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是個偽命題，其實與普通人無關_風聞

文章來源丨北京大學出版社

魏晉時期，虛無主義突出體現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人怎麼活有區別嗎？這可是完全不同的，到這個時代，價值危機就已經深化到了價值本身受到了質疑。這種價值觀取向最集中地體現在《列子·楊朱篇》裏。

目前學術界普遍的看法，還是認為《列子》是魏晉時期偽造的一本書，那麼《列子·楊朱篇》實際上體現了魏晉時期人的精神氣質，裏面有一段話非常能體現這個時代的基本價值觀：“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死了既然都一樣，你活得那麼努力幹嘛？所以正確的人生態度就是及時行樂。幹嘛呢，費那麼大的勁？這是這個時代的特點。

這個時代的特點、精神氣質又跟它特定的情況有關。我們不能不説，魏晉時期從整體而言，一方面是個迷人的時代，但它迷人的品質是非常小眾的。**如果一個唸書人沒有人民立場的話，他就會特別迷、簡單地迷魏晉時代。**為什麼？比如有人評價魏晉時代，説這個時代是人的解放的時代。我們不能不説魏晉是一個極少數人解放的時代，而不是大多數人被解放的時代。又有人説這是文的自覺，人的自覺的時代。對不起，文的自覺、人的自覺都只集中在極少數真正的貴族，沒有普遍性。

魏晉開了歷史倒車

貴族風流只是作秀

魏晉這個時期從整體來説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罕見的反動時期，直接開歷史倒車。本來秦廢封建立郡縣，我一直認為這是始皇帝歷史上最大的功勞，貴族制度轉為官僚制度。當然我們都打引號，比較粗略地講，大致上大家有這個理解就可以了。貴族制轉為官僚制，多偉大的一個突破，但是貴族制轉為官僚制之後帶來一個大麻煩就是人才選拔。以前重要的位置都靠宗法血緣，你的出身就決定了你的地位，你是一個貴族世家的嫡長子，你再不肖，你只要不犯殺父弒君這種大罪，正常情況下這個家族的一切就是由你來繼承的，這個人才其實是好選拔的。實在不行，如果沒有嫡長子，還有別的，還有嫡子。有一整套完全嚴格規定的、規範好的傳承方式。

但是到了漢代廢封建立郡縣以後，問題就很突出了，那些重要位置的官員怎麼選拔呢？西漢的時候還比較雜亂，大部分是出於軍功，有的甚至是直接買的，然後就慢慢形成了鄉舉裏選制度，那種嘗試就是地方推薦制。當然鄉舉裏選的嘗試在西漢的時候就已經有了，這是正常理性自然而然推出來的，但是它的問題在於什麼？它的問題在於人才選拔，怎麼選拔人才。於是鄉舉裏選的制度推行了一段時間之後，到了東漢，這個制度成了最重要的一種選官方式。

地方推薦制的優點呢，是這個地方官向朝廷推薦的一定是他認識的，他知道的。所以如果推薦者有公心，那推薦上去的人當然就是很好的。但問題是你怎麼能保證推薦者有公心呢？第二，再有公心的人，你想一個地方官在一個地方長期任職，你任職到一定時間，你一定要跟這個地方的世家大族有某種密切的關係，所以你推薦的官員，推薦到中央任職的官員，自然而然就是世家大族的弟子。然後世家大族的弟子到了中央任職，往往任到高官，反而提高了地方豪族的地位，於是這樣一種制度到東漢末年實際上就延續不下去了。

這是中國歷史一大關節，怎麼再延續下去？地方豪族勢力的興起，東漢末年最大的危機就是中央集權和地方豪族之間的博弈鬥爭，所以什麼宦官和士大夫，好像士大夫這邊都是正人君子一樣，開什麼玩笑，相互吹捧出來的。有很多傳奇的時代都是相互吹捧出來的，比如民國，那不都相互吹捧嗎？偶爾出現個魯迅比較實誠，罵一圈之後發現原來都是這些貨，有什麼？就一個個還在那兒説民國有多麼了不起，甚至有人説民國是達到了先秦諸子的高度，請不要侮辱先秦諸子。有什麼高度可言？不説了，懶的説這些東西。

大家都相互吹捧，世家大族之間都相互吹捧，你看到東漢末年那個吹捧之風，什麼“八俊”之類的，就是我吹你家子弟，你家子弟吹我家子弟，然後咱們共同富裕，不就這個樣子嗎？那地方豪族勢力興起，中央集權貫徹不下去，那皇帝能靠誰？除了皇宮裏這些人，皇帝還能靠誰？

