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員7井岡山往事：堅強的意志，靈活的頭腦，卓越的思想工作_風聞

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羅霄山脈中段，介於湖南酃縣和江西寧岡、遂川、永新四縣之交，總面積約四千平方公里。

國民大革命時期，這幾個縣都建立了黨的組織和農民自衞軍，羣眾基礎比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莊，周圍各縣農業經濟可供部隊籌措給養；這裏離中心城市較遠，交通不便，富貴人家出身的國民黨官員不愛來，因此底下的人也不幹活，是以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

崇山峻嶺，地勢險要，森林茂密，只有幾條狹窄的小路通往山內，進可攻，退可守。後來陳伯鈞回憶説：“敵人在山的周圍轉一圈要一個星期，我們只要一天時間，就能由東到西，由南到北的打擊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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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定，毛澤東以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份，領導湘贛邊界秋收暴動。9日，暴動發動，部隊統一編組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19日，暴動部隊在遭受重大挫折後，毛澤東提出“向萍鄉方向退卻”，去尋找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合適地點。

此時毛澤東所部槍多人少、極度疲乏，原有5000多人的秋收起義部隊僅餘不足千人和48匹戰馬。

9月29日，隊伍到達永新三灣村，士氣十分低落，組織很不健全。敵軍圍追堵截，軍中瘧疾流行，缺醫少藥，失敗，重創，轉移，這一連串的坎坷導致部隊中許多革命意志不堅定者產生了悲觀失望情緒。

因為思想混亂、軍心渙散，加之舊軍閥習氣嚴重，隊伍一路走來，一路有逃兵。種種跡象表明，即使沒有敵人來襲，這支隊伍也隨時會一鬨而散，絕無擔起中國工農革命重任的任何可能。“那時，逃跑成了公開的事。”

“如果再無力挽狂瀾之舉，便有萬劫不復之災。”毛澤東憂心如焚。

困難是壓倒性的，面對壓倒性的困難，有幾人能堅定自己的意志，不妥協，不氣餒，不放棄，仍然在尋找解決的辦法呢？生活中多少情況下，我們面對壓倒性的劣勢，最後“和自己和解”。

教員偏要説不，所以才成就了他的偉大。這，是意志的勝利。

為了改變這一情形，他一路上多次深入部隊開展調研。他發現善做思想工作的第一團黨代表何挺穎所帶連隊竟無一人逃跑。何挺穎曾在北伐軍中擔任過團指導員，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很強，他所在的連隊政治氣氛濃，連隊沒有一個逃兵。

短短兩天中，毛澤東三次找何挺穎談話，聽取他對如何帶軍的看法。何挺穎認為：“部隊接連打了一些敗仗，軍力鋭減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支隊伍失去黨的領導，最重要的問題是黨對隊伍的領導權問題。”

這猶如一個思維引信，燃爆了毛澤東為人民軍隊植入魂魄的探索靈感。要把理想信念傳達到基層的每一個士兵，要把黨的組織建設到基層的每一個連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成為鐵流！

教員有了自己的辦法。

1927年9月29日晚上，在三灣村泰和祥雜貨鋪，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前敵委員會會議。

會上，通過對革命失敗的深入分析，毛澤東找準了根本問題，在於缺乏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於是他作出了“三灣改編”的重大決定：

第一，部隊縮編，把原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縮編為一個團。去留問題上，尊重士兵們的選擇，願意留下幹革命的就留下來，不願意留下來的發給路費回家。

幹事情，總是要把事業做大，把隊伍做小。去留自願，這才是幹事情的態度。

第二，將黨組織建立在連上，設立黨代表制度，排有黨小組，班有黨員，營、團以上有黨委，從而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

第三，設立士兵委員會，讓士兵羣眾參加軍隊的民主管理，實行官兵平等，經濟公平，破除舊軍僱傭關係，確立新型的官兵關係。

正是這些措施，開啓了黨對軍隊領導和民主政治建設之路，鑄就了人民軍隊之魂。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週年的講話中強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發端於南昌起義，奠基於三灣改編，定型於古田會議，是人民軍隊完全區別於一切舊軍隊的政治特質和根本優勢。

