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在巴西建立殖民地的想法為何落空？_風聞

文：梁展

1895年冬，康有為從其門人和葡萄牙藉商人那裏得知巴西使節曾經來華招募華工之事。但是由於此前澳門街頭頻頻出現非法招工、外籍輪船私自搭載華工出洋的事件，總理衙門曾於1894年1月照會各國公使查禁了此類活動。可是，以辣達略為首的巴西使節一行四人並不甘心，於是他們試圖通過康氏門人反覆勸説他上京疏通清廷，但事情最終無果而終。

從1889年起，康有為就產生了移民巴西、再造新中國的計劃，而此次巴西主動招募華工之事，為他實現早年移民巴西計劃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因此他非常願意充當巴西的説客，但清廷的拒絕讓他頗感失望。1905年10月，在遊畢墨西哥之後，康有為還擬親赴巴西，只因墨西哥國小無船可渡才最終作罷，直到1913年民國成立之後，他還借海外惟有“邈絕而違隔之巴西”承認北京袁世凱政府之事大發感慨：“吾國人若能早留意於巴西，則吾創一新中國於巴西久矣。”

康有為移民巴西的籌劃最初起因於他對《中葡條約》中處置澳門方式的不滿。在他看來，地不分夷夏，它是生民養民之所，“失地”意味着國族的衰敗，是事關華夏人種存亡的重大問題。作為粵人，康有為一向對澳門一地的得失非常在意，直到1907年在遊歷葡萄牙途中，還對當年中葡之間不平等的交涉耿耿於懷。

1888年是康有為步入政壇的關鍵一年。這一年，在《上清帝第一書》中，康氏憂心於中法戰爭後國家陷入的全面領土危機：“琉球滅，安南失，緬甸亡，羽翼盡翦，將及腹心”；“英啓藏衞，窺川、滇於西；俄築鐵路於北，而迫於京；法煽亂民於南，以取滇粵。”另一方面，“美逐我華工，英屬澳大利亞從之，將來南洋諸島紛紛效尤，我國出洋者千數百萬……若不保護，還無所業，必為賊盜。”

5月，在《上清帝第二書》（“公車上書”）中，康有為為此提出了“移民墾荒”之策，至於向何處移民，此時的康有為尚無清晰的答案：

“今我民窮困，遊散最多，為美人傭奴，尚猶不許，且以驅逐，澳洲南洋各島效之。數百倍之民失業來歸，何以安置？”

於是，10月在去往上海的旅途當中，康有為便產生了移民巴西的想法：

“中國人滿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住。又亂離破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經維度與吾近，地域數千裏，亞馬遜河貫之，肥饒衍沃，人民僅八百萬，吾若遷民住，可以為新中國。……時經割台後，一切不變，壓制更甚。必慮必亡，故欲開巴西以存吾種。”

晚清中國人口曾經是巴西人口的50倍，如今則僅是巴西人口的7倍

此時的康有為已經把目光投向了大西洋彼岸的南美洲國家——巴西。從那時起，他便“購巴西之書而讀之，求遊巴西之人而問之。”康有為的西方地理學知識最初來自《瀛寰志略》和《海國圖志》。1879年，他開始閲讀《西國近事彙編》（1873年創刊），以及曾經參加1876年美國費城博覽會的中國代表李圭撰寫的《環遊地球新錄》（1877）。自光緒八年（1882）年起，在研讀佛典的同時，康有為開始廣泛涉獵西學，瀏覽《萬國公報》、江南製造局刊行的《格致彙編》，以及西方傳教士翻譯的科學與史地著作。

自1874起，康氏通過赴日經商的友人，以及“東京日日新聞社”駐北京記者、漢學家古城貞吉廣泛蒐購日文書籍，至1897年6月撰成《日本書目志》一書。在該書“人類學”條目之下，作者道：“造化懷衽之論本生生之如，《人種篇》考轉變之由，蓋異書也。”康有為不通日文，靠其女康同薇的幫助，他的確讀過此書，而且印象頗深。《人種篇》條目，實出自日本文部省出版的《百科全書•人種篇》，而這部《百科全書》實際上是英文《錢伯斯通俗百科全書》的日譯本，其中《人種篇》所對應的條目是“人類的自然史——人種學”，其撰者應當是兩位出版者之一——羅伯特·錢伯斯，他是一位地理學家和進化論者。

