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 中國何以勝訴美國?——霸權沉浮與WTO的深層裂變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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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昕 | 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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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近日，巴西、韓國紛紛宣佈放棄發展中國家待遇，與此同時美國頻頻向WTO施壓，要將中國從發展中國家名單剔除。然而在這場牽動全球的經貿角力中，WTO裁定中國勝訴，也意味着美國在世界貿易談判中的霸權地位並非不可動搖。隨着進博會的召開，中國以國際合作倡導者和多邊主義支持者的身份，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改革的積極推動者。如何提出抗衡霸權，維護多邊貿易體系，保護髮展中國家長遠利益，突破世貿談判僵局的新規則？本文指出，戰後國際貿易領域裏美國第一次轉攻為守，背後是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以及前所未有的霸權國家和新興力量的攻守轉換。以印度、巴西、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已成為反貿易霸權的最主要代表。然而在過去的鬥爭話語中，動用的資源恰恰是現有霸權所倡導的普遍原則，並沒有真正超越霸權，因此未能解決全球貿易機制僵局，這值得我們深入反思。文章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8月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反霸權還是超越霸權？

**——**世界貿易談判中的新興經濟體

2001年11月世界貿易組織啓動了多哈回合全球貿易談判，這是成立於1995年的世貿組織主持的第一輪全球貿易談判。但最初計劃在2005年初結束的這輪談判至今沒有結果，這也意味着世貿組織成立二十多年以後仍然沒有完成哪怕一輪主要的國際貿易談判。這樣的表現和世貿組織的前身——關税及貿易總協定——成功組織七輪全球多邊貿易談判的表現大相徑庭。**如何理解最近這一輪全球多邊貿易談判陷入的政治僵局？**這樣的僵局對於世貿組織，以及更廣闊的未來世界格局的政治經濟含義又是什麼？

2016年愛丁堡大學克里斯頓·霍普維爾（Kristen Hopewell）教授出版了專著《打破世界貿易組織：新興經濟大國如何阻斷新自由主義工程》（Breaking the WTO: How Emerging Powers Disruptedthe Neoliberal Proje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聚焦冷戰後印度、巴西、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如何參與全球貿易談判、特別是世貿組織成立之後在其框架內進行的多邊貿易談判，展示了這些本身受益於自由貿易體系的新興經濟體如何成為新自由主義體系“內生”的挑戰者：恰恰是新自由主義體系本身的成功塑造了後者的挑戰者地位，為後者提供了鬥爭工具和話語資源。

圍繞新興經濟體對新自由主義體系構成的某種“融入式挑戰”，學界已多有論述。但這本書難得地提供了一個特定政策領域內非常豐富的實證細節，這部分得益於作者自己曾經作為加拿大貿易談判官員直接參與世貿組織談判的經歷，同時作者社會學的專業背景也讓這本專著和主流國際關係研究有着迥然不同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旨趣。本文通過對這本左翼色彩鮮明著作的評述，希望將當前國際學界對於世界貿易體系乃至全球資本主義結構變遷與內部矛盾的前沿觀察，置於中國讀者的視野之中。

▍**西雅圖之後：**從全球公民社會到新南北衝突

1999年美國西雅圖世貿組織部長會議期間爆發了一系列大規模示威遊行，西雅圖街頭示威者暴力衝擊會場的場景事後被解讀為20世紀末反全球化浪潮的第一個標誌性事件，“西雅圖之戰”也宣告全球公民社會真正走上戰鬥舞台和世貿組織陷入合法性危機。按照這種解釋，此後世貿組織框架下多哈回合談判的無疾而終，也應歸因於全球公民社會主導的反全球化浪潮。