三灣改編後的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雖然只剩700餘人，但兵精將鋭，面貌一新。

經過短短休整後，10月3日，紅軍在教員的帶領下，開始奔赴井岡山。陷入絕境的中國革命從此柳暗花明，重新煥發出了勃勃生機。

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條件下，這裏確實是一塊理想的落腳點。這裏過去長期有“山大王”，現有袁文才、王佐兩支綠林式的農民武裝，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槍。王佐部駐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處，袁文才部駐在井岡山北麓的寧岡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應。把井岡山打造的如鐵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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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才、王佐雖早年就參加綠林組織，但大革命時期都受過革命風暴的洗禮。

1926年，袁文才擔任寧岡縣農民自衞軍總指揮，並在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也將所部改為遂川縣農民自衞軍。

1927年7月，他們曾會同永新、永福、蓮花的暴動隊伍一度攻克永新縣城，佔領了永新縣城二十多天，因為國民黨軍隊有五個團來攻，袁、王兩部就退回到了寧岡、遂川境內的井岡山。

剛擔任中共永新縣委書記的永新縣農民自衞軍總指揮賀敏學，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學的同學。他和一批共產黨員（其中有賀敏學的妹妹賀子珍），率領一部分農民自衞軍攜槍隨同退到井岡山麓的茅坪。永新縣委也到了山上。

這是袁、王能夠歡迎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上山的思想基礎。袁文才、王佐是當地人，他們的隊伍在這一帶有着不小的影響。

我們永遠也不知道，一些不經意做過的事情會在現在埋下什麼樣的種子，在將來結出什麼樣的花朵。教員在大革命時期辦的農運講習所，培養出了井岡山的袁文才這樣的幹部，終於在幾年後派上了用場，挽救了中國的革命。

工農革命軍要在井岡山落腳，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許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並不那樣簡單。

他們兩人雖然參加過大革命，袁文才還是共產黨員。但他們對前來的這支工農革命軍畢竟沒有多少了解，甚至還擔心這支比他們力量大得多的部隊上山會不會“火併山寨”。

袁文才就講話了：我們可以接濟工農革命軍一些給養，但你們還是另請高明……阿不，另尋高處吧。鳳凰要找梧桐樹，井岡山廟小，容不下真神。

據何長工回憶，當時工農革命軍中，的確“有人曾提議，解除他們的武裝，把他們解決，他們那幾十支槍，一包圍繳械就完了。”

毛澤東説，你們啊，圖樣圖森破，太狹隘了，度量太小啦。我們不能採取大魚吃小魚的吞併政策，三山五嶽的朋友還多呢！歷史上有哪個能把三山五嶽的土匪消滅掉？三山五嶽聯合起來總是大隊伍。

毛澤東對同志們説，不能只看到幾十個人、幾十杆槍的問題，是個政策問題。對他們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積極地爭取改造他們，使他們變成跟我們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裝。

因為這是關係到工農革命軍能不能在井岡山地區站住腳跟的關鍵性決策。袁、王部隊的人數雖不多，但在當地有相當的社會基礎，許多羣眾擁護他們。你不取得他們的支持，怎麼爭取羣眾呢，怎麼能在井岡山建立起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來呢？

怎樣説服和爭取這兩支農民武裝？毛澤東選定先從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袁文才入手，再通過他去做王佐的工作。

他從袁文才的代表那裏知道，他們最看重槍，人可以少一個，槍卻不能少一支。袁部有一百五六十人，只有六十支槍。於是，毛澤東向前委提議，準備一下子送他們一百支槍，將袁文才的全部人員都武裝起來。毛澤東還從綠林重義氣、多猜疑的特點出發，只帶着幾個隨員到寧岡大倉村去會見袁文才。

那是10月6日。袁文才原來還有些怕，預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二十多人，二十多條槍。見到毛澤東只來幾個人，他就比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終沒有出來。

見面後，毛澤東説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紹來找他們的，充分肯定他們“劫富濟貧”的革命性，同時説到工農革命軍目前的困難。雙方談得很投機。毛澤東當場宣佈送給他們一百支槍，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動。

