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慶年 | 大學如何回應“任正非之問”_風聞

熊慶年 |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

在近期的中美貿易戰中，華為公司成為美國政府重點圍剿的對象，也成為全球矚目的對象。華為總裁任正非多次接受國內外媒體的採訪，幾乎每次採訪他都會説到教育問題。因為他認為，“中國將來要和美國競賽，唯有提高教育”。有人把它稱作“任正非之問”，主題就是一個：教育怎樣才能使我國的知識創新強大起來？就高等教育而言，或許可以分解成三個問題。

大學如何才能成為知識創新的燈塔？

按任正非的説法，就是要從基礎研究抓起。“沒有基礎研究，對未來就沒有感知，沒有感知就做不到領先。”他很清楚地認識到：“芯片問題，光砸錢不行，要砸數學家、砸物理學家。”其實何止是芯片領域，凡是重大的科技創新莫不如此。周光召先生早就指出：“基礎性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孕育着新生產力的萌芽，高分子材料、原子能、半導體、激光等這些對人類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新型產業，無不起源於實驗室中的重大科學發現。沒有昨日科學前沿上的重大突破，就沒有今天這些從無到有的革命性產業。”基礎研究是應用研究、科技創新的源泉。沒有深厚的基礎研究，就不會有真正的知識創新。我國高校與世界頂尖大學的差距，從某個角度看，就是在基礎研究。

道理似乎大家都懂得，但是不是真的明白，還真不好説。“基礎研究有什麼用”的疑慮，不只是在普通民眾中有，在相當多的教育行政部門、高校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中也有，甚至在教師中也不少。因為在我們的文化基因中，“致用”的追求是超過“明理”的追求的。而在當下整個社會追逐現實功利的浮躁環境下，“有用”“有大用”無疑成為行為選擇的首要標準。即使是思想上的明白人，也未必都能循理而行。在現實的語境中，“有用”和“無用”的判斷受到外部條件的約束。政策評估的週期性、管理績效的階段性、個人目標的現實性等，都會影響對對象物有用性的判斷。我們不難從文件或文章中讀到這樣的話語：“基礎研究要能夠明確地樹立起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的思想”“基礎研究要為解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重大問題提供科學支撐”“基礎研究應適應國家需要”，云云。話聽起來好像並不錯，但仔細品味它們的背後，還是強調“有用”。一強調有用，就是擺脱不了現實的考量，就會計較可實現的功利。而這恰恰是與基礎研究的內在要求相背離。

基礎研究的本質在於發現知識，發現的動力在於滿足天性的求知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任正非的眼界是很高的。他“拿着大量的錢，向全世界著名大學的著名教授‘撒胡椒麪’”，而沒有想着投資回報，只是希望他們“探索人類未來”。他提到，“俄羅斯有一個科學家小夥子不會談戀愛，只會做數學，到我們公司來十幾年天天在玩電腦，不知道在幹什麼”。能夠養一批人，任由其在基礎研究中自主地遨遊，這不只是一種氣度、一種胸懷，而是對基礎研究的本質的認知。他申明：“我們支持給大學教授做基礎研究，他就像一個燈塔一樣，既可以照亮我們，也照亮別人。”華為在實踐中嚐到了這樣做的甜頭，他們的5G之所以領先世界，就是從土耳其Erdal Arikan教授的數學論文中得到啓示，經過數年的努力，把新理論轉變成了新技術。因而，砸錢養士，成為華為的基本戰略。如今，“對世界各國的優秀大學生，從大二開始，我們就給他們發offer”。這才是大手筆。政府是不是情願砸大錢搞基礎研究，大學是不是甘心砸大錢搞基礎研究，也許可以作為檢驗“雙一流”建設成效的試金石之一。

我們要客觀地承認，完全超越功利之用來砸錢搞基礎研究，現今恐怕做不到。那麼面向應用研究的基礎研究或者説為應用研究奠基的基礎研究是不是能夠做到呢？似乎也不樂觀。2019年5月，在上海召開的院士沙龍活動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匡迪等多位院士發問：“中國有多少數學家投入到人工智能的基礎算法研究中？”被人們稱為“徐匡迪之問”。“徐匡迪之問”與“任正非之問”，英雄所見略同，邏輯是一致的。基礎研究得不到重視，除了前文所及的緣由之外，還存在學術治理問題。比如，如何處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係，就是一個長期沒有解決好的問題。應用研究是基礎研究知識轉化的橋樑，沒有應用研究的發展，就不可能將基礎研究的創新轉變為產業創新。而應用研究的發展又需產業需求的引導，沒有產業需求的引導，應用研究便不能夠很好地完成基礎研究的轉化。

在我國，學術資源的配置主要由政府主導，大學的自主性不強，面向社會需求的能力較弱，傳導產業創新需求的渠道不暢。產業發展需求與應用研究的關聯不緊密，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的關聯也很鬆散，客觀上造成了基礎研究轉化為應用研究的阻隔。2014年教育部出台《普通高等學校理事會規程(試行)》，試圖從治理結構上解決大學與社會的關聯問題。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大學對此積極性不高。即使在教育部直屬高校中，成立了相應機構的不過20%左右。另一方面，在大學內部，基礎研究往往依託學院的基礎學科，而各種科研平台通常成為應用研究的陣地。學院和各平台能否很好地理順關係，實現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銜接，就變得十分重要。然而在現實中，由於不同羣體利益關係的差序格局，常常會產生矛盾，很難組織起有效的協同，“有組織的無序”特徵明顯。更不要説有效地組織起來，很好地與大學外部進行鏈接。