所以這是歷代難破的局，這個時候你要理解曹操的失敗是中國歷史上那種重大的失敗。我最近大概有幾年時間，只要看到曹操爭江南失敗，我每次都感慨赤壁那妖風。若無赤壁的妖風，魏晉六朝的準貴族，向貴族制部分回潮的歷史倒轉，那一段反動的歷史我認為有可能避免。**因為曹魏政治集團最重要的國事，也就是基本國策，叫“抑浮薄”。**什麼叫“抑浮薄”？打擊地方豪族，打擊他們相互吹捧的勁兒，所以有人還在那兒瞎傳説，所以歷史有的時候是胡説八道的，歷史都是讀書人寫的，所以你要真迷歷史學，你十有八九不看不行，你也不要真迷進去，讀書人普遍都是既得利益者，凡大有為之君一定觸動既得利益集團，所以中國歷史上往往大有所為的君主，都是被詆譭的。

有人在那兒編故事，説曹操要把位子傳給曹植。怎麼可能呢？我都懶的去考證，按道理推都不對。你看那曹植，曹植犯的是路線錯誤，曹植天天跟地方豪族混在一塊兒，怎麼可能讓他承接？曹魏政治集團最重要的想法就是重塑中央集權，針對地方豪族勢力的復辟，但是這個努力失敗了。司馬氏集團興起，就是地方豪族勢力的復辟，於是形成了魏晉南北朝的那個亂局，西晉的亂局其實在這裏埋下了。中央集權不振，政治權威缺少足夠的力量，也缺少足夠的穩定性和確定性，然後帶來的結果是你那麼差的技術條件，怎麼統治？今天這個疆域，我們用這麼先進的技術條件，都如此難以控制。當然這個技術條件是雙方共有的，何況在那個時代。所以回到這兒，然後這個復辟帶來的整個狀況，就導致了整個兩晉六朝“王與馬共天下”的格局，皇權極度不振，門閥士族興起，從整個大的局面來説，這個是要注意的。

由於魏晉之前東漢末年豪族勢力興起，而這些豪族勢力行其道到一定程度，它導致了什麼樣的結果？它導致客觀上到魏晉時期，地方豪族的子弟佔據了全面的優勢。你去看看《世説新語》，普通士族家庭的人根本都在陰影裏，沒你們什麼事，一切焦點全在豪族。客觀地講，這批人太優秀了，沒辦法，他沒法不優秀，這批人普遍是權貴家庭出身，政治世家，所以從小耳濡目染，不用努力學習，就知道怎麼管理國家，聽明白了嗎？人家那個淡定，那不是開玩笑的淡定，這是第一點。財富世家，名士普遍都以貪財為恥，之所以以貪財為恥是因為已經富裕到了無需貪財的地步，全都是大財閥，錢怎麼會當回事情呢，那多俗呢。然後學問世家，藝術傳承全在他們身上，關鍵是由於遺傳基因的積累，他們普遍長的還漂亮。你去看看那個時代，那個時代對美痴迷到了扭曲的程度，而這個美主要是指男人。

那個時代特別著名的魏晉玄學奠基者何晏，歷史上記載何晏，我猜這應該不是黑他，“動靜粉帛不去手”，到哪兒都帶着化妝包，長的特別白。《世説新語》有一段記曹丕、何晏兩個人比白，曹丕就覺得你這個何晏白得不正常，一定是抹了粉，有一天請何晏來宮裏吃飯，然後上一種特辣的，我也記不清楚什麼了，隨便説，上酸辣湯，何晏喝完了滿頭大汗。上毛巾，一上毛巾他抹完，一抹完之後跟剛才一樣白，由此證明不是抹粉了。這個真是不服不行。

那個時代，整個《世説新語》，有人覺得是了不起的東西，沒什麼，《世説新語》就是那個時代的時尚雜誌，沒什麼，那批人特別會秀，那批人整個在向那個時代的傳聞在秀，所以口碑都是那麼造出來的，彼此之間相互吹捧。你看嵇康，嵇康是罕見的，嵇康是這股濁流裏面罕見的清流，但這個清流也有點刻意的麻煩，傳嵇康説在他山中長嘯，説他的嘯聲中有鸞鳳之音，你蒙誰？你聽過鸞鳳之音？他死就死在這種地方，你身為一個普通人，聲音有鸞鳳之音，想幹嘛呢？所以後來人家説他是“潛龍”。

