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利益的角度看國家治理_風聞

從利益的角度看國家治理，古人早已有之。

荀子在《荀子·禮論》中論述禮制的起源就提到，禮制是為了解決人們追逐利益的無序，防止社會的混亂動盪，實現天人和諧而產生的。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慾，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這就是從利益的角度來看禮制。而禮制正是我們古代在政治方面的一種制度安排，絕對屬於國家治理層面的內容。換句話説，荀子從利益的角度看禮制，那就是從利益的角度看國家制度安排，看國家治理。

（一）從利益的角度看禮制

首先，我們從利益的角度來看禮制。

《左傳·隱公·隱公十一年》提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另外，《資治通鑑·周紀一》一開篇就通過魏趙韓三家得以分封諸侯，取代晉國的歷史故事論述道：“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並論及禮曰：“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

由此可見，古代的禮制包含我們現今的禮儀內容，但又遠不限於此，從根本上來説，禮制是一種總體的社會安排，是國家制度層面的存在。它的功能就是建立和穩定社會秩序，以利社會的長治久安。所以荀子説：“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慾，給人之求。”《左傳》説：“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且，須知建立和穩定社會秩序是每一個統治階層的首要任務，所以禮制是如此重要，以致《資治通鑑》開篇即以魏趙韓三家分晉為治國之鑑，並強調“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何謂禮？紀綱是也”。

為了確保禮制所規定的社會秩序能夠正常穩定的運轉，我們的祖先更是進一步規定了各自的權利地位、人際交往、言行舉止、服飾衣着、品級待遇等等各方面的內容，正如上文所引用的話説，禮制具體又用君臣、職位、器物來作區分，“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很自然，禮儀就囊括其中，尤其在古代，禮儀不僅僅事關禮貌與否的問題，還事關行為舉止是否正當的問題。《左傳·隱公·隱公八年》就記載過關於鄭公子忽到陳國迎娶媳婦的事情。只因為鄭公子忽是先娶的媳婦後祭祀的祖先，“先配而後祖”，於是陳國的送婚人陳針子就議論道：“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意思是説，這兩人的做法侮辱了祖先，不合乎禮儀程序，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夫妻。看吧，在陳針子看來，這兩人因為不合乎禮儀程序，所以不能算作真正的夫妻，鄭公子忽及其媳婦的夫妻關係就是不正當的。如此我們試想一下，在陳針子看來，這兩人待在一塊兒，又算作什麼呢？

同時，我們知道社會秩序的安排，背後其實是社會權利的分配，赤裸裸一點説，就是關於社會資源的分配和利益關係的安排。所以禮制歸根究底就是對於社會資源進行分配和對於利益關係加以安排。國君有國君的利益所在，諸侯有諸侯的利益邊界，公卿、大夫、士、卒、百姓、黎民亦各有所得，大家各居其位、各守其職也各安其分，於是其樂融融，社會和諧，天下大同。比如，享用舞樂，禮制是如此規定的，“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如果下面的人用了上面的人的禮制，尤其是涉及到皇家用度，就是僭越，而僭越如同造反，基本就是死罪。孔子曾經説過一句特別重的話，即“是可忍，孰不可忍也！”，針對的就是魯國公卿僭越，用了周王才能享有的的禮制。《論語·八佾》記載，“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後，孔子執掌魯國國政，在魯定公的支持下就曾推行國“隳三都”的政策，目的就是打掉魯國三桓（魯國公族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的根據地，加強君權，恢復禮制，雖然後來因為魯國既得利益當權派阻撓，半途而廢，弄得孔子不得不出走魯國，遊走於天下，晚年才回到故國。

