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介入中國台灣的來龍去脈_風聞

美國介入中國台灣的來龍去脈 

毋庸置疑，台灣是中國固有領土；但卻不能否認，台灣問題又始終繞不過美國這個問題；因此，對美國以前在台灣的“所作所為”，進行一下回顧，很有必要，也頗有啓示。

1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戰敗，1895年4月17日被逼簽訂了《馬關條約》，中國台灣島被“割讓”給窺視已久的日本；一年後的1896年4月17日，邱逢甲在詩作《春愁》中寫到，“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

早期，為反抗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統治，在台灣被中國滿清政府割讓給日本的消息傳到台灣後，全省民眾哭聲震天，鳴鑼罷市，而中國軍隊將領劉永福等更是率領枱灣民眾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浴血奮戰，堅持了長達5個多月的戰鬥，歷經百戰。

甚至於，在當時連未成年的少年也勇敢地加入其中，組成“台灣少年團”進行抗日鬥爭。因此，台灣人民是有抗日傳統的。然而，台灣人民迴歸祖國而進行的抗日戰爭最終失敗。

從此，日本對中國台灣殖民統治及奴化教育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1896年，日本開始在台灣各地設置日語傳習所，1898年，又將傳習所改為公學校；1922年，日本公佈《台灣教育令》，將中文漢語由必修改為選修，致使許多公學校自動廢除漢文，至1930年，台灣共有日語普及會1900餘所，到1935年，一年制以上的日語講習所高達1600餘所，結業生已突破10萬人。

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後，日本開始嚴禁台灣民眾講中國話（違反規定如被發現要殺頭），而開始強制性要求台灣民眾學日語、説日語。

與此同時，除語言外，日本對台灣普通民眾還有從歷史、宗教、禮儀等等看似習以為常的事物入手，對台灣民眾來進行奴化教育與統治。

2

二戰後期，即1943年12月，中英美三國共同簽署了《開羅宣言》，其中規定，日本在滿清及後來所竊取的一切中國領土，包括滿洲（中國東北地區）、台灣、澎湖列島等，都歸還中國。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重申了《開羅宣言》之條件必須實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其中，在有關投降條款中也包括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條款。

同年10月25日，中國由時任台灣省主官的陳儀，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並在廣播講話中宣佈，“今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 

這就是台灣在被日本侵佔50年後重新回到祖國懷抱的經過。

實事求是地説，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是台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的積極主張者，其早在1943年3月間與英國外交部長艾登的一次會談中就已提及；蓋因，當時的中國軍民為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也為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945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正式接受台灣後，然而，由於當時國際國內時勢變化太快，在1949年12月蔣介石潰退至台灣前，又是一波三折。

3

當時，國際上，隨着二戰的結束，美國與原蘇聯之間的“蜜月期”也很快結束，不僅如此，以美蘇為代表的“冷戰”矛盾急劇尖鋭起來，同時，日本也已歸入美國勢力範圍；在國內，隨着蔣介石1946年10月對解放區的進攻，最初由羅斯福派出的“軍事協調小組”歸於失敗，而杜魯門以副總統接替在總統位置病逝的羅斯福後，對於中國的政策，出現了方向性的轉變。

蔣介石政府接受台灣後，起初，台灣民眾是一片歡天喜地；然而，與蔣介石政府在祖國大陸實施的“巧取豪奪”和“高壓政策”一樣，他們將這一“惡劣習慣”帶到了台灣，並以1947年2月26日警察槍殺兩名攤販為導火索，爆發了“2.28事件”，局勢一度失控，不少台灣人跑到美國使館要求避難。 

1947年3月3日，美國駐台北總領事館向美國政府建議，以“目前台灣在法律上還是日本的一部分為由”，用聯合國名義進行直接干涉，同時向中國保證，待有了一個“負責的中國政府”後再歸還中國。

這就是所謂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及“聯合國託管”方案最初出處。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份建議中充分肯定了台灣人民“強烈願意有中國公民的地位”，他們反抗的只是現在殘暴統治的國民黨政府。

4

1947年年8月，美國時任駐華大使的魏德邁還跑到台灣進行了詳細調查，在向馬歇爾報告中稱，“台灣物產豐富，能源充足，鐵路、公路良好，人民教育水平高，與大陸成鮮明對比”，並指出在國民黨殘暴統治下，兩者產生了嚴重的“敵對情緒”，“有跡象表明台灣人對美國監護或聯合國託管是會接受的”。

美國這一動向，引起當時中國國內的關注，1947年11月27日，當時的上海《新民晚報》刊登文章給予了揭露，不僅提到魏德邁訪台的情況，還披露了美國當時在台灣建立空軍基地，用台灣的工廠製造飛機配件等情況，轉發了由美國人在台灣辦的報紙鼓吹“台灣託管”言論。當時的美聯社也報道稱，由美國“野心分子”所領導的台灣分離運動不久將提出來。

