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精、人造黃油、假咖啡：戰爭中的德國為了緩解食品短缺有多拼_風聞

作者：戰爭史研究WHS

菊苣咖啡

説到維也納咖啡館的起源，通常都會追溯到1683年奧斯曼帝國對維也納的進攻，以及奧斯曼軍隊遺留在戰場上的咖啡豆。但是實際上這只是咖啡傳入中歐的時間。由於威尼斯商人和英國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貿易活動，咖啡傳入南歐和西歐的時間要更早。在十七世紀，咖啡的種植和生產被阿拉伯人所壟斷，運到歐洲後價值不菲，被稱為“黑色黃金”，是上層人的飲料。

當時的德意志地區分裂為數百個大小邦國，大國人口上百萬，小邦人口只有十數萬、乃至幾萬。這些邦國中的上層階級在接受新的飲料方面起到了先驅和表現的作用，飲用咖啡從十七世紀起日益成為他們的日常習慣，但直到十八世紀才波及社會中下層。當時荷蘭人在東印度羣島（印度尼西亞）和巴西引種咖啡樹成功，打破了阿拉伯人對咖啡的壟斷，但是由於消費市場距離產地有萬里之遙，因此德意志地區的咖啡價格仍然高企。一些商人在研磨咖啡豆時摻入菊苣的根，或者乾脆只用菊苣根來磨粉榨汁。菊苣汁的味道與顏色都和咖啡相似，但是味道更苦一些，也沒有提神的效果。比起真正的咖啡來，廉價的菊苣咖啡在德意志地區更為普及。除了啤酒和牛奶之外，菊苣咖啡是當地最常見的平民飲料。

1777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下令禁止進口咖啡原豆。此舉一方面是因為腓特烈認為咖啡會影響健康，減少普魯士的兵源，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減少咖啡消費對普魯士國內啤酒經濟的衝擊。於是一些人將橡子磨碎，與大麥和黑麥等穀物一同烤焦，加水浸泡，變成味道苦澀的深色飲料，作為“代用咖啡”（Ersatzkaffee）飲用。

到1806至1815年的拿破崙戰爭時期，由於法國的“大陸封鎖”政策和英國的反封鎖影響，咖啡在整個歐洲大陸都成為緊缺物資，德國人發明的菊苣咖啡和橡子咖啡在歐洲流傳開來。盛產菊苣的柏林和不倫瑞克成為生產代用咖啡的兩個中心，當時在不倫瑞克城內有二十多座菊苣咖啡加工廠，經營時間最久的路德維希·奧托·佈雷布特魯工廠（Ludwig Otto Bleibtreu）一直運營到20世紀30年代。巧合的是，拿破崙面對英國的海上封鎖，在法國也大力推廣菊苣咖啡。法語將這種咖啡代用品稱為“假咖啡”（mocca faux），這個詞從被法國吞併的萊茵河左岸領土傳入德語，演變為德文的Muckefuck（代咖啡）。

菊苣

食品的代用品

德國的工業革命始於18世紀的最後十年，發源於下萊茵和魯爾地區，然後擴散到柏林和西里西亞。工業的發展刺激了人口增長，而土地無法養活日益增多的人口，大量農民湧入城市，成為工人。馬克思在1848年1月首次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曾經預言過，“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為同17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相比，德國將在整個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擁有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變革”。事實證明馬克思的預言是正確的：《共產黨宣言》付印後不到兩個月，由於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普遍失業，在普魯士的萊茵蘭地區就發生了手工業者和工廠工人的起義。雖然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將起義的原因歸咎於“外國鼓動家”，但是由於社會底層階級的普遍貧困而導致革命卻是不爭的事實。

當時身居社會下層者的日常飲食既不經濟也不健康。雖然白麪包的消費量在19世紀70年代之後逐漸增大，但直到20世紀初，大多數歐洲人用作日常主食的麪包仍非烘焙房裏那種點綴着奶油花和糖霜的精美甜食，而是用全麥粉加上裸麥或黑麥烘烤的、帶有酸味、粗糲難嚥的食品。這種麪包和肉、乳酪、果醬或蜂蜜一起吃會更香一些，但在更多的情況下，黃油和豬油是主要的塗抹料。這些附加的油脂很重要，在當時肉食價格昂貴、肉類消耗量不高的情況下，使得以澱粉類為主的食物更像是一餐飯。

