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緣分的後面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中國歷史研究院”

作者：黃道炫

説到1927年以後的中國蘇維埃革命，很容易就會想到江西。蘇維埃革命和江西這個內陸省份似乎有着驚人的緣分：揭開蘇維埃革命序幕的南昌起義發生在江西，中共創建的第一個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江西，蘇維埃革命的中心——中央蘇區主體也在江西。江西，幾乎貫串了蘇維埃革命的全過程。

從地域角度看，蘇維埃革命期間還有一個現象引人注目，仔細排列一下當時各蘇區的名稱：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湘鄂西、鄂豫陝、川陝等，可以發現，所有這些蘇區都位於數省交界的邊區，都遠離着各個地區統治的中心地帶。

粗粗看，上述兩者之間，似乎並無關聯，但細細究索，卻可發現，內中大有脈絡可循。邊區根據地的興盛，體現的是弱小的一方在夾縫中成長的生存智慧。而無論是南昌起義、井岡山根據地還是中央蘇區，背後也都有力量消長這一攸關成敗的要素。

南昌起義：中共第一次獨挑大樑

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後，南京的蔣介石和武漢的汪精衞雖然因為權力爭鬥無法迅速複合，但都共同站到了中共的對立面。面對全面翻臉相向的國民黨政權，於沉默中毀滅或者在絕望中爆發，中國共產黨必須做出自己的抉擇。

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沒有退縮，僅僅在武漢宣佈“分共”後的五天，7月20日，中共黨人即做出在南昌發動起義的決定。南昌由此打響了中共領導的蘇維埃革命的第一槍。

在南昌發動起義，客觀地説，有一定的偶然性。由於國民黨內的勾心鬥角，武漢的汪精衞早早就在為自己鋪設後路，令擁護自己的張發奎以“東征討蔣”為由，率部經江西南下廣東，準備控制廣東作為自己的穩固後方。汪三心二意的東征舉動，為中國共產黨在南昌一帶集結軍事力量，發動武裝起義提供了契機。中共黨員葉挺掌握的第11軍24師就在張發奎部隊中，而支持中共的賀龍第20軍也隨張發奎部開到江西，江西成為中共可以掌握的武裝力量最為集中的地區。

與此同時，正好處於國民黨南京和武漢兩個政權之間的江西，是國民黨統治鏈條的一個鬆散環節。控制江西的朱培德遊移於南京與武漢之間，政治態度模糊，而由於國民黨內部的衝突，南昌守軍又大多外調，城內十分空虛，守軍實際只有兩個團，這都為在南昌發動起義提供了有利條件。事實上，8月1日午夜時分起義發動後，戰鬥進行得十分順利，到凌晨5點多，起義軍就完全控制南昌。

**作為中共獨立領導的第一次軍事行動，起義並不是十全十美，起義的成功更多還是由於對方力量的薄弱。**一向快人快語的陳毅後來回憶這段經過時説到：“起義之所以能夠順利成功，是因為國民黨也沒有準備，所以城內的敵人很快就解決了。起義的時候，甚至把朱德同志的教育團都繳了械，打了一下，才知道是自己人，佈置之亂，可以想見了。”

共產國際顧問後來在莫斯科的發言很坦率地説到：“俄國人並沒有領導這次暴動。而依我看來，假如俄國人着手來領導，那就不會有任何結果。一開始就會來解決根本不必要解決的一些政治問題。”南昌起義大膽實幹的態度某種程度上預示了後來中國革命的獨立自主道路，而其自覺不自覺開啓的在對方空隙中尋找生存發展空間的路徑，後來事實上成為中國革命很長時期不得不遵循的一個原則。

井岡山根據地：退卻之後的勝利

如果説南昌起義的發動，有中共黨人自覺選擇的因素，但時勢逼迫可能更具決定意義的話，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則帶有更多的在實踐中不斷摸索的成分。1927年，緊接南昌起義，中共在湘贛邊界發動秋收起義，起義軍事行動失利後，毛澤東率領部隊退向位於湘贛邊羅霄山脈的井岡山地區。

井岡山處於湘贛兩省交界地區，湘、贛兩省又各有不同的地方實力派控制，對邊界地區互存觀望，這裏基本是國民黨政權控制的三不管區域。加之1927年南京政權建立後，國民黨內部糾紛不斷，對北京政府的“二次北伐”也亟待完成，對中共發展幾無暇顧及，中共獲得天時地利人和的天賜良機。

