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頭老大易位,中央政策傾斜出現微妙變化,大灣區城市大洗牌正在上演_風聞
高老庄朱刚烈-“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2019-11-01 10:47
作者:路口大爺 來源:智谷趨勢(ID:zgtrend)
不到半年的時間裏,粵港澳大灣區發生了一場出乎意料的大洗牌。
饒是2月份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之日,也沒人能預料到今日之變局——中央政策傾斜度發生微妙而驚人的變化,珠江西岸得到了十年來最大的關注,區域龍頭老大出現易位之勢,而蛋糕卻沒有砸中那個以往最光彩的城市……
中央首次參與區域合作,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在這裏,全世界將會見證中國製造能否突破四十年來最難的發展瓶頸,中國經濟能否成功實現轉型,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可以多大程度上重塑與世界的連接。
作為肩負實現國家戰略的重要一子,粵港澳大灣區出現的任何風吹草動,都值得細細品味。
以往大灣區內部常常是競爭多於合作,現如今的城市關係正在進行隱秘而微妙的重組,這一次,大棋盤上又會迎來什麼新格局?
一慢一快,恍如隔世。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去年5月就吹風出台,之後屢屢推遲,終於在今年2月姍姍來遲。中間花費了10個月的時間,可見態度謹慎,考量頗多。
而那之後,大灣區出現令人目不暇接的轉變和政策落地,速度讓人喘不過來氣。
1、 大灣區提速建設之時,香港卻在淡出。
隨着事態進一步演變,香港正在經受迴歸以來最難的時刻,明珠蒙塵。
2、珠江西岸反而得到了近十年來最大的利好。
以往大眾的目光都投向了珠江東岸的明星城市,但這個多事之秋,珠江西岸反而收穫了近十年來最大的關注:
連“老城”廣州也在煥發新的色彩:
3、廣東和澳門頻頻迎來利好,且密度不斷加大,常有超預期的創新出現。比如:
超級重磅文件意外砸向深圳,深圳再獲前所未有的頂層定位;
澳門可能要打造“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納斯達克”的澳門證券交易所;
“讀懂中國”這一北京市主辦的主場外交活動從北京轉到了廣州開幕。
往深處追尋政策邏輯和意圖,還可以發現更多深刻的變化。
放在大棋盤上看,中央的宏觀目標有了微妙的變化。
1、和前期政策意圖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重心出現微妙變動,政策不再單以香港的利益作為優先考慮項。
在這個國家戰略裏,中央的目標設定對區域間的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放在中國的政經邏輯下,影響這個區域各大競合主體發展前景的根本因素,是制度,是政策。
政策資源的傾斜度改變,意味着力量場上會迎來一次大洗牌,各大城市主體之間的關係會進行重組。
原本香港是大灣區事實上的老大,和珠三角形成“前村後店”的緊密聯繫,產業鏈上下游的分工決定了這裏的城市梯隊。
即便2018年GDP已被深圳超越,香港被邊緣化的討論在增多,但其地位仍是其他城市無法取代的,因為大灣區內部的較量,甚至是中央對港的政策,多數時候都是先照顧香港的利益:
比如,送給香港迴歸的一份厚禮——虎門大橋,在通車約4年之後就無法滿足載重10萬噸以上集裝箱船的通航需求,生生將廣州佈局在珠江沿岸的番禺、五和、新塘、黃埔、新沙港變成了“內河港”,廣州不得不戰略南移,開建南沙港
比如,在港珠澳大橋的建設過程中,香港提出的“單Y方案”勝利取代了內地提出“雙Y方案”,深圳被硬生生擠出,後來才不得不再建深珠通道、深中通道連接珠江西岸。
再比如,後來引起香港社會牴觸情緒的“自由行”政策,恰恰是特區政府在2001年率先提出的。2003年CEPA簽署的一個月後,香港就開放“自由行”,急於為遭受亞洲金融危機、SARS疫情打擊的香港紓困。2008年,自由行擴大同樣是應特區政府的要求,而非中央的主張。相反,中央是更謹慎的,吳儀曾表明自由行政策“易放難收”,問詢香港能否負荷。
而此次在香港事態上,中央展示的姿態很明顯,香港還是明珠,只是不捧在手心裏了。
眼下是大國博弈越發激烈,國家戰略不會因為前線的明珠蒙塵而出現任何的停滯,反而會因此促使中央加速推動大灣區經濟帶的建設。其他城市的利好政策密集發佈,正是此理。如果香港暫時無法為國家的戰略大局開創新局面,那就只能先讓別的城市頂上。
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龍頭老大勢必要易位,第一梯隊內部要進行重新洗牌。
2、雞蛋不能只放在一個籃子裏,證明中國製度優勢的地方不止有香港。
證明“一國兩制”行得通的試驗田,除了香港,還有澳門。
承擔大灣區金融功能的核心城市,除了經濟金融正在接受嚴重衝擊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還可以主動選擇深圳、廣州、澳門等城市拆解分流其金融功能。
從大灣區的金融藍圖裏,我們可以越來越清晰地看出各城市之間的分工:
深圳近5年來最受關注的前海 “擴容”終於在上週提速上報國務院,而8月《中國證券報》提出深圳的“創業板改革刻不容緩”,上週《經濟日報》也再次呼籲“創業板深化改革正當時”。
廣州努力了近十年的以碳排放為首個品種的期貨交易所也塵埃落定,綠色金融終於取得實質進展。
澳門的“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納斯達克”橫空出世,一旦人民幣國際化能實現突破,澳門金融借橫琴自貿區實現彎道超車未來也不無可能,處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上的澳交所升格為中國一張新的“金融王牌“也未可知。
大灣區的前海、南沙、橫琴三大金融中心錯位發展,力圖避免同質化競爭。
政策資源傾斜度改變了,內部的利益格局也會出現大變動,而誰會成為這場大洗牌的贏家?
