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舞台上的胡耀邦_風聞

文：袁南生

　　 胡耀邦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時，我國剛剛打開國門，外交工作正處在“開創新局面”的過程中。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對中國外交的重大轉變起了關鍵作用，但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後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也作出了不可忽視的重要貢獻。

調整“聯美抗蘇”的外交思路　　 

　　 毛澤東確定的聯美抗蘇的“一條線”的外交戰略，上世紀70年代末，已不適應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形勢的需要，必須進行重大調整。胡耀邦經深思熟慮後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張。

　　 1981年3月，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強調，社會主義中國應該奉行完全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他認為，要奉行完全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必須做到以下三條：任何時候不依附任何外國的外交政策，不受任何一種國際上的臨時事件所支配，不為國內外某種一時的情緒所矇蔽、所激怒。他還指出，完全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必須包括以下四個基本原則：堅決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建立、發展或保持國家關係；儘量同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國家的人民羣眾建立、發展或保持和平友好關係；堅決支持一切受侵略、受奴役國家或地區人民的反侵略鬥爭。他説：“有了這四條，我們對外活動的形象就信義昭明，正氣磅礴。”

　　 在黨的十二大政治報告中，胡耀邦特別強調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這在當時的主要用意之一，就是認清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與美國適當拉開距離，以保持中國外交的獨立性。胡耀邦認為，美國對華政策有重大變化，但對華的立場沒有本質的改變。此外，美蘇根本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即便美蘇關係激化，美國對我們最好的情況也不會超過二次世界大戰時羅斯福那種情況。因此，對美國希望過頭了，將來要失望。

　　 在對蘇政策方面，胡耀邦強調蘇聯的霸權主義政策是導致中蘇關係惡化的原因。指出中蘇兩國關係“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並且強調中蘇兩國人民具有悠久的友誼，無論國家間關係處於什麼狀況，“我們都將努力維護和發展這種友誼”。他在1981 年3 月又明確提出，在對蘇政策上必須劃清三個界限：堅定地反它的霸權主義，但不能反它的國內政策，不要提出“聯美反蘇”；不要把政治鬥爭、反霸權主義，同完全平等互利的經濟往來混為一談；不要使人們誤解我們同蘇聯整個國家相對立，而要同蘇聯廣大人民儘量保持友好關係。他指出，如果蘇聯當局確有誠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並採取實際步驟解除對中國安全的威脅，中蘇兩國關係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胡耀邦在對蘇政策上的這些主張，改變了以蘇為敵的觀念，對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具有重要意義。　

發展同各國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友誼

　　 受多年來“左”的錯誤的影響，到上世紀70年代末，我黨對外交往陷入了十分困難的境地，除了少數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之外，我黨同蘇聯、法國、印度、意大利等國共產黨公開論戰，同全世界絕大多數在本國有着實際影響的共產黨和社會黨全都斷絕了交往。胡耀邦擔任總書記後，以巨大的精力指導我黨發展同各國共產黨和其它政黨的關係，使黨的對外關係成為中國整體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從1980年至1981年，胡耀邦先後同意大利、希臘、荷蘭、西班牙等國共產黨訪華代表團會談，恢復了我黨與這些國家共產黨之間的友好關係。在這一過程中，他有關黨際關係準則的重要思想也在不斷完善和豐富，由此形成了黨與黨之間友好合作的四項原則：獨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這四項原則，正式寫入了1982 年9 月通過的黨的十二大政治報告和新黨章中。到1986年為止，中共同世界200個左右的共產黨和其它政黨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聯繫，之後又不斷拓展。至今已發展到同世界400多個各種類型的政黨建立了廣泛友好的關係。

