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入手，探尋香港問題的破局之道_風聞

近期最熱門的時政話題莫過於香港不斷髮酵的社會事件，當然，這其中我看到了許多學者對此次表達的一些看法，其中一些我是贊成的，但另一些，尤其是我看到有一些較強的聲音傾向於“不干涉”讓其“自己爛掉”，對於這種看法，我個人認為有待商榷。這裏我不過多的分析理論上的判斷，直入主題。下面，我説一下我的判斷邏輯。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於這句話，我是比較認同的。個人認為，分析歷史，要站在歷史人物當時的角度來體會歷史事件，同時，在觀察時政時，我們也可以通過對比歷史上的事件，來獲得對於時政事件更好的解決方案和預判。

那麼，對於香港事件，我們試着先來分析一下。其實很清晰，我們將香港地區較大的公共權力拆分開來，可以看到如下這些權力，即：行政權力、軍事權力、司法權力和意識形態話語權；其中前三者行政權力、軍事權力、司法權力是顯性的，後者意識形態話語權則相對隱晦，其可以體現為教育體系的話語權、新聞傳媒體系的話語權及整體社會輿論氛圍。

在辨析清楚了以上權力後，我們來看一下目前中央政府和反對派各自所擁有的權利。根據目前我在各新聞媒體上看到的消息綜合判斷，我認為，中央政府目前擁有的是全部的軍事權力與部分行政權力。

軍事權力表現在駐港部隊的駐紮，行政權力則體現在特首在大方向上是服從中央的。而之所以説只是部分行政權力，是因為香港的特首權力受到極大限制，從此前的一系列公共事務的推行我們可以看到，特首在推行公共事務時受到各大利益集團極大的掣肘，通俗的來説，就是推不動，這從此前董建華的下台和幾屆特首在推行政策時的舉步維艱我們可以看的出來，此外，在中下層甚至部分高層的的行政官員中存在大量同情反對派的人士，以至於在推行政策時很容易遇到出工不出力，或者暗地抵制的事件，這裏的典型例子就是在黑衣蒙面人中出現公職人員，並被警方抓獲。

而反對派，這裏其實很複雜，他們是由各種利益集團，甚至國外某些不可告人的利益方共同組成的勢力，這裏處於簡單分析的角度，我不對其進行拆分，統一稱其為反對派。反對派所擁有的是部分的行政權力、司法權力和意識形態話語權。部分行政權力就不多做解釋了；司法權力，我們在幾次抓了又放，以至於被內地網民戲稱為“七擒孟獲”的司法表演中可以看出，香港法官，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外籍法官的政治傾向如何；而意識形態話語權則更容易判斷，我們可以那些充當暴徒掩護者的黃媒記者，離譜的通識教育教材以及公然叫囂離心思想的教育工作者，沉默甚至有傾向性的學校教育；和香港社會上各類書籍傳媒以及貶低大陸的意識形態思潮可以很清晰的判斷出來。

中國人有個思維定式，那就是“槍桿子裏出政權”，概因我們的歷史告訴我們，凡是新朝定鼎，最終都是槍桿子決定，故而軍事權力是最緊要的政治權力。這個思維模式固然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在目前的香港局勢下，卻遇到了一些問題。

即，中央的軍事權力無法轉化為有效的管制權，在控制事態的情況下，對於直接使用駐港部隊顯然是最後的方案，而在局勢沒有惡化到那一程度前，中央的軍事權力事實上處於無法兑現的狀態，即有力用不出來。至於一半的行政權力，則被反對派的力量完全壓制了。

這裏要説到的就是東西方的思維模式差異，其實來源於東西方歷史的差異，從西方的角度來看“槍桿子裏出政權”並非唯一的模式，而在歷史上，我們還可以看到另一種模式，即“司法權力構造國家”。這種模式，最典型的就是近代英國的崛起，當時英國國王亨利二世採用的集權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步驟便是建立王室法院系統，即倫敦最高法院和各地巡迴法院，從制度上強化國王司法權力，並建立陪審團制度和令狀制度，最終依靠司法權力的擴張，不斷侵蝕各地貴族的權利，通過司法讓人民與王室直接接觸，在弱化貴族法院司法權力的同時強化了中央集權。之後才有了英國《大憲章》來重申國王和貴族的權利義務。

