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能正在過早地樂觀和“消費”雪豹……_風聞

大牛説，這篇文章肯定是沒有人看的

草月月編輯完，也説，我也這麼覺得……

因為，這篇文章有八千多字！

全是雪豹保護方法的乾貨，沒有點啃硬骨頭的功夫

保證你看到第二部分就關小窗了

但是，也正因為全是乾貨

所以對於有志於雪豹保護的同道來説

箇中經驗和思路值得好好收藏如

果實在太長，可以直接拉到最後

省略過程，只取結論

不客氣！

1997，26歲的查如（Charudutt Mishra）發表了第二篇研究論文，“印度外喜馬拉雅地區大型食肉動物對家畜的捕食（Mishra, 1997）”。

這位瘦削精悍的印度人可能沒想到，他此後研究和保護事業的線索，全都在這篇論文裏。二十餘年間，他成為全球雪豹保護的領袖，更樹立了科學與保護結合的典範。

求學

1988年，17歲的查如進入印度最高學府德里大學，學習動物學。1991年本科畢業後，加入印度野生動物研究所（Wildlife Institute of India，WII）為期兩年的碩士項目，到喜馬拉雅山南坡研究斑羚的棲息地選擇，於1996發表了第一篇研究論文（Mishra, 1996）。

WII

成立於1982年，是在聯合國糧農組織和美國魚類與野生動物管理署支持下成立的政府科研機構。WII培養了一批傑出的科學家，其畢業生供職於多家政府、大學和私立的科研機構。這些人改造了印度的保護科學，查如即是其中一位。

改造了印度保護科學的印度野生動物研究所

圖片來自網絡

1993年碩士畢業後，為積累經驗，查如“晃盪”了三年。參與瀕危有蹄類和靈長類的調查，研究廢棄礦區的植被恢復，並且組織了印度野生動物非法貿易研討會。此外，查如還幹了兩件事。事後看來，這兩件事對他影響深遠。

第一件事

他和印度野生動物學者馬篤蘇丹（Mysore Doreswamy Madhusudan）共同創辦了印度本土NGO，自然保護基金會（Natur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NCF）。

NCF的宗旨是 “基於科學且負社會責任的保護”。

創辦十年後，2006年NCF獲得保護生物學會頒發的優秀服務獎。這家機構持續工作到今日，初心不改。查如幾乎所有的科學論文，署名機構都是NCF。

NCF的標誌，圖片來源：https://www.ncf-india.org/

第二件事

查如進入印度北部的拉達克地區，調查野生動物和家畜的相互關係。他在拉達克的半農半牧區訪談了3個村子的80户人家，調查雪豹和狼捕食家畜的數量和經濟損失，以及牧民所獲得的經濟補償，並建議了衝突緩解辦法。

這次調查帶他進入了印度拉達克的雪豹棲息地，此後二十餘年間他一直活躍在科學研究和保護的舞台。

拉達克斯皮蒂地區的位置

拉達克調查的結果發表於1997年，即我們開頭提到的論文。論文發表時，他已經身處荷蘭中部的瓦格寧根大學。

瓦格寧根大學

率先引入全球頂尖的生命科學研究型大學。查如師從著名生態學家普林斯（H.H.T. Prins）研究高海拔地區的生態學。普林斯曾在非洲開展研究，為查如的研究提供了更廣闊的生態學視野。

Herbert H. T. Prins，圖片來源網絡

查如沒有研究雪豹，而是研究喜馬拉雅高海拔峽谷中家畜與野生動物複雜的相互作用。2001年，查如獲得博士學位，成為第一位同時在印度和海外接受正規培訓的野生動物生態學家。

出道

博士畢業，查如和國際雪豹基金會（International Snow Leopard Trust，SLT）一起工作，設計印度喜馬拉雅山區的科學和保護項目。

SLT

創辦於1981年，領導者多是歐美人士。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其科學和保護總監是八十年代在尼泊爾研究雪豹的英國人羅德尼·傑克遜（Rodney Jackson）。傑克遜聘請查如的WII同學亞許（Yash Veer Bhatnagar）負責印度的雪豹工作。

