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中國文學史教材中劉邦污名化軌跡述論—王書才;楊雯雯_風聞

污名化，是一個羣體將標誌人性低劣的稱謂強加在另一個羣體或者某一特定個體之上，並加以維持的過程。它是將污名對象的偏向負面的特徵刻板印象化．並由此掩蓋污名對象的其他特徵，使此污名成為與特定羣體或個體特徵對應的指標物。在這一過程中．處於強勢的且不具污名的一方最常採用的一種策略．即“貼標籤”。污名化特徵有三：一是破壞性。扭曲人們正常的感知結構，導致事物、個人或機構的正面形象遭到根本性的破壞。二是快速污染性，會使“污名”的根據沒有得到證明之前就被快速傳播。三是不易消除性，污名化的標誌很容易識別，被污名的對象與“污名”二者關係一旦形成，就會不斷發展，以致形成固執的偏見。難以在短時間內消除，亦即很難給污名化的對象“正名”。

漢高祖劉邦的形象，百年來在某些中國文學史教材中的被污名化，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例子。從《史記》對劉邦讚許為“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功業“軼於三代”的“王者”“賢者”(《史記·楚漢之際月表》雲：“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王跡”即王者的事業。而“王”，按照先秦兩漢時的概念，則是“天下所歸往也”(《説文解字·王部》)的高尚稱謂。《傳》指《論語》)、“博施於民而能濟眾”[1]的功德雙全的“大聖”[2]，到被李長之、譚丕模、遊國恩等人的《中國文學史》貼上“流氓”“無賴”的標籤，這一污名化的進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現當代學術史的一個縮影。對這一進程的考察，有助於認識文學研究注重理性、避免偏執的重要性，更有助於對《史記》文學性、漢代文學史的全面客觀研究。

劉邦在文學史系列書籍中的污名化過程，根據其從無到有、從漸起到高峯，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04年至1947年，是劉邦污名化的漸起期；1948年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問世至1952年譚丕模《中國文學史綱》出版，是劉邦污名化的發展高峯期。其後，從1958年遊國恩等《中國文學史》問世至20世紀末，是劉邦污名化的泛濫期。

一

要釐清劉邦在百年來中國文學史教材中污名化的進程，首先要從《史記》進入中國文學史著作説起。

1904年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講義本印行，自此中國人自己編撰中國文學史成為學術潮流。然其初。“文學史”名目類的著作，內容乃系“國學概論”，經史子集無所不講。林傳甲之書外，竇警凡《歷朝文學史》、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汪劍餘《本國文學史》、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皆系此類。提及《史記》時，往往寥寥數句，僅述其史學地位而已。

王夢曾《中國文學史》(1914年版)、曾毅《中國文學史》(1915年版)乃開始借用明人評點之言簡論《史記》的文學價值。真正言自己出，較為全面地揭示出《史記》之所以成為文學史研究對象之因素者，始自1931年問世的胡懷琛《中國文學史概要》。

此時對劉邦的污名化，之所以説其處於“初起階段”，是因為對劉邦的貶斥，僅限於兩個方面：一是在陳述漢代文學發展的歷史背景時，一些文學史著者念念不忘劉邦“溺儒冠”一事，以此為典型事例，證明“漢初不文”，如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中華書局1918年版)、歐陽溥存《中國文學史綱》(北京樸社1930年版)、羊達之《中國文學史提要》(南京正中書局1937年版)等。對劉邦的這般具有嚴重謠言色彩的不雅舉動，文學史撰者如此時時掛懷，那麼給劉邦貼上“流氓”“無賴”的標籤，也就是早晚之事了。

果不其然，作為污名化的典型標誌，這一時期已經有文學史家給劉邦貼上了“流氓”的標籤，但不是在漢代文學和《史記》章節，而是在元代散曲部分。第一位這樣做的，就是著名的作家、學者、詩人和文學史家鄭振鐸。其《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講到元代散曲家睢景臣《高祖還鄉》套曲時，赫然評論道：“《高祖還鄉》確是奇作，他能夠把流氓皇帝的無賴相用旁敲側擊的方法曲曲傳出……作者是有意地還是無意地在譏嘲着一切的流氓皇帝。一切的權威者呢?”[3]自此。頗多文學史中每每提到劉邦時，“流氓”“無賴”便成了揭不掉的標籤。

當然，鄭振鐸這樣做是極不嚴肅的。元曲裏的劉邦並不等於《史記》裏的劉邦，元曲裏詼諧打趣的語句，也只能作為諧謔一笑了之，是不應嚴肅對待、將其當作對歷史人物的客觀評價的。