貴族精英的精神危機

我們不能展開。所有的優勢集於一身，所以這批人不做則已，只要想做其實真沒有做不成的。這個時代的人，最典型的到東晉淝水之戰，謝安的子侄就是所有的優勢集中在身上。平時也就是紈絝子弟，但是真正一到戰場上面臨危機的時候，他們想發揮作用，想建功立業，能力全有。然後由於這方面的生活形態，又由於這個時代特定的時間觀和死亡感受，導致這個時代的人在極度繁華當中，在什麼優勢的東西都集於一身的情況之下，又恰恰在一個此前沒有出現的時間觀念和死亡觀念面前，開始意識到一件事：時間真短，青春真短。那個時代所有能跟時間流逝關聯起來的經典，都按照這個方向來理解。

最著名的就是“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這個“逝”從《孟子》開始就有闡發，那個闡發雖然不是直接的。到了漢代董仲舒、楊雄對這個也有闡發。沒有人把這個“逝”解讀為流逝，但一到了魏晉，那個“逝”都是解為往和盡的意思。所以“子在川上”，孔子在大河邊上説，説的是什麼？逝者如斯夫。一切前進的東西都要像這樣，沒有一點點傷感。修身進德，要像水一樣。所以孟子那一段水則“源泉混混，不捨晝夜”，這個“不捨晝夜”更好跟《論語》當中的“不捨晝夜”相關聯，“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那一段是講人前進應該像這樣前進。

但是到了魏晉，你去看所有的感慨，只要跟時間、跟歲月的流逝、跟青春的消逝、跟生命脆弱有關的東西，都向這個方向發展。所以這一時期的 “逝者如斯夫”，普遍地被這個時代的學者理解為時間流逝。你看這個時代的詩歌，嵇康在他的四言詩裏都流露出那種傷感。四言詩是最難寫的，而且四言詩是最平正的，但是四言詩裏面能安置特傷感的東西還挺不容易。後代有人評價嵇康的四言詩可以放到《詩經》裏，雖然不在305篇當中，但是放在305篇當中並不遜色，但它確實有305篇裏沒有的那種時代感受、時間感受、傷感的東西。你去讀阮籍《詠懷八十二首》，你去讀那段時間的傷感。所以特定的時間感，特定的死亡觀，再加上這樣一個情況，導致這個時代出現了空前的價值危機。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切時代的價值危機，首先體現在士大夫精英層面，它不體現在普通人生活層面。其實到了今天也是一樣的，我們今天中國的知識界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以多種面相表現出來，在我們中國精神裏面也是氾濫成災的。你真正體會體會就知道了，這個我也不好多講，講多了又要批評人了，批評人難免就孟子上身，就不太好，我有年紀了，所以一個年近半百的人就不要太激動了。

所以回到這個地方來，我們不多展開了。**真正樸素的老百姓每一天面對自己具體生活的人，其實往往沒有特別強的虛無感。**你不信走在街頭，你把一快遞小哥攔下來，你問他有沒有考慮過人生意義的問題，我估計人家會説能不能説點人話，別煩我行不行。每一天的繁忙當中，在最飽滿的具體生活裏不斷地去奮勇生活的那些人，真的是讓人致敬的人。

儒家一直有一個講法叫“禮失求諸野”，真正的空虛反而是想事太多的人。想事太多的人，特別容易虛幻、特別容易空虛，真正有閒暇的人，特別容易虛幻、特別容易空虛，今天的中產階級特別容易虛幻，特別容易空虛。我最近常常講中產階級的道德是最靠不住的道德，中產階級普遍的虛偽，這個要注意，所以中產階級的趣味是靠不住的。

我們現在要談到的還不是中產階級，我們要談到魏晉時代真正意義上的精英，當他們真正開始陷入到虛無主義當中時，表現出來的形態就是對天下責任的莫不相干，這種對天下責任的莫不相干形成了他們特定的生活形態，這個生活形態就是清談。東漢末年是清議，到了魏晉時代是清談，清談和清議這兩個清是不一樣的，清議的清對應的是濁，清談這個清擺脱的是應該承擔的責任，徹底把自己拔出來，所以莫不相關。天下治理的好跟我有什麼關係，我活的那麼累有什麼意義？

