代天寶年間的虛構故事鋪陳展開，以古人的境遇深入地反映了北漂、退伍軍人安置、恐怖主義、貪腐、非法移民等當下中國普遍存在的社會癥結，並借主人公張小敬矢志不移堅守查案的事蹟，歌頌了一位普通退伍軍人的民間情懷與社會責任，將傳統文化IP轉換為當下最需要的時代話題，迅速引發全國觀眾的追捧。

第四，在“一帶一路”倡議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背景下，引領期的中國文化產業進一步加深了自身的國際化融入，主動參與世界文化生產分工。中國文化產業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以“文旅融合”為依託，以《文化產業促進法》及一系列中央指導性政策為保障，應運而生的文旅產業在創新文化生產、消費理念、提升中華文化國際標識度、促進國際間多邊文化交流、維護人類文化多元化等層面作用顯著，成為遏制“逆全球化思潮”的一支重要力量。

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門類在屬性上的最大差異就是，文化產業是事關文化的生產、消費行為，是文化商品化的最高級階段。在全球化的時代下，一國文化產業當然也是世界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當下新的國際形勢，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這對中國文化產業提出了新的要求並賦予了新的機遇。

因此，引領期的中國文化產業在國際融入程度上進一步加深，並且在國際文化生產分工這個層面也有了更為主動的參與。2016年以來，國家文化部先後出台了《文化部“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2016—2020年）》、《動漫遊戲產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行動計劃》與《2018年文化部“一帶一路”文化貿易與投資重點項目名單》等指導性政策文件；2018年，國家文化部與國家旅遊局合併為國家文化和旅遊部；2019年，徵求意見的《文化產業促進法》第二十四條“促進文旅融合”中明確指出“國家鼓勵和支持依託旅遊資源創作生產豐富多彩的文化產品，提升旅遊的文化內涵，推動文化產業與旅遊業的深度融合。”在新時代下，文旅融合對於實現國家發展方略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和特殊作用。融合而生的“文旅產業”成為了引領期中國文化產業新的着力點與增長點。

近年來，中國文化產業藉助“文旅融合”，不斷開拓“一帶一路”國際空間。2016年，“絲綢之路國際文化博覽會”在敦煌召開，2017年，“一帶一路”文旅產業發展論壇在北京揭幕，2019年，中國-東盟（貴陽）“一帶一路”文化旅遊交流周又在貴陽舉辦，上述文旅產業的會展活動，有力地推動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旅產業合作。截止2019年4月，交通運輸部發布的信息顯示，中國已和“一帶一路”沿線45個國家和地區開通了直飛航班。與“一帶一路”相關的衍生文化產品如在捷克布拉格取景的電影《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知道》、在歐洲取景的綜藝節目《妻子的浪漫旅行》等等在國內產生了較大影響，部分旅行社、文化公司與文博機構結合“一帶一路”上的“網紅目的地”推出“文化研學遊”、“考察研習營”等定製化的文旅融合項目，推動“一帶一路”文旅產業不斷縱深發展，從而對文化產業有了從內容到形式上的創新。

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文化產業另一重新的意義又隨之呈現，即維護人類文化的多元化。以英國退歐公投、美國貿易保護為代表的“逆全球化黑天鵝”頻頻飛出，文化霸權主義、經濟保護主義與政治單邊主義甚囂塵上。[49]文化產業藉助全球化的發展，在人類文化交流中長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引領期的中國文化產業勢必要藉助“一帶一路”倡議，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指導，藉助文化產業推動人類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交流與情感互信。

綜上所述，引領期的中國文化產業，在體量上居於目前歷史最高水平，在影響力與競爭力上也基本居於國際第一梯隊，從貢獻度來説，也由之前單純對國家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

的貢獻上升到了社會治理、國家文化建設與國家形象對外傳播等全方位、多層次的貢獻，整體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創新風貌，中國文化產業正處於並將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處於引領期這個歷史階段。我們要認識到這是新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七十年來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也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產業工作、全面調動社會各方積極性、羣策羣力為中國文化產業共謀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文化產業的政、產、學、研各領域工作者，應責無旁貸地站在新的歷史方位，堅定立足中國國情，綜合研判國際形勢，在不遠的將來將中國文化產業推到又一個新的歷史高度，使之完全稱為在世界上具備引領地位的文化產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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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發揚“求新”精神再起航

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就是一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艱辛開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史詩，而新中國文化產業史是這一史詩的組成部分。研究新中國文化產業史，必須要將新中國文化產業放置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這個大背景下予以考量。藉此筆者認為，就新中國文化產業史七十年崢嶸歲月而言，有如下三點值得我們思考。