因此，禮制是國家治理的一個重點。比如，晉文公回到晉國以後，其國家治理的一項重點內容即重整社會資源的分配，建立和諧的利益關係，恢復社會秩序，凝聚國家力量，《國語·晉語》記載晉文公內政治理説：“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如此，晉文公才開始諸侯爭霸的，五年之後晉國就在城濮之戰中擊敗楚國，一舉取代齊國成為中原霸主。如果利益關係處理不好，即使貴如君王，也會有被人拋棄的一天。《國語·周語》就記載過一件事情，周厲王登上王位以後，驕奢淫逸，肆意揮霍，用度很快就出現不足，於是就想盡辦法與民爭利，重用榮夷公專門替他搜刮天下之利供自己揮霍，引發國人不服一浪接一浪，周厲王為了彈壓這股政治浪潮， 開始在國內密佈間諜，監視國人，一時間弄得國人敢怒不敢言，在街上碰見彼此都只敢用眼神交流，“道路以目”。最終，國人受不了了，暴發之後將周厲王流放到了一個名叫“彘”的地方。

綜上，禮制是一種總體國家制度，關乎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穩定，其根本在於社會資源的分配和利益關係的安排。在不同的時代或許會有不同的“禮制”，或許也根本就不叫“禮制”，但縱觀歷史，社會利益關係和諧，國家政治也一般都較清明，社會就較多呈現一派強盛、繁榮與和諧的狀態。國家治理的成敗，社會利益關係的好壞是根本。

插個題外話。有關於禮儀，今人對於其質與形誰更重要的問題進行過爭論。重質的一方認為禮儀所代表的利益關係更為重要，是否通過固定的形式表現出來則可以變通；重形的一方則認為，只要表現出禮儀形式，那就可以算得上做到“禮儀”了，至於其人態度是否真實則可以擱置。筆者屬於重質一方，但看法稍有不同，即，人們既然尊重某種禮儀所代表的利益關係，那麼自然也就會去恪守這種禮儀形式本身。人們如果不同意某種禮儀所代表的利益關係，那麼服從或不服從這種禮儀形式就已經沒有意義了，重新確立利益關係和禮儀形式才是有意義的事情。反之，如果人們不同意某種禮儀所代表的利益關係，那麼即使一時間還不會違反本有的禮儀形式，但也絕不能長久，終究還是會選擇其它更適合的禮儀形式。

基於此，筆者對於孔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當中的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良苦用心表示極大的崇敬，同時也對孔夫子試圖恢復周朝以來形成的禮制的思想表示不贊同。根本原因，社會生產力在發展，社會各利益集團的力量對比在發生變化，人心已經思變，基於井田制和宗法分封制的禮制已經無法適應社會的這些發展了，必須作出改變才能重新穩定社會，其根本那就是要對社會資源進行重新分配，對社會利益關係進行重大調整。而這從根本上涉及到眾人的身家性命，於是域內域外都爭戰不休，烽火連天，死傷無數。

眼見現實如此，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看法、主張和策略。比如，法家、兵家和縱橫家看到的是機會和功名，都主張順應時勢，建功立業，留名千古，於是他們各展所長，或從治理、或從戰爭、或從外交等處着手，爭先恐後。而儒家、道家及墨家看到的是災難和痛苦，於是他們都主張消弭戰爭，穩定社會，安居樂業，因此要麼呼籲德治天下，要麼期望明哲保身，要麼力行兼愛非攻。這其中，道家尚可隱居起來，與世無爭；墨家則聚起一羣志同道合者，奔走天下，護民止戰，一時“非楊即墨”，影響甚大。唯有儒家，呼籲德治天下，雖奔走遊説，卻終因主張的不切實際，從不見任何諸侯採用過這種治國方略，以致即使聖如孔孟，也並不能得志於天下。筆者原來年少輕狂，也曾認為儒家的這套主張太過理想化，除了方便統一大帝國進行思想統治以外，似乎並沒有更多意義，但是如今換個角度看，儒家主張還是有其過人之處的。儒家其實是在戰亂的現實面前，希望各諸侯國能夠換種代價小的方式進行社會權利的爭奪，這種方式就是德治天下，簡單説就是君主通過對社會的治理，創造美好生活，吸引民眾“用腳投票”，自然而然，越是治理得好的國家和地區就越是能吸引到民眾，社會就越繁榮，實力也就越強盛，到時強弱高低顯而易見，得人心者即得天下！

