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敬告香港青年 | 中國應該有新的聲音出現_風聞

編者按

1927年1月18日，魯迅從廈門抵達廣州，19日早晨在孫伏園、許廣平的陪伴下來到中山大學。一個月後，應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之邀，魯迅赴港做了兩次講演。據《日記》載：2月18日“夜九時演説，題為《無聲之中國》，廣平翻譯”。19日“下午演説，題為《老調子已經唱完》，廣平翻譯”。這兩篇演講後來分別收錄於《三閒集》與《集外集拾遺》。在兩次演講中，魯迅既表達對能夠“傳給大眾，傳給將來”的“真聲音”的呼喚，也表達對尊孔的“復古派”“崇洋派”論調的斥責。香港修例風波已持續四個多月，前日暴徒更是猖獗到火燒新華社香港大樓。這些暴亂分子在打砸燒時鼓吹的“自由”，不正是新時代“割頭不覺死”的“軟刀子”嗎？

無聲的中國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魯迅

以我這樣沒有什麼可聽的無聊的講演，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竟還有這許多來聽的諸君，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

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無聲的中國》。

現在，浙江，陝西，都在打仗，那裏的人民哭着呢還是笑着呢，我們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這裏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於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於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或者簡直不會寫，或者説道：Chang。雖然能説話，而只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於無聲。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幾個人懂，——其實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卻不懂得，結果也等於無聲。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夠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卻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隻等於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瞭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為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説的話説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説出些應説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説，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説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這不能説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説些要説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説話了。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韓愈蘇軾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説當時要説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卻並非唐宋時人，怎麼做和我們毫無關係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卻還耍着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麼？沒有，可以説：是死了。倘要説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蹟”一樣。

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革命”這兩個字，在這裏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卻沒有法國革命的“革命”那麼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為“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那大意也並不可怕，不過説：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説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説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為腐敗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生，自然一面就發生反動，於是便釀成戰鬥……。

但是，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了，於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説，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其實，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例如，有的説：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話就各處不同，反而不能互相瞭解了。殊不知這隻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至於古文，何嘗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裏，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有的説：如果都用白話文，人們便不能看古書，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其實呢，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即使古書裏真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用不着那麼心驚膽戰。他們又有人説，外國尚且譯中國書，足見其好，我們自己倒不看麼？殊不知埃及的古書，外國人也譯，非洲黑人的神話，外國人也譯，他們別有用意，即使譯出，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

近來還有一種説法，是思想革新緊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對。這話似乎也有理。然而我們知道，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

因為我們説着古代的話，説着大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説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時代不同，情形也兩樣，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吁嗟闊哉香港也”，不過是笑話。

我們要説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着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説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説白話文卑鄙，沒有價值；他們説年青人作品幼稚，貽笑大方。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餘的都只能説白話，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是卑鄙，沒有價值的麼？至於幼稚，尤其沒有什麼可羞，正如孩子對於老人，毫沒有什麼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敗，就好。倘説待到純熟了才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於這樣蠢。她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決不至於叫孩子從此躺在牀上，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面來的。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説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説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説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1932年,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演講

陳逸飛、魏景山 《魯迅到平民學校去演講》 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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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調子已經唱完

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魯迅

今天我所講的題目是“老調子已經唱完”：初看似乎有些離奇，其實是並不奇怪的。

凡老的，舊的，都已經完了！這也應該如此。雖然這一句話實在對不起一般老前輩，可是我也沒有別的法子。

中國人有一種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孫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長久，永遠不死；及至知道沒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卻希望自己的屍身永遠不腐爛。但是，想一想罷，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擠得密密的，現在的我們早已無地可容了；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的屍身都不爛，豈不是地面上的死屍早已堆得比魚店裏的魚還要多，連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沒有了麼？所以，我想，凡是老的，舊的，實在倒不如高高興興的死去的好。