裸麥麪包

工業化時代城市人口增加和社會中下層階級對油脂的大量需求，導致了人造黃油的出現。在1866年巴黎世界博覽會上，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下令招標“為軍隊和社會底層階級提供黃油的代用品”。兩年後，法國化學家伊波萊特·梅熱穆耶發明了用牛油、脱脂牛奶和碳酸氫鈉製造人造黃油的方法，並在法國和英國分別獲得了專利。當時梅熱穆耶認為這種黃油的主要成分包括牛油中的油酸（Oleic acid）以及原誤認為存在的十七烷酸（Margaric acid，也叫珠光脂酸），因此將其發明命名為“奧利奧麥淇淋”（Oleomargarine），這個名字後來縮短變為“麥淇淋”（Margarine）。

1870年，梅熱穆耶在法國的普瓦希開辦了一家生產人造黃油的小型工廠，但是還沒有開工，法國就在普法戰爭中戰敗了。1871年，梅熱穆耶以6萬法郎的價格將人造黃油的配方賣給荷蘭的于爾根公司（聯合利華公司前身之一。當時荷蘭沒有實行專利法），同一年德國製藥商貝內迪克特•克萊因在法蘭克福開辦了世界上首家人造黃油工廠。1873年，梅熱穆耶在美國和德國也取得了人造黃油的專利權。

最初的人造黃油是用牛油和脱脂牛奶製造的，其價格是真正黃油的50%到70%左右，主要消費者是社會中下層階級，被稱為“窮人的黃油”。其產量從1874年的100噸增至1904年的23.8萬噸，產量增加了2400倍。從1874年到1891年，世界上最大的人造黃油生產國是荷蘭，從1891年至1940年，德國的人造黃油產量躍居世界第一，遙遙領先於排在其後面的荷蘭、美國和英國。

1903年，德國化學家威廉·諾曼（Wilhelm Normann）開發出用植物油製造人造黃油的工藝，方法是先將植物油加氫硬化、然後摻入少許牛奶和動物脂肪（主要是牛油，有時加入鯨油）。這種工藝出現後，人造黃油製造商對牛油的需求量驟然降低，1908年美國出口到歐洲的牛油為96000噸，1924年減少到45000噸，1934年之後更是跌至4500噸。另一方面，作為主要原料的植物油最初是歐洲出產的葵花籽油和菜籽油，後來被產量更高、價格更低廉的棕櫚油、豆油及棉籽油取代。德國在1910年從中國和美國進口了8000噸豆油，1913年猛增至11萬噸，主要是用於製造人造黃油。

人造黃油

在20世紀初，德國的人造黃油主要以豆油為原料，而英國和荷蘭製造商以非洲棕櫚油為原料。1911年，英國最大的人造黃油生產商利華兄弟公司在比屬剛果南方獲得了75萬公頃的土地，用於種植油棕櫚樹。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由於油料進口量減少，英國和荷蘭的人造黃油產量急劇降低。在英國政府的建議下，荷蘭的于爾根公司和範德伯格公司在英國設立了人造黃油工廠，使用非洲棕櫚油製造人造黃油。這兩家競爭對手在1927年合併組成聯合人造黃油公司（Margarine Unie），並在兩年後利華兄弟公司合併，組成了聯合利華油脂公司（Unilever）。而德國的人造黃油產量在戰爭爆發後出現了增長的勢頭，一方面是因為德國政府重視發展代用食品工業，另一方面德國可以從當時歐洲最大的兩個農業國家——奧匈帝國和土耳其獲得大量的葵花籽油。