國際雪豹基金會（SLT），創辦於1981年，在雪豹的研究和保護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圖片來自網絡。

羅德尼·傑克遜（RodneyJackson，左一），最早開展雪豹研究的西方人之一，上世紀80年代即在尼泊爾開展雪豹頸圈研究。曾擔任國際雪豹基金會的科學與保護總監。

托馬斯·麥卡錫（Thomas McCarthy，左一）在三江源。他90年代初接手夏勒博士在蒙古的雪豹研究項目，後擔任國際雪豹基金會的科學與保護總監，2008年跳槽到美國大貓基金會，擔任雪豹項目主任。圖片來自網絡。

2001年，九十年代在蒙古和巴基斯坦研究雪豹的美國人托馬斯･麥卡錫（Thomas McCarthy）擔任SLT的科學和保護總監。亞許離開SLT回WII就職，麥卡錫便聘請查如來領導印度雪豹項目。查如還是NCF的聯合創始人，這使得SLT在印度有了本土合作伙伴。

從那時候起，查如在NCF和SLT這兩個平台上組織雪豹研究和保護的工作，直至今日。

進入二十一世紀，SLT接受科學家的建議，更多支持社區保護項目，包括牲畜保險、牲畜防疫、野獸防護圍欄、放牧禁區，以及雪豹企業。

查如負責SLT印度項目的頭幾年，則是在1996年開展野外調查的開博（Kibber）開展禁牧和牲畜保險項目。

保護雪豹，為什麼要禁牧和牲畜保險？

1997-2001年攻讀博士期間，查如系統研究拉達克斯皮蒂地區（Spiti）的自然-社會經濟系統。

2001年，查如發表了博士研究的第一篇論文：“印度外喜馬拉雅地區草場上的牲畜過載（Mishra, 2001）”。論文用實地調查的數據證明：該地區嚴重過牧，即便在保護區內也是；保護工作需管理家畜密度，並着重建立禁牧區。

2002年，查如繼續發表了博士研究的第二篇論文：“對外喜馬拉雅地區大型食草動物羣落的競爭性驅除的理論分析（Mishra,2002）”。斯皮蒂峽谷鄰近中國羌塘，自然條件類似。然而羌塘擁有9種野生食草動物，而斯皮蒂只有3種：高原兔、岩羊和北山羊。這篇論文提供了一種理論解釋：正是家畜局部滅絕了另外6種。

建立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查如在開博村建立禁牧區，有效增加了公共土地上雪豹獵物（岩羊和北山羊）的密度。

牲畜保險項目應對的是他1997年論文所提到的問題：雪豹和狼捕食家畜。SLT籌集資金提供本金，牧民也為自己的牲畜投保，為雪豹和狼造成的損失提供經濟補償，同時SLT與牧民約定停止報復性獵殺。

這兩項工作有效解決了斯皮蒂區域雪豹及其獵物面臨的威脅。查如及時總結，2003年發表成文：“激勵項目在雪豹保護中的作用（Mishra,2003a）”。

2005年，查如榮獲坊間譽為“綠色奧斯卡”的英國惠特利金獎（Whitley Gold Award）。此後多年裏，惠特利基金會持續支持查如的雪豹保護工作。

在開展雪豹保護的同時，查如並沒有停下研究。他陸續發表了博士論文的章節。

2003年，發表關於外喜馬拉雅農牧社區的多樣性、風險應對和社會變遷的人類生態學論文（Mishra, 2003b）；

2004年，發表關於家畜與岩羊資源競爭的動物生態學論文（Mishra,2004a）。

阿富汗戰爭後，查如還到阿富汗西北角的瓦罕走廊，評估了戰爭對野生動物的影響（Mishra，2004b）

NCF雖然是民間機構，但通過跟大學合作，查如開始指導學生開展研究。一位學生接着調查雪豹捕食家畜的問題（Bagchi, 2006），另一位則繼續調查遊牧社區的生產體系、土地利用和社會經濟變遷（Namgail, 2007）。

印度

2008年，麥卡錫跳槽到成立不久的美國大貓基金會（Panthera），查如便接任SLT的科學與保護總監。這是第一次由非歐美人士擔任該職位。同年，亞許離開WII，再次擔任SLT印度項目的主任。2008-2015年間，查如和亞許攜手推進印度雪豹項目。