首先，從拓新到創新的七十年，規模巨大、總體領先、影響全面、競爭力強的中國文化產業體系逐漸形成。在處理文化產業自身內部耦合關係以及與其他產業門類聚合關係問題時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使其成為了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而且在未來有望成為支柱型產業，尤其在吸引投資、拉動內需等方面意義顯著。但文化產業的社會效益必須要進一步鞏固，中國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文化產業，其目的是服務文化強國，無論如何求新求變，這個核心不能丟掉也不容許丟掉。

新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七十年來，雖然篳路藍縷、歷經艱辛，但最終仍克服種種困難，取得極其優異的成績，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堅持社會主義文化產業這條路不動搖。儘管今日中國文化產業已經門類齊全、體系完備，接近國民經濟支柱產業這個目標，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文化產業的經濟效益屬性已經超越了社會效益屬性。正是因為長期以來對社會效益的高度重視與不懈追求，才使得中國文化產業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條例》（下文簡稱《條例》），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黃坤明在解讀《條例》時提出“要在求實求新上有新成效，結合時代發展、科技進步，大力推進形式載體創新，多從網絡化、移動化上想辦法，多在通俗化、大眾化上下功夫，將思想內容呈現為人們喜聞樂見的圖片、短視頻、微電影，將思想傳播融入新聞宣傳、文藝創作、文化活動、精神文明建設之中。”[50]黨的宣傳工作與中國文化產業建設在“求新”這個層面上應當是有共性的。無論是拓新、立新還是創新，新中國文化產業的核心都是一個“新”字，其新意在於文化生產方式之新，即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如何以新的方式商品化生產。歸根結底，就是服務於文化強國建設，這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初心與總目標，也是中國文化產業得以在今後迅速、平穩發展的保障，我們必須要無條件將其堅持到底。

其次，新中國文化產業經過七十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以文化為體、以科技與資本為翼的“一體兩翼”總體格局，並在各方面努力保持與世界領先水平齊頭並進，成為世界文化產業體系中具備引領性的一極。中國文化產業在2004年到2017年的增速兩倍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但從文化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佔比來看，2017年中國文化產業僅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29%，而同年美國佔26.10%，日本則佔20.12%。[51]因此，我們目前只能説是文化產業大國，離文化產業強國還有一定距離。無疑，我們還需在堅持以社會主義文化產業為本的基礎上，保持創新的心態，進一步完善、健全國內文化產業法律法規與市場體系，提升資本市場的風險控制能力。

中國文化產業發生於晚清，在民族危亡之際歷經百餘年的發展，才進入到了新中國文化產業的拓新期，可見其確實存在着“先天不足”的侷限。新中國文化產業得以迅速發展，與國家文化管理體制的逐步建立、健全密不可分。今日中國文化產業，要想繼續提質增效、保持引領地位並有所超越，則必須要杜絕“吾少也賤”的落後心態，決不能在文化產業的經營、管理與制度建設上粗放大意，只為牟利而生產粗製濫造的文化垃圾。因此，一方面各級政府要繼續在文化產業立法規範、建章立制上有所作為，如《文化產業促進法》應當儘快進入到年度立法規劃並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制定，也要結合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東北老工業基地等不同區域的實際情況，由各個區域制定保障文化產業發展的地方性法律法規；另一方面，市場各主體要牢固樹立中國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文化產業這個基本底線，既要維護法律法規，也要有捍衞市場共同體的自覺性，決不可竭澤而漁、見利忘義。

目前，“文化/資本”的相互耦合機制剛剛確立，但這畢竟還是新生事物，因此對文化產業領域資本風險一定要有足夠的警惕認識與控制能力。尤其要重點嚴厲打擊利用國家對文化產業扶持的政策，逃避監管、違規操作的不法行為，甚至以洗錢、偷税為目的，借文化產業之名，惡意貸款融資、篡改賬目，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擾亂金融市場秩序並危害國家金融安全等違法犯罪行為。這不但會嚴重惡化文化產業發展環境，而且還會給中國文化產業帶來致命的傷害。 

近年來，中國文化產業因為體量不斷增加，以范冰冰偷税、賈躍亭破產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產業“暴雷”事件層出不窮，最近，國內文化產業巨頭——上海證大文化創意發展有限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其總經理戴志康被批捕，被媒體稱之為中國文化產業的“雪崩事件”。我們應當不斷提升文化產業資本領域的風險控制能力，在根本上杜絕一切危害文化產業自身安全的違法犯罪風險。

