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徵燠 | 從意氣風發到沉默寡言的法律人_風聞
法律先生-法律先生官方账号-从这里，连接全世界2019-11-01 10:04
文 | 玉林羅美蘭
Asylum——政治庇護權。
一個世界通用的法律術語，在我們的早期《憲法》裏，它被譯成居留權。
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八二年，三次修憲，錯譯均沒有被發現，一錯三十年。直到一九八五年修憲時才得以改正。
千禧年入世前夕，中美兩方數次談判陷入僵局，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很多法律專有名詞翻譯不通，雞同鴨講。
早在一九五七年，哈佛博士、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楊兆龍就在《文匯報》刊文指出：“過分強調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視了它的專門性和科學性，這不太合適。”
兩個月後，楊兆龍被打成極右，投入監獄。
放眼望去，和楊兆龍先生同等遭遇的東吳法學人比比皆是，而名聲在外，且能在大陸得以善終的，竟只有倪徵燠先生一人。
他的一生，對當今法律人來説，具有不小的參考價值。
倪徵燠晚年出任海牙國際法院大法官
01
東京危局**。**
1946年秋天，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任中國檢查官的向哲浚回國求助，稱土肥原賢二和板恆徵四郎似乎要脱罪。
南京政府聞訊震怒，急召剛回國月餘的倪徵燠先生前去增援，任中國檢查組首席顧問。
原來，南京政府並沒有重視東京審判，以為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理，不過走個過場而已。
此次審判，參戰僅一週的蘇聯，派出檢察官70餘人，經盟軍總部勸説，才降至40人。
反觀抗戰14年之久的我國，最初前去辦理檢務者，僅五六人而已。
審判中，中方證人（國防部次長）秦德純將軍強勢指出：“日軍到處殺人放火，無惡不作“。
日方的美國代理律師當即反問：“日軍如何殺人，殺幾人，證據何在“？
面對質詢，前去走過場的中國檢方無言以對，持續這樣幾輪下來，中方竟然未能做出一條有效控訴。
溥儀在遠東國際法庭作證
02
臨危受命**。**
倪徵燠接到任務後，並沒有第一時間前往日本，而是先行趕往北平。
在陶然亭監獄，他找到了在偽政府任職過的重要漢奸，設法讓他們寫下文書，作為證詞。
聽到此言，三個人中的兩個立刻佯裝不省人事，另一個人寫後又將其焚燬，稱第三次世界大戰在即，日本還會東山再起。
北平無功而返後，倪徵燠又計劃前往東北取證，但當時東北戰事已起，火車都在運兵，無路可走，只得放棄。
1947年2月，兩手空空的倪徵燠到達東京，他沒有被國內的取證挫折過多影響，很快趕到日本陸軍省和外交部檔案庫取證。
倪徵燠先生在法庭質問板恆
經過幾個多月不遺餘力地查找翻閲，第三階段開審後，倪徵燠提出了70多條詳實準確、有理有據的控告，並在庭上和日方律師進行了激烈的交叉辯論。
一年之後，法庭宣判，包括土肥原和板恆在內的七名日本戰犯被判絞刑。
宣判當天，是倪徵燠先生一生中的高光時刻。
他克服了重重阻力，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捍衞了整個民族的正義。
03
民國律師如履薄冰的後半生**。**
倪徵燠出生在江蘇吳江，因為從小喜看公案戲，選擇了到東吳大學學習法律，隨後到斯坦福法學院深造，回國後成為一名律師。
1949年，剛剛結束東京審判的他回到國內，備受追捧。民國司法行政部欲任命他為上海市高院首檢，他辭而不受。
旋即回到東吳大學任教，不久之後全國解放，他放棄南遷機票，選擇留在東吳，做教務長。
兩年之後，院系調整，東吳大學法學院併入華東政法大學。倪徵燠被調到沒有法學專業的同濟，任圖書館主任。
這個時候，他敏鋭地覺察到了政治風向，迅速開始自學俄語，一年後進入俄語系教書。
1969年，全國知識分子盡數下放之際，倪徵燠全家開始準備下鄉。正在此時，蘇聯人來到北京，就珍寶島問題談判，急需法律專業人才。
放眼全國，懂俄語，通法律，又沒有“嚴重問題“的知識分子，就只有倪徵燠。
就這樣，他憑藉着紮實的專業基礎，和臨時掌握的俄語技能，得以留任外交部條法司，在紛亂中保全了自己和家人。
倪徵燠先生晚年在日內瓦
1979年後，大量知識分子被平反，倪徵燠的生活更加順風順水。很多人提到他，會自然想到”那個運氣特別好“的東吳法律人。
可是隻有細讀他的經歷才知道，他的所有運氣，都是自己拼盡全力爭取來的。
作為一個法律人，專業技能，是第一道護身符，不同尋常的專業技能，則是最後一道。
先生百年之後，我們遍尋其以往著作講稿，除了實務探討和生平紀錄，沒有意見、沒有看法，也沒有關於任何主義的隻言片語。
看起來，他彷彿是一個沉默寡言的法學家，不知究竟是沉默選擇了他，還是他選擇了沉默。
而最終讓他得以保全的，也許正是這種緘默。
希望知識分子要靠閉嘴換安穩的時代過去了，我們永遠不會懷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