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正氣是愛國_風聞

近讀《文天祥全集》，重温愛國先賢文天祥的心路歷程，感觸良深。

　　文天祥出身於地地道道的庶民家庭，用現在的話來説，他不像當今西方“民主自由”國家的“總統”、“國務卿”、“議員”、“州長”那樣有什麼“富爸爸”、“貴爺爺”，更沒有什麼大資本財團的支持。宋理宗寶祐四年（西元1256年），他憑着自己的學識考中殿試一甲第一名，狀元及第，從此進入“精英”階層——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中華文明那種不問出身、不分貧富舉拔治國人才的基本制度的先進性。

　　作為“精英知識分子”，文天祥“進入體制內”後不改忠義不阿的品格，他先是上書反對寵宦董宋臣避戰逃亡的遷都之議並呼籲改革政治、擴充兵力、抗元救國，後來又直言斥責權臣賈似道亂政誤國，因而一直不受重用，並曾被罷官免職。

　　在這種舉措艱難的境況下，文天祥不像當今西方國家的離職“民選”政客那般能夠得到大財團大公司的回報（實際上是“合法”的賄賂）去當“總裁”做“董事”過豪奢生活，他回到家鄉，心境恬淡，打算寄情山水。他的《曉起》二首之二就很能表達其時的心情：

　　遠寺鳴金鐸，疏窗試寶燻。

　　秋聲江一片，曙影月三分。

　　倦鶴行黃葉，痴猿坐白雲。

　　道人無一事，抱膝看回文。

　　遠處的古寺鐘聲隱隱，陋室內氤氲薰香滌盡塵務，作者像倦鶴、痴猿一般散淡閒適，或聽秋江的無邊濤聲，或觀窗上朦朧的曙影月光，有時還翻看琢磨一番那回環往復卻無深義的迴文詩。看起來，他似乎真要“退則獨善其身”地遁世隱居終此一生了。

　　然而，文天祥完全不是那種明哲保身的人，憂國憂民的壯懷始終在他心中激盪。就在這“隱居”期間的“閒淡”詩中，仍然抑制不住地透露出報效國家匡扶神州的心志，就像那首五律《夜坐》所云：

　　淡煙楓葉路，細雨蓼花時。

　　宿雁半江畫，寒蛩四壁詩。

　　少年成老大，吾道付逶迤。

　　終有劍心在，聞雞坐欲馳。

　　淡煙籠罩着楓葉，細雨飄打着蓼花，成羣的大雁寄宿於江邊，悽切的蟬鳴迴響在四壁，真是“悲哉秋之為氣也”！而作者已人到中年，雄心壯志的實現似仍遙遙渺茫，怎能不喟嘆萬分呢？但是，作者濟危振世的壯心並未稍減，他不會讓東晉名將祖逖聞雞起舞的壯舉專美於前，即使遠居鄉野草舍，仍在神往着匡扶大業！那最後一聯健筆縱橫，氣宇軒昂，作者的為人品格和節操躍然而現。

　　果然，宋度宗鹹淳十年（西元1274年），度宗病死，年幼的恭帝即位，元朝趁機以二十萬大軍大舉南下，宋朝岌岌可危，太皇太后謝道清下《哀痛詔》呼籲各地文臣武將、豪傑義士急赴國難，在那些不多的響應者中就有文天祥。他毀家紓難，捐出全部家財作軍費，發佈榜文徵募義勇之士，很快組成了一支愛國義軍，並親自率領着奔赴前線勤王抗元。

　　此後兩年中，文天祥曾在前線率軍苦戰，也曾在朝中力挽危局，後來在受命出使元軍時被敵方扣留，他尋機逃出，卻遭到宋朝前線將領的懷疑，不得不到處躲避，最後才乘船到達福州。在這期間，文天祥可謂顛沛流離，飢寒交迫，九死一生，但他卻未絲毫動搖信心。那首從南通乘海船到浙東轉往福州去的路上所作的《揚子江》詩正表現了他的這種堅定意志：

　　幾日隨風北海遊，回從揚子大江頭。

　　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宋端宗景炎元年（西元1276年），文天祥被任為樞密使兼都督諸路軍馬。他率領督府軍轉戰東南，英勇抗敵，並曾揮師席捲贛南，收復了大片失地。但因元軍鐵騎勢大，南宋朝臣又不能同心同德，抗戰最終失敗，文天祥一家老少只剩下三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但文天祥並未退縮，他率殘部進入廣東繼續抗戰。

　　宋末帝趙昺祥興元年（西元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軍在五坡嶺（今廣東海豐北）紮營時被元軍圍困，他吞下隨身攜帶的冰片自殺，但因藥力失效未死，只是昏迷過去，在昏迷中被俘。