1885年，文寧提出“扶桑國”為墨西哥，康氏所著《大同書》獨以為“美洲土人皆鮮卑移種，自甘查甲至亞拉士加避寒，遵海而南，得墨西哥而居”，這一看法實際上始自1906年1月康氏遊歷墨西哥接觸當地人的時候。康有為在參觀了墨西哥的宮室建築之後，從屋主黃寬卓、黃日初延騁的一位墨西哥教師的口中得知“其種出於吾族”，證據是其“壺瓜名曰瓜壺，粟名曰米粟，用法相同”，結合親身所見當地印地安人的宮室、器皿、田地、居室等等，康氏確信墨西哥人來自中國。

就在康有為謀求向巴西移民未果之際，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德國人和敍利亞人紛紛湧入巴西，大大改變了這個新興國家的人口和膚色構成，在巴西的歷史上，這被稱為人口“漂白”的進程。

自帝國晚期的1870年代，直至上個世紀50年代，巴西一直在實行有利於歐洲“文明人種”遷入的移民政策。墨西哥的情形也是如此。伴隨着西方殖民戰爭的是墨西哥社會“歸化白人”的進程，在這一進程當中，白人被賦予了高尚的理性和管理技能、具備可敬可愛的德性和高度文明的、更適合作為國民的品質。

康有為“美洲人與華夏同種”的歷史人種學建構，一方面是對1882年美國排華法案激起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反抗，另一方面，它也主動運用了西方殖民侵略者所採用的國際法利器即所謂“無主土地”的先佔原則，後者為其殖民美洲的活動提供了合法性依據。西方列強不僅佔據了非洲、美洲和亞洲的“荒野”，並且使這些地區的人民淪為服務於其殖民地經濟和商業利益的奴隸或者“苦力”。在康有為看來，移中國人於南美並不等同於西方在南美的殖民活動，而是永久地返回“舊地”，墨西哥和巴西已經不再是“夷地”而是華夏“故地”。

在美國乘坐汽車的康有為

因此，康有為移民巴西的最終目標在於使遠到而來的中國移民在巴西紮下根來，成為亞馬遜河畔永久的居民，進而在這裏建立一個新中國。然而在巴西一方，自帝國末期以來圍繞移民政策而展開的爭論當中，無論是贊成廢奴的種植園主，還是廢奴主義者均認為，引入華工只是權宜之計。巴西本土的思想家納布科就清晰地區分了高等的白人種族和低等的黃人和黑人種族，他不但懼怕黑人會佔據巴西的主流，而且也懼怕巴西這個全球最大的天主教國家會被亞洲移民“蒙古化”，甚至於擔心“具有破壞性的和非道德的亞洲人”會阻礙“歐洲人及其內含的文明向巴西遷移的勇氣。”因此，正當康有為夢想在巴西開闢新中國之際，巴西本國則在竭立擺脱舊有的殖民地地位、努力建設一個白人國家，這使康有為殖民海外的理想缺乏根本的現實條件。

阻擋黃種人移民的屏障是由美國首先建立起來的。1839年，美國最早的體質人類學家默頓利用自己發明的“量腦法”和康伯的“面角”等人體測量技術，按照頭骨及與之相對應的腦容量的大小，將世界上的三大人種由高向低依次排列為：高加索人、印地安人和黑人。1854年，默頓的學生諾特進一步將人種的腦量大小與其智力水平對應起來。海地黑奴在1804年擺脱了法國的殖民統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黑人共和國，身為奴隸主的諾特對這個奴隸政權的痛恨可謂溢於言表。

諾特的《人類的類型》一書在1854年問世之後取得的巨大成功，使“科學種族主義”觀念在美國，乃至在全世界範圍內幾乎成為一種常識。在1877年發表的美國參眾兩院聯合就中國移民狀況所撰寫的調查報告中，默頓和諾特的人體測量數據被採納進來，其中，中國人的頭骨大小被排在了英格蘭人、德意志人、斯拉夫人之後，僅比印地安人和黑人略高，這成了5年後美國政府出台的《排華法案》的重要科學依據。