除了食品外，德國的化學家也在積極開發各種工業代用品，這項工作甚至在戰爭爆發前就開始了。從19世紀前半葉開始，由於歐洲人口的急劇增長，農業生產規模擴大，改良土壤的需求十分迫切。1840年前後出現了用海鳥糞和硝酸鹽增強土壤肥力的方法。當時歐洲的農民每年至少需要50萬噸硝酸鹽作為肥料。除此之外，高品位的硝石（硝酸鈉）也是製作炸藥的原料，因此一直是歐洲國家進行爭奪的重要戰略資源之一。

歐洲沒有天然的硝石，世界上最大的天然硝石來源在幾千公里之外的智利阿塔卡馬沙漠。1890年智利向歐洲出口了100萬噸硝石，1909年突破了200萬噸。除了海上運輸路線漫長之外，智利的硝石生產主要由英國資本控制，一旦德國同英國關係惡化，很容易因為運輸受阻而造成硝石的來源不穩定。1905年摩洛哥危機時期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運輸硝石的德國風帆貨船滯留在智利的港口，當地供應商以產量有限為藉口，停止為德國商船裝貨。

德國化學界長期以來致力於尋找人工合成氨的技術。一旦解決這個難題，德國就可以取消對進口硝石的依賴，以氨為基礎大規模生產硝酸和硝酸鹽，製造炸藥、化肥和各種工業原料。1908年德國化學家弗裏茨·哈伯發明了先從液態空氣中分餾出氮氣和氫氣，然後以氧化鋨為催化劑、在高壓環境中將氮與氫合成氨的方法，稱為“哈伯-博施法”。哈伯因此獲得了1918年諾貝爾化學獎（不過由於他發明了用於毒氣作戰的芥子氣，因此一直飽受爭議）。

由於石油來源減少，因此到1917年冬天，德國境內幾乎一半的民用燃料油被苯所替代。德國境內有豐富的褐煤儲藏，從煤焦油中可以提取出大量的苯。但是這種“代用煤油”有很高的毒性和致癌性，容易導致頭疼、噁心、嘔吐和神志模糊，因此沒有多長時間就從德國人的家庭中銷聲匿跡了。

從煤焦油中提煉出來的另一種著名代用品是糖精。1878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化學系教授伊拉·雷姆森的助手、28歲的俄國移民康斯坦丁·法爾貝格（祖先是德國人）在對煤焦油衍生物進行研究時，意外發現其中一種物質具有極高的甜度。法爾貝格和雷姆森經過仔細研究，發明了從煤焦油中提取甲苯，然後經過硫酸、五氯化磷、氨和高錳酸鉀處理、最後結晶脱水製成白色甜味結晶的工藝。兩人將這種物質命名為薩卡林（Saccharin，名字與英文的“糖”諧音）。

1880年，法爾貝格以自己的名義單獨申請了糖精的專利。由於面臨雷斯曼的抨擊和指責，他在1886年遷往德國，在曼海姆市成立了一家用煤焦油製造糖精的工廠。由於當時德國及歐洲的甜菜糖生產也處於上升期，因此糖精主要作為食品防腐劑使用，也有一些醫生將糖精當作治療頭疼、噁心和肥胖症的靈藥。不過，由於糖精的成本價格比食糖低廉得多，因此許多食品製造商很快就開始將糖精作為蔗糖或者甜菜糖的替代物。到1902年，糖精在德國已經變得相當普遍，以至於甜菜糖生產商要賄賂國會議員，限制糖精的使用。六年後在美國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如今大名鼎鼎的孟山都公司，在其成立之初就是一家專門生產糖精的公司。到一戰爆發時，雖然美國的孟山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糖精製造商，但是就總體產量而言，德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糖精生產國——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菊苣咖啡和人造黃油生產國。

與英法這樣的殖民大國，以及荷蘭、比利時等擁有遠大於本土的廣袤殖民地的歐洲小國比起來，一戰前的德國相對來説是一個“缺乏”海外殖民地的國家。其殖民地的出產遠不如英法等國富饒。此外，德國的工業家與容克地主結成聯盟，對本國產品進行補貼，對外實行保護關税政策，其他國家及其殖民地的產品進入德國要繳納高額關税。

