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節選)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討論_風聞
成华大道-2019-11-05 17:45
知識與官僚的“斷裂”
在中國傳統上,因為“士”這個階層既是知識分子,也是政府官僚,因此在知識分子和政府之間並沒有什麼大的矛盾。皇帝不僅把“治權”(即相權)給了知識分子,而且更把知識領域留給了知識分子。“知識參政”便是知識分子的一個“共識”。
這一點到了晚清並沒有改變。從張之洞(1837年-1909年)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康有為(1858年-1927年)的“託古改制”,都是中國知識分子試圖找到一條以中國為主體、兼學西方的道路。
晚清廢除科舉考試對知識階層構成了致命的打擊,因為這樣做就把知識分子和政府分離開來,沒有了把兩者連接起來的“橋樑”。
晚清以來,大凡改革或者革命或者社會運動,知識分子都會衝在最前面。這並不難理解,儘管科舉廢除了,但知識分子的“知識參政”心理已經是一種歷史文化沉澱物,不會輕易消失,一旦出現機會,還是會拼命參與到政治中去。
不過,正是因為知識和官僚兩者之間的“斷裂”,晚清以來的“知識參政”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知識參政”完全失去了傳統上的現實感,而表現為烏托邦空想和由此而來的激進化。因為知識分子不再是官僚,他們既不用考量一項價值的現實可行和可操作性,也沒有機會來參與到政治現實中去來了解現實。
這種局面又進一步造成了“官學”和知識分子之間的深刻矛盾。傳統上這兩者是一體的,因為知識分子就是官僚,所有的“學”都是“官學”。
但近代以來,“官學”和知識分子就分離開來。政治人物開始把“官學”的權力抓到了自己手中。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開始,到蔣介石、毛澤東到後來的所有主要政治人物,他們都有系統性的政治論述。無論是革命時代還是建設時代,政治人物總是處於一線,是第一批實踐者。他們較之其他羣體更早、更深刻了解實踐,哪些價值可行,哪些價值不可行,把實踐融合到自己的理論思考之中。
學者的兩種選擇
同樣重要的是,這些系統性論述並非某一個政治人物的個人思考,而是反映了以該政治人物為代表的整整一代政治人物的思考。正如鄧小平強調的,“毛澤東思想”代表的是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的思想,而非僅僅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也就是説,那一代人對自己身處的“官學”是有“共識”的。
知識分子在知識創造過程中的劣勢地位是顯然的,這也促成了“官學”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認同“官學”者就看不起知識分子,認為他們脱離現實,只會空談;而知識分子也看不起“官學”,認為他們過於現實,毫無理想,甚至只是為了個人利益。今天,這種矛盾現象越來越嚴重。基本上,無論是今天的當政者還是學者都是知識分子,只是當政者是具有實踐機會的知識分子,而學者則是沒有實踐機會的知識分子。
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實踐機會的學者的選擇是什麼呢?人們可以先撇開那些只是“輔助”“官學”者不談。學者中間最普遍的選擇有兩種,一類為“專家學者”,一類為批評型知識分子。但很可惜,這兩類的實際效果都是“全盤西化派”。
“專家類型”的學者表面上專注於“解釋”事物,根據西方的“八股”發表文章。這方面,今天中國學者所發表的文章數量越來越多,中國也已經成為一個論文大國。問題在於,文章眾多,但沒有出現任何原創性的思想。
核心在於,這類學者所研究的命題大都是西方的,只是用中國的材料來論證西方的命題。很多人從來就沒有想找到過中國本身的命題,用中國材料來研究中國命題。
此外,大學有關部門嚴酷的考核制度的核心就是論文出版和排名,這也迫使學者成為了西方式工具的“奴役者”。實際上,這種似乎非常“學術”的途徑是傳播西方思想最有效的手段。理由很簡單。第一,命題決定結論,用西方命題來研究中國只能證明西方的“正確性”;第二,由於西方命題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命題要不得不到確立,要不就根本無人去找。在目前的考核制度下,這類學者已經佔據各大學、研究機構的主導地位。
第二類即是批評類型的知識分子,廣義上説包括今天的“公共知識分子”。這類知識分子越來越多,西方化趨勢越來越嚴重。近代早期的知識分子儘管提倡西化,但他們還受中國傳統的深刻影響。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傳統完全消失,一些人一方面痛恨自己的傳統,另一方面也根本不想了解西方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對這個羣體來説,“西方”的學術意義並不重要,因為他們只需要西方的“工具”意義,即用西方來批評和評價中國的現實“政治”。
這也是最不確定的地方。儘管近年來人們在呼籲“文化自信”,但在實踐層面則是“西方化”的加速。如果不能確立中國自身的“政治想象力”,就不會有可以解釋自己實踐的社會科學,最終難以避免“知行不一”的局面。
——轉載自聯合早報《鄭永年:“政治想象力”與中國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