　　 在同國外共產黨的交往中，胡耀邦最有代表性的外交傑作是接待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貝林格訪華，這是我黨拓展政黨外交的一個關鍵性的開端。在中共為建立新中國浴血奮戰時，意共給予了我黨以極大的同情和支持。二戰之後，意共從本國實際出發，努力探索符合實際的革命道路，最早提出反對蘇共的霸權主義。到上世紀70年代後期，該黨發展成為其國內第二大黨，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也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力量最強大的共產黨。但是在上世紀60 年代國際共運大論戰中，我黨發表了兩篇有名的同該黨論戰的文章，給對方戴上了諸如“修正主義”一類的大帽子，進而又同他們斷絕關係達15 年之久。對方曾通過種種途徑表示有意要同我黨恢復關係，但我們卻置之不理。甚至在毛澤東去世時，意共給我黨中央發來唁電，我們卻以“中國共產黨人不想同修正主義黨有聯繫”為由，不盡人情地把該黨的電報退了回去。在胡耀邦的親自操持下，1980年4月，我黨邀請貝林格率領意共代表團來華訪問。我黨非常重視這次訪問，給予了高規格的禮遇。鄧小平親切會見了代表團全體成員，雙方在親切友好的氣氛中進行了交談。胡耀邦對於接待意共客人傾注了極大的熱忱。他親臨機場迎送代表團，陪同意共客人到外地參觀訪問，為代表團舉行隆重的告別宴會，發表熱情洋溢、富有實質內容的講話，更重要的是他還先後同代表團進行了5次會談，總時數近20個小時之長，涉及內容非常廣泛。

　　 在意共代表團來訪前，胡耀邦做了不少重要指示。鑑於我黨同意共關係已中斷多年，為使黨內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中聯部為中央草擬了關於兩黨恢復關係的通報稿。原稿提到，在兩黨關係恢復之後，雙方在一些問題上所存在的分歧仍將會繼續存在，但這不應成為恢復關係的障礙。雙方可以在今後的接觸和交往中交換意見，進行討論，求同存異。胡耀邦在審閲定稿時，親筆加上了這樣一段話：“要求各黨在當代共產主義運動和國際國內政策等問題上都必須保持一致見解是不現實和不可能的。”這些“不應當也不必要成為恢復兩黨關係的障礙”。在與意共代表團第一次會談中，他強調，中意兩黨“在完全獨立自主、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恢復關係”。兩黨代表團在正式會談中，不可避免地會涉及一些有分歧的問題，他總是能極其耐心地聽取對方的意見。他還對意共同志介紹一些同我方有差異的國際政策表示感謝，表示將認真研究他們的觀點，並強調“分歧不影響我們完全平等的團結關係”。他在為意共代表團圓滿結束訪華舉辦的告別宴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富有實質性內容的講演。他再次強調：我們決心在兩黨關係上，嚴格恪守完全平等、獨立自主和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則。我們之間在某些問題認識上的不同和觀點上的差異，只能激勵我們相互啓發、互相探討，並通過不斷的實踐檢驗求得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共同進步和提高。

　　 胡耀邦還積極推動建立和擴大中共與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重要政黨及歐洲社會黨的關係。他特別強調，對發展中國家不能以對蘇聯的態度劃線。1980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對社會黨開展工作的方案。1984年在接待德國社民黨主席勃蘭特來華訪問過程中，胡耀邦進一步提出“在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之間應超越意識形態差異，謀求相互瞭解和合作”。這方面最典型的範例是1981 年2 月，胡耀邦邀請法國社會黨領導人密特朗來華訪問，為中法關係的發展下了一着漂亮的先手棋。訪華後三個月，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在隨後幾年與各國社會黨往來的過程中，胡耀邦提出了發展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各國社會黨關係的基本方針：“超越意識形態的差異，謀求相互瞭解與合作，應當成為開拓新關係的惟一現實的選擇。”這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同非共產黨性質政黨關係的一大突破，這個原則不僅被運用於同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的關係，後來的實踐表明，它也被運用於同其他所有政黨的關係。這就使中國共產黨與亞非拉各國民族主義政黨、與各國社會黨的關係有了迅速的發展。

着眼經濟外交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鄧小平提出了改革開放、推動中國大力發展對外經濟關係的指導思想。胡耀邦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的這一重要思想。