與此同時，在大西洋彼岸的法國，布羅卡及其領導的法國人類學會（1859年創立）也在從事以體質人類學為核心的歐洲民族（人種）史研究。布羅卡認為，美國的人類學家把對《聖經》的遵從與對奴隸制度的情感投射到了科學之上，而事實表明，黑人與白人的通婚並不一定會造成白人種族的墮落，相反，異族之間的通婚也會產生優生的效果。

布羅卡並不贊同默頓和諾特的奴隸制思想，但他也不否認人類種族之間在體質和智力上存在的確着差別，問題在於，如何能夠通過不同種族間的通婚使低等的種族得到提升，達到“優生”的目標? 這便是西方人自18世紀以來自願承擔起的“文明使命”。無論是獨立之後的墨西哥，還是帝國晚期的巴西，代表世界文明方向的美國是令這些南美國家豔羨的楷模，而中國也絕不例外。

1930年代，出生在巴西本土的社會學家弗雷雷聲稱，巴西社會不存在美國社會那樣明顯的種族界線，不同種族之間的相互通婚構成了巴西社會的顯著特徵。然而事實上，美國先進的機器文明、生活風格，乃至美國的種族主義移民政策，始終是巴西制定本國移民政策的重要參考，這個由殖民者建立的新興國家在“漂白”自己人口的過程當中，處處以盎格魯-薩赫森文明作為其模擬的典範。

在巴西帝國晚期，巴克爾《英格蘭文明史》（1821-62）描述巴西地理環境如何惡劣，聲稱巴西如果不借助於外力便無法取得文明進步，這些論斷激勵着巴西的統治精英們不懈地按照西方文明的標準建立一個白人的國家。另一方面，出於多種族存在的社會現實，巴西採取了布羅卡意義上的異族通婚策略，目標是減少或者消滅黑人和混血兒的存在，然而，允許異族通婚絕非承認各個種族之間的平等權利，它是對白人種族優勢地位的強化。

沒有親臨巴西的康有為無從深入瞭解巴西社會的“漂白”或者説“文明化”進程，但普里查德的自然環境決定人種變化的觀念，布羅卡的異族通婚可以改善低等人種的膚色等生理特徵的看法，以及兩位人類學家共同持有的有關“文明化”進程能夠改變人種的體質及智力水平的理念，都被寫進了《錢伯斯百科全書·人種篇》中，康氏據此在《大同書》中提出了改良人種的三大措施：移地、雜婚和改食。他所勾畫的由黑而黃、由黃而白的膚色改良或者説進化路線，旨在減少黑人的數量，乃至用藥物滅絕之的策略，與巴西的“漂白”和墨西哥的“歸化白人”政策並無二致。

在康有為看來，“大同太平之世，人類平等，人類大同”，“物之不齊，物之性也”，要達到西方文明的等級，就必須在物的層面追求齊平，而“齊物”首在“漂白”黑、黃皮膚。《大同書》所列種種制度安排和設施，諸如醫院、學校、政府等等，以及消除家庭、國家、性別、階級界限等等政治綱領，均圍繞着這一“漂白”策略而展開。然而，康有為不明白的是，在18世紀以前，在大部分歐洲旅行者眼裏，中國人的皮膚是白色的，那時他們能夠將中國文明與歐洲文明等量齊觀，直到18世紀之後，歐洲種族主義的偏見才在中國人身上得到了強化。商業的擴張、中國顏色的象徵以及中國的墮落形象才使中國人的皮膚由“白”變成了黃色。 

《大同書》與其説是一部民族國家建設的綱領，不如説是以人種學和人種改良為出發點撰寫的一部文明論著作。康有為不惜以建構甚至是附會美洲印地安人與中國鮮卑族同種同源之説來強化華夏民族的自我認同；而在《大同書》所構想的文明世界裏，這個曾經驕傲地擁有黃色皮膚的人種，最終將由於“漂白化”的策略而歸於滅絕：在康有為那裏，殖民主義的知識形式自覺地成為了其建構民族認同的思想框架，正是基於這一思想框架，一個精神上被殖民的個體和民族從此便不斷面臨着迷失自我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