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夏商周三大王朝的盛衰_風聞

由於夏商周三大王朝在組織架構的特殊性，王朝國勢的盛衰與王朝治理和對地方諸侯的控制有很大關係，具體分析如下，求教於方家。

組織架構的特殊性

我們知道，夏王朝以前，我們先祖建立的各政權尚不算中央政權，夏王朝是我們中華歷史上建立的第一個中央王朝。至大秦這個原屬周王朝的邦國以一邦之力一統天下，開創中華歷史上第一個帝國之前，我們先後歷經夏商周三大中央王朝。從現有的歷史文獻來看，夏商周三個中央王朝的整體組織架構比較相似，簡而言之，即都有一個統一力量，控制着一片核心區域，建立起超越整個社會的中央政權，但在核心區域以外，各地基本都由地方各諸侯（部族、方國或邦國）自行治理，中央政權則僅僅保持一種相對於統一大帝國對地方的控制強度而言略顯鬆散的控制作用。從發展脈絡來看，其組織架構的原始形態就是五帝時代的部落聯盟制度，不同的是繼承製取代了禪讓制，“公天下”轉變為“私天下”，其發展形態是夏、商的分封制度，其成熟形態便是周王朝創建的封建制度。

我們知道，組織架構是王朝的物質基礎，王朝的治理和對地方的控制都需要從這個角度出發。

對地方諸侯的控制作用

首先，鬆散的央地組織架構就決定了夏商周三大王朝對地方的控制作用是有兩面性的，一面中央對地方存在着控制作用，一面這種控制作用又是不穩定的。

第一個方面，三大王朝對於地方都存在控制作用。

夏王朝結束了最高權力傳承的禪讓制，開始了繼承製，大禹留下的最高權力直接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啓。這時，下面有人是不服的。《史記·夏本紀》就記載：“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從後續歷史發展來看，有扈氏很明顯戰敗了。有了前車之鑑，其他諸侯便再不見有任何異議。另外，在夏帝中康時代，也發生過中央征討地方的事件，“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徵之，作《胤徵》”。對此事件筆者在《五帝“國家治理”概述》一文中有詳細論述。

殷商也發生過中央征討地方的事件。婦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一位政治家和軍事統帥，曾多次受命領軍征討四方。據甲骨卜辭記載，婦好曾率軍征討過羌方，也指揮大軍攻打過土方、巴方、夷方，戰功赫赫，深受後人敬仰。殷商即使是在統治末期，依然對其下屬周邦國具有威懾作用，商紂王就派人抓了周文王，周邦費盡心力，在繳納了鉅額賄賂以後才將周文王贖回。後來周武王反商，也是小心謹慎，佔據天下已三有其二，兩次盟津會盟，有了確切把握才下令起兵，可見商王朝對各地的強大震懾力。

周王朝在開國之初就毫不猶豫地平定了武庚之亂，並將殷商遺民前往新建造的洛陽就近看管監視，對於各諸侯國的控制不可謂不重視。

從這一系列史籍記載就可看出，夏商周三大王朝對於各地的方國和諸侯都是存在控制作用的，若不然中央王朝也該分崩離析，不堪為中央王朝了。

從另一方面講，這種控制作用相對還是鬆散的，遠不如統一大帝國對各地無孔不入的控制。比如，夏王朝在帝啓死後，其子太康繼承了帝位，但就在太康當國的時候，來自東夷部族的后羿率領族人發動了叛亂，並且一舉成功，造成“太康失國”的局面。由此可見，夏王朝雖是中央王朝，對地方保持名義上的統治，但地方各部族、方國和諸侯依然擁有極大的政治權力，可以擁有自己的政權、財權和軍權，這就使得他們擁有了反抗中央的資本。至於對待中央的態度，則一看各方國的現實需要，二則要看中央政權的強弱。東夷部族首領后羿就頗具野心，在觀察到中央政權的混亂之後就趁虛而入，“因夏民以代夏政”（《春秋左傳》）。再比如《史記·夏本紀》記載道：“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也就是筆者所説的這種情況。

在此種歷史條件下，夏商周三大王朝的國勢很明顯就表現在對地方控制作用的強弱上面，而這種控制作用的強弱又表現為地方對中央的態度，是歸附還是反叛。中央勢強，各諸侯多半就不敢造次；中央勢弱，各諸侯多半就不會客氣。三大王朝的統治就像海上行船一樣，遇到風浪，就會有起有伏，其國勢也會隨着有所起伏。

內在原因：國家治理

不過這一切都還是表象，影響國勢變化另有內在原因。殷商建立以後，在對地方諸侯的控制方面過程曲折，幸賴相關史籍記載更詳細，我們得以瞭解更多。

第一條記載：“帝小甲崩，帝雍己立，是為帝雍己。殷道衰，諸侯或不至。”這是講殷商國勢衰退，有些諸侯就不來朝覲商王了。

第二條記載，“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為帝太戊”，帝太戊重用伊陟治理國政，結果大善，於是“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帝太戊）中宗”。這是講帝太戊通過重用賢能之臣伊陟，使得國政大治，增強了國力，於是諸侯歸附。

第三條記載：“中宗崩，子帝中丁立······河亶甲時，殷復衰”。這是講帝河亶甲時，殷商國勢再次衰退。

第四條記載：“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應該是帝祖乙眼見王朝衰微，任用能臣巫賢來治理國政，再次遏制住了中央政權的頹勢，振興了殷商，但還不足以威懾各諸侯，我們且往下看。