成都武侯祠內有一副對聯，名揚遐邇。這副對聯懸在諸葛亮殿堂前正中，是公元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趙藩撰書的。聯文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做工作，第一步是做思想工作，做思想****工作，第一步還是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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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袁文才向毛澤東表示啦，一定要竭盡全力幫助工農革命軍解決各種困難，隨即回贈給工農革命軍六百塊銀元，並同意革命軍在茅坪（這是一個有60多户人家的村子）建立後方醫院和留守處，答應了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不久，又應袁文才的要求，派遊雪程、徐彥剛、陳伯鈞等黨員軍事幹部到袁文才部隊裏幫助他們進行政治和軍事訓練，工農革命軍和袁、王部隊的就關係一天天密切起來了。

1927年10月13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主力抵達酃縣水口村，在這裏發展了一批黨員，開展社會調查。他從得到的報紙上看到了南昌起義軍在廣東失敗的消息，放棄了準備退往湘南的想法，堅定了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主張。

前文多次出現的重要人物餘灑度在這裏脱離了工農革命軍。

不久，毛澤東得知湘軍正從茶陵分兩路前來進攻工農革命軍，就派第一營黨代表宛希先率第一營的兩個連到茶陵遊擊擾亂湘軍後方，打破它的進攻；毛澤東自己率團部、第三營和第一營的一個連在二十二日轉入江西遂川縣境。

在遂川的大汾鎮，部隊在清晨突然遭到遂川縣地主武裝靖衞團三四百人的襲擊，因為人地生疏，倉促應戰，第三營同團部失去聯繫而輾轉南下，後同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軍餘部會合了，這是後話，當時，毛澤東率領團部和特務連撤退，一直退到井岡山南麓的黃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員只有四十多人，部隊狀況十分狼狽。

當時擔任連指導員的羅榮桓後來回憶説：大家又飢又餓，無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吃飯時，炊事擔子也跑丟了，沒有辦法，幾個戰士從老百姓家裏找來一點剩飯和泡菜辣椒。沒有碗筷，毛澤東和大家一起伸手從飯籮裏抓着吃。

飯後，毛澤東站起身來，朝中間空地邁幾步，雙腳併攏，身體筆挺，精神抖擻地對大家説：“現在來站隊！我站第一名，請曾連長喊口令！”

這種堅強鎮定的精神，立刻強烈地感染了戰士們，提着槍站起來，向排頭看齊。

怎麼樣的心態面對困境，很大時候決定了事情的走向。

面對困境，教員既沒有責備下屬，也沒有選擇逃避，而是樂觀對待，在此等挫折困頓之下，他不僅自己沒有喪失信心，還想着用自己的行動去激勵他人，去感染整支隊伍的士氣。

這是一個意志力多麼堅定的人啊！

毛澤東率領這一部分隊伍繼續向井岡山轉移。他的腳被草鞋帶子磨爛，行動很困難，但仍堅決不坐擔架，堅持拄着棍子步行。隨後第一營第一連趕了上來。隊伍行進到井岡山西南的荊竹山下，還有一百多人，在一個小村子裏宿營。這時王佐派人接應他們上山，部隊在10月27日到了茨坪。

在馬上要登上井岡山前，毛澤東在遂川荊竹山的村邊，向在大汾遭敵軍突然襲擊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隊講話，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羣眾搞好關係，和王佐部隊搞好關係，做好羣眾工作，因為如果沒有羣眾的支持，根據地是建立不起來的。

他宣佈了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打土豪款子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

接着，第一營的兩個連也從茶陵趕到茨坪，部隊的人多了。毛澤東等送了70支槍給王佐部隊。

王佐資助工農革命軍五百擔稻穀和一些銀元。他們在茨坪住了幾天，又回到北麓的茅坪，開始創建以寧岡為大本營的井岡山根據地。

工農革命軍到了井岡山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軍隊和地方的建黨工作。沒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黨組織形成核心，軍隊也好，根據地也好，都會鬆散無力，難以鞏固和發展。所以，毛澤東把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

毛澤東抓緊進行着對袁文才、王佐這兩支綠林式農民武裝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談心，既肯定他們反對土豪劣紳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們受封建幫會影響、政治目標不明、階級界線不清等問題，循循善誘地幫助他們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袁文才十分佩服，對部下説：“跟毛委員一起幹革命不會錯。”毛澤東又幾次上山同王佐交談。王佐逢人就説：“毛委員是最有學問的人，同他談上一次話，真是勝讀十年書！”

