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絕不是西方化？_風聞

來源：微信公號“ 學習小組”

【學習小組按】

我們思想上必須十分明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絕不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

——習近平

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已經走過前半程，而後半程的主要歷史任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形容這項工程“極為宏大”，更可見四中全會的重要性。

有些人，特別是國際上的一些言論，簡單地認為中國的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今天，我們就要講明白這個問題，中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根植於中國大地，絕不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這也是小組聯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推出的四中全會精神系列解讀文章的第一篇，後續解讀請各位組員持續關注。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

歷史的選擇

**歷史是現實的源頭。**我們常掛着嘴邊的是，在經歷君主立憲制、議會制、總統制等的失敗嘗試後，中國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鴉片戰爭開始，仍依託封建王朝舊的制度體系對世界環境的變革愈發地不適應，國家開始陷於內外交困的境地。

在西方資本主義的劇烈衝擊下，中國人民開始了探索-失敗-再探索的艱辛求索，作為工業革命的落後者，我們不斷主動向西方學習，但即便是國民黨在形式上完成了對中國的統一，卻也依舊是“先生老是侵略學生”。現實表明，效仿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民主的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直至俄國十月革命“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才真正找到了“能夠指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進理論”；直至中國誕生了共產黨，中國社會才有了“領導變革的先進社會力量”，真正實現了國家獨立和民族團結，併為社會主義指導國家治理實踐提供了政權基礎。

而堅持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與西方模式最本質的區別。

不可否認，西方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都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的領先者，但是，在反映生產關係的根本制度層面，中國始終高舉社會主義旗幟，始終以“人民”而不是“資本”為中心，反映全體人民而不是特定利益集團的利益。今天，中國正在通過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促進各類現代化要素的增長及其更加科學的組合，以實現社會生產力對西方的趕超。

而且，經過長期的國家發展與治理實踐，我們黨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前三者歸納起來就是政治自信；正是在堅定的政治自信中，中國共產黨人穩步推動各項制度不斷成熟不斷定型。誠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説：“只有中國人最瞭解自己”，“只有他們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決辦法才是長久之計。”

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發言（2009年3月5日攝）

治理成效

事實勝於雄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不僅創造了經濟發展奇蹟，還創造了國家良治奇蹟，在國家治理方面取得了超越西方的巨大成就。

一是令全體人民享有最重要的國家公益性產品，即社會安定，保持了遠低於西方的暴力犯罪發生率和致死率；

二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在關係國家實力的一系列重點領域取得突破，加速對西方的趕超；

三是依託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實現黨際合作與協商民主，達到政治團結；

四是依託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妥善處理民族關係，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團結與共同繁榮發展；

五是堅持在改革創新中尋求發展活力，始終在改革創新中與時俱進，不斷進行自我完善；

六是將人口優勢轉化為人力資本優勢，培養造就大批優秀人才，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當中。

這些都是反映國家治理水平的代表方面，其中每一個方面都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典型的反面案例；更重要的是，當一些國家至今還看不到治理狀況發生根本改善的跡象時，中國已經開始努力尋求國家治理體系和和治理能力的進一步完善。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化改革，在各領域先後推出了超過1600項改革方案，國家治理現代化加速推進、成效卓著；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決定對黨和國家組織結構和管理體制進行了系統性、整體性的重構，深度優化了國家治理體系；隨着十九屆四中全會的召開，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即將開啓新篇章。

“偉大曆程 輝煌成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大型成就展”

為世界謀大同

歷史表明，西方現代化的過程始終伴隨着對後發國家的侵略和掠奪，甚至在西方領先地位已經確立之後，仍通過種種手段強化後發國家所處的附屬、僕從和被剝削地位。但這絕不是中國現代化的路徑，更不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訴求。

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不是孤立的，而是與高質量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一道，這三大關鍵詞緊密聯繫、相互支撐，構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

**一方面，這三大關鍵詞都以“人”作為落腳點：**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根本意義在於為每一個人的創造力充分迸發和發展權充分實現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高質量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展理念的具象化，最終是要達致人的全面發展，實現“發展”內涵從宏觀到微觀的真正貫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從全人類共同利益出發，推動全球公益性產品供給的改善，開闢全人類更加美好的發展前景。

另一方面，從內在聯繫來看，高質量發展和國家治理現代化都是要充分回應全體人民的現實訴求與內在需求，使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國社會新的主要矛盾從根本上得到緩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向世界的延伸，是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重要作用的主線。這三個關鍵詞深刻反映了新時代中國的治理觀、發展觀和世界觀。

總之，**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僅不是西方化，更是對西方治理實踐與理論的超越。**我們都有幸見證並將不斷看到，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在不斷改革中被接近、被實現。這不僅與一些國家將西方模式奉為圭臬，然而在現實中卻遭遇了治理失效、政治失序乃至國家失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完全不同於某些國家長期置國內治理的種種亂象於不顧，卻一貫熱衷於在世界上到處製造發展危機、治理危機、人權危機。

不客氣地説，西方模式在很大意義上已經成為西方“套路”。由於知識和信息的不對稱性，或許發展中國家作為現代化道路上的後來者會掉進西方“套路”、上一兩次當，但正如中國古諺“吃一塹，長一智”所講，西方可以隨意“套路”別國的時代正在遠去，而中國發展與治理取得的巨大成功正是發生這種改變的主要原因。

作者/楊竺松、楊雁翔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國情研究院

編輯/鶴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