另一方面，從1880年到1910年這“幸福的三十年”裏，德國的經濟極度繁榮。在這一時期的德國，電燈、集中供暖、浴室、改良的炊具等先進的生活設施都已經比較普及，食糖消費量從1876年的每人每年大約6公斤增加到1913年的21.4公斤，咖啡、巧克力、熱帶水果等過去被認為是奢侈品的東西的消費量也大為增加。雖然當時甚為流行的黑格爾哲學認為國家意味着“權力”而不是“福利”，但是出於維持社會穩定的原因，仍要設法為所有階級的人創造出普遍的滿足感。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英國立即對德國實行海上封鎖，德國經濟所依賴的穀物、肉類、羊毛、黃麻、橡膠、皮革、錫、錳等原料來源鋭減，而機械、藥品、人工鉀鹼、染料等出口物資的外銷也受到限制。貿易封鎖對德國經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到1916年底，土豆、麪粉和煤炭都成了稀缺的緊俏商品，幾百萬德國人不得不靠喂牲口的蔓菁度過了1916-1917年的“蔓菁冬天”。德國的食品製造商們開發出許多種“代用食品”：覆盆子和貓薄荷的葉子代替了茶葉，烤焦的橡子和大麥代替咖啡豆。居民日常食用的麪包摻入栗子粉、豌豆粉、土豆澱粉和大麥，到戰爭後期甚至摻入麥麩和鋸屑。這種麪包被稱為“代用麪包”（Ersatzbrot）。

由於種植飼料的牧地改用來種植馬鈴薯等主食，因此戰爭期間德國的牲畜存欄量和肉類產量顯著下降，食品製造商設法開發出多種肉類代用品：煮熟的大米磨碎後摻入羊油和豌豆粉，然後壓制成肉塊的模樣，就成了“人造肉”（Fleischersatz）；米糊摻入魚罐頭中的油和洋葱，再澆入長條形的模子，就成了“人造魚”。將馬肉等下腳料肉類絞碎，加水後離心處理，分理出脂肪和肌紅蛋白，做成“重組肉”（Formfleisch）。將燕麥碾磨成乳漿狀，加入少許糖、杏仁、米漿或者豆漿，以及少許脱脂牛奶，做成代用牛奶（Milchersatz）。甜菜提取物加水做成的黏稠糖漿被稱為“人造蜂蜜”（Kunsthonig），其成分主要是葡萄糖和果糖。

1917年開春後，隨着蘇維埃俄國依據《佈列斯特和約》向德國運來大量食品和燃料，供應情況稍有好轉。但是由於協約國的封鎖日益嚴重，以及奧匈帝國和土耳其等盟國的農業生產崩潰，1918年德國還是出現了嚴重的食品匱乏現象。城市居民不得不用一切可以交換的財物來購買配額之外的食品，農民則將盡可能多的食品儲藏起來。德國國內的生活日益艱難，並引發了社會動盪，罷工和示威活動此起彼伏，最終在1918年11月初爆發了基爾水兵起義，隨即在全國爆發革命。德皇威廉二世出走荷蘭，德國向協約國投降。

1918年10月的一户普通德國家庭一天大概就吃這麼多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是德國失去了13.5%的領土、全部海外殖民地和商船隊，並承擔1320億馬克的鉅額戰爭賠款。在這之後，德國經歷了戰後初期十一月革命、卡普政變的動盪，法國出兵佔領魯爾區，以及史無前例的惡性通貨膨脹。待其經濟恢復稍有起色，又遇上了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最終導致納粹黨在1931年上台執政。

為了重整德國經濟，納粹政府的“四年計劃”應運而生。1933年的第一個四年計劃目標為消除失業，而希特勒1936年9月在納粹黨代會上宣佈的第二個四年計劃目標是使德國在必要的生產原料方面能夠自足，這是德國重整軍備的必要步驟。按照納粹經濟學者的意見，若干“關係國家根本”的物品如汽油、橡膠等，即令其在國內生產的費用比在國外生產昂貴，也必須在國內生產。因此德國必須增加“典型商品”如機械、光學儀器、藥品和化工產品的出口，獲得更多的利潤，以補貼那些“關係國家根本”的物資的生產費用。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會要求德國人民在消費方面做出相當時期的犧牲，即所謂“大炮代替黃油”。