最後，歷經七十年的發展，今日中國文化產業從一國文化產業變成世界文化產業體系中具有引領性的重要組成，證明了我們通過卓有成效的努力，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今後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對內要依賴於城市化進程與不同地區的協調創新發展，深刻認識到文化資源分配不平衡、文化產業發展不充分的實際問題，將現實問題轉化為發展機遇；對外應進一步響應“一帶一路”倡議，有效將文化資源、資本與市場進行國際化配置與轉換，充分利用自身的後發優勢，使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有更為堅實的國內基礎與國際空間。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草稿》中指出，“現代的歷史是鄉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樣，是城市鄉村化。”[52]前文已經有闡述，從文化交易、文化市場到文化產業的發展，除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變革之外，另外一個主要因素就是以現代城市為空間載體的現代市場的出現。據《城鎮創新發展報告（2018）》顯示，目前中國城鎮化率已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了2017年的58.5%，城鎮人口數量從1978年的1.7億增長到了2017年的8億人口以上。[53]儘管如此，但目前美國總體平均城市化率達到83%，而日本在2011年就達到了91.3%。[54]因此，未來中國城鎮化的空間仍然很大，在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相關問題上，還有許多可為之事，如解決文化資源分配不平衡、文化產業區域差距導致的發展不充分等等。當中不少存在的客觀問題，從目前的角度來説確實都是束縛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瓶頸，但長遠來看，都可以轉化為中國文化產業未來的發展機遇。

宏觀來看，“一帶一路”倡議應是中國文化產業未來一個重要的國際化發展契機。晚清的中國文化產業始於全球化，是中國參與世界商品生產與跨國文化傳播的一個重要體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既有較多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發展中國家（如中亞、西亞地區），也有較多具有豐富文化資源的國家（如北非、歐洲地區），我們應當藉助“一帶一路”倡議這一大勢，與沿線國家在文化產業建設上通力合作，整合文化產業資源要素，推進文化產業區域協作。譬如運營專題旅遊線路、共同建設主題樂園、合作開發文化IP並將其市場化運營等等，在對策上多元跨界融合，從而實現文化產業資本的跨國界流動，形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跨國文化市場。[55]

總而言之，新中國文化產業以“求新”的姿態走過了七十年的崢嶸歲月，目前已經成為了世界文化產業體系中具有引領性的重要組成。但文化產業發展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文化產業要服務於文化強國建設，因此建設文化產業強國是建設文化強國的前提。我們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更應當有着危機意識，認識到目前中國與世界文化產業強國的差距，在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與“逆全球化”思潮氾濫時，發揚新中國文化產業一以貫之的“求新”精神，力克萬難，站在新的時代與歷史方位上，努力開拓出中國文化產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新局面。

參考資料：

[1] Paul Johnson.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M]. London: Longman,1994, pp.13-15

[2] 韓晗：在華外僑與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發生[J].現代傳播，2017(3)

[3] 上述三點是基於對目前已經發表的300篇有代表性的文化產業研究中文論文整理分析之後的結果，因此也可以看作是目前國內文化產業研究界的基本共識。

[4]基於中國知網主題為“文化產業”的3980篇中文學術論文的研究後發現，當中有3649篇為對策性建議、案例剖析、政策解讀或調研報告等應用性研究，佔總量的91.68%；關於文化產業學科基礎研究的論文僅有51篇，佔總量的1.28%，其餘為訪談錄、譯文等其他文章。

[5]1950

年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決議指出：“出版業應尊重著作權及出版權，不得有翻版、抄襲竄改等行為”。關於作者的權益，該決議指出：“稿酬辦法應在兼顧著作家、讀者及出版家三方面利益的原則下與著作家協商決定，為尊重著作家的權益，原則上應不採取賣絕著作權的辦法。”（見於周林、李明山主編《中國版權史研究文獻》，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當時作家稿酬極高。如劉紹棠的短篇小説集《青枝綠葉》一共4萬字，獲得稿酬1800 元左右，相當於一個工人兩年的工資。為縮小收入差距，當時文化部曾有一個降低稿酬的政策，但在1959 年 3 月，文化部發現“稿酬標準降低以後，有些專業的作者和翻譯工作者生活發生困難，沒有得到適當的照顧。雖然人數不多，但也是不利於文化和學術的繁榮的”，“既要有利於作者的思想改造，又要照顧到作者適當水平的物質生活”於是又部分上調稿費。直至“文化大革命”時期，稿費制度被廢除中斷。（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辦公廳編：《文化工作文件資料彙編 （一）（1949-1959）》，北京：文化部辦公廳內部出版，1982年）