即以當時1937年出版的舒新城主編的《辭海》的定義來説：“流氓，謂無業遊民也。”…劉邦先是讀書人，後來試而為吏，作秦朝亭長，何嘗是“無業遊民”?若依2002年新版《辭海》定義，流氓是指“不務正業、專門放刁撒賴、施展下流手段的人”，“流氓行為”是指“聚眾鬥毆、尋釁滋事、侮辱婦女等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5]，這些和《史記·高祖本紀》裏所述劉邦“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6]更是不靠邊的。劉邦顯然是宋江一類人物。樂於惜貧憐寡、濟困扶貧，施財不求報答；又與一般俗輩有別，不喜“求田問舍”；為亭長後，與同事們關係親暱；賒酒而飲，每至酒家，酒家生意奇佳。至於“好色”，齊宣王曾自言有此疾，孟子聲言此疾並不妨害修行仁政。劉邦何曾有過“專門放刁撒賴”“聚眾鬥毆、尋釁滋事、侮辱婦女”之舉動?

然而，不幸得很，民國諸多學者大有明末文士風習，喜好新奇之論、偏激之説、諧謔之言，加之鄭振鐸名氣甚大．劉邦身上“流氓”“無賴”的標籤一旦貼上．諸學者文士紛然從之．至今再也難以完全消除和洗白。劉邦雖然生前狂傲不羈，死後面對尖牙利齒的文人羣體，也只能成為弱者任人詆譭不已。

至於此間譚正璧《中國文學史大綱》言“劉邦他是位不識字的亭長出身”[7]，趙祖扦《中國文學沿革之一瞥》言“劉邦之暴睢，尚詠《大風》之歌”[8]，皆似不曾細讀《史記》而肆口亂道者，不論可也。

二

鄭振鐸在文學史中給劉邦貼上“流氓”“無賴”的標籤，是在“元代散曲”一節，而漢代部分，鄭振鐸並無此説。真正在漢代文學《史記》部分發揮“劉邦流氓説”的是另兩位文學史名家李長之和譚丕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李長之著《中國文學史稿》，譚丕模著《中國文學史綱》，均將東漢以來的《史記》“謗書説”大加渲染，將古人的“《史記》有限謗書説”發展成為“《史記》無限謗書説”，認為所有西漢前期皇帝皆屬《史記》諷刺批判之對象，漢高祖、漢武帝皆系流氓。李長之文學史中《史記》部分是以其1948年問世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為藍本，譚丕模的《史記》部分是以其在解放戰爭期間任教於桂林師範學院的講義為藍本，再參考李長之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糅合而成的。李長之文學史創新性突出。譚丕模文學史著作則影響較大。

由於《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是李長之、譚丕模等文學史所持“劉邦流氓説”所依據的共同藍本，在劉邦污名化進程中起着顯要的作用，所以值得在此檢討一下此書涉及劉邦時的立論是非。李長之很有才氣，人所公認，在魯迅研究、李白研究等領域創新性的貢獻非常突出，《史記》研究方面也卓有建樹。其所倡導的文學研究中要依據“感情的型”投入研究者心態．領悟作品情感的研究方法，至今為學術界津津樂道。然而正是由於這種過分投入作者情感的做法。往往使研究者李長之不能跳出論者情感圈子．對研究對象往往缺乏“歷史、文化的整體性考察”[9]，因而論點多陷於偏執，缺乏客觀理性，在《史記》研究中這一缺憾更加突出。他執拗於“《史記》卻實在是不折不扣的謗書”fl圳．司馬遷所諷刺的是“漢初的人物——自帝王以至將相——之無識與不純正，是漢朝一線相承的刻薄殘酷的家法，是武帝之愚蠢可笑，貪殘妄為。總之，他要在他的筆下，而把漢代形容得一文不值”…1 1甚至讚揚《史記》散文成就的表現之一就是“司馬遷使可以和亞歷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也顯得平凡而黯然無光了”[12]。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對中華歷史、中華文化來説，這是司馬遷的罪過，還是司馬遷的驕傲呢?李長之在其書首頁稱道漢代是“偉大的時代”，而司馬遷和李長之筆下這個“偉大的時代”又成了一個值得一提的皇帝和大臣，那麼還算什麼“偉大的時代”?如此自相矛盾、邏輯混亂，競不知李長之何以自圓其説。