但“西雅圖之戰”之後，各種以非政府組織為組織核心、以反自由貿易和反新自由主義為目標的跨國政治力量迅速式微，世貿組織與非政府組織之間圍繞國際貿易的政治衝突迅速轉移到了世貿組織內部的成員國（政府）之間。對於全球貿易談判機制而言，比全球公民社會更具實際政治意義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包括巴西、印度、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經濟實力全面提升。國際經濟層面的權力再分配也映射到包括世貿組織在內一系列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內部。多哈回合遭遇的僵局正源於發展中國家第一次在一個主要國際組織內發揮核心作用，並決定性地影響了重要國際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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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形成的國際貿易體系是美國霸權的直接產物。形式上，世貿組織及其前身關貿總協定通過一系列的多邊協議來推進貿易自由化，在此過程中多邊協議以共識為基礎、每個成員享有平等的投票權。相比之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不同程度地使用加權投票制度、賦予美國實際上的否決權，因此關貿總協定和世貿組織內部正式的決策機制和治理結構的民主程度相對較高。

但在實際操作中，關貿總協定和世貿組織最主要的成果都是在一個少數國家小圈子內的非正式會面（所謂的“綠屋”會議）中先決定，再擴展到世貿組織其他成員。這個核心精英小圈子歷史上包括了美國、歐盟、加拿大和日本（所謂的老四國俱樂部， Old Quad）。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內部處於高度不利的地位，在實際的決策過程中基本被排除和忽視，很少能成功提出自己的議程。在1994年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之後，國際貿易體系內部的實質不平等程度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對發展中國家更加不利。

這一高度不平等的權力分配機制背後則是美國霸權的支持，也是依託於這樣的霸權支持，關貿總協定在其48年曆史裏成功推動了七輪全球貿易談判。烏拉圭回合之後，關貿總協定被世界貿易組織代替，這個治理機制的轉變代表了國際貿易爭端的進一步法律化，因為成立於1995年初的世貿組織具有所有國際組織中最強有力的執行機制之一：其執行機制具有約束力，負責仲裁貿易爭端和對違約國家實行制裁的專家審議庭也不是由選舉產生。

如果説關貿總協定試圖將市場置於關貿總協定的政治調控之下，成立世貿組織的意圖則正好相反：將市場從國際層面的民主政治中脱離出來。世貿組織成立之前的烏拉圭回合談判已經是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權力遊戲的結果，烏拉圭回合與之後世貿組織的創立代表了美國霸權在多邊貿易體系中的最後高峯，而國際貿易領域的上述“去政治化”進程則進一步推動世貿組織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成為美國霸權在國際貿易領域拓展新自由主義的重要工具。

▍新興經濟體崛起的性質

冷戰後全球權力的結構性悖論在於，只有那些在新自由主義範式中取得成功、獲得巨大利益的主體才可能挑戰這個體系。

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從關貿總協定為基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中獲益不少，另一方面，這些經濟體在崛起之後對權力再分配的需求，又使得之後的多哈回合談判乃至世界貿易組織代表的整個多邊貿易機制陷入僵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巴西、印度、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正是藉助原有自由貿易體系的不斷擴張，最終進入了這個體系的政治決策中心，並逐步開始要求這個體系能夠真正執行體系內的規則，從而保證自己應得的利益並約束其他成員（尤其是原來的霸權國家）。

這些經濟體並不反對自由貿易，也不反抗全球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和制度結構，他們恰恰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抽象政治原則和具體制度安排中展開行動。新興經濟體也並沒有成為新自由主義革命性的挑戰者：他們挑戰的是自由貿易體系背後的美國霸權及其權力基礎。他們要求自己的主權在國際組織、國際機制內得到充分認可並和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大國一樣得到平等對待。這些國家強調自己不接受其他國家強加的政策要求，同時要求美國必須和其他國家一樣遵守自己主導制定的規則，而不能置身於規則之上。

與此同時，美國在貿易體系中的地位和態度也在多哈回合談判前後發生重大轉變。在多哈回合談判中，美國國會及其背後的商業農業遊説集團開始頻頻抱怨討論中的多哈回合協議如何歧視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集體訴求大為不滿。戰後國際貿易領域裏美國第一次轉攻為守，這背後則是前所未有的霸權國家和新興力量的攻守轉換：全球貿易談判的桌子被掀翻了！