　　被俘後，在被押送北上過程中和被拘囚在元大都（今北京）的四年裏，文天祥對元朝堅決不合作，不低頭，矢志以死殉國。他曾經絕食八日而未死，多臨利誘而不屈，久罹囚困而無悔，最終於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西元1282年）十二月從容就義。死後，在其衣帶中發現絕筆自贊，其辭慷慨壯烈：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在兵敗被囚的四年中，文天祥寫了不少詩，例如《過零丁洋》、《南安軍》、《金陵驛》、《建康》、《真州驛》、《過平原作》、《和中齋韻》、《除夜》、《正氣歌》等等。這些詩中之意有壯志未酬的遺恨，有山河破碎的悲惻，有物是人非的惆悵，但所有的詩最後幾乎都歸結到取義成仁的赫赫精忠之志。其中，最為震撼人心的當屬七言律詩《過零丁洋》。

　　《過零丁洋》大致作於文天祥被元軍俘獲後的次月（宋末帝趙昺祥興二年正月，即西元1279年2月），當時他被押送經過零丁洋（亦作伶仃洋，在今廣東省珠江口外）。後來，元軍統帥張弘範一再逼迫他寫信招降南宋在海上堅持抵抗的張世傑部，文天祥嚴詞拒絕，並出示此詩以明志節。據史料稱，張弘範讀了此詩後只説了一句：“好人！好詩！”此後就再也不逼迫他了。

　　《過零丁洋》詩云：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説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詩的前三聯痛惜國破民亡，感慨自己明經入仕後的辛苦遭逢和身世浮沉，乃至坦承自己在遭受挫敗時的憂慮迷茫和惶悚不安以及孤軍奮戰的無助、無奈，可謂悲憤交加、百感交集、愁緒萬端至於極矣。如果照此下去，這首詩或許也能博得後人一掬同情惋惜之淚，但在中國浩如煙海的詩作之中，也只能列入平庸末流之類。然而，作者非凡人也，最後一聯振筆一宕：“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高亢激昂，丹心映天，頓時成為一首千古不朽的氣節壯歌，震撼人心，感激來者！

　　文天祥為什麼如此堅貞不渝、視死如歸？無它，愛國也！現代有人將古代愛國先賢譏為“忠君之愚”，這是庸人妄議。古人之愛國有時的確表現為忠君，但更多時候這只是表象罷了。即如文天祥，他在宋恭帝即位後起兵勤王，恭帝投降後他卻堅持“君降臣不降”，繼續抗元，兵敗被囚後元朝讓恭帝去勸他投降，他還是不從！可見在文天祥這類愛國先賢心目中，君主是國家的象徵，但並不是國家的全部，國家還包括山川、土地、黎民、風俗、文化等等。社稷為重君為輕，他決不能以忠君的行動去改變他愛國的信念。

　　文天祥並非漠視宋朝內政的弊病乃至腐敗，他曾多次提出革故鼎新的主張，但在國家民族的大義面前，他仍然義無反顧地奉獻出愛國之誠。他不因元朝軍隊的強悍鐵騎（就像後來西方國家殖民掠奪時期的堅船利炮，以及現在西方國家的高科技武器）而接受它的蠻橫觀念為“普世價值”，不因宋朝內部弊端叢生而對自己的國家毒怨狠厭（就像現在某些中國人跟着西方人譏諷嘲罵鄙斥中國的一切傳統和現實，不遺餘力地打擊中國人的愛國情操同時宣揚愛西方國家），不因自己身世浮沉就拋棄對國家民族應盡的義務和應有的忠誠（現在有些中國人為汪精衞等漢奸張目，藉口某種“理念”而不惜讓國家陷入動盪乃至覆亡，自甘墮落地要為外國入侵當“帶路黨”）。斤斤計較地講條件、慮私益、縱毒怨的人是無法理解什麼是愛國的，文天祥無私無畏，因而愛國丹心照千秋。

　　文天祥的愛國之心由何而來？來自於他的浩然正氣。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文天祥自幼“讀聖賢書”、“養浩然氣”，形成了以天下為己任、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浩然正氣。賦於獄中的《正氣歌》就是他自身的最好寫照：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

　　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 　　

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

　　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詩中列舉了許多視死如歸的“夙昔哲人”，他們既是作者的榜樣，也是作者的同道。他們的浩然正氣延續到了作者身上。這種正氣或如奔流浩瀚的長江大河、巍峨雄峙的岱宗華嶽，或似光華的日月、璀燦的星辰，無往而不在，不以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充塞於天地之間，成就了作者驚天地泣鬼神的愛國壯舉！

　　這首《正氣歌》不講究修辭技巧，完全是直書胸臆，看來落於某些論詩家所謂“有韻文件”或“分行散文”之譏。《過零丁洋》也與此相近。然而，《過零丁洋》與《正氣歌》在後來讀者的心目中顯然遠超於許多“含蓄藴藉有情味”的唐詩宋詞。詩言志，而文天祥這兩首情真意切、正氣浩然的詩，正是列於中國詩壇之巔的千古絕唱！

　　《文天祥全集》令人感悟：天地正氣是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