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的建立與背景_風聞

眾所周知，夏王朝是我們史書記載中的出現的最早的中央王朝。其標誌就是夏王朝擁有包括自有領地和臣屬方國在內的確定的疆土及該疆土上的居民，擁有中央政府及其權力，以及最為關鍵的最高權力保持在直系親族中永續傳承的方式。在夏以前，五帝時代其實都具備前兩大項條件，但是傳承方式為“禪讓”，並沒能確定最高權力直系傳承的方式。有夏以來，我們的“公天下”時代就變成了“私天下”時代，直至我們社會整個農業時代的結束。

這裏首先要解釋一下“禪讓”制度，由此來觀察夏王朝的建立過程。原來筆者只是簡單地認為這是一種最高領導人在生前就將領導權力讓給部落聯盟推舉出來的下一任最高領導人的做法，就是我們成語“舉能讓賢”説的那個意思。“禪讓”大體上是這麼個意思，只是具體操作還稍微複雜一點。首先，這是處於部落聯盟時代各部落決定最高領導人的方式，只要超過這個歷史時代，這種制度就沒有存在的社會基礎了。其次，除了被最高領導人和部落聯盟會議在相對較小範圍內共同推舉出來的下一屆最高領導人，還有一個人也擁有最高領導人的接替權，就是在位最高領導人自己挑選出來的兒子。再次，各部落首領在上述二者中自行決定要擁戴誰成為最高領導人。最後，得到擁戴最多的那個人就成為下一屆最高領導人。在這個過程中肯定也會有不服從最終結果的部落或個人，那就戰場上見真章。那麼得到最多擁戴的人自己實力也更強大，因此結果並不會有什麼意外。以上就是“禪讓”的大致流程，是不是與單純的“舉能讓賢”稍有不同呢。

在夏以前，大家就是這麼做的。我們在《五帝“國家治理”概述》中已有過分析，我們第一個最高領導人是神農氏。待到神農部族出現衰落之後，皇帝開始通過內政外交和戰爭取得了最高領導人的位置，後將權力傳給了自己的孫子顓頊，顓頊又將權力傳給了自己的侄子帝嚳。這有個很明顯的現象就是最高權力並不是“子承父業”，而是在家族中挑選最優秀的人傳承最高權力。這也説明此時的最高權力還不屬於某個個人或某個家族，只是他們本家族多少會有權力傳承的優先權。之後，這種傳承最高權力方式的特徵就更為明顯了。帝嚳將權力傳承給了帝摯（身份不明），但最高權力似乎很快就落到了帝摯弟弟帝堯的手裏，因為“帝摯不善，而弟放勳立，是為帝堯”。這件事筆者在《五帝“國家治理”概述》中有過分析，總之大家重新選擇了放勳，擁戴他成為新一任最高領導人，是不是正如筆者在前文對於“禪讓”制度的分析。後面的事情就比較清楚了，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帝堯和部落聯盟會議共同挑選了舜作為最高領導人，但是帝舜在繼承最高領導人位置之前，還是“讓避丹朱（帝堯之不肖子）於南河之南”，結果“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如此得到眾人擁戴的舜才“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帝舜選擇了大禹，在帝舜去世以後，“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大禹也是受人擁戴才成為最高領導人的。後來大禹也是按照前人“禪讓”制度行事的，挑選的繼承者是一個叫益的人。大禹死後，益也“讓帝禹之子啓，而避居箕山之陽”，然而與之前的“套路”有所不同的是，“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恰。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為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啓”。

突破最高權力的禪讓制，確立繼承製，是夏王朝建立的一個標誌。然而夏王朝並不是偶然出現的，她是社會發展的產物，背後還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具體而言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自神農氏以來，各任領導者對於疆土的擴展以及對於各部族的團結與融合。神農氏衰落之後，部族間重新陷入到戰火之中，那原先在神農氏彈壓住各部族之前各部族之間想必也不會是一片太平景象吧。軒轅在成為黃帝之後，也是一直在開疆擴土，直至帝堯時代，史書方開始側重記載對內治理的內容。應該説，一定的疆土與融合的部族是建立夏王朝的基礎，這有大禹之功，也有歷代領導人之功。

第二，定居生活及農業的發展。我們古代有很多傳説，比如伏羲氏開始教人們結網打漁，有巢氏教人們營造房屋，燧人氏教人們學會用火，神農氏則遍嘗百草，是為救死扶傷，然而這同樣也是一種農業上的探索，可以增加食物的來源。所有這一切其實反映的是我們祖先進行農漁畜牧生產和開始定居生活的歷史情景。在黃帝以後，我們繼續探索和發展着農業生產，詳情見《五帝“國家治理”概述》，同時在帝堯時代開始進行曆法的制訂和水利設施的建設，直到大禹治水成功，影響遍及天下，也讓他成功坐上最高領導人的位置，詳情可見《五帝時代“國家治理”概述》。關於水利設施的建設我們多説一句，大禹治水是用疏導的方法而成功的，在此之前大家治水都是靠堵，洪水跑到哪兒就把圍堰堆到哪兒，結果遇到超大洪水，這種方法開始擺不平了，負責治水的領頭人鯀最終受到了嚴厲的懲罰。這就是説，在大禹治水之前，我們的祖先就早已經開始修建水利設施。

第三，隨着生產和社會的發展，階層的分化，官職的專業化和軍隊的常態化，以及獎懲、刑法等制度開始出現。這些事物的出現表明社會已經從原來的相對平等已經轉向相對的不平等，似乎是社會的退步，但隨着已經發展和進步的生產社會必然出現少量剩餘財富，圍繞着這些剩餘財富的分配，人際關係必將變得複雜多變，建立超然社會之上的權力以處置社會紛爭就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同時，最直接的原因是大禹率領眾人制服了洪水，為天下作出了極為卓越的貢獻，取得了最高權力，為其將“公天下”變為“私天下”奠定了基礎。

綜上，夏王朝的建立是社會發展的產物，也是大禹及其族人努力的結果，二者缺一不可，我們不能只強調某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