查如（Charudutt Mishra），印度人

國際雪豹基金會（SLT）的科學與保護總監

目前雪豹研究和保護事業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

圖片來自網絡

亞許（Yash Veer Bhatnagar）

印度雪豹保護的關鍵人物之一

圖片來自網絡

2002年春，SLT在西雅圖雪豹峯會提出兩個目標：一是建立快速分享信息的網絡，二是與各分佈國政府合作，建立雪豹保護的法律框架。

SLT很快建立了“雪豹網絡（Snow Leopard Network）”。網絡彙集了雪豹相關的科學文獻和技術報告，並制定出《雪豹生存策略》，促進跨國的信息分享。此外，雪豹網絡還提供資金，資助不同國家的雪豹研究和保護項目。雪豹網絡的執行主任一開始由麥卡錫擔任，直到2010年由查如接任至今。

第二個目標要複雜得多。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印度和美國合作啓動全國雪豹保護計劃，借鑑自上而下的老虎保護模式，準備在喜馬拉雅山地建立一系列的雪豹保護區。然而該計劃在印度政府內部應者寥寥，加上克什米爾動亂，雪豹保護計劃無疾而終。

2008年，印度政府批准啓動新的“雪豹項目”。查如和亞許與印度五個雪豹分佈邦的林務官會商，在拉達克舉辦全國性的研討會，制訂雪豹保護的目標。隨後，印度政府聘請亞許和查如加入雪豹保護計劃的起草委員會。

印度政府接受了起草委員會制訂的激進計劃。其核心理念是，雪豹保護不能侷限於保護區。印度雪豹棲息地面積約10萬平方公里，涉及大量人類活動區域，當地居民依賴有限的季節性自然資源生活。

從生物學的角度，當地生態系統對於牧民和雪豹來説，都不夠“富饒”。雙方都需要更大的空間。簡單粗暴地將人趕出保護區，只會導致悲劇性的後果。

因此，與老虎項目不同，印度雪豹項目是景觀尺度的綜合保護計劃，説服政府同當地社區、學術界及NGO合作，合理安排棲息地資源利用，同時滿足野生動物和人的需求。

這些理念聽起來都很美好，

問題是能落地嗎？

或許因為雪豹保護缺少老虎那樣的國家主義象徵性，長期缺乏政府投入。政府興趣不高，高海拔山區生態特殊，印度科學家不得不考慮跳出保護地邊界的侷限，結合社區力量，實施真正有效的保護。

大尺度的景觀保護方案就是這種策略的具體體現。這種保護方案考慮當地社區的需求，與社區合作利用宗教信仰推動保護。

然而雪豹保護的需求很大，要想長期成功保護，政府必須跟進。政府可以監控和加強法律體系，支持高原山地社區開展靈活的保護行動。查如和亞許付出了極大努力，才讓政府官員接受景觀保護的模式。