在此之前的1946年10月蔣介石進犯解放區前，其與宋美齡“巡視”了台灣，並在日記中表達了意欲將台灣作為進行內戰的後盾（物產豐富）。 

在這些背景下，時任台灣省主席的魏道明於1947年12月發表了長篇講話，並以強烈的措施駁斥了美國分離台灣的企圖，“這一説法不僅是對台灣人民的侮辱，也是對全體中國人的侮辱”；“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六百萬台灣人民和四萬萬五千萬大陸的中國人民將不惜為之流血鬥爭”。

在這種情況下，時任美國駐台灣總領事克倫茨慌忙舉行記者招待會，對《新民晚報》的報道進行了“闢謠”；就這樣，美國對中國台灣所謂的“託管”及“地位未定論”，最終以“破產”和“失敗”，告一段落。

然而，隨着美國與原蘇聯鬥爭的劇烈及當時中國內戰局勢明朗化，美國又一再地將“魔爪”伸向中國台灣，並逐漸形成了一個“阻止台灣落入共產黨之手”的決策；這期間，充滿了美國式的算計。

5

1948年11月，美國國務院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對台灣戰略價值作一個全面評估，同時，讓當時駐菲參贊奉調回國途徑日本時，徵詢一下駐日本的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意見。

他們的意見幾近一致；他們都認為中國台灣對美國在西太平洋安全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一是，一旦中國大陸易手後，美國即失去利用中國其他地區作為軍事基地的可能性，因而台、澎列島地位突出，必要時可以用作戰略空軍行動的基地，並據以控制鄰近航道；

二是，如果為“不友好的”力量所控制，一旦發生戰爭，“敵人”可以利用它控制馬來亞地區到日本的航道，並進而控制琉球及菲律賓；

三是，當時台灣是日本糧食和其他物資的主要來源地，如果切斷這一供應來源，日本就會成為美國的負擔而不是資產。

美國人據於以上價值，由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得出“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不讓共產黨統治台灣，從而保證其留在對美國友好的政府手中，是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的。”這一結論。

美國為保自己對中國台灣不失去控制，開始在分離台灣上大做文章。 

1949年1月25日，時任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的巴特沃思在致時任美國駐台灣總領事克倫茨的一封絕密信件中寫道：“我們國務院所有的人，都強烈感到我們應該用政治的和經濟的手段，阻止中國共產黨政權取得對台灣的控制。……假設意外之外的事果真發生了，而中國人是有辦法妥協的——如果你接到指示要你説服台灣當局同大陸的任何安排脱離關係，維持一個分離的政權，請不要感到驚奇。”

最終，以此件信中心思想為基本框架，幾經補充後，在1949年3月初由時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簽署批准，在蔣介石12月潰退至台灣前，成為美國對台基本政策。

6

一是設法阻止蔣介石來台。

1948年9月開始，大批國民黨軍政人員開始湧向台灣，時任美國駐台灣總領事克倫茨一再向美國國務院發出警告，稱“委員長”及其政府主要部分如果遷台，必將危及台灣的“和平與安全”；為此，美國當時的做法是儘可能地阻止蔣以台灣為最後據點。

1948年11月，克倫茨與時任台灣省主席的魏道明秘密接觸，魏道明表示，在取得美國1000萬美元的貸款作為“心理上”的支持條件下，他可以實現台灣“自治”，並説服蔣不來台灣。

1949年1月，蔣介石把魏道明撤換掉，將親信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並開始將鉅額的黃金、外匯和軍火等運到台灣；此時儘管克倫茨認為“陳誠是會對委員長請跟到底的少數將領之一，因此我不相信能夠把台灣交給一個把委員長排除在外的中國政府。”，但依然希望能夠爭取到陳誠按美國政府意圖辦事。

當時，陳誠為爭取美援，也曾向美國表示贊同成立台灣“自治政府”，還表示蔣不會復出（時李宗仁為臨時總統），如大陸成為“聯合政府”，他一定不讓政府插手台灣，等等；但很快美國感到不對，陳誠不是他們要找的人。陳誠後來對美國人表示，自己追隨“委員長”20年，不可能拒絕蔣來台。

二是在台灣培植取代蔣的勢力。

在蔣介石來台之前，美國屬意於孫立人；經美國一番運作後，蔣在老家溪口也召見了孫，請他回台灣後好好訓練軍隊，然而，這之後，台灣的軍政大權反而更加集中到陳誠手中，並大力加強了陳誠在台灣的地位。 

