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者皮諾切特與“芝加哥小子”的休克療法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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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1973年9月11日，坦克開上了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的大街，一邊朝前衝一邊開炮，戰鬥機呼嘯而過，轟炸政府大樓。彼時，智利總統阿連德手握卡斯特羅所贈的AK-47步槍戰鬥到最後時刻，自殺殉國。政變的發動者是將軍皮諾切特。“芝加哥小子”則是最早為皮諾切特制定經濟計劃書的一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

皮諾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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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已經解密的美國中央情報局資料，美國在背地裏支持了皮諾切特血腥的軍事政變。美國將政治上左翼的阿連德視為眼中釘，當阿連德競選獲勝之後，美國最擔心的是阿連德會將智利的外國企業國有化。美國當時的對外投資約有20%流向拉美國家。美國的跨國公司，比如美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擔心自己在智利的投資會被收歸國有，迫不及待地要求政府出面干預，扳倒阿連德。

正當皮諾切特的坦克炮轟總統府的時候，幾個年輕的智利經濟學家聚集在一家右翼報紙的印刷廠裏，催促着工人趕緊印刷軍政府的經濟計劃書。9月12日中午，散發着油墨香味的經濟計劃書已經擺在了軍事司令部的辦公桌上。這些年輕的智利經濟學家被稱為“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因為他們都是在芝加哥大學接受的經濟學訓練。

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位於美國國際金融中心芝加哥，是世界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學、常年位列各個大學排行榜世界前十。是世界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最重要的研究教學中心之一。

1953年，美國駐智利國際合作辦公室的主任帕特森(Albion Patterson)和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一起訪問智利，他們對當時以普雷維什(Raul Prebisch)為首的拉美經濟學家深感厭惡。在這兩個美國人看來，拉美經濟學家離社會主義思想太近了。兩人商量之後，決定設立一個項目，專門由芝加哥大學來訓練一批年輕的，思想正確、作風過硬的智利經濟學家。這個建議得到了福特基金會的支持。

但當福特基金會找到智利最好的大學智利大學的時候，被校長冷冷地拒之門外。智利大學的校長説，如果沒有辦法自己決定派學生到哪一所美國大學接受教育，我們寧可不接受這一恩惠。無奈之下，福特基金會找到了另一所名氣稍差、但更加保守的大學，即智利天主教大學。智利天主教大學當時連經濟系都沒有。聽到這麼好的條件，他們立馬就和福特基金會達成了協議。

**從1956年起，一批批智利留學生源源不斷地到芝加哥大學深造。**每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都會有大約40-50名來自拉美的留學生，佔其研究生總數的三分之一，而在哈佛或MIT，拉美留學生一般只有四五人而已。智利經濟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成了一個熱門話題，人們在教室裏、飯桌上，熱烈地討論左翼經濟學家的政策到底錯在哪裏。芝加哥大學希望這批學生回到智利，能夠稱霸學術界，進而影響決策的方向，但“芝加哥小子”們回國之後，一直被邊緣化，沒有人在意他們的奇談怪論。

直到皮諾切特的部隊在大街小巷搜捕左翼人士的時候，“芝加哥小子”們才有了出人頭地的機會。他們的老師，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後來説，皮諾切特一開始是自己蠻幹，到收拾不了局面的時候才求助於“芝加哥小子”。但早在皮諾切特還沒有上台之前，“芝加哥小子”們就已經參與了密謀。他們為皮諾切特制定的經濟計劃書就是證據。這份計劃書經過反覆討論和修改，越寫越長，最後被稱為El Ladrillo，意思是像磚頭一樣厚的書。“芝加哥小子”們提出的建議和他們的老師弗裏德曼的主張如出一轍：私有化、放松管制、削減公共支出。

電影《智利説不》(No) 海報

電影講述了智利在皮諾切特執政期間“廣告救國”的傳奇故事

**乍看起來，政治獨裁和經濟自由似乎是一對奇怪的組合，事實上，它們的實質是一樣的：均信奉“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美國軍方曾經將“震駭”(shock and awe)戰術定義為，通過製造超過人們想象的恐懼和破壞打擊對手。但皮諾切特明目張膽的屠殺激起了國際輿論的強烈抗議，於是，皮諾切特和他的人變得更加“謹慎”。人們不再是被處決，他們只是“失蹤”了。士兵和警察依然肆無忌憚地逮捕人，據估計，這一時期至少有10萬到15萬人被捕，上萬人被害。

**政治上的“震駭”為經濟上的“休克療法”鋪平了道路。**皮諾切特聽從了“芝加哥小子”們的建議：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放松管制，尤其是對金融投機的管制；降低進口關税；削減10%的政府開支。

阿連德總統執政期間，智利通貨膨脹率曾達到150%。皮諾切特執政之後，通貨膨脹率繼續攀升，到了1974年達到375%，這是當時世界各國最高的通貨膨脹率。1975年，弗裏德曼和他的同事飛到聖地亞哥。皮諾切特猶豫地詢問，我到底哪裏做錯了？弗裏德曼斬釘截鐵地説，你唯一做錯的地方是改得不夠快，不夠徹底！

米爾頓·弗裏德曼，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第二代芝加哥經濟學派領軍人物。

1975年，“芝加哥小子”們將公共支出進一步削減27%，到1980年，智利的公共支出已經降至只有阿連德總統時代的一半。被砍掉的主要是公共教育和醫療衞生，醫療保險和公共養老金都被私有化。“休克療法”實行的頭一年，智利的國民經濟總值下降了15%，失業率從阿連德時代的3%飆升至20%。

皮諾切特一共在位17年，多次變換政策方向。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982年，當時，智利經濟仍然處於高通脹、高失業的困境，而且，由於放鬆金融管制，智利積累了鉅額外債。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皮諾切特用了當年阿連德的招數：他將很多銀行、企業收歸國有。儘管他將很多企業都私有化了，但卻留下了Codelco，智利的國有銅業公司，這一家公司就貢獻了智利出口收入的85%。

**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智利經濟逐漸穩定，並出現了快速增長。但“芝加哥小子”留下的後遺症還在。這是一種極其不平等的增長。**1988年，智利45%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外國產品潮水般湧來，大批國內企業破產倒閉，工人失業。低收入家庭受到物價騰躍的衝擊更大。

**即便如此，弗裏德曼也從未承認智利的“休克療法”存在缺陷，也從未對自己和皮諾切特的合作表示後悔。他至死堅信“休克療法”是唯一正確的選擇。**2005年，就在他去世前一年，弗裏德曼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他一生中最後一篇文章。文章討論的是被卡特里娜颶風侵襲了的美國新奧爾良地區，彼時，這一地區90%的建築物遭到破壞，數十萬人流離失所。到處充斥着搶劫、強姦、縱火等罪惡。留在市中心的除了遍地死屍，還有缺糧缺水、無依無靠的老弱病殘。

弗裏德曼説，“這當然是一場悲劇，但又是一次機會。我們可以利用這個‘休克療法’的絕佳機會，徹底地改革當地的教育體制，廢除公立學校，實行教育券制度，將一切交給私人企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