　　 1981年底，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的一次會議上，進一步明確了對外經濟關係的戰略地位：“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要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要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係的本領。”在1982年1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專門作了《關於對外經濟關係問題》的長篇講話。在這個發言中，他論述了有關對外經濟關係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提出了明確有力的方針政策。他依據馬克思“生產的國際關係”理論，就對外經濟關係的性質問題作了理論探討。他指出：“在近代條件下，經濟問題決不是一國的現象，必須聯繫到國際關係來加以考察，而不能同國際關係割裂開來。”不説“對外貿易”而用“對外經濟關係”，是因為對外經濟關係的內容比對外貿易廣泛得多。他強調，要按照“利用兩種資源，打開兩個市場，學會兩套本領”的觀點，系統地總結經驗，制訂一整套正確的方針、政策和措施，“走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和國際情況的發展我國對外經濟關係的路子”。在講話中，胡耀邦圍繞6個問題系統闡述了發展對外經濟關係的方針和政策：善於吸引國外資金、正確引進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大力發展國際勞務合作、大力促進國內產品進入國際市場、正確掌握對外經濟援助、正確處理對外關係中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他強調：為了打開對外經濟關係以及整個經濟工作的新局面，大家必須“在戰略思想上真正統一起來，在戰術行動上真正協調起來”。

　　 胡耀邦利用一切機會做有利於對外經濟關係發展的事。在美國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長亞蒙·哈默同中國合作開發煤炭資源的過程中，胡耀邦多次會見哈默博士，並聽取煤炭工業部關於同哈默合資經營開發山西平朔露天煤礦情況的彙報。胡耀邦還特別注意利用出國訪問的機會，促進中國對外經濟往來。1985年4月，他出訪澳大利亞、新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大洋洲五國；1986 年6 月，他又出訪英、德、法、意等西歐四國。在這兩次訪問過程中，他把解決中國同這些國家經濟貿易關係中的突出問題（尤其是貿易逆差問題）、加強經濟技術合作當作主要會談內容之一。

　 

重視中日關係

　　 胡耀邦特別重視中日關係。在20 世紀80 年代初，中日關係是中國同周邊大國關係中發展得最順利的雙邊關係，但日本右翼勢力一直在歪曲歷史上作文章，歷史問題已成為阻礙中日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在十二大報告中，胡耀邦將對日關係放在了大國關係的首位，指出了中日關係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日本有些勢力還在美化過去侵略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的的史實，並且進行種種活動，妄圖復活日本軍國主義。”可見，胡耀邦對中日關係中歷史問題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

　　 1983年，胡耀邦訪日與日方高層達成共識：加強面向21 世紀的中日友好關係。在此基礎上，1984 年，中日兩國成立了一個“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作為兩國政府的諮詢機構，督促兩國友好交流事業的開展。中方的首席委員（日方稱為座長）是王兆國（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委員會建議兩國政府開展了很多活動，其中一項是：日本政府利用ODA 的款項在北京建立了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胡耀邦相當重視推進中日友好，並做了許多具體細緻的工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數1984年親自決斷邀請3000餘名日本青年訪華活動。為了搞好這次活動，中央成立了籌委會，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王震任主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王兆國任副主任，全國青聯主席胡錦濤、副主席劉延東分別任秘書長、副秘書長。由於日本沒有一個單位能統一負責組織和派遣，中方就直接向日本的200多個團體和單位發出了邀請。邀請以民間為主，也充分照顧官方。日本全國47個都、道、府、縣政府都被邀請了。最後，日本220 個團體、單位派遣了3017人（包括63 名新聞記者），組成了217個代表團應邀訪華。國慶35週年慶典前一天，應邀訪華的3000名日本青年分別從南京、西安、杭州、武漢彙集到北京，觀禮“文化大革命”後中國組織的第一次國慶慶典。9月29日，中方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歡迎宴會。國慶節期間，還在首都體育館舉行了一個聯歡大會，日本各界名流出席。出席者中年齡最小的是當時深受中國人喜愛的日本電視劇《阿信》中的小演員小林綾子，只有10來歲；年齡最大是日中經濟協會常任顧問、日中青年研修會會長岡崎嘉平太，當時已85 歲高齡。胡耀邦在聯歡會上強調，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國慶閲兵時，天安門觀禮台上專門給日本3000餘名青年代表留了位置。當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中日青年舞會。燃放煙火後，大家開始跳舞。活動一直持續到午夜兩點多鐘。日本代表團在京期間，胡耀邦在中南海接待了一批日方友好人士。這次活動帶來了很多後續交流。1985年，應日本200多個友好團體的邀請，以全國青聯主席劉延東為總團長的“中國青年訪日友好之船”於1985 年10 月27 日至11 月12 日回訪了日本。團員504名，來自全國29 個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包括56 個民族的青年。代表團走遍了日本40 多個都、道、府、縣，接觸了大量的日本民眾。20 年後，應邀訪華的3000 日本人有的當上了國會議員，有的當上了地方的行政長官或公司的領導者，在日本各個領域為促進中日友好發揮了積極作用。這些人現在是日本國內推動中日友好的骨幹力量。