主持四年計劃的赫爾曼•戈林在政府各部之上設立了一個具有巨大經濟權力的機關，即“四年計劃管理局”，其中比較重要的職位都由高級軍官擔任，並使用各種戰時的經濟統制辦法去執行四年計劃。負擔這種任務的軍官們自1933年起便已經在總參謀部的軍備經濟研究所裏開始研究工作了。

在1914年以前，世界的生產與貿易基於一種擴大的“國際分工”基礎，歐洲及北美生產商品，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提供原料和市場。這個體系帶給英帝國的惠益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到一戰快結束時，該體系已經幾乎破壞無餘。英國的戰時封鎖已經摧毀了國際分工，於是歐洲各國不得不各自發展扶植本國的“温室工業”。一戰結束後，歐洲沒有任何國家願意犧牲這些“温室工業”，其結果是1920年以後，特別是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後，歐洲各國莫不願意儘量擴大出口貿易，儘量減少進口貿易，並出現了關税壁壘。納粹德國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將別國所做的工作做得更好而已。

由於希特勒撕毀凡爾賽和約、大肆擴軍備戰，德國戰略原料的進口迅速增加，而黃金和外匯儲備急劇降低。為了節約外匯，納粹政府呼籲人們不食用香蕉、檸檬、咖啡、可可等進口食品。不過，這種呼籲很可能會產生不幸的經濟後果，它會剝奪千百萬德國人的日常生活必用品如咖啡和茶，這會引起負面的政治後果，因為如果人民的生活水準被大幅度降低，會容易發生不滿和社會動盪。所以納粹德國一方面減少用於進口食物的外匯開支，一方面設法開發各種新的代用食品。

1935年7月28日的《法蘭克福日報》從“血液和土壤”的種族理論出發，呼籲人們用德國本地出產的大黃梗（味道辛辣，煮熟後可作為水果食用）來代替進口的檸檬。為了減少蘇聯和波斯魚子醬的進口量，德國食品商用圓鰭魚的魚卵來代替鱘魚卵，上色處理後裝罐，以“德意志魚子醬”（Deutsche Kaviar）的名字出售。此外還用動物脂肪、植物油和豆粉製造“人造乳酪”（Kunstkaese）；用植物油、糖、乳清、花生，以及少許的可可粉製作“代用巧克力”（Statt Schokolade）——像用甜菜製造的“人造蜂蜜”一樣，這兩種代用食品也是優先配發給軍隊，然後才滿足平民的消費需求。

人造乳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德國當局吸取了一戰期間協約國的封鎖造成嚴重後果的教訓，因此在二戰爆發前的六年裏都致力於減少對海外農產品供應的依賴。納粹政府採取的措施包括利用農業機械和化肥擴大本國的農業生產，增加代用食品的生產，擴大糧食及油脂的戰略儲備，以及將對外食品貿易轉向那些戰時也可與德國進行貿易的國家，如荷蘭、丹麥和巴爾幹半島諸國。經過多方面的努力，到1939年二戰爆發時，德國對進口食品的依賴從1933年的25%減少到了15%。

當時德國在麪包、土豆、食糖、乳品、肉類和一般蔬菜方面已經實現自給自足，但在油脂方面仍嫌不足。為此德國政府一方面擴大油料作物種植，一方面在開戰前囤積了大量的（足夠三到六個月的）黃油、動物油脂和醃肥肉作為戰略儲備。此外納粹當局還積極號召老百姓用植物油脂和植物蛋白來代替動物脂肪及動物蛋白質（當時德國植物蛋白的一個重要來源是每年根據蘇德貿易協定中轉進口的10萬噸中國東北大豆）。到1940年，德國的人造黃油和代用咖啡產量都居於世界領先地位。