“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需要的大學治理使命”高峯論壇現場

大學如何才能營造出適合知識創新的生態？

任正非強調：“一個基礎理論的形成需要幾十年，如果大家都不認真去做理論，都去喊口號，幾十年以後我們不會更加強大。所以，我們還是要踏踏實實做學問。”但這幾十年中，如何讓人們能“安下心來搞數學、搞物理”，卻是個實實在在的真問題。學術生態環境決定了學術發展的樣態，而良好學術生態的形成有賴於符合學術規律的制度與文化。學術治理體系是學術生態的重要生態因子。前些年人們呼籲“去行政化”，“尊重學術權力”。2014年教育部制定並頒佈實施了《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各高校普遍按規程制訂和修訂了學術委員會章程，梳理了相關制度，在“去行政化”上邁出了一大步。然而，學術治理體系的完善絕非一蹴而就。有效配置學術權力，讓學術權力得到合理行使，讓學術活動能夠遵循學術規律、符合學校學術發展實際，避免制度只是掛在牆上，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學術事務沒有學術權力當家，制度不能真正落地，改善學術生態只能是空話。

與此相關的是，需要改變基礎研究領域行政主導的“計劃學術”。任正非比我們許多官員、大學管理者更懂得尊重學術規律，他的做法就是，“科學家們只要在這方面有理解的，都進來。這些科學家研究的內容，我們也看不懂，我們沒有能力去挑選他們，而是他們自成體系。很多偉大的突破是帶有偶然性的，並非按預定計劃發生。所以我們開放包容，不是狹隘地去找什麼樣的人才，而是比較廣泛的領域裏面都能吸納很多人，不同領域帶來了思想的碰撞及互相啓發。這樣我們在各個領域裏面就是強大的。”其實，基礎研究領域的東西別説企業家看不懂，即使科學家非同行也未必什麼都看得懂。因而需要在制度上、機制上、政策上建防火牆，力戒外行指揮，避免長官意志，同時也要避免贏者通吃，避免學術寡頭、話語霸權，避免學閥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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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營造良好學術生態上，科學的學術評價是個關鍵生態因子。學術評價是指揮棒，指示方向不對，就會造成生態失衡，甚至生態破壞。簡單地以成敗論英雄，就是近年來不良生態效應的禍根。學術研究是對未知的探索，必然有失敗與成功。很多成功就是失敗累積而獲得突破的，在一定意義上講，沒有失敗就沒有成功。對基礎研究來説，尤其是這樣。任正非看清了這一點。“我們支持科學家的創新，對科學家不要求追求成功，失敗也是成功，因為他們把人才培養出來了。”正是由於簡單以成敗論英雄，簡單數論文、數項目、數帽子，使得不少人追求短期功利、現實功利而迷失了本心。任正非説得有些尖刻：“我們這些年的經濟上的泡沫化……使得人們的學術思想也泡沫化了。”“我們有幾個人在認真讀書？博士論文真知灼見有多少呢？”現在講破五唯，首先得挖五唯的根源，否則就是治標不治本。任正非説：“現在都是毛毛糙糙、泡沫化的學風，這種學風怎麼能奠定我們國家的基礎科研競爭力呢？所以，還是要改造學風。”改造學風，得先改革學術評價，讓人們找回學術本心。

大學如何才能成為人才轉移的戰略高地？

知識創新靠人才，誰爭取到了人才，誰就在知識創新中把握了先機。任正非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一次人才大轉移，是從蘇聯轉移了300萬猶太人到以色列，促進了以色列的高科技發展”，而“現在是吸納全球人才的最好時機，在這個時候，中國的高校要敢於敞開胸懷，擁抱大量的科學家回到中國”，“有了人才就有了未來”。他殷切地期待，高校“成為第二次人才大轉移的戰略高地，促成基礎研究的井噴”。吸納人才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學研究的“大計劃”，要“舉起旗子來”，同時，要“加強開放合作，這樣人才才會成羣而來” 。應當説，任正非是極具戰略眼光而又十分務實的。所謂敢於敞開胸懷，也就是説要有勇氣、有魄力。要拿出真金白銀砸進去，寧可犧牲其他方面也要攬才優才，寧可有風險也要勇往直前。特別是要打破已有的利益格局，摒棄“武大郎開店”。除了勇氣和魄力，能不能真正敞開胸懷，也是個問題。擁抱人才，要不拘一格，有伯樂之目、有孟嘗君之襟。如果只拿着一把尺子去衡量，如果只看某些顯示度指標，就不會有千里馬、特立之士。擁抱人才，還得為人才提供各種工作生活的便利，創造各方面的良好氛圍和環境。如果人才來了，不能安心、放心，不能沉下來一心一意幹，也就不能發揮人才的作用，也可能最終留不住人才。任正非反覆提到尊重教師，尊重不是喊口號，而是要體現在大學組織行為的方方面面。毋庸諱言，現在大學的人力資源配置的理念、體制機制乃至行動，還遠遠沒有達到“敢於敞開胸懷”的程度。

大學回應“任正非之問”，歸根到底還是要完善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而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就是基礎。《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明確提出了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方針和任務，實施近十年來，大學普遍制定了《大學章程》，梳理了治理結構，提高了制度化水平。然而，真正要使它發生“化學反應”，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站在擔負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使命的高度，對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進行再審視，我們還需要提升境界，明確理念，解決問題，落到實處，促進制度的定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