李長之多次聲言自己推崇個人英雄主義．所以在評價劉邦時，為了抬高項羽．不斷有偏激字句躍然紙上，如把劉邦義軍稱作“流氓集團”[13]，稱《高祖本紀》將“漢高祖一副流氓相，卻也留了一個逼真的記錄”。。楚漢之爭成了一個“純任熱情、才氣、本能的憤怒”的“素樸青年”項羽敗於一個“老有世故的滑頭流氓”劉邦的悲劇故事[15。。結論是“項羽有真本領、有真性情、有真氣概。在司馬遷的筆下。項羽才是一個真正英雄。劉邦卻是一個流氓而已”[16]。可是，李長之怎麼解釋，為何一個真英雄連一個一無所長的流氓都打不敗呢?他説這是因為項羽“太剛易折”[1 7|。

後來譚丕模、遊國恩、劉大傑等所著的中國文學史裏，所突出的劉邦“流氓”“無賴”“不孝”等“卑劣”言行，在李長之此書裏幾乎都淋漓盡致地做了列舉，一是劉邦大言面對項羽烹殺父親的危機，二是劉邦對父親誇耀自己產業之多．三是猜忌蕭何。即使是劉邦集團的其他人士，也無一不是司馬遷抹殺嘲諷的對象，蕭何、張良、陳平等無一不然。司馬遷寫張良“狀貌如婦人好女”，“這不是大諷刺麼?”因為張良“也多半一派陰柔．一點丈夫氣也沒有”[1 8I。李長之競忘了誰是博浪沙劫殺秦始皇的主謀。

由於李長之認為“《史記》卻實在是不折不扣的謗書”[1引，心存司馬遷仇恨漢朝的觀念，所以凡是《史記》寫善類都是反諷漢朝無人，寫惡人都是指桑罵槐，攻訐漢朝。“書中的最大的諷刺，是對付漢代．尤其集中在武帝。他的方法卻是指秦罵漢”∞]。如言《循吏列傳》“沒有一個漢朝人，這是譏諷漢朝便沒有這樣出色人物”[21]。如言“《田儋列傳》主旨當然在寫田橫之氣骨以及那同時自殺的五百人之壯烈．彷彿説流氓起家的漢朝．就沒有這樣出色人物”[籠]：《張丞相列傳》“也藉端對漢朝大攻擊了一番”，“剛毅守節的申屠嘉卻不曾有蕭(何)、曹(參)、陳平那般人的奸猾本領”，“意思是説當今(漢武帝時)連這樣人物都不見了”∞]。連司馬遷直白地讚頌為“仁君”的漢文帝。李長之認為司馬遷把他寫成了“乖張荒淫”的“偽君子”洲。真是任筆馳騁，不管是否合乎《史記》原意。而且李長之在運用一些術語時非常不嚴謹不嚴肅，如“流氓”一詞，他書中絕大多數地方是作為貶義詞用的，開始講到褒義的“遊俠”時，競又説“遊俠根本是社會上的一種下層組織。也就是現在的所謂流氓”㈣。對流氓和遊俠的區別，魯迅先生曾撰寫《流氓的變遷》加以論述。一個研究魯迅的大家，競有此説，真是荒謬混亂得不可思議。遊俠，按照《辭海》等書定義皆是好交遊，輕生死，重信義，有武藝，肯捨己救人，幫助弱者以抗強梁的人，與恃強欺弱的流氓截然有異。

李長之作為著名學者，也深知才、學、識見的重要性，認為“‘才’不過使一個人成為文人．‘學’不過使一個人成為學者，只有‘識’才能讓一個人成為偉大的文人，偉大的學者”㈨。那麼什麼叫作“識”呢?李長之講得極好：“能見大體之謂‘識’，能察根本之謂‘識’。”∞1李長之之所以沒有成為“偉大的文人，偉大的學者”，他自己已經揭示了根本原因．那就是講述歷史人事時，往往苛求細端，不識大體。不能站在人民性的立場上，不能從歷史發展的趨勢上考察問題，僅從字面上看待人物。劉邦在表面上是沒有項羽那樣高大魁梧勇敢多力，但內心的強大才是真正的強大．得到人民擁護才是力量真正強大的根源。劉、項的差異恰在此處。只有“小孩以為身材高大的人就是偉人”∞]。李長之一字不提項羽草菅生靈的罪惡和因此喪盡民心的歷史真相，將其失敗歸結為項羽性格“太剛易折”．歸結為劉邦方面詭計多端，立論未免輕率淺薄。他的這些論點，隨後被他自己、譚丕模和遊國恩等寫進中國文學史教材，從一家之言變成“授業傳道解惑”的教科書的觀點。劉邦污名化浪潮於是乃一發而不可收。

