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節選）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討論_風聞

知識與官僚的“斷裂”

在中國傳統上，因為“士”這個階層既是知識分子，也是政府官僚，因此在知識分子和政府之間並沒有什麼大的矛盾。皇帝不僅把“治權”（即相權）給了知識分子，而且更把知識領域留給了知識分子。“知識參政”便是知識分子的一個“共識”。

這一點到了晚清並沒有改變。從張之洞（1837年-1909年）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康有為（1858年-1927年）的“託古改制”，都是中國知識分子試圖找到一條以中國為主體、兼學西方的道路。

晚清廢除科舉考試對知識階層構成了致命的打擊，因為這樣做就把知識分子和政府分離開來，沒有了把兩者連接起來的“橋樑”。

晚清以來，大凡改革或者革命或者社會運動，知識分子都會衝在最前面。這並不難理解，儘管科舉廢除了，但知識分子的“知識參政”心理已經是一種歷史文化沉澱物，不會輕易消失，一旦出現機會，還是會拼命參與到政治中去。

不過，正是因為知識和官僚兩者之間的“斷裂”，晚清以來的“知識參政”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知識參政”完全失去了傳統上的現實感，而表現為烏托邦空想和由此而來的激進化。因為知識分子不再是官僚，他們既不用考量一項價值的現實可行和可操作性，也沒有機會來參與到政治現實中去來了解現實。

這種局面又進一步造成了“官學”和知識分子之間的深刻矛盾。傳統上這兩者是一體的，因為知識分子就是官僚，所有的“學”都是“官學”。

但近代以來，“官學”和知識分子就分離開來。政治人物開始把“官學”的權力抓到了自己手中。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開始，到蔣介石、毛澤東到後來的所有主要政治人物，他們都有系統性的政治論述。無論是革命時代還是建設時代，政治人物總是處於一線，是第一批實踐者。他們較之其他羣體更早、更深刻了解實踐，哪些價值可行，哪些價值不可行，把實踐融合到自己的理論思考之中。

學者的兩種選擇

同樣重要的是，這些系統性論述並非某一個政治人物的個人思考，而是反映了以該政治人物為代表的整整一代政治人物的思考。正如鄧小平強調的，“毛澤東思想”代表的是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的思想，而非僅僅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也就是説，那一代人對自己身處的“官學”是有“共識”的。

知識分子在知識創造過程中的劣勢地位是顯然的，這也促成了“官學”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認同“官學”者就看不起知識分子，認為他們脱離現實，只會空談；而知識分子也看不起“官學”，認為他們過於現實，毫無理想，甚至只是為了個人利益。今天，這種矛盾現象越來越嚴重。基本上，無論是今天的當政者還是學者都是知識分子，只是當政者是具有實踐機會的知識分子，而學者則是沒有實踐機會的知識分子。

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實踐機會的學者的選擇是什麼呢？人們可以先撇開那些只是“輔助”“官學”者不談。學者中間最普遍的選擇有兩種，一類為“專家學者”，一類為批評型知識分子。但很可惜，這兩類的實際效果都是“全盤西化派”。

“專家類型”的學者表面上專注於“解釋”事物，根據西方的“八股”發表文章。這方面，今天中國學者所發表的文章數量越來越多，中國也已經成為一個論文大國。問題在於，文章眾多，但沒有出現任何原創性的思想。

核心在於，這類學者所研究的命題大都是西方的，只是用中國的材料來論證西方的命題。很多人從來就沒有想找到過中國本身的命題，用中國材料來研究中國命題。

此外，大學有關部門嚴酷的考核制度的核心就是論文出版和排名，這也迫使學者成為了西方式工具的“奴役者”。實際上，這種似乎非常“學術”的途徑是傳播西方思想最有效的手段。理由很簡單。第一，命題決定結論，用西方命題來研究中國只能證明西方的“正確性”；第二，由於西方命題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命題要不得不到確立，要不就根本無人去找。在目前的考核制度下，這類學者已經佔據各大學、研究機構的主導地位。

第二類即是批評類型的知識分子，廣義上説包括今天的“公共知識分子”。這類知識分子越來越多，西方化趨勢越來越嚴重。近代早期的知識分子儘管提倡西化，但他們還受中國傳統的深刻影響。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傳統完全消失，一些人一方面痛恨自己的傳統，另一方面也根本不想了解西方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對這個羣體來説，“西方”的學術意義並不重要，因為他們只需要西方的“工具”意義，即用西方來批評和評價中國的現實“政治”。

這也是最不確定的地方。儘管近年來人們在呼籲“文化自信”，但在實踐層面則是“西方化”的加速。如果不能確立中國自身的“政治想象力”，就不會有可以解釋自己實踐的社會科學，最終難以避免“知行不一”的局面。

——轉載自聯合早報《鄭永年：“政治想象力”與中國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