　　 胡耀邦深知筆桿子的威力不亞於槍桿子，國外的主流媒體如能客觀報道中國，則比我們自己宣傳自己效果更好。胡耀邦藉助外力宣傳中國最成功的範例是藉助三見山崎，透過日本主流媒體來宣傳中國。山崎豐子是日本著名作家，《白色巨塔》的原著作者，以暴露社會陰暗面、開掘歷史深層、塑造時代羣像而著名。她寫作《大地之子》這部反侵略、謀和平的作品，以表現在華戰爭遺孤的命運及日中由戰到和的滄桑。該作品描繪侵華戰爭犧牲品的“棄民”由中國養父母撫育成人，主人公最終任上海寶鋼工程師，並且不顧“文革”受難的經歷和中日經濟合作摩擦的現實，決意留在第二祖國而不回日本與親生父親團聚定居。胡耀邦稱讚山崎摒棄概念化、公式化的“日中友好萬歲”式寫法，產生了令人信服的傳神、傳情效果。發行山崎作品的刊物《文藝春秋》是日本發行量最大的月刊，在日本的影響非別家刊物可比。

　　 為寫作《大地之子》，山崎於1984年至1987年數度赴中國各地採訪。胡耀邦為山崎提供方便，使她得以深入內蒙監獄、寧夏勞改農場，並住到缺電少水的河北農村體驗生活。山崎採訪了從部長到平民的很多人，為時空跨度極大的鴻篇鉅著蒐集了豐富的素材。由於當時剛剛改革開放，還存在種種制約，山崎覺得采訪不夠順利，由此產生了打退堂鼓的念頭。一向談笑風生的胡耀邦，二次見她時正色道∶我給你撐腰就是了嘛，半途而廢可不行噢，你要臨陣逃脱就是膽小鬼，當心我這個督戰隊拿機槍掃你！ 1986 年深秋，胡耀邦去外地視察前抽空見山崎時説，我三次見一個外國作家屬於破例，其用意在於期待你寫出有益於兩國未來的作品，也希望你理解我們不願看到日本受到少數軍國主義者誤導的心理。握別時，他神色凝重地對山崎道∶以後恐怕沒有機會再見了，你明年來時我還在不在這裏都難説⋯⋯，但是我們説好了，大作出來一定送我一部啊！心直口快的胡耀邦的這番話，果真成為永訣之言。

　　 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訃告尚未公佈，山崎已從駐京日本媒體獲悉。她當即飛往北京弔唁，對胡耀邦夫人李昭説了聲“太遺憾了”，就已泣不成聲。1991年6月，她攜帶剛剛付梓的單行本赴江西共青城還願，在故人墓前垂首默哀，並將刻有中共中央撰寫的“胡耀邦同志生平”的墓碑拍照後在日本發表。胡耀邦積極支持山崎自費來華採訪，在既無損形象，又不泄密的前提下，促成了《大地之子》問世，給日本人的中國觀帶來了普遍的、持續的積極影響。　　 