但是，對於心急的各諸侯國的君主來説，這種方式實在是“來錢太慢”，或許自己還在“德治”，人家就已經打進來了，所以還是先拿起屠刀統一了天下，再來漫談“德治天下”。也就是説，只要通過戰爭還能獲得巨利，“德治天下”的理想就只能總在樓上、半空中。直到如今，在恐怖的“核平”之下，核大國之間的戰爭已經難以想象，大家才能靜下心來思慮“德治天下”，靠苦練內功來吸引天下英才，共謀發展，互利共贏。

（二）從利益關係好壞看國家治理成敗

在這裏，筆者特別想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既有正面案例，也有反面案例，這就是趙魏韓三家滅智氏的故事。

原本，智氏和趙魏韓三家一樣，都是在晉國發展起來的新興貴族，卻在晉國後期基本把控了晉國的國政。當時的晉國國君就像是周王一樣，只是個擺設而已。這四家的命運如何，就看與另外三家的競爭了。他們的當家人分別是智襄子、韓康子、魏桓子、趙襄子。

首先，智襄子開始發難了，直接向韓康子索要封地因為在四家當中，他這一家獨強，他有這個資本。曾經他就在與韓康子、魏桓子的宴會上憑藉自家的“一超獨強”肆意地侮辱韓康子的心腹謀臣段規。所謂打狗看主人，這簡直就是在欺負韓氏君臣，但是韓康子實力不夠，也只能忍氣吞聲。智氏有位賢人叫智果就曾勸諫過智襄子，認為即使實力強大，也不應該隨意欺辱韓氏君臣。而今既然已經欺辱過了，至少也得對韓康子有所防備才對，否則就可能會面臨災難了。智襄子不但不聽，還認為自家在四家當中實力最為強大，要想發難也該自己來，別家即使想發難也沒那個本事，於是對於防備韓康子的問題一點都不放在心上。《資治通鑑·周紀·周紀一》記載：“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這次更是變本加厲，直接向韓康子索要起封地來了。

相比於受點欺辱，封地絕對是個要害所在。韓康子一聽如此無禮又致命的要求，便想也不想就準備回絕智襄子，可是那個真正受到侮辱的段規這個時候站出來了，他堅定地勸韓康子接受這個要求，因為一來如果不給封地，韓氏將首先受到智氏的打擊，韓氏一家抵擋不住，況且給了封地以後還能助長智襄子的囂張氣焰，慫恿他去向晉國別的諸侯索要封地。等到有別家不給他封地而打起來的時候，韓氏就可以相機發難，從而獲取更大的利益。我們來看看他怎麼説的，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向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韓康子覺得這個意見好，決定先忍一口氣，於是給了一塊封地給智襄子。而智襄子果然如段規所言，很快就向魏桓子索要封地。魏桓子和韓康子一樣，本也本能地想拒絕，但經過謀臣任章類似段規説法的勸告，也給了智襄子一塊封地。智襄子果然更加志得意滿，開始伸手向趙襄子討要封地。

也就在此時，智襄子碰壁了，韓康子和魏桓子所期待的那個與智襄子幹起來的人終於出現了，這就是趙襄子。他果斷拒絕了智襄子的無理要求，但也深知智襄子不會善罷甘休。因為智襄子這次要是放過了趙襄子，那麼智襄子的威勢就會受到損害，以後再想對韓魏趙耍流氓可就不方便了。（這是不是跟現在某國的境遇有點相似？）於是趙襄子開始圖謀後路，選擇一座城池作為自己的根據地，以作最後的抵抗。他的謀臣先後推薦了兩座要麼城牆堅固、要麼府庫充盈的城池給他，可是都被他否定了，原因就在於這些城池堅固的城牆和充盈的府庫都是壓榨百姓才得來的，堅守在這樣的城池是難有百姓為自己拼命的。最後，只有晉陽（現在的太原）是可以作為根據地的，因為當初趙襄子的父親趙簡子在派遣尹鐸治理晉陽的時候就定下過治理晉陽的目標：作為根據地來建設。尹鐸於是就在晉陽採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讓民眾普遍感受到了趙君的仁德與慈愛。於是趙簡子在生前就叮囑過身為儲君的趙襄子，如果有難，不要嫌晉陽路途遙遠，一定要選擇晉陽作為自己的根據地。

