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經濟發展靠的是生產力進步與市場擴大，不是“人口紅利”_風聞

         在分析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時候，一些人會把“人口紅利”消失作為一個原因來説。

        什麼是“人口紅利”呢？

        我在百度上搜到的是：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

        可是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印度或者説整個南亞、非洲的人口結構都符合“人口紅利”所需要的條件，而西方很多國家早在幾十年以前就已經失去了這個人口結構優勢，

        比如德國，早幾十年前就陷入了人口增長停滯。

        我們知道，發達國家的人口增長停滯，伴隨的是人口壽命延長，於是老齡人口比重加大。可是這幾十年來的現象，卻是西方國家的發達程度越來越高，南亞與非洲的經濟水平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而且，這個“人口紅利”中的人口結構，在邏輯上，還可能是因為貧窮導致人口壽命太短的結果——長壽的人口少，於是年輕人口多，事實上也可以用非洲一些國家現象來證明。

        這也能説是一種優勢嗎？

        而且，用中國的歷史來分析，中國的人口結構狀況曾經一直具備“人口紅利”所需要的條件，卻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沒有出現所謂的“人口紅利”局面。説明“人口紅利”概念中的人口結構條件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並沒有對經濟發展起作用。

        事實上，對經濟發展起作用的就是生產力的進步，以及市場有效需求增長。這好像不需要我做進一步表述了。

        人們可能會説，“人口紅利”並不僅僅是説的人口結構條件，還有【高儲蓄、高投資】。

        經濟發展要快速，高儲蓄與高投資確實是必須的條件。可是：

        第一，高儲蓄與高投資必須在經濟起飛以後才有可能。當社會處於貧窮階段的時候，人們的收入只夠基本消費需求，何來的高儲蓄呢？

        第二，並不是“人口紅利”概念中的人口結構條件下才會有高儲蓄：德國的儲蓄率在世界上，尤其是發達國家中，也比較高。

        據德國《圖片報》2013年9月25日報道，作為歐洲的最強經濟體，德國在歐元區危機中表現良好，並保持了強勁的發展勢頭。

        最新的調查顯示，“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臘等國飽受財政赤字困擾和入不敷出的時候，德國的人均淨財富和個人存款數額卻在不斷增加”。【德國的個人存款總額數額居歐洲之冠，根據德意志聯邦銀行的統計，截止至今年3月末，德國個人存款的總額已達到5.992萬億歐元（約合人民幣51.154萬億元）】。

        而同年8月份，中國的居民儲蓄規模為43萬億元。再結合當年德國的GDP總量是3.636萬億美元、中國GDP總量是9.181萬億美元進行分析，可以知道，德國的居民儲蓄規模與GDP之比，大於中國的居民儲蓄規模與GDP之比很多。

        很明顯可以得出結論，儲蓄率高與人口結構沒有直接關係。倒是與經濟發展狀況的關係非常密切。

        順帶説説，從這個比較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説，中國的儲蓄率高，與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存在缺陷之間，沒有本質聯繫——否則怎麼解釋德國的儲蓄現象？

        這説明，“人口紅利”概念中的【高儲蓄、高投資】與它所要求的人口結構條件沒有直接關係。而“人口紅利”概念中的人口結構條件，可以、並且往往就是，貧窮社會里的特別現象；

        而【高儲蓄、高投資】則是生產力進步基礎上，進入經濟起飛階段以後，才可能有的現象。

        把這兩個不同環境下出現的現象硬扯到一起，然後與一些經濟表現進行邏輯聯繫，是缺乏邏輯與事實依據的。

        經濟發展的根本基礎在於生產力進步。

        沒有生產力進步作為條件，人口的年輕結構更有可能是社會動盪的負面因素。

        而沒有生產力進步作為條件，在經濟附加值偏低基礎上，也不可能有【高儲蓄、高投資】現象產生的可能。

        而另一方面，只要生產力進步順利，生產效率的提高，會讓既有經濟規模所需要的勞動人口減少，人口結構中的勞動年齡人口較少，就不但不是經濟發展的負面因素，反而是有利於減少就業壓力的好條件。

        而我們應該知道，生產力進步是必須在社會穩定和平環境中，才能夠順利的。

        因此在邏輯上也可以認為，勞動年齡人口少的現象，在一定環境下，有利於減少社會就業壓力，也就有利於社會狀況的穩定，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條件——德國現象就證明得很清楚。

        所以説，“人口紅利”就是一個虛假命題。

        因為看到了上述問題，一些經濟學家也不盲目運用“人口紅利”理論來解釋經濟現象。

        比如厲以寧先生，在2016年的的一篇演講《厲以寧：人口新紅利正在產生》中就這麼説：

     【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會不斷髮生一些問題，發生一些什麼樣的問題呢？譬如在歐洲，在西歐國家，西歐國家農民進城了，但是，沒有城鄉二元户口制度，他進城以後，他妻子也就進城了，他生的小孩一起就帶來了。

        這種情況在西歐是普遍的。但這些人不能夠在城市裏過着收入好的生活，為什麼？因為婦女沒工作，當時需要的工人都是重體力勞動的，採礦、機械那些的，他沒有。這樣的話，生活就困難，孩子