如何讓人心甘情願地跟着自己幹事情？教員給出了他的案例：給他們人生的目標，給他們願景。

在軍隊內部抓黨建的同時，毛澤東也很重視地方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井岡山附近各縣，在大革命時期都建立了黨的組織。黨組織負責人很多是外地回來的學生，也有當地農會的骨幹分子。大革命失敗後，多數黨組織給打散了。但不少黨員仍在堅持鬥爭。

毛澤東採取了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發展的做法。工農革命軍進駐茅坪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就召集在井岡山“打埋伏”的永新、寧岡、蓮花縣部分黨員開座談會。

到一九二八年二月，湘贛邊界各縣黨組織初步恢復發展起來，成立了寧岡、永新、茶陵、遂川等縣委，酃縣特別區委，蓮花特別支部；各縣的區、鄉兩級大都建立起黨的組織。

二月中旬，袁、王部隊正式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任團長，王佐任副團長，何長工任團黨代表。工農革命軍和袁、王部隊正式合為一體，在井岡山站穩了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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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月中旬起，國內的政治局勢發生重要變動，國民黨的李宗仁和唐生智兩集團之間的戰爭爆發。

唐生智控制的兩湖軍隊全部投入戰爭。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將主力調往贛北。井岡山周圍各縣，國民黨兵力空虛，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裝靖衞團和挨户團。這是井岡山工農革命軍向外發展的大好機會。

抓住機會，這是事半功倍的前提。

18日拂曉，工農革命軍攻克茶陵縣城，就召開了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工農兵政府。工人譚震林被選為主席。這是湘贛邊界的第一個工農兵政權。工農革命軍還幫助茶陵組織了赤衞隊。

不久後，1928年一1月4日，工農革命軍攻克遂川縣城，在城裏過了舊曆年。過去，老百姓對舊軍隊的欺壓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騷擾，歷來是既害怕，又痛恨。他們在剛接觸到工農革命軍時，並不瞭解這支軍隊和舊軍隊是截然不同的，往往用同樣的心情來對待。

部隊打着“宣傳隊”的旗號開展宣傳活動，還派人下鄉領導貧苦農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販的貨物沒收了，甚至把藥店裏稱藥的戥秤也拿了。

毛澤東進城後不斷找羣眾談話，瞭解羣眾對部隊的反映，發現了不少問題，就在城裏把部隊集合起來，提出在城市中保護中小商人的政策，並宣佈六項注意：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説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

至此，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都已經被教員提出。這就是日後工農革命軍能夠從小到大地發展起來並戰勝敵人的重要力量源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全部來源。

自古以來，人們總認為軍隊的任務就是打仗。提出軍隊的任務不僅是打仗，而且要做羣眾工作，這是毛澤東對人民軍隊學説的巨大貢獻，使初創的人民軍隊一開始便在這樣明確的指導思想下進行建設，影響是十分深遠的。

毛澤東所以能不受歷來舊觀念的束縛，提出新的學説，不僅是因為他原來就有豐富的羣眾工作經驗和獨立見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夠密切注視實踐中遇到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堅持從實際出發，大膽地作出新的概括。

1928年3月初，湖南省委特派員、湘南特委軍事部長周魯來到井岡山傳達中央精神和省委指示，由於當時環境惡劣，文件不能隨身攜帶，只能靠背誦記憶，結果他在傳達中央給毛澤東紀律處分的時候，把“開除毛澤東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處分誤傳為“開除黨籍”。

周魯的誤傳，對毛澤東的打擊是不言而喻的，毛澤東是黨的一大代表，一生致力於黨的革命事業，如果因中央懲辦主義的政策而開除出黨的話，這必將演出中共歷史上的一出悲劇事件來。

時隔28年，即在1956年9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大的一次預備會上還談起此事：“井岡山時期一個誤傳消息來了，説中央開除了我的黨籍，就不能過黨的生活了，只能當師長，開支部會我也不能去。”

“後來又説這是謠傳，是開除出政治局，不是開除黨籍。啊呀，我這才鬆了一口氣！”

毛澤東被誤傳“開除黨籍”，可以説是他在井岡山，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不幸遭遇。