外交逸事 

　　 “十年動亂”中西裝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象徵之一，改革開放以後不久，胡耀邦在中國領導人中第一個穿起了西裝，這在當時是引起轟動的事情。他以身作則地鼓勵人們穿西裝，把這看成是向世界展示中國開放形象、主動與國際接軌的一種手段，同時也促進了中國外交與國際慣例的接軌。

　　 為客人舉行家宴在西方被看成是對客人的最高禮遇，但新中國外交沒有家宴的習慣。胡耀邦是第一個設家宴款待外國首腦的新中國領導人。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訪華時，胡耀邦在家裏宴請中曾根，餐點也多是投其所好。這使中曾根深感榮幸，稱胡耀邦的外交有周恩來遺風。中曾根是偏右的鷹派，1985年曾參拜靖國神社，但他系鈴後又主動解鈴，從1986 年起停止正式參拜。此後日本政府首腦多年“自肅”拜鬼，中曾根等至今不斷抨擊小泉不明智，應該説這是當年首腦外交的長期回報。

　　 胡耀邦高度重視外事活動。在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來華訪問之前，胡耀邦不僅調閲了很多參考材料，對會談作了精心準備，還親自動筆，寫出長達10多頁的會談提綱，送到中聯部，請有關同志閲看並提意見。這真是一個破天荒之舉。胡耀邦對工作極度負責，對外交事務特別認真。對外交部、中聯部等外事部門送到他手裏的稿子，從來不照念，而是仔細推敲，反覆斟酌。不少文稿退回時總會被他修改得“一片紅”。外交部機關幹部至今津津樂道的“例外”是胡耀邦訪問日本時，由當時外交部科員王毅（和現在的外交部長王毅是同一個人）為他起草的一個講話稿。返回來時，胡耀邦只修改了兩處。

　　 胡耀邦在外交場合襟懷磊落，不搞外交辭令。無論是多尖鋭的問題，他都是有問必答，答必所問，從不拐彎抹角，顧左右而言它。胡耀邦的反應之快，談鋒之健、決斷之速，常使外方為之驚歎。例如，他訪問日本期間，有記者問他“是國家主席領導着你，還是你領導着國家主席”的問題，他只用幾句話就解釋得很清楚：“我不能干涉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的工作。但是我們國家的大事是要在政治局討論的。我是政治局的主持人、召集人，我召集大家開會討論國家、政府、黨的事情，形成決議，按各自的職責去執行⋯⋯”台下一片掌聲。對日本記者提出的“中國何時才能改為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的問題，他回答説：“中國有10億人口，人太多，間接選舉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至於將來是不是改為直接選舉，我無權回答。我只是中國的一個公民。改不改，由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由人民決定。”又是一片掌聲和笑聲。忽然，一位日本記者提問道：“今天的晚報上有一條消息，中國有一位外交官亡命美國，不知會不會影響中美商定的政府首腦互訪？”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問題，胡耀邦坦然回答：“我不知道昨天是否有一箇中國人在美國居住下來，沒有得到報告。但是這種事是可能發生的。中國人10 萬萬，跑上幾個、幾百、幾千、幾萬，算不了什麼。鄧小平就對卡特説過，有人想去你那裏，我們送你1000萬！有人要跑，也許是由於中國比較困難。你們日本有個電影叫阿信，她家窮，她不跑，艱苦奮鬥。貴國的阿信比中國要跑的那些人高明1 萬倍！”接着，他話題一轉，透徹地分析了中美關係及其對中日、世界其他國家關係的影響，日記者大為折服，認為“胡既坦率真誠，又反應靈敏”，“中國的領導人有水平”！訪日的最後一天，在離別宴會上，胡耀邦忽發奇語；“⋯⋯到現在為止，我們在日本已經度過了165 個小時了。1加6加5等於12。你們是12分周到的款待，我們是12分的感謝，我們這次建立起來的友誼是12 萬分的寶貴！”一語既出，滿座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