斯皮蒂地區再次成為試驗田。查如選擇4000平方公里的上斯皮蒂景觀（Upper Spiti Landscape,USL）開展詳細的調查和規劃工作。

工作小組系統調查了雪豹、岩羊、北山羊以及其它野生動物的數量和分佈，以及野生動物面臨的威脅，並與當地多個利益相關羣體展開廣泛的討論。

USL野外調查，圖片來源網絡

USL訪談，圖片來源網絡

2011年，查如和亞許拿出了USL管理計劃。“雪豹景觀”應該面積夠大，足夠多的雪豹及充足的獵物。

對雪豹景觀的管理，需區分優先保護區域和多重利用區域，然後在管理計劃的指導下，多部門共同規劃保護和經濟發展。

2012年，喜馬偕爾邦林務局批准該計劃，全球第一份景觀尺度的雪豹保護規劃。

在制定和執行這份計劃的過程中，印度人總結了開展調查和制定管理計劃的方法。這些方法後來通過一項國際合作項目廣泛應用於雪豹分佈國。

上斯皮蒂峽谷景觀管理計劃

全球第一份景觀尺度的雪豹保護規劃

2013年，SLT發起全球雪豹及生態系統保護項目

主要基於該區域的經驗

制定一份保護規劃，需要大量的協調和調查工作，同時也需要回答一些關鍵的科學問題。比如，如何有效調查和監測雪豹獵物的數量？雪豹-野生獵物-家畜之間是怎樣的動態關係？

查如的學生庫魯（Kulbhunshansingh Suryawanshi）挺身而出。庫魯同樣瘦削精悍，跟查如一樣有獨特的癖好。

查如是馬拉松好手，成績好到今年4月份參加波士頓馬拉松；庫魯則是登山高手，動輒獨自爬一座雪山。

山地有蹄類的數量調查一直是個難點。基於標誌重捕框架，庫魯在斯皮蒂地區成功測試了“雙觀察者法”（Suryawanshi，2012）。這個方法後來成為中亞和蒙古雪豹獵物的常用監測方法。

庫魯訪談了25個村莊兩年間雪豹和狼對家畜的捕食情況，並結合對雪豹和野生動物的種羣監測結果，研究發現耐人尋味（Suryawanshi，2013）。

野生獵物減少，雪豹難免被迫捕食家畜；然而野生獵物增加，雪豹對家畜的捕食也會增加，因為雪豹整體數量會增加。因此，在恢復獵物的同時必須保護好家畜。

2013年，庫魯博士畢業。兩年後，庫魯接替亞許，擔任印度雪豹項目負責人。查如、亞許、庫魯，這些印度學者在拉達克的崇山峻嶺中錘鍊出雪豹研究和保護的門道。他們在全球雪豹保護中的影響，將通過SLT被放大。

​

跨境

“自古以來，吉爾吉斯人就將雪豹視為神獸，吉爾吉斯勇士的守護神。” 2011年，阿坦巴耶夫就任吉爾吉斯斯坦總統後説道。

吉爾吉斯斯坦山地眾多，全國約有500只雪豹，佔全球雪豹的10%。該國位於雪豹的北部種羣（俄羅斯、蒙古和哈薩克斯坦）和南部種羣（喀喇崑崙和興都庫仕）之間，是南北種羣之間的廊道。

吉爾吉斯斯坦的地圖

“同樣是雪豹的後裔，一些吉爾吉斯人獵殺雪豹，販售皮毛去製作帽子和外衣。這是不可理喻的，他們簡直不是人。任何人射殺雪豹，就是射殺自己的同胞。任何人販售雪豹皮毛，就是販售自己的土地。”

吉爾吉斯中國古稱黠戛斯。公元840年，黠戛斯大破回鶻，建立汗國。阿坦巴耶夫希望通過雪豹友好型的綠色發展，於2040年——黠戛斯汗國建國1200週年——實現復興。

阿坦巴耶夫的態度吸引了查如。

自2002年起，雪豹保護專家制定了數項全球雪豹保護策略，但均束之高閣，難以推行。查如在印度的工作告訴他，政府力量是雪豹保護的關鍵。全球雪豹保護，需要建立12個分佈國政府間的協商機制。“我不敢想象，如果沒有政府的大力參與，在動輒幾千平方公里的景觀尺度上，如何能成功保護雪豹？”

阿坦巴耶夫和查如一拍即合。

2013年10月，阿坦巴耶夫在首都比什凱克主持了12個雪豹分佈國政府參加的雪豹峯會，公佈全球雪豹及生態系統保護計劃（GSLEP），發佈“比什凱克宣言”，將每年10月23日定為國際雪豹日。

查如在2013年的比什凱克雪豹峯會上

在查如的推動下，SLT在全球雪豹保護中扮演重要角色

圖片來自網絡

GSLEP提出目標：在2020年前，所有分佈國至少識別出20個雪豹景觀，並確保它們的安全。

借鑑斯皮蒂的經驗，GSLEP將雪豹景觀定義為：至少包括100只育齡雪豹；擁有足夠且安全的獵物種羣；與其它雪豹景觀有功能性連接。

迄今，GSLEP在全球確定了23個雪豹景觀，共約50萬平方公里，佔全球雪豹棲息地的25%。

國際環保機構與中亞山地國家吉爾吉斯斯坦共同發起的

全球雪豹及生態系統保護項目（GSLEP）

GSLEP項目的目標是“20 By 20”