美國另一個屬意人是吳國楨；上海解放前吳為上海市長，早年留學於美國，一直與美國政要關係密切。

這兩個美國屬意的人，在蔣到台後，都不能見容於蔣，吳國楨被迫於1955年辭職，最後流亡美國；孫立人於1955年以“匪謀”同謀嫌疑被在家中“軟禁”。

與此同時，美國駐上海、廣州及香港的使領館與各種名目不一的“台獨”分子保持聯繫；通過與這些人接觸後，美國人得出“沒有新的證據表明當地主張獨立的團體在人數、組織、武裝和領導方面足以擊敗（在台灣的）駐軍而建立反共親美的台灣當地人的政府。”這一結論，只得作罷。

三是再次炮製“台灣地位未定論”。

1949年初，美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麥克德莫特發表談話稱，“台灣地位在戰時與庫頁島完全一樣，其最後地位將由一項和約決定。”

在察覺到美國的陰謀後，1949年3月，剛去職外交部長的王世傑在台灣發表公開講話，着重指出，台灣是“收復失地”，不是“軍事佔領區”，中國政府對該島的內政外交有絕對主權；並特別指出，自1941年中國對日本正式宣戰以來，《馬關條約》就已經失效，從那時起，台灣在法律上就已歸還中國，到戰爭結束時再從日軍手中實際收回。

1950年6月25日，朝鮮半島戰爭爆發，1950年6月27日，美國第七航母編隊駛入台灣海峽；次日的6月28日，毛澤東主席憤怒至極，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全世界各國的事情，應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

其後，美國又重新提出所謂的“台灣地位未定論”，並且，這一論點後來正式寫入對日和約中去，而蔣介石也被迫默認。 

7

與此同時，美國將經濟援助重點轉移到台灣，意欲加強對台灣的控制。

1949年3月，美國政府向國會提出延長《1948年援華法》，並提出一項修正案，即大量削減對大陸的經濟援助，而大比例地增加給台灣的援助；之前的同年2月，美國派出原駐華公使默錢特到台“監督”美國在台各項工作。

當時，美國的做法，現在看來，很有些意思。

一方面，美國將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一面與李宗仁周旋，一面等待與中國共產黨打交通；

另一方面，美國的克拉克代辦隨孫科政府到廣州，一面繼續持續與蔣的關係，一面又與反蔣分子進行接觸；

再一方面，又派出原駐華公使默錢特到台灣，為分離台灣做準備。

狡兔三窟，也不過如此。

1949年5月底，隨着蔣介石到達台灣台北後，美國人只得繼續同他打交道。

8

事實上，在1950年6月份前，美國幾乎決定放棄干涉中國內政——即台灣問題，也即從“中國內戰”中抽身；然而，此時的美國麥卡錫主義開始盛行，致使美國發生了一次巨大的戰略誤判——在長達近20年時間裏，無視佔地球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的存在（美國人自己言）。

發生於1958年8月23日至10月5日真正意義上的“金門炮擊”事件（10月初改為“單打雙停”，即逢單日炮擊，雙日不炮擊；單打雙不打），當時就是明白無誤地既告訴台灣“內戰並未結束”，更是警告美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直至1972年2月，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松一下專機，即邊與周恩來總理握手，邊説出了那句有名的話：“我是跨越太平洋與中國人民握手。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同年2月28日，《中美聯合公報》（上海公報）中寫道，“美國認識到，以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箇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發表了《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定於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兩國大使級外交關係，而與中國台灣地區實現“斷交、廢約、撤軍”。

1982年8月17日，中美兩國政府發表《中美聯合公報》（八·一七公報），美方承諾：“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建交以來近幾年的水平，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解決”。

至此，美國在中國台灣問題處理上，才基本上“有章可循”。 

9（題外話，個人意見不喜勿噴理性探討）

綜上，不難看出，台灣問題始終是中國內部事務，以前，不容他人置喙，現在，更甚。

然而，台灣問題又繞不過美國，這也是一個客觀事實，並且，台灣問題因美而起，真正地解決這一問題，在兩地三方中，中國與美國始終是主角，中國台灣地區連配角都算不上，只是一個棋子而已，美國手中的一枚棋子；最終是中國與美國的較量。

如果美國又誤判形勢，不排除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朝鮮半島的歷史重演；甚至美國比半島更為不堪，加劇其衰落速度和程度；美國已有前車之鑑（朝、越戰爭）。

對於台灣，我們的牌底是“九二共識”（一中原則），堅決遏制和打擊“台獨”勢力和分子；牌面是“一國兩制”，什麼是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但凡自認自己是炎黃子孫一員，在島內都可視為朋友。

兩岸民眾越是瞭解，隨着中國日益站在國際舞台中央，民眾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兩岸中本以向大陸傾斜的天平，會愈加傾斜。概因，絕大多數普通百姓，過上美好的日子是最大追求和理想。

歸根結底，是時間問題，也是時機問題，更是發展問題；稍安勿躁。

“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此之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