1939年8月27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四天，納粹德國開始在全國實行配給制。配給的範圍最初僅包括食品和汽油，但是兩個月後衣物、鞋子、皮革和肥皂也被納入配給的範圍。列入全國配給範圍的食品包括麪包、麪粉、穀物製品、土豆澱粉、肉類、脂肪、奶酪、糖、果醬、咖啡、可可、蜂蜜、全脂牛奶、茶葉和雞蛋；鮮水果、蔬菜、魚、土豆、甜菜根、洋葱和脱脂牛奶則實行地方配給。開戰後不到一個月，德國政府就已經向全國居民發放了各種配給票：糖票（白色）、肉票（藍色）、牛奶和乳製品票（黃色）、水果和堅果票（紫色）、蛋票（綠色）等等。除了日常生活外，在餐館用餐也要交相應的票據。

1941年德國的食品配給票

雖然德國在佔領法國、荷蘭、丹麥，特別是佔領蘇聯西部地區後，從佔領區弄走了不少糧食和牲畜，但是糧食供應緊張現象在德國並沒有消除，主要是因為有1200多萬德國人在戰爭期間被動員入伍，這些人對德國的工業或農業生產沒有任何貢獻，每天還必須配給至少3000卡路里的口糧。德國平民的食品配給量在1940年和1941年兩度削減，到1942年猛減了一次。雖然麪包的配給量在1943年有所增加，但德國被迫放棄出產糧食的蘇聯西部地區後，配給量再度減少。到1945年，德國人消費的蛋白質只有戰前的四分之一，而脂肪類減少到三分之一左右。

二戰期間德國家庭的主要伙食包括土豆（去皮後用鹽水煮，加上鯡魚汁和麪糊調味），香腸和泡菜，蔓菁，麪包湯，定量配給的少許肉（通常剁得很碎，做成調味汁）和人造黃油，以及將陳麪包或者大麥烤焦後泡水做成的代用咖啡。在店鋪裏可以憑票買到牛奶和水果，包括蘋果、梨、櫻桃和各種漿果，以及核桃和榛子。全脂牛奶（脂肪含量減少到2.5%）僅供應給兒童、孕婦和從事有害工作的工人。

工業原料的代用品

納粹德國企圖達到自給自足的原料除了糧食和油脂外，還有紡織用的纖維、礦物油、鐵砂、橡膠、以及各種工業用金屬。為此一方面需要增加代用品的生產，例如人造纖維或人造橡膠；另一方面設法利用品質較低的德國礦砂來代替從瑞典進口的高品位鐵礦砂。只有無法替代的原料，例如鎢、鉬、銥等金屬，才從國外進口。1940年10月開始的第三個“四年計劃”與上一期“四年計劃”的目標相同，主要致力於發展各種工業代用品，特別是戰時必需的代用品，例如人造橡膠、人造汽油、鉀鹽和奎寧等。

1820年法國化學家首次從金雞納樹的樹皮中提取出奎寧晶體，此後各國化學家一直在嘗試人工合成奎寧，但始終沒能成功。1934年，德裔意大利化學家漢斯·安德薩格在拜耳實驗室發明了氯喹（choloroquine），但這種藥物能夠引起噁心嘔吐、腹瀉、皮炎、白細胞減少等副作用，法本公司認為其毒性對於人體過強，因此沒有用其代替奎寧。直到二戰中由於日軍佔領東南亞，導致奎寧嚴重短缺，美國的斯特林·温斯羅普公司才重新對氯喹進行研究，並用其治療瘧疾和阿米巴病。

天然橡膠的主要成分是異戊二烯形成的大分子聚合物。1839年美國人查爾斯·古德伊爾發明硫化法後，橡膠的應用日益廣泛。到1906年時，世界橡膠年產量是6萬噸，對橡膠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天然橡膠的價格也不斷攀升。橡膠樹屬於大戟科植物，一些化學家和植物學家試驗用同科的塞拉橡膠樹，以及別科的杜仲、銀膠菊、印度榕、卡斯提桑木等植物來生產代用橡膠，但是產量也不如人意。