即在2020年前，確保20個雪豹景觀的安全

目前，中國只有三片雪豹棲息地加入了項目中

製圖：GSLEP

該項目在比什凱克設立秘書處，由查如的NCF同事沙爾瑪（Koustubh Sharma）具體負責。於是，GSLEP成為唯一“有牙齒的”全球雪豹保護項目。

2016年，GSLEP幫助吉爾吉斯斯坦政府將一個獵場轉變為雪豹保護區。同年，協助巴基斯坦撬動聯合國發展署數百萬美元用於雪豹保護。

2017年年初，在GSLEP的尼泊爾會議上，尼泊爾總理公佈了未來五年的雪豹保護計劃，承諾投入5千萬盧比（約合人民幣312萬），確保2020年前繁殖雪豹數量達100只。

2017年8月，雪豹分佈國政府和民間機構代表再次聚首比什凱克，GSLEP項目期中大考。會議目標是提升各分佈國政府對雪豹保護計劃的政治支持力度，獲取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的資金支持承諾。

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塔姆巴耶夫在全球雪豹論壇上致辭

拍攝/丫丫

雪豹12個分佈國的政府代表和民間機構代表齊聚比什凱克

這次論壇是“全球雪豹及生態系統保護項目”期中考試

拍攝/燕山亭

2017年的比什凱克宣言強調：2018年12月底前完成重要棲息地的管理計劃；強化保護監測，確保雪豹棲息地完整性和連通性；嚴重關切知識空缺，支持種羣評估；評估生態系統服務的經濟價值；支持綠色基礎設施發展；建立打擊野生動物犯罪的區域合作；號召國際機構和企業界支持雪豹保護。

然而，關於雪豹受威脅等級的調整問題，雪豹科學家們分歧嚴重。

2015年，麥卡錫、大衞･馬龍（David Mallon）等雪豹資深科學家牽頭評估雪豹現狀，建議將雪豹的受威脅等級從“瀕危”調整為“易危”。

根據IUCN紅色名錄的標準，劃分為“瀕危”等級的動物，其全球成年個體的數量應低於2500，並且在過去16年中總數下降率超過20%。根據最近的評估，全球雪豹數量大約在7400-8000頭，並相對保持穩定。

查如對此堅決反對。全球開展過雪豹密度估計的雪豹棲息地不足2%，而且還是最好的棲息地。據此估算全球雪豹數量，只能是嚴重高估。

2018年，他推動SLT發起全球雪豹種羣評估計劃（PAWS），與頂尖的動物學者和統計學者合作，擬使用統一的方法重新調查全球20%的雪豹棲息地，以準確評估雪豹的數量。2019年，庫魯領銜發表了“雪豹種羣估計的取樣偏差”（Suryawanshi，2019）。

這篇論文發現，只有6個雪豹分佈國有正式發表的種羣密度估計，調查面積約佔全球雪豹棲息地的0.3-0.9%。而且，在小面積的優質棲息地中利用紅外相機方法估算的種羣密度，嚴重高估了實際密度，有的高達五倍之多。基於這些分析，論文提出了嚴謹估算雪豹密度的建議。

正式發表過雪豹密度估計的地點

來自論文Suryawanshi，2019

調查面積越小，越容易高估雪豹密度

來自論文Suryawanshi，2019

截止2019年，查如團隊已經開發了一整套雪豹分佈和密度調查的指南。庫魯、沙爾瑪和朱珠（Alexander Justine）在印度、中亞、蒙古和中國巡迴開展方法培訓。

查如介入國際雪豹保護的這些年間，他參與指導了印度、吉爾吉斯斯坦、巴基斯坦、蒙古以及中國年輕一代學者的雪豹研究。

這些研究涉及方方面面，從使用衞星跟蹤頸圈研究雪豹的空間利用和活動規律（Johanson，2016），到藏傳佛教寺廟在雪豹保護中的作用（Li，2014）；從利用訪談法評估雪豹分佈現狀和變化（Taubmann，2016；Ghoshal，2017），到雪豹社區保護的經驗（Mishra，2017）；從根據雪豹糞便篩選雪豹及其獵物的疾病（Esson，2019），到雪豹棲息地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Murali，2017；Murali，2019）；從氣候變化對雪豹棲息地的影響（Li，2016），到山羊絨貿易對雪豹棲息地的影響（Berger，2013）。