[6]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第2卷）》[M].台北：麥田出版，2001年，第144-145頁

[7]學界一般認為，“文化產業”一詞源自於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這一概念的延伸，即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在《啓蒙辯證法哲學斷片》中所提及的德文“Kulturindustrie”，英文則是cultural industries，從造詞法的角度來看，這一詞組並不只指涉消費，而更多包括生產要素，即文化生產方式的工業化。關於文化生產方式工業化這一問題，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受到關注，《電影藝術》在1956年發表蘇聯文化部第一副部長C.卡弗坦諾夫的《文化工作者的迫切任務》（譯文）一文時，認為“推廣先進技術與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體也應包括“蘇聯文化部所屬各工業企業”。 （見C.卡弗坦諾夫：《文化工作者的迫切任務》，載於《電影藝術》，1958年第1期）而導演張駿祥當時也認為，“（電影要）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項目之一，首先必須成為有計劃的生產事業”、“把電影的生產和發展納入到了國家的經濟計劃”並“在國民的文化需要與生產能力之間的平衡中，制定一整套生產計劃。”（見張駿祥：《更好地學習蘇聯，保衞社會主義的電影事業》，載於《中國電影》，1957年第Z1期）

[8]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見於《毛澤東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4-443頁

[9]有觀點認為，我們今天提到的“文化產業”，是由日語再度轉譯而來，1989年，日下公人的《新文化產業論》譯介入華，中文學界始有文化產業這一説法，這種説法影響很大，但是不確切的。

[10]李建中：論社會主義的文化產業，人文雜誌，1988（4）

[11]2018年，筆者受中國大百科出版社委託，參與執筆《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的“文化產業”分支核心詞條。

[12]如上材料綜合來自於中國近代經濟史叢書編委會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資料》（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與《全國民國檔案通覽》編委會主編的《全國民國檔案通覽》（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5年），並參考葛濤（2009）、倪延年（2000）與楊燕（2009）等人的研究成果。

[13]如上材料綜合來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鑑》編委會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鑑》（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鄭士德主編《新華書店五十春秋》（北京：新華書店總店，1987年）等文獻。

[14]上述數據由筆者自《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資料》、《全國民國檔案通覽》《中國經濟年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鑑》等文獻整理而來。

[15]上述數據綜合來自於青海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主編的《青海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8年）與西寧市文化局文化志編寫辦公室主編的《西寧文化史料選輯·第2輯》（內部出版，1987年）。

[16]上述數據綜合來自於內蒙古自治區《經濟資源》編輯委員會主編的《經濟資源》（內部出版，1999年）、內蒙古財政科學研究所主編：《內蒙古自治區旗縣財政經濟統計分析資料（1978-1988）》（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9年）等文獻。

[17]關於1949年時中國文盲的數量，向來眾説紛紜。齊米亞寧致蘇共中央的報告認為達到90%（見於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8卷（1958.4-1959.10）》，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401頁）而高書國認為“文盲與半文盲超過80%”（見於高書國，楊曉明主編：《中國人口文化素質報告：從戰略追趕到局部跨越》，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98頁），教育部黨組在《關於進一步開展農村掃除文盲和業餘教育工作的請示報告》（1959年11月2日）中稱“青壯年文盲在解放初期在80%以上”（見於國家教育委員會成人教育司編：《掃除文盲文獻彙編（1949-1996）》，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96頁），而如果包括老弱病殘與婦女，則比例更高。因此本論認為，1949年在全國範圍內文盲數量超過80%是合理的，符合各方面統計的結果。

[18]鄭士德：《新華書店五十春秋》[M].北京：新華書店總店，1987年，第32、39-40頁

[19]這是基於對當時各類文化機構（含文工團）編制內總人數與包括中國作家協會在內各類、各級文藝團體總人數統計而來，因為筆者所見有限，部分縣市的劇團、電影公司沒有納入統計對象，因此總人數一定超過50萬。

[20]韓晗：《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分類問題》[J].《晉陽學刊》，2017年第4期

[21]譬如當時對於廣播廣告的播出有着嚴格的證明出具制度。如私營企業，需要同業公會證明；如國營企業則需要行政主管部門證明；醫藥廣告由衞生局證明；戲劇電影廣告由文化局證明；車船廣告由公用局或港務局證明。另外，對於廣告內容也有規定與約束，如不得以政治題材做商業宣傳以及不得妨礙行政、交通、消防、市容等等，要求“凡工廠、商店推銷商品之廣告宣傳，必須以品質、效能、使用方法做純正之介紹，不得虛偽誇大。”（見於《建國以來廣告業發展概況》，載於中國廣告年鑑編輯部編：《中國廣告年鑑》，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年，第9頁）。