李長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所撰《中國文學史略稿》司馬遷部分完全沿用《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之説，但因評贊電影《武訓傳》和所撰《魯迅批判》有貶抑魯迅的偏激觀點而屢受批判，在文學史研究領域的地位，遂不及當時同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的譚丕模。

譚丕模對劉邦進行污名化，起初乃是出於政治因素。1933年他運用唯物史觀做理論指導．寫出了《中國文學史綱》，內容跨度從先秦至1928年，內容簡略，未涉《史記》；1947年他在此基礎上撰寫的同名著作，甚是詳細。但只是完成了第一卷先秦部分。但那時他在桂林師院講授中國文學通史之際，貶斥劉邦及其集團的傾向已是非常鮮明。當時他出於對蔣介石政權的厭憎，授課時擅長指桑罵槐，用抹黑劉邦集團的方式抨擊國民黨反動派。這種手法，在當時學術界並不鮮見，吳晗在民國時期寫的《朱元璋傳》，也是對朱元璋刻意溢惡，將其描寫成十足的流氓、惡棍和暴君。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吳晗刪去了那些非學術性的偏激之説。但譚丕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卻不但沒有糾正此前對劉邦等人的偏見，反而變本加厲，在撰寫《中國文學史綱》時，完全接受了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的論點，並添加上新的“論據”，從而將對劉邦的污名化推向了新的高峯。

畢竟是認真鑽研過唯物史觀理論的學者，譚丕模的文學史在思想高度上是勝於李長之的，他在論述項羽時．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揭示項羽失敗的因素根本在於其代表着沒落的封建領主的利益，與歷史前進方向背道而馳，行為殘暴，失去民心，比起李長之從“美大於善”的偏頗角度一味稱頌項羽更有深度。但在評價劉邦時，他的階級分析方法卻墜人了機械論的泥潭，違背歷史主義的原則，認為封建社會統治階級都應該全部否定，自然劉邦和漢朝也在其列，何況明清《史記》評點者又曾批評劉邦“冷酷無情”、民國時期文學史又渲染其斑斑“劣跡”呢。

譚丕模認為，司馬遷“非常仇視劉家的皇帝，從開國的皇帝劉邦起，一直仇視到直接管他的漢武帝止”。特別是對劉邦，“在《高帝本紀》裏，給劉邦繪畫了一個流氓的形象．繪聲繪色地對劉邦進行口誅筆伐”。為論定“劉邦流氓説”，譚丕模一連列舉了許多看似確鑿無疑的證據。首先是，劉邦少年時“不好好從事生產勞動，利用亭長的權力，好酒貪色，成為十足的酒色之徒。當然是流氓了”；他在酈食其面前使女子洗腳。欲宿於秦宮。以諷刺口吻報復父親罵他不事生產的舊恨，“這更是流氓的搞法了”㈣。再有是見叔孫通所設朝儀．便“得意忘形地説‘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這是十足地表現了流氓神態”；在《項羽本紀》裏，項羽欲烹劉邦父親，“劉邦不但不着急，反而要求對方‘分一杯羹’，這也是十足表現了劉邦的流氓派頭”。在《酈食其列傳》裏，“有些讀書人戴起儒冠來拜訪他，他拿起儒冠當作小便桶；與人言，破口大罵．這也是十足地表現他是流氓”。

上述這些事情．假如都是真的，假如司馬遷把劉邦寫得如此不堪。寫成“劉邦是一個十足的流氓”[31]。道德敗壞，惡劣之極，那麼如何解釋為何天下的精英俊才貴族出身的張良、韓王信、胸懷韜略的陳平、蕭何、精通兵法的韓信等等，都願意捨生忘死地追隨其建功立業、臨危不棄?如何解釋王陵母親以死勸告兒子忠事漢王劉邦?如何解釋周苛、紀信等面對項羽的引誘威脅，寧死不願背叛漢王劉邦?如何解釋當時天下百姓都紛紛獻出自己的子弟和米帛，支持他與楚霸王項羽爭戰到底?如何解釋這樣一個道德人格不堪的人，卻能夠為民除暴，從諫如流，豁達大度，不封六國後裔，朝着當時比較進步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邁進，建立了在中國歷史上與唐宋明清並稱的空前統一的大漢帝國?這是一個“流氓”“無賴”能夠做到的嗎?

