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代之際的外交“烏龍”：巴西為何第一個承認中華民國_風聞

文：潘沙

清帝遜位後，中華民國在對內敉平各方爭執之際，還面臨一個嚴峻問題：如何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自晚清以來，列強在華勢力左右着政局，要獲得國際社會認可，中華民國方能爭取利權。然而，由於民初政壇瞬息萬變，各國皆選擇靜觀其變，國際承認問題拖延了一年有餘。直至1913年4月8日中國民國第一屆國會開幕，巴西意外地成為第一個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秘魯緊隨其後，5月2日美國權衡再三後予以承認，古巴墨西哥亦不甘落後。而遲至10月6日，英俄法日等十三列強才宣佈承認中華民國，辛亥革命之後的首要外交難題得以解決。

拉美列國率先承認中華民國

簡短回顧這段歷史，不難看出，最早承認中華民國的五個國家，四個來自與中國利益不甚緊密的拉丁美洲，巴西一馬當先打破僵局更是令人頗為費解，這背後究竟有何玄機呢？

民國成立之初，就擔憂列強態度，外務經驗豐富的伍廷芳一語中的：成立在我，承認在人。若無統一政府，則列強只能持續觀望，與辛亥革命幾乎同時爆發的墨西哥革命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列強對華也是各懷心思：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恆力主迅速承認，以助中國恢復安定；其餘諸國更在意趁火打劫，日俄交涉滿蒙特權，英國關注西藏利益。為避免紛爭，各國主張“協同主義”，共議對華政策。

美國向奧匈帝國、比利時、巴西等19個國家提議承認中華民國的照會

中華民國覺察到了箇中端倪，決定主攻美洲國家裏對華最友善、話語權也最大的美國。美國各城華人商會組織演講，遊説政界人士。在美洲頗有影響力的伍廷芳也為各大報紙撰文，鼓吹中國新氣象。在各方爭取之下，美國逐漸擔負起協調各國的重任，但由於英日俄等國利益訴求複雜，國際承認進展緩慢。到了1913年，中華民國擬定於4月8日召開國會，美國欲藉此機會促使各國正式承認，於是在4月2日通知各國：“總統委囑本人向閣下，並通過閣下向貴國政府通告：總統擬於四月八日中國國會開幕之際承認中國新政府。總統熱切希望並懇請貴國政府通力合作，亦於同時採取同樣行動。”孰料，英日俄等國對此反應冷淡，並未及時答覆。美國本來已經擬好正式承認的國書，國務卿白萊安卻不得不繼續觀望。

正在中美一籌莫展之時，巴西出人意料地打破僵局，宣佈承認中華民國。外交總長陸徵祥致電巴西外長，飽含感懷之意：“昨接本國駐日本代表來電，內稱巴西代辦親賚正式公文，巴西政府現承認中華民國等語，足徵貴國厚意。從此中巴兩國邦交日臻輯睦，特懇貴公使將敝國政府感謝之忱轉達貴國大總統。”袁世凱也為之歡欣鼓舞，回覆電文道：“貴國此舉，既屬優待，又系首倡，敝國所以感之尤深也。”不僅如此，教育部還電令全國公立學校：“巴西國於4月8日首先承認民國，所有全國學校定於4月12日特放假1天，並懸旗致敬以志友誼而表謝忱。特此佈告。”

繼巴西之後，秘魯也於次日宣佈承認中華民國，這令尚在舉棋不定狀態的美國大呼不解。日後擔任駐華參贊的衞理致電國務卿，推斷這是一個外交烏龍：“4月9日夜裏美國使館接到口頭通知，巴西駐日公使知會中國駐日公使，對中華民國予以正式承認。4月10日，使館收到官方照會。為紀念此事，中華民國宣佈4月12日為公共假日，城內四處懸掛巴西國旗，公立學校休假一日，將舉辦盛大慶祝儀式。昨晚使館被口頭告知，秘魯亦承認中華民國，此事得到利馬方面證實。只能推斷，巴西與秘魯的舉措是對形勢的誤判。這兩國在北京並無使節，只是獲悉美國政府將在4月8日國會開幕之際正式承認中華民國。一俟國會開幕，他們以為美國已然承認中華民國，遂緊跟腳步予以承認。”這番陳述中，由駐日公使轉達以及中華民國放假慶祝的細節都符合事實，説明衞理在事後有所調查，應當是可信的。

巴西秘魯擺烏龍，甘願當了“出頭鳥”，客觀上減輕了美國的壓力。5月2日美國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應聲而動的是古巴與墨西哥。顯而易見，拉丁美洲四國承認中華民國，與跟隨美國政策密切相關，背後原因不難理解。19世紀末，美國在國際政治博弈中逐漸佔據上風，1895年的委內瑞拉邊界危機標誌着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勢力壓制英國，1898年的美西戰爭將五百年來的宗主國西班牙基本驅逐出美洲，1823年門羅宣言提及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終於實現。在這種形勢下，拉美各國在外交上緊跟美國，並無不妥。