[22]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主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彙編（下）》[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374頁

[23]佚名：《中國電影事業前途危機，膠片限制入口耗量增多來源斷絕》[J].《戲世界》，1947年10月4日

[24]郭沫若：《從典型説起》[J].《質文》第2卷第1期，1936年8月

[25]此處系周貽白先生之子周華斌教授接受採訪時回憶所述。見石巖：《中國戲劇缺點啥？》[N]. 《南方週末》，2005年4月21日

[26]二雲：《小報論》[N].鐵報，1930年5月13日

[27]王憶真：《談小報》[N].鐵報，1936年7月26日

[28]姜進主編：《二十世紀上海報刊娛樂版廣告資料長編·1907-1966 第三卷》[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360頁

[29]《轉令飭知停止映演碧血沙場及猺山豔史二片》[J]. 《廣東省政府公報》，1934年第273期

[30]錢乃榮：《上海方言與文化》[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5年，第419頁

[31]陳矩弘：《新中國出版史研究（1949-1965）》[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08頁

[32]李劭南：《當代北京連環畫史話》[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第72頁

[33]陳偉軍：《1980年代廣東文化產業的先行路徑》[J].《探求》，2014（2）

[34]韓晗：《從“京班戲園”與“吉慶公所”看中國現代舞台文化產業的發生》[J].《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17（2）

[35]劉擁軍：《中國出版體制改革的主線條》[J].《出版與印刷》，2018（1）

[36]本刊記者：《2011年我國文化產業總產值佔GDP首超3%》[J].《新聞記者》，2012（2）

[37]張賀：《文化產業向“支柱產業”邁進》[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3年08月27日，第01版。  

[38]2007年，加拿大文化產業創造的GDP產值460億加元，佔實際GDP的3.8%。（見於國家財政部國際司：《美國、加拿大文化產業發展情況介紹》[OL].http://gjs.mof.gov.cn/pindaoliebiao/cjgj/201309/t20130927_994353.html 2013-09-27）

[39]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 《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10月28日，第03版。

[40]《習近平在甘肅考察時強調：堅定信心開拓創新真抓實幹，團結一心開創富民興隴新局面》[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8/22/c_1124909349.htm 2019-08-22

[41]祁述裕：《黨的十九大關於文化建設的四個突出特點》，《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11期

[42]這裏的“後人類紀”是吳冠軍提出的一個概念，認為以人工智能、基因工程與虛擬現實為代表的高速發展的技術開始取代人類的部分功能，形成人類與技術共生的時代，這是對人類統治世界（即人類紀）的一種反諷與挑戰。參吳冠軍：《後人類紀的共同生活：正在到來的愛情、消費與人工智能》[M].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

[43]章紅雨：《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呈八大趨勢》[N].《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第3版，2019年8月23日

[44]劉德良：《中國文化投資報告（2015）》[M].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40-41頁

[45]相關數據來源於中國證監會公佈的歷次審核結果公告，見於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

[46]Roger W. Garrison. Time and money: The macroeconomics of capital structure[M]. London: Routledge.2001. pp.23-24

[47]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2015-10-14

[48]2016年5月，國家文化部、國家發改委等《關於推動文化文物單位文化創意產品開發的若干意見》出台。同期，還有《關於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鼓勵“社會資本廣泛參與研發、經營等活動”；《關於促進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見》“支持文博單位與社會力量深度合作，建立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合作機制”；《“互聯網+中華文明”三年行動計劃》則鼓勵博物館通過授權“將資源優勢轉變為市場優勢”。

[49]龔萬達：《新時代國際統一戰線視域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J].《貴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3）

[50]黃坤明：《以黨內法規建設新成效推動宣傳思想工作開創新局面》[J].《求是》，2017（17）

[51]相關數據來源於國家統計局社會科技和文化產業統計司主編的《中國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年鑑（2018）》（內部出版，2018年）。

[5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0頁

[53]中國新聞網：《“鄉村中國”快速邁向“城鎮中國”》[J].《農村科學實驗》，2018（第12X期）

[54]嚴聖禾：《日本城鎮化率超九成，遠超東亞地區平均水平》[N].《光明日報》，2013.1.26

[55]李鳳亮、宇文曼倩：《“一帶一路”對文化產業發展的影響及對策》[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