也沒有學校上學，也沒有錢。

        所以，在它的工業化過程中，就必須解決怎麼讓婦女就業的問題。這個問題終於解決了，這個問題依靠什麼解決的呢？

        根據經濟史的記載，靠縫紉機的發明。縫紉機發明以後，這個時候，一些服裝廠就開始建立起來，他們招收的只有少數男工，男工是修機器或者是運輸等方面的，主要工作的是婦女。

        用縫紉機還有一個好處，機器多了，價錢就開始下跌，工人就能買，工人買到了，縫紉機放家裏，老婆就不用去打工了，自己家裏做，送貨到一個地方就行了，就成了一種承包制的情況，我包給你做。婦女就業的問題解決了】

         從他的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意思是，生產力條件具備了，市場經濟就一定會發展。因為所謂“人口紅利”，其實説的是生產力的一種要素的狀況。

        還有今年2月份，易憲容先生在一篇文章《人口紅利並非僅是人口結構性的概念》中説：

        【如果有好的制度安排，而不是以人口的年齡結構一刀切，那麼中國優質的勞動力只能是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通過勞動力所創造的財富也會越來越多，而不是減少。】

        這是將“人口紅利”實現的條件歸結為社會制度了。

        這兩種觀點都是違背市場經濟原理的。          

         生產力由三方面因素構成：勞動力、勞動手段、勞動對象。

        所謂“人口紅利”，説的就是生產力要素構成中的勞動力狀況對於經濟發展的滿足條件。

        而且因為在勞動力、勞動手段、勞動對象三要素中，勞動力是最關鍵的因素，因此，勞動力的狀況是最代表生產力的水平的因素。因為其他兩個生產力要素都可以被勞動所改變。

        生產力條件具備了，對於社會再生產是會直接起到積極作用的。但是對於經濟尤其是對於市場經濟，就不見得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甚至於相反地還會起到破壞作用。

        因為生產力提高的直接結果，是資源價值的降低。

        這個結果。恰恰是社會再生產要實現的目的：

        資源的價值越低，意味着人類為獲取資源所需要付出的代價越小，於是人類受自然界限制的程度越低；

        同時，因為資源獲取越容易，人與人之間因為資源限制而產生矛盾的現象就會越少，社會的和諧可能性就越大。

        可是在經濟社會里，人們的經濟活動目的是財富。

        財富是價值的特殊表現形態。資源價值越低，其財富屬性越小。於是在市場交易中獲得的價值補償越少，為獲取財富而建立的經營資產的價值越低，於是會出現通貨緊縮、經濟危機等等現象。       

        有人會説了，厲以寧先生舉例的西歐歷史現象，不是證明了“人口紅利”導致了經濟發展嗎？難道你要否定歷史事實？

        我當然不能否定歷史事實。

        我要説的是，厲以寧先生在解釋這段歷史的時候，沒有把另一個事實説出來，那就是當時的西歐各國是在對外進行殖民戰爭的同時，進行工業化建設的。

        因為有了通過殖民戰爭，對外開拓產品銷售市場，西歐各國當時不斷增加的的工業產品才能夠不斷地以符合經濟要求的價格銷售出去。經濟規模才能夠不斷擴大，進城的人才能夠不斷獲得就業條件。

        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口紅利”——其實就是生產力或者叫生產力要素——才能夠起到對於經濟的積極推動作用。        

        假如西歐國家當時沒有通過對外殖民戰爭擴大海外市場，生產力進步的結果只能是產品銷售困難、企業倒閉、市場兼併嚴重，民眾失業加劇、社會動盪、生產力被破壞。就跟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崩摧一樣的環境。

        經濟發展，尤其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充要條件有兩個：

        1、生產力是基礎；

        2、市場擴大是關鍵。

        中國古代沒有及時走進現代化市場經濟時期，是因為沒有——原因這裏不分析——對外擴張市場；

        現在沒有如同中國一樣發展起來的發展中國家，則是因為沒有建立起必要的生產力基礎。

        而當初的西歐國家恰好在這兩方面都做到了——關鍵是他們用血與火的殖民戰爭為自己的經濟發展需要，開拓了海外市場。

        厲以寧與易憲容兩位先生與其他絕大多數經濟理論人士一樣，在討論經濟問題的時候，只是就經濟現象分析經濟關係，而不顧生產力這個根本條件。

        厲以寧先生好容易這次説到了生產力問題，卻不自知，還是在從經濟關係角度分析“人口紅利”現象。從而把生產力的要素當作了經濟關係的現象來説。

        而他們在分析經濟現象的時候，又把極為重要的關鍵問題——市場條件，給忽略了。當然這也是與其他絕大多數經濟理論人士一樣的錯誤現象。

        也就是在研究市場經濟現象的時候，既不看生產力這個基礎條件，也不顧市場擴張這個關鍵因素，只是就既有市場內的經濟關係——易憲容先生所謂“好的制度”，實際上也就是一種經濟關係——進行分析解釋，只能證明是不懂市場經濟原理。

        不懂市場經濟原理，怎麼可能把市場經濟問題説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