葛蘭西意義上的“霸權”不能僅僅依靠單純的強制：霸權需要有能力把自己塑造、展示為某種普遍利益訴求的代表，並得到權力關係中對方的自願認同。抽象的普遍主義通常用於為現有秩序正名，以及維護現行的權力結構和特權分配，但同時普遍主義的理念和話語也催生了潛在的鬥爭工具與手段，原來身處權力關係底層的受壓迫者（包括國際關係中的“賤民國家”）可以利用這樣的工具手段來挑戰自己的受壓迫地位，針對原有霸權脆弱之處的新鬥爭場域也由此展開。

**當新自由主義體系在所謂“歷史終結”的狂熱中不斷拓展自己的時空領域，那些自稱擁有普遍合理性的原則也為自己現今面臨的挑戰打下伏筆，包括給後來的新興經濟體開展內部鬥爭提供了工具和話語資源。新興經濟體並不反對自由主義基本原則，其對原有霸權的挑戰恰恰凸顯了一系列自由主義內在的悖論：普遍主義與排他性、形式上的平等和實質上的不平等、自由主義作為剝削和壓迫的工具與自由主義作為反抗的工具。**這三重悖論貫穿在全球經濟治理的各個層面，包括各種有關多邊主義和自由市場的迷思之中，現今的新興經濟體恰恰以聲張自由主義原則普世化的方式，將原有體系這些內在矛盾和不協調全面凸顯。

因此，作者的基本結論之一就是：

多哈回合談判的無疾而終並非源於新自由主義遭遇全球市民社會強大的反對運動，而是新興經濟體崛起之後，貿易體系內部權力和利益再分配的結果。原有貿易體系內的議程主導者和主要獲益者（美國、日本和歐盟）不願意放棄原有體系內的特權地位，而新興經濟體又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普遍性主張逐步凸顯原有自由主義貿易體系的內部矛盾，這樣的鬥爭策略引發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反體系效果，最終將多哈回合拖入僵局，哪怕這樣的僵局並非新興國家的初衷。

▍新興經濟體之競合關係

在這個貿易領域內的反霸權進程中，印度、巴西和中國最終成為最主要的領導者。本書作者比較了印度、巴西和中國三國之間鬥爭策略上的差別。因為三者的產業結構和具備核心競爭力的產品不同，因此單純由各國經濟結構推導出的政治訴求也不盡相同。商業化農業發展良好的巴西在多哈回合的主要目標是推動農產品自由貿易，而中、印兩國希望更多保護本國農業。在工業製成品領域，有強大競爭力的中國有動力減少國際間貿易壁壘，而以服務業見長的印度和農業發達的巴西都希望保護自己國內的製成品市場。此外，如果僅僅以經濟總量和貿易規模為依據，中國應該有遠遠超過印度和巴西的談判實力。

正是考慮到這樣明顯的結構差別，作者得出結論：

三國在多哈回合的競合關係並非基於狹義貿易利益基礎上的“天然聯盟”，而是基於對一個更重要的共同威脅的認知，三者也是在鬥爭過程中不斷發展、逐步塑造自己代表發展中國家共同戰略利益的一致定位。　　

多哈回合的重要承諾之一是給發展中國家“特殊和差別對待”的待遇，允許其減少自由化承諾，給予這些國家更多的自由度和豁免權、更長的貿易條件承諾執行期等。但是美國和歐盟一直試圖限制印度、巴西、中國三個發展中大國享受“特殊和差別對待”的待遇，認為這三個大規模的新興經濟體已經從發展中國家俱樂部中“畢業”了。新興經濟三大國則堅決反對美歐在發展中國家內部建立“差別對待”的企圖。

由此，美國和歐盟逐漸被新興經濟三大國視為主要的共同威脅，而三國為了防禦共同的強大威脅結成了某種“非自願的聯盟”，也因此都為聯盟的結成做出了不同程度的犧牲。巴西犧牲了自家農產品出口可能爭取到的部分市場份額，在要求其他發展中國家開放農業市場的問題上踩了剎車。中國同樣接受了一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較温和的削減關税公式和豁免條件，應對來自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分而治之的策略。