果然，智襄子聯合韓康子、魏桓子，率領大軍前來攻打趙襄子，來到晉陽的趙襄子有備無患，智襄子久攻不下，兩方進入相持階段。智襄子開始水灌晉陽，只差六尺就可以將晉陽淹沒。晉陽全城被圍得水泄不通，也就斷了補給，城裏百姓日子很不好過，但是沒有人想反叛以求生，都願意與趙襄子共存亡。然而，畢竟城裏物資有限，長遠來看肯定是撐不了多久了，眼見勝利在望，智襄子不無得意地説道：“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但是，原本或許還想着趁火打劫，當時就在智襄子旁邊的韓康子和魏桓子聽了這話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因為他們想到了智襄子貪得無厭的為人，也想到了自己的都城也可以被水淹掉，於是各自打起了小算盤，“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

另一邊，趙襄子也到了生死存亡之際，趙襄子判斷韓魏兩家基於形勢的發展，應當不會希望趙氏滅亡，於是派遣心腹謀臣張孟談去秘密會晤韓魏兩家，三家立馬達成共識，並約定共同出兵，擊敗智氏，三分其地。結果，智氏在趙魏韓三家的夾擊之下徹底走向失敗，幾乎全族被滅，只有智果因為有所預見而改姓輔氏才逃過一劫。

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知道，智氏亡於智襄子利令智昏，而趙氏存於趙襄子的審時度勢。智襄子的利令智昏就在於迷信強大實力，對於趙魏韓三家予取予求，根本就不考慮他人的力量與意志。我力量強大，我就是要打你，打完一次再來一次，直到你的所有完全變為我的所有，極大地破壞了與韓魏兩家利益關係的和諧，完全站到了韓魏兩家的對立面。更何況，智襄子完全不講策略，對於手底下謀臣的勸告一概不聽，剛愎自用，只夢想着自己能夠做大做強，對於大小風險一律自動屏蔽。智果勸告過他，他不聽；絺疵看出了韓魏兩家在滅趙關鍵時刻的反叛意圖，建議智襄子早做防備，智襄子也不聽。結果趙魏韓三家聯合起來偷襲智襄子的軍隊時，智襄子一點防備都沒有，就這麼幹淨徹底地被消滅了。同樣的，絺疵一看勢頭不對，立馬找個藉口出使齊國，也免於一難。反之，趙襄子就很懂得審時度勢，或者善於運用和諧的利益關係，或者善於建立與他人和諧的利益關係。其首先就表現在根據地的選擇，非常明智地躲開了兩個坑，而是選擇與民為善的晉陽作為根據地。其次是表現在與韓魏兩家的合作共贏，最終保障了自家的生存與壯大。

從這個故事出發，我們可以看出利益關係的好壞與國家治理成敗之間的緊密關係。在其它故事中，我們依然可以通過這個邏輯去看問題。比如劉邦項羽楚漢之爭，劉邦善於以利益團結手下，以仁義對待天下，劉邦本人即使並不會帶兵打仗，他的實力卻是日漸增強，最後對項羽形成了戰略優勢，一舉包圍了項羽大軍。反之項羽就不太懂得團結手下和收買人心，僅憑着自己的一膀子力氣，即使勝多敗少，威勢大漲，卻陷入了疲於奔命的困境，結果是越打越弱，四面楚歌，落得個烏江自刎的下場。曹操與袁紹決戰北方也是一樣的。論實力，袁紹勝過曹操許多，但是袁紹搞不定內部的利益糾紛，根本就不能將力量集中起來，反倒致使心懷怨恨的許攸在關鍵時刻判袁投曹，獻出一條偷襲烏巢袁軍糧倉的毒計，使得曹操最終以少勝多，擊垮袁紹這個泥足巨人，為統一北方打下基礎。而袁紹一方，即使在兵敗如山倒之際，還有人在圖謀陷害領軍的將領，猛將張郃就是在被陷害的環境下憤而率軍降曹的。

簡單做個總結，我們需要從利益的角度去看禮制，才能從整體上把握禮制，也需要從利益關係的角度才能看清楚國家治理成敗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