最大贏家沒有任何懸念——深圳。
隨着輻射作用的增大,未來深圳極大可能會成為區域的龍頭老大。
“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一出,深圳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和確認。在這個多事之秋,中央對深圳的期待和要求,更快,更急,更高。
此前大灣區發展規劃裏,香港是“國際大都會”,深圳的定位只是“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要“加快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城市”。
現在,深圳的目標陡升為“全國典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全球標杆城市”。
這意味着中央還會下放更多的權力給深圳,讓深圳成為中國向世界證明其治理能力、中國改革開放成果的重要窗口。
未來出於深圳的發展需要,它的手可以向周邊伸得更長。
第二贏家是另外一個特區——澳門。
澳門、以及十年前因澳門迴歸“十週年”而出生的珠海橫琴自貿區,已經很久沒迎來實質性的利好。澳門產業結構單一,只靠賭博支撐,發展資源也有限,導致橫琴自貿區定位模糊,沒有人知道這裏的“特色金融”究竟要怎麼搞。
在迴歸二十週年、也正逢珠江對岸動盪之際,局面終於漸漸明朗——澳門迎來了此前未有的政策機遇,產業結構有望得到調整。
除了澳交所,全國人大常委會擬授權澳門以租賃方式取得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的使用權。
橫琴島面積三倍於澳門現有面積,對於地皮緊張的澳門來説,發展空間陡然擴大。如果能加速和橫琴融為一體,甚至將澳交所放到橫琴島上,在這個有野心成為世界前三的大灣區中,澳門已經比香港快了一步融入國家戰略大局裏。
“老大哥”廣州一邊不甘落後,一邊也在學習主動放下包袱。
今年8月,深圳的地位定下之後,廣東省委曾動員全省全力支持深圳。
對於和深圳構成“雙核聯動”的廣州來説,局面不無尷尬。
而這週日,廣東省再度發聲,以支持深圳的同等力度支持廣州。
廣深兩城的競爭和合作關係,可以在深中通道、深珠通道的徵求意見中窺見一斑。
廣州當時極為反對深中通道的“東隧西橋”方案,這一方案生生困住了南沙港成為國際超一流港口的野望,南沙可是寄託着廣州希望的地方啊。當時,深中兩地的全國、省人大代表聚在一起討論,會上火藥味很濃:“廣州作為老大哥,要有大哥的風範”,“一定要從全局出發。而不是因為一個城市的阻礙,就把這麼一個利國利民、利於粵東粵西發展的項目擱置了這麼長時間,應該引起有關城市的警醒,真的不要成為歷史的罪人”…… 這讓廣州未來何去何從。
而在這兩個月的時間裏,廣深之間發生了一個有意思的互動。
9月5日,深圳市委書記親赴廣州考察,簽署了兩市深化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廣深兩地時隔六年再度牽手。
9月17日,廣州市委書記對着全市正局級以上的幹部説,廣州要學習借鑑深圳改革經驗,主動接受輻射帶動。
這傳遞出了大灣區內部重構利益連接的重大信號。
就在10月24日,新加坡傳來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消息。
新加坡金管局稱,與中國證監會、央行的合作討論正在進行中,內容涉及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債券合作機制,一旦細節達成一致,未來將披露更多信息。
新加坡與香港一直都想爭做亞洲金融中心,近月來新加坡也出現了港資、港人流入的跡象,放在這個敏感時間點吹風中新合作,就值得好好品品。
這是國家層面正常的戰略合作?還是中國對新加坡近來在港事態上的剋制作出的一種回饋?更甚者,是中央發出的一個信號?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解讀。
香港經濟增長一直都缺乏持續穩固的支撐,也屢屢錯過產業結構調整的時機。2003年經濟衰退本可以倒逼港府加大力度調整,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但港府卻倉促選擇開放自由行,2008年金融危機之時,港府為了救急,提出對深圳的“一簽多行”政策,也再次錯過調整期。港府過度依賴“自由行”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在民怨沸騰時又應對遲緩,不僅未能使香港社會普遍感受到中央的惠港政策,反而加劇了內地和香港民眾內心的割裂。
這顆東方明珠的未來發展會如何,要看香港自己怎麼選。
但無論如何,大灣區提速不會再等了,中國的區域格局和經濟版圖深度調整,也只會不斷加速。
參考資料:
《香港治與亂: 2047的政治想象》閻小駿
《廣深中博弈:一座大橋引發的爭議》財新週刊 彭巖鋒
《從珠三角到大珠三角再到粵港澳大灣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家尺度重組》許志樺,劉雲剛,胡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