再者説，如果《史記》中的劉邦，真的被司馬遷描述成譚丕模等理解的那樣人格低劣、道德敗壞，他的這部《史記》能夠流傳到現在嗎?在漢武帝時，酷吏滿朝，法網嚴密苛酷．司馬遷如果這樣抹黑醜化本朝的開國皇帝、當代皇帝的曾祖父，他就不怕自己全家被族滅。他們父子兩代竭盡心力撰成的《史記》一書被全部焚燬化為灰燼嗎?他的外孫楊惲僅在書信裏微文譏刺了漢宣帝，就被漢宣帝腰斬於市。家屬被流放邊地，漢武帝、漢昭帝會對這位在史書裏百般醜化詆譭他們祖宗的太史公那麼大度，不殺其人．不毀其書嗎?漢昭帝還會讓司馬遷的門婿擔任丞相嗎?

李長之、譚丕模也曾感覺到司馬遷如此濃重地諷刺和貶低漢朝前期皇帝不易避開當時嚴密的法網．所以認為司馬遷行文時運用了巧妙的“陣法”以對付漢朝官方的迫害和懲罰，特別是“互見法”和“指桑罵槐法”：“他絕不把高祖的流氓行徑及小氣忌刻寫在《高祖本紀》裏，卻分散在《項羽本紀》、《蕭相國世家》裏”[32]，“他不罵漢而罵秦”[馴，罵秦朝即是罵漢朝。“他為了與統治者做迂迴的戰鬥，也採用互見法……我們在上面所舉的《高帝本紀》、《孝武本紀》，沒有把他們的罪惡、卑怯、殘暴行為完全擺進去．而把它分散到別的列傳中去，即是顯著的例子”。

為了證成己説，李、譚二人著作不惜責備《史記》的歷代讀者太忠厚、太粗心：“總之，他的方法是逃避和隱藏，這樣便瞞過了當局者的檢查，也瞞過了後來太忠厚以及太粗心的讀者了!”

這種説法未免有掩耳盜鈴之嫌。對文言文的解讀能力。漢代人士無疑是勝過今人的．認為漢朝人士只能讀出《高祖本紀》對劉邦的讚美，讀不出《項羽本紀》《蕭相國世家》對劉邦的諷刺醜化，也是難以説通的。而且李著、譚著極度淡化劉邦對歷史的重大貢獻、對當時民眾的卓越功德．極端放大其小節過失，並因此給劉邦加上的“十足的流氓”等標籤，純粹屬於對《史記》的嚴重誤讀和歪曲。其中立論的紕漏觸目皆是。

首先，《史記》中劉邦的傳記，名日“高祖本紀”，《漢書》裏才是“高帝本紀”，譚著中屢稱“高帝本紀”，可見並非刊刻訛誤，而是下筆草率。性格粗豪的義軍領袖在客人面前洗腳，一介平民登上皇帝寶座表達一下大喜過望的心情，便是流氓．這種“流氓”標準也太不近人情了。至於項羽捉了他的父親迫其投降，曲在項羽一方，説劉邦“要求”項羽烹殺自己的老父，純屬偏見的曲解。其次，對那些責備劉邦出言不當者，我們倒是想反問他們。他們若是劉邦，面臨此景，有比這更好的辦法嗎?難道要全軍棄甲歸降項羽或者跪下哀求項羽，才是大丈夫行事的正確選擇嗎?後來遊國恩主編的文學史又加上了劉邦臨危棄子一事，以證明劉邦的殘酷無情、流氓無賴。其實，《項羽本紀》項伯勸阻項羽對劉太公行兇時的一句話“為天下者不顧家”嘶]。已道盡劉邦平生心事。司馬遷如何看待此類事件，其《報任少卿書》有云：“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李善注道：“言己輕妻子，故反問之”[37]。司馬遷認為自己亦屬不顧身家性命的以功名為上的“烈丈夫”之儔．其對劉邦這類舉動的態度亦可知矣。

劉邦溺儒冠，與人言破口大罵二事，最不可信。因為其一，這是《酈生列傳》中劉邦身邊的騎士嚇唬儒生酈食其的話，原是當不得真的。其二，《史記》原文是：“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一個“輒”者可見騎士之言的荒誕，溲溺不是罵人，可以隨時就能做的。