在文學上，也一樣，凡是老的和舊的，都已經唱完，或將要唱完。舉一個最近的例來説，就是俄國。他們當俄皇專制的時代，有許多作家很同情於民眾，叫出許多慘痛的聲音，後來他們又看見民眾有缺點，便失望起來，不很能怎樣歌唱，待到革命以後，文學上便沒有什麼大作品了。只有幾個舊文學家跑到外國去，作了幾篇作品，但也不見得出色，因為他們已經失掉了先前的環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開口。

在這時候，他們的本國是應該有新的聲音出現的，但是我們還沒有很聽到。我想，他們將來是一定要有聲音的。因為俄國是活的，雖然暫時沒有聲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環境的能力，所以將來一定也會有新的聲音出現。

再説歐美的幾個國度罷。他們的文藝是早有些老舊了，待到世界大戰時候，才發生了一種戰爭文學。戰爭一完結，環境也改變了，老調子無從再唱，所以現在文學上也有些寂寞。將來的情形如何，我們實在不能豫測。但我相信，他們是一定也會有新的聲音的。

現在來想一想我們中國是怎樣。中國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子是最老的，裏面的思想是最舊的。但是，很奇怪，卻和別國不一樣。那些老調子，還是沒有唱完。

這是什麼緣故呢？有人説，我們中國是有一種“特別國情”。——中國人是否真是這樣“特別”，我是不知道，不過我聽得有人説，中國人是這樣。——倘使這話是真的，那麼，據我看來，這所以特別的原因，大概有兩樣。

第一，是因為中國人沒記性，因為沒記性，所以昨天聽過的話，今天忘記了，明天再聽到，還是覺得很新鮮。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壞了的事，今天忘記了，明天做起來，也還是“仍舊貫”的老調子。

第二，是個人的老調子還未唱完，國家卻已經滅亡了好幾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該再唱，將它拋棄。但是，一般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以民眾為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復的唱不完。於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

宋朝唱完了，進來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麼，宋朝的老調子也該隨着宋朝完結了罷，不，元朝人起初雖然看不起中國人，後來卻覺得我們的老調子，倒也新奇，漸漸生了羨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們的調子來了，一直到滅亡。

這個時候，起來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調子，到此應該唱完了罷，可是也還沒有唱完。明太祖又覺得還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麼八股咧，道學咧，和社會，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條過去的舊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國人。中國的老調子，在新來的外國主人的眼裏又見得新鮮了，於是又唱下去。還是八股，考試，做古文，看古書。但是清朝完結，已經有十六年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們到後來，倒也略略有些覺悟，曾經想從外國學一點新法來補救，然而已經太遲，來不及了。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完了好幾次，而它卻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發生一點小議論。有人説：“可見中國的老調子實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試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滿洲人，不是都被我們同化了麼？照此看來，則將來無論何國，中國都會這樣地將他們同化的。”原來我們中國就如生着傳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還會將病傳到別人身上去，這倒是一種特別的本領。

殊不知這種意見，在現在是非常錯誤的。我們為甚麼能夠同化蒙古人和滿洲人呢？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比我們的低得多。倘使別人的文化和我們的相敵或更進步，那結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們倘比我們更聰明，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他們對於中國人，是毫不愛惜的，當然任憑你腐敗下去。現在聽説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那裏是真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

從前西洋有一個國度，國名忘記了，要在非洲造一條鐵路。頑固的非洲土人很反對，他們便利用了他們的神話來哄騙他們道：“你們古代有一個神仙，曾從地面造一道橋到天上。現在我們所造的鐵路，簡直就和你們的古聖人的用意一樣。”非洲人不勝佩服，高興，鐵路就造起來。——中國人是向來排斥外人的，然而現在卻漸漸有人跑到他那裏去唱老調子了，還説道：“孔夫子也説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所以外人倒是好的。”外國人也説道：“你家聖人的話實在不錯。”

倘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前途怎樣呢？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來類推。上海是：最有權勢的是一羣外國人，接近他們的是一圈中國的商人和所謂讀書的人，圈子外面是許多中國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將來呢，倘使還要唱着老調子，那麼，上海的情狀會擴大到全國，苦人會多起來。因為現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時候，我們可以靠着老調子將他們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這就因為，現在的外國人，不比蒙古人和滿洲人一樣，他們的文化並不在我們之下。

