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竊了“半個國”——北洋的秘密_風聞

（圖片轉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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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了“半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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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忍耐了那個《臨時約法》、南方議員控制的國會長達兩年之久？

       袁世凱是傻子嗎？

       不是！

       我們都説袁世凱是竊國大盜，其實，他在滿清手中竊到手的，只是“半個”中國，準確説是直隸周邊的北方中國。

       民國初年，南北分裂的深層次原因，是李鴻章-袁世凱為代表的淮軍-北洋軍北洋利益集團無法掌握全國的軍權，滿清一直在提防和限制北洋集團，以防止被北洋取而代之。

       慈禧就喜歡用張之洞制約李鴻章。

       南方各省新軍各自為政，獨立於北洋之外，這是滿清刻意造成的局面。

       只是滿清沒有掌握現代政治手段，沒有對新軍進行嚴密的政治控制，沒有建立類似政委制的垂直政工體制，沒有與時俱進用“恐懼、利益、共同理想”在新軍中進行忠誠建設，結果北洋未反，南方先亂。

       （大帝國的現代化非常艱難，最接近成功的是奧匈帝國，有皇族精英準備從美國引進先進的體制，搞“多民族國家聯邦”，非常有希望在尊重民族自治權前提下，讓奧匈帝國變成奧匈聯邦，走向現代化，但是最後功虧一簣。）

       用來制衡北洋的勢力，先於北洋系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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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議員絕非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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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初年亂象的背後是南北實力對峙！

       所謂《臨時約法》、國會被南方議員控制、袁世凱有力使不上等等民國亂象，都是上述滿清用南方制衡北洋策略的結果。

       試想，如果袁世凱不止是北洋軍軍頭，而是清朝陸軍總司令，或者總參謀長，勢力遍佈全國新軍，嚴密控制了全國新軍。那南方派沒有了各省新軍撐腰，所謂《臨時約法》、南方國會議員的難纏、混亂，又何來基礎呢？

       滿清為了制衡北洋，在南方搞出的“張之洞-黎元洪”新軍派系，造成了散佈南方各地的新軍。

       南方新軍的軍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大都是科舉廢弛後南方地主階級的文化青年、知識青年。當時沒有什麼義務教育，有條件脱離生產，接受教育的，多半都是官僚、地主階級家庭出身。接受了基礎教育後，才能參加新軍，於是，所謂新軍，其實就是南方各省地主官僚武裝。

       這些南方新軍，加上新軍背後的各省官僚地主階級，就是作者所説的“南方議員”發難的實力後盾、軍事基礎！

       南方派議員才不是待宰的羔羊！

       否則，袁世凱這種現實主義者，怎麼可能在一開始的時候，那麼給這些國會議員面子，一忍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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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凱在二次革命中南下擊敗李烈鈞等新軍，這才控制了大約三分之二的長江流域各省。但其武力還不能越過湖南、四川、福建這些“交戰省”“南北爭奪省”，也就無法征服雲、貴、兩廣這些南方實力派最後的核心地盤。

       此時，袁世凱可算是又多“竊”了一點國，算是竊取了“三分之二”箇中國！

       最後，袁世凱大概預感到身體變差，可能熬不到最後統一中國，於是，在尚未掃平南方的時候，他就迫不及待稱帝，壞了北洋集團內部“禪讓大位”、“兄終弟及”、“輪流坐莊”的小團體規矩，摧毀了北洋集團的內部共識，導致稱帝失敗，身死國滅。

       參加完老大的追悼會，北洋各軍頭擔心段祺瑞會成為“新袁世凱”，欺壓眾兄弟，“新袁世凱妄想症”、“段祺瑞恐懼症”在北洋軍頭中傳播，這就導致北洋勢力迅速分裂、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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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信仰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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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集團是一個沒有嚴肅信仰的集團，看看北洋的軍歌歌詞，我們就可以知道，它唯一拿得上台面的信仰，就是忠於國家。

       在滿清沒有完蛋之前，這個“國家”是指清廷，滿清的崩盤，不是北洋直接造反的結果，相反，北洋集團還給清廷爭取到了寬厚的優待條款，所以北洋集團對滿清不存在很深的虧欠、道德困境。

       在滿清完蛋之後，北洋集團心中的這個“國家”勉強可以説是那個南方議員作亂的“國會”，或者説此時的國家就等於“袁世凱+國會”，等到袁世凱解散了這個國會，“國家”就等於袁世凱本人，等於北洋系。

       袁世凱死後，北洋集團意識形態中的“國家”就等於北洋系自己，北洋即國家！

       問題就來了，那麼多北洋軍頭，誰代表袁世凱死後的北洋（和國家）呢？誰都不代表，誰都可以代表！這就是導致北洋內亂、混戰的真正原因！大家都爭着去代表北洋系，代表國家！

       至於中國落後的真正原因，深層次的土地問題、社會問題、封建制度問題，北洋系是沒有思考這個問題的理論、思想基礎的！

       北洋軍官的出身不是地主就是世襲軍人、官僚家庭，他們也不可能自我革命，重新分配土地，緩解階級矛盾，他們的經濟政治“改革”主張不超過滿清末年的“新政”那一套。

       總之北洋的信仰，就是各種版本的，自己隨意解釋的“國家”！

       這樣隨意解釋的“國家”信仰極其脆弱，既然每一個北洋軍頭都認為自己有潛力代表國家、成為國家，那他們的一切行動就只圍繞着自己個人利益。

       北洋軍頭自己吃好喝好，部下吃飽穿暖，他心中的“國家”就好了，他們的意識中——我即“國家”，起碼我“有潛力”像袁大帥一樣代表“國家”——我即國家。

        這也是北洋的最後餘脈——西北軍忠誠度較差，經常反水的深層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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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吊子社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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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到國民軍北伐後，國內才存在一個力量粗略能輻射到全國大部分地區的統治集團。

       當然，這種“力量輻射”手段包括了軍事佔領、盟約、以夷制夷等多種形式，以京滬杭為核心，越向外，國民黨的控制力越弱。

       這個國民黨新生集團相比北洋系的優越性是初步認識到中國存在嚴重的社會問題，從蘇聯學到了一點組織手段，懂得了一點政治建設、信仰建設、動員羣眾，搞了一點“黃色工會”、“收回租界”、禁煙、三七五減租、扶持實業、發展交通、投資重工業、軍事現代化等不徹底改革。

       在初期，黃埔集團還算清廉、有信仰、有效率，這就讓國民黨新生集團掌握了部分來自民心、基層的力量。

       但是，和清末新軍軍官一樣，國民黨軍人集團的大部分軍官同樣產生於清末“科舉廢弛”產生的地主階級“知青”、“公知”。

       他們不可能掉頭對自己的家庭、父母、財產發動社會革命，不可能重新分配自家的財富，這就導致國民黨版本的社會革命不會徹底！

       隨着時間推移，這個團體的腐化和墮落成為一種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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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江後浪推前浪，國民黨新生勢力那一點“社會改造”三板斧，畢竟不徹底，它終於遇到了比自己更先進、更強組織力、更能認識到社會問題、更能自我革命、更能解放和動員基層民力的力量……這就是我黨！

       看看印度現在受制於土地封建制的慘狀，我們就可以知道，在辛亥之後的中國，封建壓迫、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中國當時社會問題的根本。

       不觸動這一個根本問題，不觸動官僚地主階級的利益，就無法改造社會、緩解社會矛盾、動員民力、發展生產、發展教育，積聚空前力量，徹底控制全國，更無法解除這種束縛，引領中國走向社會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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