譚著中“劉邦流氓説”羅列的還有另外兩個證據，一是“在《張丞相列傳》裏假周昌的口吻罵劉邦是‘桀紂之主”’。二是“在《佞幸列傳》裏，作者直接出面罵高祖‘至暴抗’也”∞]。然而，前者只可見劉邦與周昌君臣親暱無間的關係，也解釋了《高祖本紀》篇中“狎侮”一詞的含義。若是其他皇帝，周昌作為大臣，怎能在皇帝“燕時”(休閒之時)直人皇帝內宮，並以“桀紂”類比主上?項羽聽到有人背後嘲笑自己“沐猴而冠”便將其烹殺，劉、項二人心胸之寬曠與狹隘在此恰成鮮明對照。後例則純是譚著對“暴抗”的誤釋。“暴抗”，司馬貞《索隱》解釋道：“(暴抗即)暴伉……言暴猛伉直”[加]。在此乃是言其性格粗豪剛健，按常理而論，不當親近佞幸之徒，何嘗是“殘暴”“兇惡”之義?

由上述可見，作為一位熱心政治的文學史家，譚丕模在長期的對敵文化鬥爭中，諳熟上綱上線之術，長於撰寫批判性文章。但是，將這種手法運用來研究《史記》，則是極不恰當的。這種手法近似於司馬遷平生最為厭憎並深受其害的酷吏為人定罪之術，亦違背了《史記》一書所體現的責人以寬的為人為文心態。以酷吏般羅織周納之術評判《史記》人物，常會得出似是而非的錯誤觀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因其是最早運用唯物史觀編撰而成的文學史教材，內容系統，思想傾向正確，1952年成書的譚丕模《中國文學史綱》先是被作為各高校間交流學習的講義模板傳播於學術界．不久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等權威出版社多次重版刊行．1956年教育部組織編寫高校課程教學大綱時，譚丕模又被指定為中國文學史課程教學大綱的主持負責人。譚丕模這部僅完成了上冊文學史的脈絡被絀繹出來，成為當時各大院校中國文學史遵循的具有巨大權威的《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的上半部分。

隨着這部教學大綱的制定和頒行，對劉邦的污名化進程也就進入了新的階段。在這部大綱裏。先秦兩漢部分是遊國恩執筆的。此前，遊國恩曾撰寫過先秦兩漢文學講義，立論平和，全沒有偏激之語。而在這次大綱編撰時，遊國恩接受了譚著的內容。撰寫了而今看來令人瞠目結舌的語句。比如，《史記》部分第四節，題目是“《史記》傳記文學的人民性及其藝術特徵”，標榜《史記》將“批判的矛頭投向了統治階級”，“白起、蒙恬是屠殺人民的劊子手”…]。可在《史記》中屠殺無辜民眾，罪惡不下於白起、蒙恬的劊子手，亦有項羽，司馬遷在《黥布列傳》末節指斥道“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42]，《項羽本紀》所記其坑殺秦朝降卒二十餘萬，攻打田榮時項羽“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坑田榮降卒，系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圳，而此處卻只寫白起、蒙恬，不提項羽之名。那麼大綱所強調的《史記》“對人民的態度和功罪是褒貶歷史人物的尺度”．不知體現在何處。大綱對劉邦難得加了句讚語：“早期的劉邦在司馬遷的筆下給予了某種程度的肯定”。但接着便是“批判的矛頭投向了統治階級。用互見的手法刻畫了劉邦的流氓形象”m]，人物羣像裏有“深沉、精細、虛偽、權詐的劉邦”㈣；“劉邦答項羽烹太公的話和責罵酈食其、陸賈的口吻，畫出了無賴子的狡詐和粗野(《項羽本紀》《留侯世家》等)”㈨。這樣一來，不但司馬遷對劉邦略有肯定的方面化為烏有，而且“劉邦流氓説”便具有了“欽定”的色彩。隨着這部《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在1957年8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刊行．“供中國文學史教科書編寫的依據，並在教科書出版前供各校講述中國文學史的參考”[47]。於是乎，對劉邦的污名化的典型舉動“劉邦流氓説”也就成了各個高校統一的觀點．大行其道，教師誨之，學生受之。其後，隨着依據這部教學大綱突擊編撰成書的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問世，劉邦污名化的進程便由巔峯走向氾濫，其影響至今如洪水猛獸，勢不可當，不僅諸多《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專題研究》《史記專題研究》等完全承繼發揮，而且還波及了戲劇、電影、電視劇、評書、相聲等藝術領域。而且楚漢戰爭題材書寫也成了攪渾楚漢之際歷史真相的重災區，甚至成了“厚黑學”理論傳播的主要話題。司馬遷想要在《史記》中表達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深邃理念在這些視頻、音頻和紙質媒介中也便人罕關注，似乎蕩而無存了。