在巴西和印度的領導下，2003年世貿組織坎昆部長會議成為全球貿易“改朝換代”的關鍵轉折點：世貿組織內部原來老四國核心俱樂部（美國、加拿大、日本、歐盟）被美國、歐盟、巴西和印度“新四邊”所主導的一系列核心談判小組取代，巴西、印度全面進入國際貿易機制的權力中心，全球貿易談判也在這次部長會議上公開轉變為南北之爭。

更具體而言，巴西和印度領導組成了G20-T的發展中國家聯盟，反對美國和歐盟準備在坎昆會議上提出的關於農業的議案，要求後者減少自己國內的農產品補貼。多哈回合內的第二組新興國家的政治聯盟則是印度作為主要組織者的G33，該聯盟得到中國的大力支持，印度尼西亞則是主要的協調人。這個聯盟主要希望限制對於發展中國家農業市場開放的要求，倡議制定一個“特殊產品”例外條款，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可以將部分產品置於削減關税的名錄之外；同時設立一個“特殊保護機制”允許在進口突然增加的條件下增加關税。儘管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大力反對，這個G33集團成功確保了這兩個建議在最終多哈協議中的地位。此後，關於“特殊保護機制”的具體設計變得越來越有爭議，最後成為2008年世貿組織小型部長會議的焦點。

在上述兩個聯盟之外，印度還組織了發展中國家圍繞投資、競爭與政府採購等議題進行討論，成功將這些議題從談判議程上拿下。巴西、印度和南非還領導發展中國家，共同確保世貿組織關於公共健康和藥品供應中知識產權規則的例外條件，他們的聯合行動也防止美國和歐盟在多哈回合中進一步擴展知識產權保護的範圍。可以這麼説，在2008年中國也加入世貿組織這個新核心機制（New Quad）之後，在沒有印度、巴西和中國這三個發展中大國明確同意的前提下，世貿組織已經不可能達成任何一個協議。

▍行動手段與策略

就三者的鬥爭策略而言，不同的權力來源和鬥爭方式也超越了單純經濟實力決定的範疇。印度和巴西是南方國家表達對現行貿易體系不滿的主要領導國，在世貿組織談判中採取了更加積極甚至激進的鬥爭策略，更主動地參與甚至領導有關貿易談判議程設定的鬥爭。在貿易談判中政治企業家的領導能力、在影響談判議程設定、尋找和發展政治聯盟上的積極表現，使得兩國在世貿組織內獲得了遠甚於自己經濟實力所能保證的影響力，甚至中國最後能進入世貿組織的政治核心圈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巴西和印度之前的成功。

全書實證部分最吸引人的是三國中巴西的鬥爭策略。由於擁有發達的商業化農業，巴西一直被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視為一個威脅。巴西對此也有清醒的認識，所以在多哈回合中做出重要選擇，和印度結成聯盟，後者是發展中國家在農業領域傳統防禦利益的代表和主要推動者。和印度的聯盟使得巴西作為世貿組織內發展中國家利益代言人、領導人的信譽度大大上升。作者然後詳細展示了巴西政府如何成功動用兩方面的組織資源來為巴西具備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商業農業服務：一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團結與政治聯盟；二是關於“發展”和“社會正義”的政策話語。

在此過程中，巴西國內的商業農業集團積極參與整個貿易談判過程，不僅主導了巴西貿易政策的轉變，也影響了G20-T的議程轉向集中關注農產品市場的自由化。其中，2002年9月巴西開啓了世貿組織內兩項史無前例的爭端解決機制案，分別針對美國對棉花、歐盟對糖的出口補貼。巴西本國的棉花和製糖商業農業聯合會全面資助了對這兩個案子的研究，為政府的談判團隊提供外部法律諮詢。2005年巴西成為發展中國家中第一個成功挑戰發達國家農業補貼的國家，以自己的挑戰成功在道義層面揭示出歐美農業政策和世貿組織規則之間的實質差距。巴西又進一步將兩個案件的仲裁成功設定為窮國的棉農對抗富國（美國）的勝利，將自己打造成為發展中國家挑戰傳統發達大國的英雄人物。