1906年，德國拜耳公司提出了兩萬金馬克的懸賞，尋求大規模生產人工合成橡膠的方法，並且每公斤橡膠的成本不得超過10馬克（當時天然橡膠的價格為每公斤26馬克）。1909年，德國拜耳公司的首席化學家弗裏茨·霍夫曼研製出將甲基異戊二烯人工合成橡膠的方法，這種產品稱為甲基橡膠。但是此時國際橡膠價格暴跌，降至每磅11.5美分，因此拜耳公司暫時擱置了合成橡膠的生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天然橡膠價格暴漲至每磅1.05美元，於是拜耳公司開始大規模生產合成橡膠，在1914年到1918年間生產了24000噸甲基橡膠。

1926年，拜耳公司與巴斯夫、赫希斯特和阿克發等公司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化學工業集團之一——I.G.法本康采恩。由於英國從1922年起削減馬來橡膠的出口量，因此德國的法本、美國的杜邦公司、以及蘇聯和法國等國都在研究大規模生產合成橡膠的方法。蘇聯的謝爾蓋·利比捷夫教授早在1910年就用丁二烯生產出性能類似橡膠的聚合物，法本公司在利比捷夫的基礎上繼續研究，開發出用鈉聚合法將單體丁二烯分子聚合成橡膠的方法。

法本公司生產的聚丁二烯橡膠商標為“布納”（Bu是丁二烯的拼寫首字，Na是鈉的元素符號），其特點是彈性高，耐磨性和耐寒性好，但是撕裂強度和拉伸強度比較低。1935年，法本公司化學家瓦爾特·波克和愛德華·申克爾在原料中添加苯乙烯，發明出性能更好的布納-S橡膠（S是苯乙烯styrene的首字母），也叫丁苯橡膠。根據法本公司和美國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的共享專利協議，美孚公司從1938年起也開始生產這種合成橡膠。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孚公司被迫向美國政府交出丁苯橡膠的生產專利。這也是美國的四大天然橡膠生產巨頭——費爾斯通公司、古德里奇公司、古德伊爾公司和美國橡膠公司——進行院外活動的結果。當時美國每年消費60萬噸以上的橡膠，其中超過90%是“四巨頭”進口的天然橡膠。但是1942年日本佔領南洋之後，天然橡膠的嚴重短缺迫使美國政府重視合成橡膠的生產。布納-S橡膠的生產工藝被道氏化工稍加改良，改稱為GR-S橡膠（GR-S是“政府橡膠-苯乙烯的縮寫”），其原料為75%丁二烯加25%苯乙烯。到1945年，美國的合成橡膠產量達到92萬噸，其中超過85%是GR-S橡膠。

在德國，除了丁苯橡膠外，法本公司還開發出用丙烯腈和丁二醇聚合而成的布納-N橡膠，也稱丁腈橡膠。1940年德國的合成橡膠產量為4萬噸，1941年增加到7萬噸，同年美國只生產了8000噸合成橡膠。二戰期間，法本公司在德國的法蘭克福、瓦爾登堡、路德維希港和波利茨（今波蘭的波利採）等地有五座人造橡膠工廠，其中位於波蘭奧斯維辛的布納工廠（Buna Werke）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合成橡膠生產企業之一，它向黨衞隊中央經濟總局支付一筆廉價的費用，從而得以使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8萬多名奴隸勞工為其工作。

二戰結束後，法本公司作為納粹戰爭罪行的參與者而被盟國勒令解散，重新拆分成拜耳、巴斯夫、阿克發和赫希斯特四家公司，原法本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受到紐倫堡軍事法庭的審判。法本解散後，“布納”商標被德國巴斯夫化工公司繼承，並一直持有到1988年。

法本公司進行的另外一項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研究是人工合成燃油來代替天然石油。1913年，德國化學家弗里德里希·貝爾吉烏斯將褐煤在高温、高壓環境下加氫催化，生產出燃燒性能與石油類似的石蠟烴液體，這種方法被稱為“貝爾吉烏斯法”。1914年貝爾吉烏斯將這一專利賣給巴斯夫公司，但後者直到1919年才開始試生產。

1926年巴斯夫公司加入法本康采恩後，法本獲得了“貝爾吉烏斯法”的專利，在德國中部萊比錫附近的洛伊納建設了年產10萬噸的煤炭液化廠，於1931年投產運營。貝爾吉烏斯也在同年因這一發明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他的另一項著名研究是用木質纖維素水解制糖）。貝爾吉烏斯法液化煤炭的產品除了可作為“代用石油”的石蠟烴外，還可以繼續加工而得到人造橡膠、甲醇、合成氨和硝酸、以及高辛烷值航空汽油。