像前輩英雄那樣活，天下不也就這樣嗎？哪怕像前輩最偉大的英雄那麼活，最後不也是一堆爛骨頭。所以這個時代門閥士族的生活其實普遍是極度奢靡的，而這個時代普通人的生死是完全不被介意的。你們去看看《世説新語》裏面講王敦的故事，石崇請吃飯侍妾勸酒，只要客人不把酒喝乾淨，侍妾就直接被推出去殺掉。稍微厚道點的人哪怕不會喝酒也都把酒喝乾了，這個叫王敦的就是不喝。侍妾推出去殺就是了，跟我有什麼關係，又不是我殺的。哪有什麼人的自覺？沒有。天下責任莫不相干，虛無主義達到極深的程度。

對於這個時代，我們不得不感慨，士大夫精英或者是士大夫階層太不關心天下了，一定會亡天下，所以魏晉是士大夫對天下責任的莫不相干亡了天下。當士大夫太關注天下的時候，也會亡天下，這個有代表性的就是北宋，北宋士大夫普遍有超強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感，這就帶來了一個麻煩。當然我們説兩個極端都不好。

回到這個地方來，時代的虛無主義，而這個虛無主義可以概括成一句話來：人怎麼活着有區別嗎？剛才我講的，在這個時代開始出現了魏晉玄學的努力，魏晉新學風，魏晉玄學實際上就是魏晉新學風，而魏晉新學有別於舊學，有別於漢代的經學，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以為魏晉玄學是普遍的思想潮流，魏晉玄學是小眾當中的小眾，是真正意識到虛無主義、士大夫的虛無主義，並且要努力地克服這個虛無主義的，那極少數深刻的哲學家，當然代表性人物前有王弼，後有嵇康，當時普遍性的學風還是兩漢沿承下來的舊學。

到了魏晉這個時代，由於價值危機深化到了生命的根基處，時間、死亡、人生的意義，所有這些東西都已經不在固有的經典範圍內，不在固有的經典範圍內能得到解決嗎？比如關於死亡的問題，關於生死問題古往今來最明達的態度就是孔子的態度，“未知生焉知死”。有人老在説哲學關心的是我從哪兒來，我是誰，我到哪兒去，你到哪兒去你自己不知道？當然你肯定不知道你去的地方到底是啥。難道哲學關心什麼是死亡的問題？如果哲學天天想什麼是死亡的問題，那你哲學豈不毫無意義嗎？你怎麼努力都沒用，因為你又沒死過，死過的人都已經死了，再也沒有回來過，你有什麼證據，回到這裏，對於一個完全沒有經驗的東西你能説出什麼，所以“未知生焉知死”非常明達。

但問題是當一個時代死亡以如此凸顯的方式呈現在面前的時候，時間已經變成朝向死亡單向度急速流逝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不去面對生死問題怎麼可以？但是固有的經典傳統當中沒有解答，如果有的話就是易傳的傳統，但是易傳的傳統裏面仍然不能發揮出安頓人的生死這一面的東西。回到這個地方來，這個時代就開始出現了新的思想，而這個新的思想，一方面經典依據發生轉變，這個時代三部核心經典跟兩漢的以“五經”為核心根本不同，根本的變化是這個時候開始以“三玄”為核心，而這三玄就是老莊易，《周易》開始得到凸顯性的重視，因為這個層面的問題其他經典解決不了，你用《詩經》來解決生死問題？你用禮來解決生死問題？怎麼可能，所以老莊易成了這個時代經典解釋的核心。

那麼僅僅用這些經典仍然不夠，於是這個時代普遍開始出現了一種對自然之理的強調，也就是説你引用經典作為權威，這有的時候是有效的，有的時候是無效的。這裏面最著名的一段辯論當中，權威的一段，大家有時間可以看《聲無哀樂論》，嵇康就講了一個觀點，説要討論這個問題最重要的是什麼呢？最重要的是求知自然之理，自然之理已經明確了以後，再用“前言往記”以為證，用歷史的記載作為一種佐證，但你不能把它作為根本的根據，所以這個時候對自然之理的強調開始凸顯，所以這是魏晉時代非常明確的一個發展方向。 

“理”這個字的出現，“理”這個字的強化，從魏晉這個發展裏面，你看在王弼那裏面，道理這個“理”出現的還不多，到嵇康寫作的時候，道理的這個“理”出現的次數就非常多了，到了郭象的《莊子注》裏面“理”這個字出現的篇幅是令人震驚的，就是郭象注裏面出現的“理”比莊子本文裏面出現的“理”這個字，這個是差距太大了，比例太高了，成多少倍地放大，這個我沒有做過統計。這裏面體現出的根本傾向就在於，這個時代最核心的哲學家開始關心如何在根本上重建價值，從王弼到郭象的發展，這個就是魏晉時期最核心的偉大哲學家，對那個時代的價值危機、精神危機的回應。