當然。站在當今的學術環境下，反觀20世紀50年代以教學大綱方式，如此死板地規定講課和撰寫文學史教材，要把劉邦講成和寫成流氓、無賴，本身就是很荒唐的事情。違背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文化方針。而且．從思想立場的角度來説，惡意污衊劉邦的觀點也嚴重違背了這一教學大綱所高揚的人民性原則和標準。既然“對人民的態度和功罪是褒貶歷史人物的尺度”[鶇]．這既是當時文學史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又是編者認為司馬遷衡量人物的標準，那麼劉邦和項羽的行為誰更合乎人民性的要求呢?該褒揚誰。該貶低誰呢?司馬遷寫道，劉邦人秦地，“諸所過毋得掠擄”，“秦人惠”；劉邦約法三章，廢秦苛法，“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日：‘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49]。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項羽則是所到之處屠城燒殺，人秦如此，人齊如此。但此《教學大綱》卻説：司馬遷“不以成敗論人，寄同情於失敗的英雄，以飽含感情的筆觸描寫了項羽等人的形象，惋惜他們的失敗．慨嘆他們遭遇的不平”；而劉邦卻成了“流氓”“無賴子”“虛偽權詐”∞]的化身。那麼，到底是司馬遷違背了人民性，站錯了立場，還是編寫這部教學大綱、研究《史記》的某些今人違背了人民性．甚至站到了秦漢時期人民的對立面了呢?真是令人困惑不已．難以索解。

三

以此大綱編撰而成的，先是署名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55級集體編著”、後來署名為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屢加修訂．不斷重刊，但貶污劉邦的傾向仍是一以貫之。此書的1958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版幾乎全都接受了譚丕模、李長之諸書對劉邦的貶斥論據．而且還尋出了為何貶低劉邦的“正當”理由：劉邦是“篡奪農民起義果實的流氓”。這個版本由於速成，荒謬之處頗多，如講“呂氏為了專寵，使自己的兒子繼為太子。竟將高祖寵姬戚夫人的眼睛剜去”㈤。呂雉殘害戚夫人時，劉邦已死數月，呂雉還要“專”誰的“寵”呢?1959年版刪去了這些荒謬語句。同時也刪去了原版從譚著中借鑑來的司馬遷怒罵劉邦“暴抗”和周昌譴責劉邦是“桀紂之主”兩件事例，硬傷減少了許多，減輕了對劉邦的詆譭，肯定“劉邦之所以獲勝，就是取得了人民的支持”，以此顯示“司馬遷是處處從人民立場上來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

莫名其妙的是．隨後連續修訂的1962年版和1963年版又推翻了1959年版重視人民性的正確傾向．完全退回了初版對劉邦全面污名化的舊貌，並且變本加厲，在《史記》部分增添了兩方面有助於論證《史記》“謗書説”的內容，一是將編著者自己和司馬遷的立場完全放在項羽一方，絲毫不提項羽與人民為敵的諸多罪行，認為司馬遷在《項羽本紀》中“通過與項羽的鮮明對比，寫出了他(劉邦)的怯懦、卑瑣和無能”，並將劉邦遇危棄子和項羽欲烹劉太公時劉邦大言二事。作為司馬遷意在“描寫了他(劉邦)流氓無賴、殘酷無情的嘴臉”m1的典型例證大講特講。二是認為《史記》不僅蓄意抨擊劉邦與漢武帝，而且亦蓄意貶低漢朝，其證據是“《循吏列傳》中寫孫叔敖、鄭子產等五人，沒有一個漢代人，而《酷吏列傳》卻全寫漢代人”[55]。