儘管被誤傳，但毛澤東依然能化險為夷，不過化險的“辦法”不是其他，卻是“時間”，因為部隊開往湘南途中，到達湖南酃縣中村時，毛澤東看到了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知道了只是被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而不是開除黨籍，他心頭的陰影終於一掃而光。

時間終將給所有人一個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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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18日,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進駐酃縣的中村時，兩件使人興奮的消息傳來了：第一件就是前文所述，“開除黨籍”的誤會澄清了；第二件是得知朱德、陳毅、王爾琢率領的南昌起義軍餘部在發動聲勢浩大的湘南暴動取得巨大成功後遭到強大敵軍追擊，正向井岡山方向撤退。

毛澤東立刻派袁文才、何長工接應從郴縣撤出的湘南農軍；自己率第一團在桂東、汝城方向阻擊國民黨追擊部隊。4月20日，他同團長張子清又指揮第一團佔領酃縣縣城並在城西阻擊追敵，掩護朱德部撤退。1928年4月28日毛澤東率領的部隊，借朱德、陳毅領導部隊在井岡山寧岡縣龍市鎮勝利會師。

1928年5月4日，已披上春日盛裝的井岡山，陽光明媚，翠綠的山林碧青如洗。就在這天，井岡山礱市鎮旁邊的一塊空曠地上，歡歌笑語，熱鬧非凡。上午九時許，“井岡山會師”慶祝大會在這裏隆重舉行。

大會由陳毅主持，朱德、毛澤東、王爾琢及黨政軍各界代表都分別講了話。

根據前敵委員會的決定，會上宣佈部隊進行改編，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任軍長，陳毅任政治部主任。但大會還有一條沒有宣佈的消息，那就是毛澤東兼任第11師師長，朱德兼任第10師師長。

這時，毛澤東顯得非常高興，挎上了匣子槍，詼諧地説道：“挎上駁殼槍，師長見軍長”，引發出一片歡笑聲。隨後毛澤東就把駁殼槍交給了警衞員。

這是他平生少有的身背武器的歷史記載。

這時，朱德四十二歲，毛澤東三十四歲，從此開始了他們長時期密切合作的戰鬥生涯。朱毛紅軍的會師，是中國工農紅軍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軍餘部是以具有很強戰鬥力的北伐勁旅葉挺獨立團為基礎形成的，有兩千多人、近千支槍，訓練嚴格，裝備齊整，作戰有經驗。他們的到來，大大增強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實力。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從城市到農村的偉大戰略轉移，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開闢了新的道路。

“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提出和頒佈，集中體現了紅軍軍民一致、秋毫無犯的新型軍民關係。同時，在湘贛邊界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第一部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在湘贛邊界建立蘇維埃政權，真正做到立黨為公、取信於民。

2016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三次上井岡山時指出：“井岡山是中國革命的搖籃。井岡山時期留給我們最為寶貴的財富，就是跨越時空的井岡山精神。

今天，我們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堅持堅定執着追理想、實事求是闖新路、艱苦奮鬥攻難關、依靠羣眾求勝利，讓井岡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時代光芒。”

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在艱難困苦的戰爭環境中，黨和紅軍之所以能夠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使根據地在四周白色恐怖之中生存發展，其根本原因就是始終代表了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保持同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視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為人民利益而戰，從而鑄就了牢不可破的軍民團結的鋼鐵長城。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犧牲的烈士達4.8萬餘人，其中留下姓名的僅有1.5萬餘人，大部分是無名英雄。新中國成立後，祖國和人民沒有忘記這些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先烈，先後修築了三座紀念碑來緬懷英烈，分別是井岡山革命先烈紀念塔、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內的烈士紀念碑和無字碑。

1949年10月6日，隨着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進駐井岡山茨坪村，並將紅旗插上井岡山，自此井岡山宣告解放，失守19年的根據地，重新迎來了黎明。

這是1965年教員重上井岡山，寫下一首《念奴嬌·井岡山》。

參天萬木，千百里，飛上南天奇嶽。

故地重來何所見，多了樓台亭閣。

五井碑前，黃洋界上，車子飛如躍。

江山如畫，古代曾雲海綠。　

彈指三十八年，人間變了，似天淵翻覆。

猶記當時烽火裏，九死一生如昨。

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

一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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