而在西方的歷史上，從司法角度獲得權利，並非英國王室的發明，我們可以看到，中世紀早期的基督教會的發展壯大中，也隱藏了這一要素。

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英國王室與早期基督教會的軍事力量不足，不足以“槍桿子裏出政權”，所以就有了這種依靠司法緩慢侵蝕的政治策略。

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在啓蒙運動後法國拿破崙上台，在幾乎無日不戰的緊張態勢下，拿破崙最重要的政治舉措便是編訂《拿破崙法典》即《法國民法典》，為何？概因民法是與人民關係最密切的法律，通過民法的推行，可以將啓蒙運動的思潮推行到人民的生活中去，以穩固當時法國革命的果實。

所以，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司法”這一武器的重要程度。

對於這種模式，中國人是較為陌生的，但對於英國人，這確是他們的看家本領，所以説，在當初迴歸的時候，我個人人為英國人是埋了雷的。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香港司法系統，對雙方的力量消長製造了極其負面的影響。

有了司法的保駕護航，再加上其他權力，尤其是意識形態的推波助瀾，其結果就是我們目前看到的這種爛攤子一樣的局勢。

那麼，我要問一句，這樣的情況在歷史中出現過嗎？

答案是有的。

為此我們就要將目光投向中世紀早期基督教的崛起。

早期中世紀西方的一大特點就是其政治上的二元屬性，即由教會掌握思想，國王掌握軍事，相互合作也相互對抗。公元800年，法蘭克國王查理在羅馬大教堂接受了教皇的加冕，自此之後，教會逐漸掌握了西方的話語權，並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中，成為了西方唯一意識形態。同時因為教會也成為了西方几乎唯一的教育培訓機構和知識文化傳播機構，由此，西方的司法權力和大部分的中低層行政權力也由教會教士擔任。大家可以看到，這和現在的香港何其相似？

事情的發展便是在渡過了蜜月期後，教會和國王們逐漸發生了摩擦，摩擦逐漸加劇演變為公開的撕裂，格里高利七世成為教皇后，開始向世俗政權開戰。然而，其結果便是擁有軍事權力的皇帝失敗了，當時的神聖羅馬皇帝亨利四世最終服軟，破衣爛衫，光腳露臂跑到教皇度假的卡諾莎城堡下跪求饒，史稱“卡諾莎之辱”。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對付內部的敵人時，軍事力量通常無法完全的轉換為實際的勝勢，相反，由司法、意識形態等構成的軟實力，更容易起到效果。

所以，在這裏我想説的是，軍隊強壓和丟着不管，其實都並非最好的解決方案，失之笨拙，軍事強壓固不用談，並非治本之策，而且國際後遺症和經濟損失極大；而丟着不管，那就是看着香港逐漸滑落為真正的離心地區，畢竟客觀的説，雖然香港的離心力量很大，但同樣我們可以看到，心向祖國的一樣不少，如果將其完全拋棄，那之後除非我們不要香港，否則的話，下一次將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才能將其拿回來。

那麼，應該怎麼處理？歷史上有案例嗎？

答案還是有的。

我們依然將目光投注到中世紀的西方，我們可以看到，在中世紀的中後期，教會和國王二元博弈的天平逐漸的發生了變化。隨着教會的崛起和逐漸強勢，各國的國王和貴族感受到莫大的壓力，畢竟他們都不希望歐洲成為一個統一的教皇國家，故而，他們做出了許多努力，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國王和貴族們開始熱心於文化和藝術事業，不少的國王和貴族都自稱是文藝的保護者。這裏深層次的原因，其實就是培植自己的喉舌，在話語權的高地上進行爭奪，我們現在看到的三次文藝復興和之後進一步發生的啓蒙運動，都源自於此。

對此我們可以看到，話語權的爭奪不能是自發的，因為面對一個統一而強勢的組織，如果僅憑自發的散兵遊勇，並不能形成合力，必須有其長期的政策和投入，有系統的進行話語權的競爭。