由於最初對多哈回合談判結果的一個普遍預期是進一步開放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巴西一度被視作多哈回合最主要的潛在贏家。為了淡化這樣的預期，巴西政府和農商的代表決定選擇不同於以往的話語資源，高揚“發展”大旗。此前，農產品補貼這個議題主要表現為美國和歐盟相互要求削減補貼，但是在G20-T成立之後，巴西和印度聯手將農產品補貼重塑為一個“發展”議題，而且成為多哈回合最主要的議題。此外，最初多哈回合設定的議事日程主要集中在保護投資者利益和政府採購的自由化，這些目標很快也被巴西領導的發展議題所取代並完全邊緣化。巴西在積極調動發展話語的策略同時，也用心培育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結果是越來越多的媒體和非政府組織認同將反農產品補貼界定為一個發展議題也有助於推動自己的政策議程，因此關注並支持巴西的政策選擇。

由此，貿易作為發展議題有效團結起了一個不尋常的“自願者聯盟”，共同反對現在“最重要的發展議題”——發達國家國內的農產品補貼，從而把多哈回合的政治對立全面界定為新的南北衝突，並且幫助整個發展中世界佔據了道義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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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中國在工業製成品出口上的主要經濟利益與發達國家更接近，也希望進入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市場，因此在中國被拉入世貿組織核心圈之初，外界一般期待中國將支持發達國家。但是隨着談判的深入，中國最終選擇和巴西、印度以及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至今中國在世貿組織內仍然堅持塑造與強化自己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形象和地位，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起聯合對抗發達國家，利用自己在G20-T和G33這樣一些聯盟中的成員地位來推動自己的利益，避免單獨成為其他國家對抗的對象。

正是在這樣逐步展開的競合過程中，三個新興經濟大國暫時擱置了各自經濟利益上的差別，面對共同的威脅、積極強化南北之間的政治利益分割，強化相應的身份認同和聯盟構建，避免新興經濟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可能的利益差別被其他國家強化和利用。

▍結論與前景判斷的遊移

該書的副標題是“新興經濟大國如何阻斷新自由主義工程”，但新興經濟體崛起對於全球貿易體系的影響是否真的“阻斷”了新自由主義議程，這恰恰是作者猶豫不決的地方。作者非常希望能從印度、巴西和中國身上發掘出“賤民國家”在崛起之後挑戰霸權所帶來的巨大正義力量，但同時“體系內挑戰”的權宜性和侷限性又讓她對於挑戰性質的判斷和長期效果的預測猶豫不決。作者反覆強調新興經濟體與傳統大國在政策偏好和行為模式上沒有本質區別，其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根本原則不構成革命性的挑戰，而恰恰是前者挑戰後者享有的“例外特權”導致了現有貿易談判的停滯。

所以，作者沒有挑明的另一種解釋是：

新興經濟體不滿的僅僅是特權的歸屬而不是特權本身，是霸權的行使方式而不是霸權存在本身，這其實接近於冷戰後俄羅斯國家對國際體系中霸權的基本態度。如果新興經濟體不提出自己的方向，只是在新自由主義框架內行事，那麼它們挑戰的只不過是作為新自由主義基礎的美國霸權，那麼“阻斷新自由主義工程”恐怕也是徒有其名。

在具體的鬥爭策略上，巴西和印度領導的戰略聯盟在多哈回合確實取得了戰術上的勝利，但是其長期成果值得質疑。作者自己也承認，在三個發展中大國的推動下，多哈回合如果還能達成一個多邊協議，其結果也只是一個大大削弱、內容更接近於二戰之後資本主義國家間“嵌入式自由主義”的模式。但如果作者確實認為“嵌入式自由主義”相比新自由主義更加可取，而現實中新興經濟體“阻斷新自由主義”的努力，反而使得貿易領域內重建“嵌入式自由主義”的可能在多哈回合之後陷入僵局，這是否意味着三大國的“融入式挑戰”並無實質意義？