第五條記載，“帝陽甲之時，殷衰”，並總結道，“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這就是講，自帝中丁以來，九代君王，雖也有勤懇之君，但還是難以挽回殷商的總體頹勢，致使諸侯都不來朝覲了。

第六條記載：“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為帝盤庚······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這講的是帝盤庚通過遷都，重新選擇發展區域並通過艱苦的治理，終於復興了商王朝，致使諸侯來朝，徹底扭轉了自帝中丁以來的“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的惡劣局面。在殷商發展過程中帝盤庚是第一位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君王，不過故事尚未結束，仍在繼續。

第七條記載：“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這是講一朝不思進取，殷商的國勢又往下走了。

第八條記載：“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後來經過苦苦找尋，帝武丁不拘一格，任用一個版築奴隸，“舉以為相，殷國大治”。《史記·殷本紀》對帝武丁的功績記載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鹹驩，殷道復興。”我們曾經提到過婦好這位女政治家和女軍事統帥，她就是帝武丁的妻子。從婦好的作為來看，我們也可以從側面瞭解到帝武丁為商王朝的復興所作出的巨大歷史貢獻。至此，帝武丁已經是殷商創建以後第二位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君王。

後續發展筆者就不一一列舉了，武丁之後，殷商基本就走上了下坡路，直至商紂王，搞得眾叛親離，導致殷商最終為周王朝所取代。

同樣的，周王朝對地方的控制作用強弱有所變化，其國勢也是起伏不定的。

應該説，周王朝的祖先是創造過非常輝煌的歷史的，如此周部族才能脱穎而出，開創出成熟的封建王朝。但在後續的發展過程中，周王朝也碰到了困難與挑戰，其結果對周王朝的發展影響深遠。

這種困難和挑戰在周王朝創建初期最主要的就是對殷商遺民的統治。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商王朝對天下的統治歷經幾個世紀，單就其部族繁衍來説，那得是多大的一個羣體。即使統治核心被滅了，但統治根基還在，周王朝雖然取得了天下，對他們也總不能全部消滅了之。為此，周統治者採取的是懷柔政策，在滅商之後就廣派錢糧，救濟貧弱，另外祭拜比干墓，為比干正名。對於商統治集團的核心成員，也一律懷之以柔。為了更好的管理殷商遺民，特意分封商紂王之子武庚治理原殷商核心地區，希望能夠止戈為武，儘快恢復天下太平。然而事與願違，武王一死，管蔡兩諸侯國就聯合武庚發動了叛亂。周公鐵腕鎮壓，征戰三年才將叛亂平定。這才開始反思原來治殷的方針政策，從一味懷柔到懷柔與鐵腕並用，一方面繼續分封原殷商核心成員微子於宋地以示懷柔之意，另一方面將殷商叛亂地區的遺民前往新建好的洛邑，就近看管以示鐵腕，方才將問題解決。

叛亂得以平定，過程雖然艱苦，代價也巨大，但其歷史影響是很正面且重大的。我們知道，周王朝歷史上隨後就出現了“成康盛世”，“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從時間和歷史邏輯上來説，平定武庚之亂都應該是這盛世的開端。也就是説，周王朝此時的國勢是向上走的。

但，國勢的上行絕不是無限的。等到康王去世，其後代基本上是一代不如一代，等到了周厲王上台，周王朝可謂千瘡百孔。然而周厲王仍不知收斂，倒行逆施，國人不滿，他就廣派特務監視民眾，搞得民眾上街都不敢説話，只能“道路以目”，通過眼神進行交流，最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從此被暴怒的國人給驅逐了，成為我們中華有史以來第一個被國人給驅逐的君主，絕對不用擔心不能“流傳千古”了。這個時候，我們知道周王朝的國勢在向下行的。直到宣王中興，“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覆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宣王之後是幽王，鬧出了烽火戲諸侯的歷史典故，最後身死國滅，西周歷史結束。

東周，差不多就不用講了。“平王立，東遷於雒邑，闢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簡單説就是東周就沒再輝煌過，權力旁落，天下之事由各諸侯説了算，自己僅保留着“天下共主”的虛銜，供諸侯霸主使喚。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夏商周三大王朝因為組織架構的特殊性，其國勢變化與統治集團的作為有直接關係，對地方諸侯的控制強弱只不過是國勢盛衰一種結果。簡言之，君王勤懇，統治集團走正道，國勢日盛，諸侯便多會歸附，這就促進國勢越發走向強盛；君王淫亂，統治集團走邪路，國勢日衰，諸侯便多會反叛，也會導致國勢就越發衰弱。重要的還是對國家的治理。雖然，反過來，國勢對於治理而言又是條件和基礎。國勢強盛，治理便能有一個好的條件，有利於國政的實施；國勢衰弱，治理環境便會惡劣一些，有礙於國政的實施。但恰恰，真正的明雄之君都是臨危受命，挽天下狂瀾於既倒，為我們作出了非常好的榜樣。

另外，補充説明一點。夏王朝因為史籍記載不詳細，筆者論述不多。但夏王朝既然能夠維持幾個世紀，應該也會像殷商王朝那樣，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也曾湧現出明雄之君，只不過歷史如煙，後人已經難以知悉。只有寄希望考古發掘，能夠將那段崢嶸歲月光耀於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