除了將煤炭分解液化的貝爾吉烏斯法之外，德國化學家弗朗茨·菲舍爾和漢斯·特羅普施在1925年發現了低温低壓環境下用鎳和鈷催化水煤氣（氫氣和一氧化碳混合氣體），製出烷烴和烯烴的方法。由於其產品的燃燒性能和汽油類似，因此被稱為“代用汽油”，主要用作發動機燃料。從1935年到1939年，德國建造了9座用費舍爾-特羅普施方法生產合成燃料的工廠，年產量達70萬噸，佔德國燃料總產量的9%、發動機燃料的25%。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一共有25座合成燃料工廠，其中12家屬於法本公司。到1944年時，德國的合成燃料生產能力為每天12.4萬桶（相當於每年628萬噸，但實際產量因盟國空襲等因素而比這低一些，每年約500萬噸左右），其中規模最大的洛伊納和波利茨兩座工廠佔三分之一的產量。

人造石油也好，合成橡膠也好，這種“代用品文化”在德國高度發達，究其原因並非德國人天生熱愛代用品，而是由於經濟、政治、軍事、以及地緣地理等因素而不得已為之的無奈之舉。此外高度發達的德國化學工業也為開發各種代用品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持。從19世紀中葉起，德國的化學研究就一直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從1901年到1944年的41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有18位是德國人。儘管二戰後學術中心轉移至美國，但1945年至1990年的73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中也有11位來自西德。除了海德堡大學、哥廷根大學、吉森大學和威廉皇帝研究院等專業的學術機構外，拜耳、巴斯夫、赫希斯特等化工和製藥公司也設有自己的化學研究實驗室。學術研究與實際應用結合緊密，使得許多化學家的發明都能迅速轉化成化肥、醫藥、人造染料等成功的商業產品。

民主德國的咖啡

從腓特烈大帝時代直至20世紀，代用咖啡始終堪稱德國“代用品文化”的象徵之物。二戰結束後，西德經歷了戰後復興和被稱為“經濟奇蹟”（Wirtschaftswunder）的高速增長，而民主德國和其他東歐國家一樣按照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運行。東德的食品消費也呈現出典型的東歐特色，穀物、肉類和乳品等基本食品供應都有保障，但是咖啡、可可、巧克力和高級糖果、熱帶水果等“奢侈食品”需要從國外進口，供應數量有限。其中咖啡佔東德進口食品的大宗，大多是從蘇聯轉手進口的。

在1970年左右，東德的人均咖啡消費量為每人每年3.6公斤，總消費額為33億馬克，和傢俱的消費量相等，是鞋類的兩倍。1976年巴西咖啡減產，導致全球咖啡價格猛漲，這一年東德為進口咖啡用去了7億美元外匯，而前一年僅需1.5億美元。為了節約外匯以進口更急需的石油，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在1977年夏天決定將咖啡從食品店中下架，並且決定在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食堂中不再供應咖啡，今後僅限於在餐館出售咖啡，從而引發了1977年的 “咖啡危機”（Kaffeekrise）。

為了應對這次咖啡危機，東德政府開始生產“代用咖啡”投放市場，其原料含有51%的咖啡豆、44%烤焦的黑麥粉、以及5%的甜菜根和菊苣。這種代用咖啡的味道非常可憎，而且在將黑麥烤焦時會產生有致癌性的丙烯酰胺，因此被東德人稱做“昂納克咖啡”。

“昂納克咖啡”

為了解決“咖啡危機”，東德政府在1978年與越南達成協議，向越南提供貸款發展咖啡種植業，後者向東德及其他蘇聯東歐國家出口咖啡，以換取機電產品和軍火武器等物資。越南藉此契機在90年代發展成為亞洲最大的咖啡出口國，如今成為世界上第二大咖啡生產國，咖啡年產量僅次於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