這兩方面例證，初看來言之鑿鑿，確不可易，實則都是站不住腳的。前者可從另外角度理解，已見上文。後者，以《史記·循吏列傳》未列漢人以證明司馬遷意在“貶漢”，卻不知《汲鄭列傳》所寫汲黯、鄭當時，《張釋之馮唐列傳》所寫張釋之等，皆是漢代最著名的循吏，均單列有傳，故不在《循吏列傳》中罷了。至於《酷吏列傳》全寫漢朝人士，顯然有以史書作諫書之意，其意恐亦不在“貶漢”，因為李廣、田叔、韓長孺等正人君子何嘗不是漢朝之臣，司馬遷明言憎惡的商鞅、蒙恬等，何嘗不是前朝之人，拿傳記傳主的朝代歸屬為據證明司馬遷對漢朝的態度。未免太單薄、太偏執了些。歸根結底，在於一些《史記》研究者將司馬遷受宮刑一事對司馬遷的打擊看成了天翻地覆的大事。受刑前，他忠於漢朝，稱譽漢朝；受刑後，他變得“更深刻地觀察到社會本質，更徹底地認清了統治階級的面目”嘶]。從此怨恨一切漢朝帝王和漢朝大臣。作為飽受儒家教育薰陶的學者，司馬遷欲為主上分憂，出言不當，慘遭酷刑，他滿含委屈是肯定的，憤懣填膺也是可以理解的．早前的積極進取、熱衷功業變成消極失望甚至是絕望都是可信的，從《與摯峻書》到《報任少卿書》，其心態的軌跡變化清晰如畫。但若是認定他受此打擊，便走上與大漢王朝結為死敵，以著史來拼命抹黑大漢歷史，抹殺漢代歷朝皇帝治國理民的功績．以此報復漢朝君臣羣體，這恐怕是不合乎事實的。若是如此，司馬遷就成了違背父親“忠孝”教誨和“著史”以頌漢德這一遺囑的“逆子”．蜕變為大漢王朝的“叛臣”。成了因個人私怨褻瀆史官原則的小人．成了“不孝”“不忠”的“無德”之徒，《史記》也就成了一部歪曲歷史的沒有價值的“穢史”。可見，《史記》“謗書無限説”和“司馬遷撰史污名化劉邦”．這不僅是在厚誣古賢，而且也是文學研究中不顧研究對象實際、對研究對象不能深思明辨而便隨意主觀臆斷的不當風氣，這些觀點的提出與宣揚，不僅違背了歷史的真實，也嚴重違背了思維的邏輯。

司馬遷對漢朝的立場，對漢高祖劉邦的評價。恐怕是與李長之、譚丕模、遊國恩等人之文學史著作大有歧義的。《史記》全書著完，在《太史公自序》末節，司馬遷總結道：“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以“我漢”自稱，不計秦代，只以漢朝上承聖賢輩出的夏商周，可見其“擁漢”“頌漢”的政治立場。

《太史公自序》的《高祖本紀》提要説“子羽暴虐，漢行功德”，褒劉貶項，極其鮮明；又説“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581，以“憤發”評述劉邦的事業，引之為“發憤著書”的自身的同道。又在《秦楚之際月表》中強調此意雲：“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逋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 ‘‘王跡”即王者的事業。而“王”，按照先秦兩漢時的概念，則是“天下所歸往也”160]的高尚稱謂。此處司馬貞《索隱》雲：“謂秦前時之禁兵及不封樹諸侯，適足以資後之賢者．即高帝也……言高祖起布衣，卒傳之天位，實所謂大聖。”司馬貞謂“大聖”指漢高祖，甚是。然其解“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之“傳”為動詞“傳承”，則甚謬。此“傳”指漢人所謂經傳之“傳”的《論語》。“《傳》之所謂大聖”，本於《論語·雍也》“子貢日：‘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日：‘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堯舜不容易做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是因其時代萬民並不處於水深火熱之困境。

秦末之時，恰逢民生困厄之際，劉邦抓住這一時代機遇，接連滅掉兩個殘暴政權秦、楚(楚霸王項羽)，拯救民眾於水深火熱的困境，避免了項羽這一暴虐之君更長時間地殘害黎民，廣泛地施恩於天下，故其滅秦滅項、拯民於水火之事功乃超越堯舜並且“軼於三代”，亦即勝過了商湯滅桀、周武王滅紂。司馬遷稱頌他為“大聖”．毫不過分，也足見司馬遷對漢高祖之事功稱揚之高。

劉邦是有些狂傲不羈，平生不願束縛於儒生鼓吹的苛細禮儀，而司馬遷對好講苛禮的齷齪之儒，也反覆致以不滿，在《報任少卿書》中回憶自己“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吲，其內心與劉邦豪放氣度惺惺相惜，也是顯然的。而一些文學史著作，以酷吏般苛求小過的手段貶抑劉邦，“忘我大德，思我小怨”酬，並將自己的見解當作司馬遷的態度．既不合乎《史記》着眼大體的本旨，也違背了人民性的原則，實是應當努力糾正的。只是遺憾的是，不僅《史記》“謗書説”和對劉邦的污名化在諸多領域仍在延續。而且作為漢代文學重要組成部分，《史記》的文學價值和人物形象評論如何寫得客觀理性全面深刻．至今仍是中國文學史研究中有待解決的一項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