查如曾在接受採訪時説到：“SLT的聲譽比我個人重要…不過有些事很難語言解釋…我知道，作為印度人，要達到一個高度，可能不如一個美國人容易…這是不成文的，也從來不會説出來。”

不過幾乎可以肯定，

查如贏得了年輕一代的認可和愛戴。

2018年，查如及其同事為《大型食肉動物保護和管理（Large Carnivor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一書撰寫雪豹的章節。其標題是：“科學，社會和雪豹：通過合作和融合最佳實踐彌合分歧（Science, society, and snow leopards Bridging the divides through collaborations and best practice convergence）”。

這篇文章系統總結他這些年來的雪豹研究和保護的經驗。他應該還記得，那位25歲的青年創辦NCF時所擬定的宗旨：

“基於科學且負社會責任的保護”

後記

今年8月，我代表貓盟到西寧參加雪豹論壇。自從2015年山水在玉樹舉辦第一屆雪豹論壇以來，這已經是第四屆。這個論壇幾乎囊括了中國所有的雪豹團隊，大家在會上分別介紹自己的工作。

SLT的庫魯和朱珠也應邀參加了雪豹論壇。庫魯在會上介紹了印度雪豹項目的進展和計劃，他們準備推動印度全國雪豹調查。朱珠介紹了SLT在蒙古聯合多家保護機構，評估蒙古全國雪豹保護現狀的狀況。

相比之下，中國目前的雪豹調查和保護工作顯得零散。當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情況，並不能生搬硬套。然而科學是通用語言。如今不管是政府部門，還是民間機構，其實對中國雪豹的狀況多抱樂觀態度。這可能是事實，也可能是缺乏證據的樂觀。

在政府層面的政策表態和公眾對雪豹的認知方面，中國近十年來無疑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然而對雪豹本身的瞭解尚有不足。我們有可能過早地開始樂觀和“消費”雪豹

大規模的保護需要大規模的證據，而我們對雪豹的調查和了解，尚不足以做區域性的種羣密度估計，勿論全國性的保護現狀評估。盜獵、流浪狗、疾病、氣候變化等因素對雪豹的影響，我們還在起步階段。

查如等人的保護和研究工作，差不多跟我個人的求學和工作同一時期。我上研究生的時候，檢索到查如和亞許等人在拉達克研究藏野驢的文章，並通過電子郵件聯繫過他們。後來我參與山水的雪豹項目時，也跟查如接觸過多次。

這可能不是特別美妙的觀感：你模糊領悟到的科學問題和保護措施，印度人已經率先一步做得非常徹底。中國政府在國家治理和生態保護方面，投入力度和成效應該遠優於印度。不過在雪豹研究和保護問題上，印度人足以當我們的老師。

因此，雪豹論壇兩個月後，整理這篇文章，以饗同道。

文中提到的論文：

l  Mishra, C. and Johnsingh, A. J. T. 1996. On habitat selection by the goral Nemorhaedus goral bedfordi (Bovidae, Artiodactyla). Journal of Zoology (Lond.) 240: 573-580

l  Mishra, C. 1997. Livestock depredation by large carnivores in the Indian trans-Himalaya: conflict perceptions and conservation prospects.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24: 338-343

l  Mishra, C, Prins, H. H. T. and Van Wieren, S. E. 2001. Overstocking in the Trans-Himalayan rangelands of India.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28(3): 279-283

l  Mishra, C. , Wieren, S. E. V. , Ignas M. A. Heitkönig, & Prins, H. H. T. . 2002.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ompetitive exclusion in a trans‐himalayan large‐herbivore assemblage. Animal Conservation, 5.

l  Mishra, C., Allen, P., McCarthy T..2003. The role of incentive programs in conserving the snow leopard. Conservation Biology, 17(6).