換言之，如何評價多哈回合陷入僵局之後國際貿易領域的現狀，作者的態度相當曖昧。**當原來的半邊緣國家部分接管了世貿組織的領導權，並導致其幾乎功能癱瘓之後，原來的霸權國家已經選擇了部分放棄世貿組織、轉換戰場並建立自己主導的新遊戲規則。**美國在奧巴馬政府期間大力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就是典型的例子。多哈回合僵局之後一系列替代性地區貿易安排的崛起，部分取代了世貿組織代表的全球多邊機制，這些替代性安排也已經超越傳統貿易議題，開始覆蓋投資、知識產權等領域。與美國霸權下中央化的國際貿易機制不同，全球資本主義在空間上的割裂對於美國霸權失範、新興經濟體崛起之後世界的影響，到底是正面還是負面？

再來看印度、巴西、中國三國之間結成的政治聯盟。作者提供的證據顯示的其實更多是一個短期、過渡性質甚至帶有權宜之計特徵的聯盟，作者自己也多次使用“不情不願的聯盟”（coalition of the unwilling）來描述這個聯盟。尤其在巴西案例中，巴西政府和企業對於發展議題的動用充滿了工具性的動機。2019年3月，巴西新任總統博爾索納羅在訪美的聯合聲明中更提出：巴西準備放棄自己在世貿組織談判中作為發展中國家享有的“特殊和差別待遇”，以換取以發達國家身份加入經合組織，這讓我們也不得不追問：世貿組織框架中的發展中大國聯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組織穩固、保證集體行動能力進而有效地代表發展中國家的長遠利益？

本書一方面描繪了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國際權力轉移過程，另一方面更多展示的卻是新興的跨國資本階層在部分非西方國家的興起。這些階層在國際貿易領域不斷學習和提升自己的政治組織能力，最後影響的不僅是本國的貿易政策，還包括全球多邊治理機制內部的跨國政治聯盟。這一點在巴西的身上最為明顯：儘管農產品自由貿易對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小農來説是不利的，但巴西的商業農業主通過贖買手段成功動用了“南南合作”的框架和政治動員感召力，商業農場主通過自己的商會資助了一大堆遊説組織、研究機構和專家團隊，從而為巴西政府、談判代表提供法律、技術支持和研究成果，並將貿易自由化包裝成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普遍利益訴求。這和作者試圖描述的發展正義的全面崛起並不一致。

因此，書中提供的實證材料反映的更多是跨國資本如何協調和容納了新興大國的政治精英，後者又通過有效的跨國聯合挑戰現有國際體系的具體運行和美國霸權，但是並不挑戰新自由主義的原則。

如果這才是“打破世貿組織”故事的真正含義，那麼世貿組織當下的僵局和多哈回合談判的止步不前並不是因為新自由主義全球議程失敗之後，體系內部開始醖釀更公正合理的貿易體系，而更多是源於新興國家因既定規則下的“分贓不均”而引發的衝突鬥爭。

本書核心觀點引發出更為深遠的啓示是：

到目前為止，新興經濟體在鬥爭中動用的恰恰是現有霸權所倡導的普遍原則——哪怕原有的霸權國家僅僅是工具性地動用這些普遍的自由主義原則和話語，常常還會表現得自我矛盾、言不由衷。但作者的理論梳理已經隱含地指出，普遍原則（不僅僅是貿易領域的自由貿易規則）本身不可能在時空維度上真正全面達成，一般性原則與例外之間、普遍與特權之間的衝突無可調和。類似世貿組織代表的貿易領域內的自由主義原則，只能保持在一定的時空範圍和議題內，一旦擴張到接近總體、需要全面打破貿易領域的國內與國際區隔時，普遍原則就不能自我維持。

那麼，新興經濟體將倡導普遍原則作為鬥爭手段獲得階段勝利之後，這一手段是否也很快會陷入普遍原則本身的時空侷限性呢？最終，作者自己猶豫不決也無力回答的終極問題是：到底怎樣的全球貿易機制才是真正進步、遠優於現有霸權主導下權力高度不對稱的多邊機制？而這樣的機制背後的非霸權政治基礎又是怎樣的？畢竟新興經濟體聯合挑戰霸權所導致的全球貿易機制僵局還沒有開啓真正超越霸權的時代。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8月刊**，原題為“反霸權還是超越霸權？——世界貿易談判中的新興經濟體****”。**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