離任前夕承認中華民國的威廉·塔夫脱是美國曆史上最肥胖的總統（160公斤）

拉美列國為何伸出橄欖枝

然而，唯美國馬首是瞻不是拉丁美洲外交的唯一訴求，一個重要因素常被忽視，那就是修約。晚清中國雖屢次被迫簽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但絕不是人見人欺。1870年前後，拉美各國由於人力不足，紛紛請求以合法途徑引入吃苦耐勞的華工。大權在握的總理衙門，對此類請求很不客氣，經常讓拉丁美洲使節吃到閉門羹。以最先承認中華民國的巴西為例，在對華外交上就吃過苦頭。1879年赴華洽談建交與招工事宜的喀拉多，先在巴黎被曾紀澤勒令“莫談招工”，至上海又被地方官橫加阻攔，艱難抵達天津進行談判後，李鴻章對條約細節寸步不讓，一個不算複雜的商約耗時三年才得以簽訂，涉及華工的條款更是反覆推敲。眼見巴西渴求勞動力，外交上也不咄咄逼人，康有為甚至打起了“移民建國”的如意算盤：“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經緯度與吾近，地域數千裏，亞馬孫河貫之，肥饒衍沃，人民僅八百萬，若吾遷民往，可以為新中國。”可是，隨着黃禍論在世紀之交盛行，巴西政府欲加強對華工管理，但礙於有約在先難以施展。承認中華民國後不久的1915年，巴西要求重新修訂條約，專門針對華人陋習，加入“不準販賣鴉片”條款。此外，巴西政府提出，華人犯案，雖然交由中國官役處置，但須知會巴西地方官員，也算實現了曲線監管。

對於修約更迫切的，是第二個承認中華民國的秘魯。自1849年招募華工以後，秘魯在半個世紀內對華工貢獻頗為依賴。1874年秘魯使臣葛爾西耶赴華商談建交，李鴻章抓住“華工受虐”大做文章，欲迫使秘魯大幅讓步。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從中斡旋，甚至聯合歐洲各國使節彈壓總理衙門，也是收效甚微。條約雖然達成，但華工受虐消息不斷傳來，秘魯駐華使節愛勒謨數次遭遇責問，兩國關係一度十分緊張。20世紀初，華工基本完成契約，與秘魯平民爭奪工作機會，排華風氣漸起。1909年，秘魯人藉口政治爭端，爆發了針對華人的大規模街頭流血事件，政府藉機提出修約，意圖驅逐華人。當年負責美洲外交事務的伍廷芳據理力爭，證明中秘商約並未失效，平息了這場危機。中華民國成立後，秘魯發覺有機可乘，在正式承認的第二年就再次提出修約，否定伍廷芳的斡旋成果，被斷然拒絕。但是，在隨後的十餘年裏，秘魯仍不時尋釁，干擾華人入境，幾乎令民國外交官不勝其擾。

古巴與秘魯情形相似，只不過清末簽約時仍是西班牙屬地。不計其數的華工命喪糖寮，也不乏華人為古巴獨立奉獻生命，但依然換不來尊重。1915年，兩國甫一商討建交，古巴外交部就通知中國公使夏偕復“禁止華工入境”，還要求“取消華人領事裁判權”，態度簡直比列強更囂張。民國外交官不肯讓步，雙方談判拉鋸數年也未達成。

墨西哥對華外交，除了排斥華工之外，還與一樁暴行有關。墨西哥革命期間，1911年5月15日革命軍佔領託雷翁，隨即在城內展開針對華人的大屠殺，303人遇難，華商財產悉數遭劫，此事的賠償問題一直懸而未決，只能拖延到民國時代。由於墨西哥國內混戰不止，修約問題長期被擱置，到了局勢穩定的1921年，墨西哥果然提出了排華要求：“非有中墨兩國政府認可，華工不得來墨。”而1911年屠殺華人的賠償，由於兩國動盪不安，無人為之奔走，最終竟不了了之。

以1911年墨西哥革命為題材的畫作

由此觀之，拉丁美洲各國積極承認中華民國的背後，追隨美國外交政策只是表面現象，爭取修約、扭轉對華外交的劣勢才是更為重要的動機。遠隔重洋伸來的橄欖枝，雖然令人寬慰，但也有驅逐華人的惡意與趁火打劫的歹意。

參考資料：

《美國外交檔案·1913年》

沙丁、楊典求、焦震衡、孫桂榮：《中國和拉丁美洲關係簡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唐啓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侯中軍：《“成立在我，承認在人”——辛亥革命期間中華民國承認問題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