那麼，怎麼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拋棄了老調子。舊文章，舊思想，都已經和現社會毫無關係了，從前孔子周遊列國的時代，所坐的是牛車。現在我們還坐牛車麼？從前堯舜的時候，吃東西用泥碗，現在我們所用的是甚麼？所以，生在現今的時代，捧着古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了。

但是，有些讀書人説，我們看這些古東西，倒並不覺得於中國怎樣有害，又何必這樣決絕地拋棄呢？是的。然而古老東西的可怕就正在這裏。倘使我們覺得有害，我們便能警戒了，正因為並不覺得怎樣有害，我們這才總是覺不出這致死的毛病來。因為這是“軟刀子”。這“軟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發明的，明朝有一個讀書人，叫做賈鳧西的，鼓詞裏曾經説起紂王，道：“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只等得太白旗懸才知道命有差。”我們的老調子，也就是一把軟刀子。

中國人倘被別人用鋼刀來割，是覺得痛的，還有法子想；倘是軟刀子，那可真是“割頭不覺死”，一定要完。

我們中國被別人用兵器來打，早有過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滿洲人用弓箭，還有別國人用槍炮。用槍炮來打的後幾次，我已經出了世了，但是年紀青。我彷彿記得那時大家倒還覺得一點苦痛的，也曾經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槍炮來打我們的時候，聽説是因為我們野蠻；現在，倒不大遇見有槍炮來打我們了，大約是因為我們文明瞭罷。現在也的確常常有人説，中國的文化好得很，應該保存。那證據，是外國人也常在讚美。這就是軟刀子。用鋼刀，我們也許還會覺得的，於是就改用軟刀子。我想：叫我們用自己的老調子唱完我們自己的時候，是已經要到了。

中國的文化，我可是實在不知道在那裏。所謂文化之類，和現在的民眾有甚麼關係，甚麼益處呢？近來外國人也時常説，中國人禮儀好，中國人餚饌好。中國人也附和着。但這些事和民眾有甚麼關係？車伕先就沒有錢來做禮服，南北的大多數的農民最好的食物是雜糧。有什麼關係？

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以前，外國人所作的書籍，多是嘲罵中國的腐敗；到了現在，不大嘲罵了，或者反而稱讚中國的文化了。常聽到他們説：“我在中國住得很舒服呵！”這就是中國人已經漸漸把自己的幸福送給外國人享受的證據。所以他們愈讚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要愈深的！

這就是説：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雖是現在的闊人富翁，他們的子孫也不能逃。我曾經做過一篇雜感，大意是説：“凡稱讚中國舊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穩地方的富人，因為他們有錢，沒有受到國內戰爭的痛苦，所以發出這樣的讚賞來。殊不知將來他們的子孫，營業要比現在的苦人更其賤，去開的礦洞，也要比現在的苦人更其深。”這就是説，將來還是要窮的，不過遲一點。但是先窮的苦人，開了較淺的礦，他們的後人，卻須開更深的礦了。我的話並沒有人注意。他們還是唱着老調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國去。但從此以後，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樣，唱完別人了，他們是要唱完了自己。

這怎麼辦呢？我想，第一，是先請他們從洋樓，卧室，書房裏踱出來，看一看身邊怎麼樣，再看一看社會怎麼樣，世界怎麼樣。然後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點。“跨出房門，是危險的。”自然，唱老調子的先生們又要説。然而，做人是總有些危險的，如果躲在房裏，就一定長壽，白鬍子的老先生應該非常多；但是我們所見的有多少呢？他們也還是常常早死，雖然不危險，他們也胡塗死了。

要不危險，我倒曾經發見了一個很合式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牢獄。人坐在監牢裏便不至於再搗亂，犯罪了；救火機關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盜劫，到牢獄裏去搶東西的強盜是從來沒有的。坐監是實在最安穩。

但是，坐監卻獨獨缺少一件事，這就是：自由。所以，貪安穩就沒有自由，要自由就總要歷些危險。只有這兩條路。那一條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來説了。

現在我還要謝諸位今天到來的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