當然，國民黨內部的爭鬥隨着形勢的變化時有起伏，其對中共的壓力也時緊時鬆，這就要求中共臨機應變：在國民黨政權面臨戰爭，無暇他顧時，即積極動作，擴大佔領區域，推進割據地區的迅速擴展；當國民黨政權暫時安定，可以騰出手來對付紅軍時，則應集中兵力，與敵周旋，同時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努力鞏固根據地。正由於窺破了中共生存發展的玄機，毛澤東在根據地發展上可以得心應手且充滿信心，當林彪提出根據地能夠存在多久的疑慮時，他開門見山地回答：“有些同志在困難和危急的時候，往往懷疑這樣的紅色政權的存在，而發生悲觀的情緒。這是沒有找出這種紅色政權所以發生和存在的正確的解釋的緣故。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並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

沒有什麼比這段話更能體現出當年中共的生存發展之道了，而能夠如此富有洞見地窺察到革命走向的玄機，其最終能夠走向成功確也順理成章。

贛南蘇維埃政權：山溝裏的共和國

1949年8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瑞金。晚10點，遠在數千裏之外，正在北京香山的毛澤東提出要吃紅燒肉。警衞員詫異地問毛澤東這麼晚了，怎麼突然想到要吃紅燒肉。毛澤東解釋：“瑞金解放了，我這個主席才算貨真價實。15年了，我做的只是個‘亡國之君’，你説這紅燒肉該不該吃。”

瑞金在當年中共黨人中的地位，從這個小故事中可見一斑。毛澤東説的國，是指1931年11月在贛南的瑞金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當時的第一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就是毛澤東，贛南、閩西亦即由此成為全國蘇維埃的中心區域。

贛南、閩西發展成為中央蘇區，力量的因素依然在其中起着十分關鍵的作用。江西、福建兩省均為國民政府中央統治力量及地方政治軍事勢力薄弱地區。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江西控制權長期掌握在客籍軍人手中，與中央政府若即若離；福建則是民軍蜂起，各不相讓，省政幾成癱瘓狀態。由於中央權威軟弱，地方力量又極不發展，當中共展開革命宣傳時，地方政權十分驚恐，甚至不得不採取放任態度。江西的縣長面對不斷壯大的中共力量，就下令撤去各地張貼的反共標語，理由是：“共黨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厲害，到是不管的好。”

贛南、閩西在江西、福建兩省又都處於邊緣地區，與省會控制中心相距遙遠，統治力量更為薄弱。1929年春，紅軍主力為擺脱湘贛兩省部隊的“追剿”，挺進贛南、閩西后，意外地在這裏尋找到了上佳的落腳點。統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環境、國民革命運動打下的良好基礎，為中共力量的成長壯大提供了良好的空間。尤其是贛南閩西背靠與南京政府保持半獨立狀態的廣東，為中共在這裏的生存爭得了更多的迴旋餘地。廣東極願在其與南京政府間存在一支可以緩衝的力量，對進攻紅軍態度消極；而南京方面進攻紅軍時也始終提防着不讓兩廣方面漁翁得利。特殊的地緣政治，加上國內外形勢的錯綜變化，自然還離不開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的卓越建樹，使贛南、閩西迅速獲得發展。1930年底，共產國際代表就盛讚，在所有紅軍部隊中，“朱德和毛澤東的軍以及處在他們影響下的兩個軍是最好的。彭德懷的軍以及在他影響下的兩個軍，與他們差別不大”。隨後，一大批幹部陸續抵達贛南、閩西。隨着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的成立，中央蘇區可謂實至名歸。

處於山溝裏的這個共和國，有着和此前中國完全不同的社會政治形態。蘇維埃政權實行代表會議制度，代表由羣眾選舉，候選名單張榜公佈，選民可以在名字下打圈或打叉來表示自己的棄取，這應該是中國老百姓第一次如此普遍、直接地獲得表達自己意願的權力。選舉制度顯示的是中共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強烈願望，這一點，在土地問題、軍民關係、政權監督體系、黨的建設等諸方面都有體現。而最能切身感受到權力意識甦醒的大概要算婦女羣體，興國縣的一個女工説得很樸實：“以前女人是被男人管的，現在我們女人都不受男人的管理。以前女人‘話事’（説話——贛南方言，引者注）也不自由，現在我們女人可以在會場上演説。以前女人不能在外面做事，現在我們女人都熱烈地參加革命工作。……我過去不認識一字，現在受了廠裏的文化教育，認識了一百多字。”的確，如果沒有中共全新的政治模式和社會管理，沒有新型政治體系及武裝力量帶來的空前效率和支持度，即便有再好的外部條件，短短時間內能夠獲得如此迅猛的發展，也是難以想象的。

從南昌、井岡山到瑞金，蘇維埃時期中共走遍了江西的南北東西，江西，就這樣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省情，在中國的蘇維埃革命中，被歷史選中，擔當了一個關鍵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