當然，話語權的爭奪僅是蓄勢，而使得教會權力在西方最終衰落甚至奔潰 的，是基督教內部的分裂。

1377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將教會遷回羅馬後第二年去世。一堆法國裔紅衣主教被圍困在羅馬選出新教皇，然後很快翻臉，跑回阿維尼翁又選了一個。此後30多年，兩派並立，兩個教皇同時存在。1409年，各方試圖結束這個局面，在比薩開會拿出了一個新的方案，讓雙方教皇同時退位，之後選出一個新教皇。結果新皇選出後，兩個舊教皇不願退位，結果三個教皇相持不下，一直到1417年才三皇歸一。這樣的情況極大影響了教會的權威和形象，而在此之後，分裂後的第一位教皇馬丁五世，不但沒有反思，卻依舊延續歷史慣性，採用此前教會的強勢策略，最後直接促成了宗教改革和新教的誕生，基督教在此後完全分裂。

而從歷史的角度，教會崩塌的結果便意味着中世紀政權教權二元結構的破裂，此後政權開始一騎絕塵。

從這裏我們可以學到什麼？有句古話説的好，最堅固堡壘也最容易從內部瓦解，在這裏，我們要注意到，香港的反對派，是由各種利益團體組合起來的，並非是共產黨那樣有着強大信念和組織度的組織。雖然他們目前已經正快速的向組織化演化的趨勢，但各方的利益訴求，思維模式，都不可能在短期能夠統一。很顯然，這已經可以定義為一場顏色革命，但我們要看到，任何革命，無論是法國大革命還是俄國革命，都不可能是上下一心的，在革命的內部，都必然有些理想者、盲從者、投機者、起鬨者；更別説是外部強行推動的顏色革命，各方的利益訴求勢必更加的多樣。

所以首先，我們不能將香港的反對派看成是一夥人，更不能將整個香港都看成是反對派，這是絕對錯誤的，不利於我們的工作。毛澤東同志曾經説過：“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所謂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不管他是哪個山頭的，不要記仇……”這句話想必大家都是學過的，難道都忘記了嗎？

當然，那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對反對派通通打壓，或者通通拉攏都是不對的，前者將會造成外部壓力促使其內部進一步統合，加速其合流，而後者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那種在反對派壓力下，貿然拋出所謂緩和措施的讓利舉措，我個人是不認同的。歷史上也多次有類似例子出現，最後無一不是出現了更壞的結局。我舉個法國大革命的例子，當年大革命爆發後，路易十六採取了妥協的政策，甚至君主立憲，最後的結果如何？反對派依然覺得改革不徹底，最後只能全家上了斷頭台。而這一點，在各地的顏色革命中也反覆的出現過。在激烈的政治氛圍下，當政者做出的一切善意，都會被認為是抗議者的勝利，不但將進一步團結抗議者內部，還將讓其他市民將其歸功於抗議者的努力，從而加強抗議者的正當性。

將話題扯回來，綜合歷史的經驗，我提出幾個解決香港問題的思路：

一、盡力分化香港的反對派，這裏要做細緻的情報工作，分清反對派內部的形勢和派系，將工作做細，分清哪些是能拉攏的，哪些是要打壓的，然後使用國家力量將其分化、拉攏、打壓甚至採用某些必要的手段也要將其儘量瓦解，造成其內部矛盾，使其產生破裂。這些工作想必情報系統和政工系統的同志應該清楚怎麼做，如果做不好，那真的是有愧於先輩善於政工的名聲了。同時，我絕不相信香港的反對派和廢青們都是堅貞不屈油鹽不進的革命者，這些人以利合，也必然能因利而散，他們必然有着私慾、訴求、利益，這些都是工作的切入點。説句玩笑話，俄羅斯KGB的同志們都是這方面的專家。

二、必須下力氣對香港的傳媒、出版發行等行業進行滲透和培植，要把意識形態的工作放到重要的層面來抓。不得不説，以前的對港宣傳絕對是不合格的，太過僵硬笨拙，此類工作，必須要系統的對香港的文化、人羣、訴求、消費等方面進行系統分析，制定策略，要拿出內地互聯網企業產品經理做產品時的精神來。要系統的，多角度的，從不同的媒介，甚至以產業扶持和對當地有影響力的文化人扶持的方式，制定短期、中期、長期的宣傳策略，系統的對抗西方的文化入侵。

三、從中長期來看，對於香港的司法系統，中央是不能放棄的，必須制定細緻的方案，以最終使得其司法體系的人事構成向着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我覺得在這個方面，為了國家的統一，有必要使用所有的手段。

    以上是我對香港事件的看法，希望對大家認識當下的香港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