l  Mishra, C. , Prins, H. H. T. , & Wieren, S. E. V. . 2003. Diversity, risk mediation, and change in a trans-himalayan agropastoral system. Human Ecology, 31(4), 595-609.

l  Mishra, C. , Wieren, S. E. V. , Ketner, P. , Ignas M. A. Heitkönig, & Prins, H. H. T. . 2004. Competition between domestic livestock and wild bharal pseudois nayaur in the indian trans-himalaya.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41(2), 344-354.

l  Mishra, C., & Fitzherbert, A. 2004. War and wildlife: a post-conflict assessment of Afghanistan’s Wakhan Corridor. Oryx, 38(1), 102-105.

l  Bagchi, S., & Mishra, C. (2006). Living with large carnivores: predation on livestock by the snow leopard (Uncia uncia). Journal of zoology, 268(3), 217-224.

l  Namgail, T., Bhatnagar, Y. V., Mishra, C., & Bagchi, S. (2007). Pastoral nomads of the Indian Changthang: Production system, landuse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s. Human Ecology, 35(4), 497.

l  Suryawanshi, K. R., Bhatnagar, Y. V., & Mishra, C. (2012). Standardizing the double-observer survey method for estimating mountain ungulate prey of the endangered snow leopard. Oecologia, 169(3), 581-590.

l  Suryawanshi, K. R., Bhatnagar, Y. V., Redpath, S., & Mishra, C. (2013). People, predators and perceptions: patterns of livestock depredation by snow leopards and wolves.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50(3), 550-560.

l  Suryawanshi, K. R., Khanyari, M., Sharma, K., Lkhagvajav, P., & Mishra, C. (2019). Sampling bias in snow leopard population estimation studies. Population Ecology, 61(3), 268-276.

l  Johansson, Ö., Rauset, G. R., Samelius, G., McCarthy, T., Andrén, H., Tumursukh, L., & Mishra, C. (2016). Land sharing is essential for snow leopard conservation.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3, 1-7.

l  Li, J., Wang, D., Yin, H., Zhaxi, D., Jiagong, Z., Schaller, G. B., … & Xiao, L. (2014). Role of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snow leopard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biology, 28(1), 87-94.

l  Taubmann, J., Sharma, K., Uulu, K. Z., Hines, J. E., & Mishra, C. (2016). Status assessment of the Endangered snow leopard Panthera uncia and other large mammals in the Kyrgyz Alay, using community knowledge corrected for imperfect detection. Oryx, 50(2), 220-230.

l  Ghoshal, A., Bhatnagar, Y. V., Pandav, B., Sharma, K. O. U. S. T. U. B. H., Mishra, C., Raghunath, R., & Suryawanshi, K. R. (2017). Assessing changes in distribution of the Endangered snow leopard Panthera uncia and its wild prey over 2 decades in the Indian Himalaya through interview-based occupancy surveys. Oryx, 1-13.

l  Mishra, C., Young, J. C., Fiechter, M., Rutherford, B., & Redpath, S. M. (2017). Building partnerships with communitie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essons from Asian mountains.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54(6), 1583-1591.

l  Esson, C., Skerratt, L. F., Berger, L., Malmsten, J., Strand, T., Lundkvist, Å., … & Mishra, C. (2019). Health and zoonotic Infections of snow leopards Panthera unica in the South Gobi desert of Mongolia. Infection ecology & epidemiology, 9(1), 1604063.

l  Murali, R., Redpath, S., & Mishra, C. (2017).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high altitude Spiti Valley, Indian Trans-Himalaya. Ecosystem services, 28, 115-123.

l  Murali, R., Suryawanshi, K., Redpath, S., Nagendra, H., & Mishra, C. (2019). Changing use of ecosystem services along a rural-urban continuum in the Indian Trans-Himalayas. Ecosystem Services, 40, 101030.

l  Li, J., McCarthy, T. M., Wang, H., Weckworth, B. V., Schaller, G. B., Mishra, C., … & Beissinger, S. R. (2016). Climate refugia of snow leopards in High Asia.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3, 188-196.

l  Berger, J., Buuveibaatar, B., & Mishra, C. (2013). Globalization of the cashmere market and the decline of large mammals in Central Asia. Conservation Biology, 27(4), 679-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